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德尔指出：“我们的教育体系错过了大好良机，因为人们忽视了孩子发育中最敏感最能接受的时期，我们严重低估了孩子学习的能力。问题是我们没有倾听。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即倾听孩子们的要求，这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我们大大低估了婴幼儿的学习能力，因此我们是在孩子已经养成不好的习惯之后再去教育，我们人类所有的教育都是再教育。
我在前面论证中国文化衰落时用了戏曲演员作为例证，对现当代戏曲大师的文化素质存疑；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思考，为什么经常听到一些老戏迷们叹息今不如昔，甚至一些戏曲同行也有这样的感叹。这些卓有成绩的戏曲表演家们之所以能被社会承认，必有它内在的理由。现在的一些青年演员之所以难遂人意，除了文化上的原因外，肯定还有其他因素，这些其他因素里很重要的一项便是幼工。
在《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梅兰芳是这样回忆他儿时学戏的：“一早起来，5点钟（老师）就带我到城根空旷的地方，遛弯喊嗓。吃过午饭另外请的一位吊嗓子的先生就来了，吊完嗓子再练身段，学唱腔；晚上念本子。一整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有工作。”
在梅氏学戏时，舞台上的演员要踩着跷表演，这种跷工就很不简单，“冬天在冰地里，踩着跷，打把子，跑圆场，起先一不留神，就摔跤。可是踩着跷在冰上跑惯，不踩跷到了台上，就觉得轻松容易……”这还是最容易的，至于学武行的更是不知要吃多少苦头。
这种训练的结果如何呢？梅兰芳说：“我练跷工的时候，常常会脚上起泡，当时颇以为苦。觉得我的老师，不应该把这种严厉的课程，加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上。在这种强制执行的状态之下，心中未免有些反感。但是到了今天，我已经是将近60岁的人，还能够演‘醉酒’‘穆柯寨’‘虹霓关’一类的刀马旦的戏，就不能不想到当年教师对我严格执行这种基本训练的好处。”
过去的京剧教育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如“学戏便是打戏”“不打不成才”等。我们要把必须做与如何做分开。童子功是必须做的，但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因为一旦错过了这一时期，很多技巧便无法掌握。这或许就是当今一些年轻演员文化知识高于旧时、但功底欠佳而难以超越的原因吧。不少新派人物看到西方儿童的自由教育，常常一味对传统的京剧教育进行批判，其实批判的应是其方式方法，而不是其强调练童子功的本身！
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注意“可持续发展”问题，任何一项决策如果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无论它的近期效果如何显著都是不可取的，都是“吃祖先的饭，砸子孙的碗”，都是短视的。其实我们目前每个人早期所受的那点可怜的教育也是如此，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绝大多数都是限制了我们今后的发展。
比如练过英文打字的人都知道，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总是经常使用自己感到最顺手的指头，这种方法在开始学习时比标准打法甚至还要快。但是不用多久这种方法就显出它的不足，这种方法不可能取得最好的成绩，相反到一定的速度后，它便制约着打字速度的提高。
标准打法因为规定了每个手指在字盘上承担的字母，开始时可能很慢，渐渐地速度就快了，用这种方法学习的人，能够用同样的节奏打各种频率的字，而且越打越快，用错误方法就不可能达到这种熟练水平。因此错误的方法是不可持续的。
在某种技术上如此，在人生其他问题上也如此，往往都是让孩子自己随心所欲而走上不可持续发展的胡同，然后再寻找解决的办法，有的或许会痛改前非，有的则继续发展，幻想能闯出新路而最终越陷越深。
