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母职的做法并不是制度造成的
面对这样的亲子关系问题，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制度，是妇女翻身的原因，妇女解放让女性都走上社会从而摒弃母职的做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
但是当我翻开国际共运史时，尤其是当我看到还没有变“修”的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对母职的重视时，这种将问题归结到制度上的想法便显得幼稚乃至愚蠢可笑了。
在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读斯大林女儿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这本书里这位红色公主是这样记录她儿时所受教育的：“我母亲的兴趣在别的一些事上——我们的教育和培养。她死的时候我才6岁半，可是我已经能念俄文、德文，也会写一些了。我已经会画画儿，捏泥塑，用剪刀胶水制作剪纸，已经识得乐谱，还会听着别人弹钢琴记下乐曲的谱子。我哥和我很幸运，母亲给我们找了极好的教师。”
才6岁半就已经能念俄文、德文，就已识得乐谱记下乐谱，就是在我们今天也能算得上神童了。
那么是不是她母亲贵族出身，因为自己小时候受到了这种良好的家庭教育，她自己做母亲时也这样依葫芦画瓢，是习惯使然呢？
否！我们知道斯大林出生于鞋匠家庭，对于儿童教育并无太多关注。斯大林的妻子同样出生于农民家庭，小时候同样没有受过家庭教师的教育，不仅如此，甚至连良好的学校教育也没有受到：她十几岁就同斯大林结婚，快30岁时才进大学学习！
她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家教意识，完全可以说是得益于他们那个社会重视母亲和孩子的风气！
也许有些朋友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可能是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特殊位置所致。事实的回答正相反：“那时所有苏维埃领导人的生活大体上都是这个样。谁也不贪图奢侈生活，不贪图财物，虽然他们都尽量给孩子以良好的教育。他们雇用革命前受过旧式训练的优秀家庭教师，主要是教孩子学德文。”
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时，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家里请有家庭教师，而且还都是“雇用革命前受过旧式训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教育，这究竟要把孩子培养成哪个阶级的接班人呢？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这样去做，相反是让孩子连大学也不上，甚至连中学也不上就到“人民群众”中去，去上劳动大学，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广阔天地炼红心，去经风雨见世面……
给我带来更强理论冲击的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家长教育学》，他在这本书里甚至这样说：“行业、专业、工作，有数十种，上百种，许许多多：有的是修铁路、有的是盖房子、有的是种庄稼、给病人治病、缝衣服等，但是有一种包罗万象的、最复杂和最高尚的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而同时在每个家庭中又各自是独特的、不会重样的工作，那就是对人的养育和造就。”“应当在中学时代就给未来的父亲和母亲以教育学的知识。教育学应当成为对一切人都有用的学科，下面的话也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好像是夸大其词：我认为，没有研究过教育学基本知识的青年公民不应当有成立家庭的权利。”
这是对家庭教育多么深刻而又精辟的认识！有这样的认识，那时苏维埃领导人在子女教育上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很多人都曾听说过这样的传闻，那就是苏联政府曾大力奖励那些多生孩子的母亲，授予她们以勋章，因为他们人口少。后来我翻看资料时才知确有此事，只不过不仅仅是为了多生孩子，而更是为了做个好母亲。
苏联曾设置了“母亲英雄”“母亲光荣”“母亲奖章”等多种荣誉性的称号，并且凡得到这些称号的母亲都能获得某种优待如优先分配住房等，到１９８３年，这种奖章已发出１４０００枚。如果多生了几个就能得到一枚，那么几十年时间只不过多生了这几万名孩子，效果也未必太寒碜了一些。
作为一项坚持了几十年的长期政策，显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数量上的增加，而是要在整个社会倡导一种良好的母亲意识！