比如人生很重要的一项品质就是“完成的能力”，这是所有天才最突出的品质，苏联数学家克雷洛夫曾极有见地地指出：“在任何实际事业中，思想只占２％～５％，其余的９５％～９８％是实行。”任何一个有所成就的人都是这方面的模范，并且很小的时候都已表现出来，一些杰出人物儿时的“痴愚”正是这种品质的折射。
但是现实中太多那种半途而废的人了，我常感叹“即使给这些人300年的寿命，也难跻身于一流人物的队伍中”。何以如此呢？这多是由于小时候家长在这方面没有严格要求，从而养成做事不认真、一遇困难便绕道而行的习惯与定势。这些孩子长大后不断地选择新领域，不断地改换门庭，只要达到一定的高度便难以再上台阶，因此总是表现出普通的能力。其实做任何事情，其原理都是相通的，最困难的地方正是最有价值的地方，突破了这个极点便是一种新境界。遗憾的是，我们养成了这种半途而废的习惯，再想学到那种殚精竭虑的苦斗就难上加难了！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地方去让孩子学会这种能力，除了母亲、父亲具备这种素质以外！
一旦养成不好的习惯再去改正，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俄国教育家沃多索娃指出，在儿童教育中，主要的是要培养有良好的道德习惯。但不好的是，没有从摇篮时期起就开始对儿童进行教育，教育往往是从学龄期开始，而在这个时期许多坏习惯已经扎下了根，由于这时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小，由于这时的头脑不大起作用，而且已经指向了某个方向，所以要改掉这些坏习惯就愈加困难。
巴甫洛夫从生理学的角度阐述这一问题，认为儿童习惯和需要的形成，是以儿童大脑里某种固定的神经联系系统为前提，这是大脑高级部分的动型。破坏这种动型，对于一个人常常会体验到一种痛苦；动型的基础愈牢固，人在破坏这种动型时所受的痛苦也愈大。如果我们企图改变儿童的习惯，破坏儿童所习惯了的行动，以及用新的行动去代替其旧的行动，就常常遭到儿童的反抗。
几乎每一个教育家都碰到并注意到这样的问题。
铃木镇一认为要改掉坏的习惯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便是培养正确的习惯以超越它。
他举例说，很多孩子把音符１、２、３、４的半音４（Ｆａ）拉高，这是因为已经按高半音的“４”训练的结果。要把这个已经高半音的“４”恢复到原来像白纸一样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已经死了的东西，是不可能改变的。怎么办呢？那就是让他们学会一个新的、正确的“４”的音。
那个错误的“４”音，如果是听过５０００次后掌握的话，那么就让他们把正确的“４”音听上６０００遍、７０００遍。这样做即便一开始不起作用，但用不了多久与原先掌握的错误的发音相比，听了６０００遍以后养成的正确发音的力量，作为能力就占了上风，这样，新的能力养成了。
如果孩子染上了坏习惯，为了杜绝它，就要培养起良好的习惯。假如那个恶习是在现实生活经过１００次的反复形成的话，那么相反的，良好的习惯，就要反复训练１５０次、２００次，这样孩子养成了新的能力，恶习就自然消失了。
对再教育有更深体会的当数马卡连柯，他的最富创造性的１５年时间是在为流浪儿童和少年违法者组织工学团中度过的，他这样说：“儿童将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主要地决定于你们在他5岁以前把他造就成一种什么样子。假如你们在5岁以前没有按照需要的那样去进行教育，那么，以后就得去进行‘再教育’。”
可这种“再教育”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你们不能够合理地教育自己的儿童，如果你们稍有疏失，对儿童关心不够，或者有时候偷懒起来，放松了对儿童的教育，那时候，要加以改造和矫正，就必须下许多功夫了……再教育需要更大的力量，更多的知识，更大的忍耐……这样的工作即使获得完全的成功，对父母也会造成经常的苦痛，会使他们伤尽脑筋，又往往能损害父母的性格。”“有的父母根本做不好‘再教育’工作，只好把孩子送到工学团去；有的工学团对这样的儿童也没有什么办法，到社会上，这些儿童仍然不能变成社会真正需要的人。”
从这些教育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再教育的困难，我们很多的教育家都是在做这种再教育的工作，甚至与其说他们是教育家，不如说他们是再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