那么是否仅仅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如此呢？回答仍是否定的，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在一本我国翻译出版、由捷克学者编写的给女性青年的读物中，他们的学者是这样批评那些摒弃母职的女性：“我们当今世界，极其缺乏的是我们称之为女人或者说是母亲的天性。今天的姑娘不把做母亲当成自己的基本使命，而有时甚至不想当母亲。对这种姑娘来说（由于她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终日忙忙碌碌），教育孩子的事，她已力不从心了。解放运动的消极后果之一是，母亲的作用在现代妇女的眼中急剧下降……那些对自己的生理使命持反对态度，竭尽全力要和男人并驾齐驱的女子，未必会感到自己一度有过真正的幸福。几乎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不能如愿以偿。”
就在这本书里，我们国家司空见惯的“家庭妇男”问题，他们却无限上纲，认为这不是一般小事。比如洗餐具，他们竟明确认为应该是妻子做的：“女人天生有一种巨大的耐心。除此之外，洗餐具这种琐事，虽然单调，看来又很简单，但它却要求女人的手所具有的那种对物体脆弱性的细致感和特殊敏感。”而“一个男人如果围着女人围裙站在洗衣机旁和马马虎虎地洗着脏茶杯和脏碟子，他的心情很快变坏，因为他有一种自我压抑感”。
这样的观点在我们听来决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这已经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了，甚至已经是在反对男女平等了。这样的言论如果在中国出现，虽不说一定会全民共诛之，那也一定会戴上一顶高帽子遭到彻底的批判！可这种观念却似乎是整个东欧的主导观念，中国女性缺乏母性乃至男性缺乏父性当不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
重评中国母亲史
为什么梁启超等一批干将没有将母亲教育提倡开来，相反却在五四运动中灰飞烟灭了呢？
是梁启超等的维新力量弱小吗？是五四运动的革命力量强大吗？历史总是按照它的合力方向前进，当我把背景展开得更大更深时，发现五四运动还仅仅是个诱因！
中国之所以选择了不要母亲，决不是一时的意气，而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中国母教衰落的历史必然，而是中国否定母亲的历史必然。在看似尊重母亲的背后，是一股更加强大的否定母亲的心理在作祟。
说实话，中国并不是一个没有母教传统的国家——所有的文明古国都必然有母教作为支持——但是这种传统慢慢地衰灭了。
在西周时有周室里的三母，在战国时有三迁的孟母，在晋时有退酢的陶母，在唐时有和丸的柳母，在宋时有画荻的欧母、刺字的岳母。但到明清之后，母亲的教育功能几乎丧失殆尽。
这种丧失一方面是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素质急剧下降，母亲丧失了教育孩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日益腐败，女性日益沦为玩物，母亲不成其为母亲而丧失了教育孩子的必要性。皇家皇族生子不由母亲亲自教养，而由奶子府等专业机构分派奶妈等，其目的不是减轻母亲负担，而是离间母子感情以免日后母后干政。富贵人家生子也由奶妈、丫环等抚养，而少奶奶们则是每天在牌桌子上消磨时光。就连鲁迅这样一个破落家庭还有一个长妈妈带养孩子，至于平民百姓养儿养女更如养猪养狗一样，从来只管生不管教了。
因此，明清之后，中国的母亲只有了生理上的而没有了教育上的功能，孩子也逐渐失去了幼学的传统，到了这时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在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天生天养的状态下长大的，对母亲教育、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失去了应有的认识，而且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糊涂乃至错误的认识。
例如，即使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也将公养、公育、公怀视为他的理想：“凡妇女生育之后，婴儿即拨入育婴院以育之，不必其母抚育。”“凡婴儿三岁之后，移入此院以鞠之（公立怀幼院），不必其父母怀抱。”
再如，即使是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也对母亲、孩子发表了这样不慎重的看法：“怀妊，分娩的那一联的工作，自然非母性不能。然而在分娩以后，儿女不必一定要仰仗母性的。就连哺乳也没有母性的一定的必需……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如真是上了理性的轨道，一切的施设都是以人为本位，我想儿童公育早就应该认真实行的。儿童公育不仅是解放了女性，而且救济了儿童。在公育上如是使用保姆，那一个人的母性更可以发挥成十个百个人的母性。”
因此从办女学开始到反对母性教育，不过十余年时间就销声匿迹，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其时根本就没有这种母亲教育生长的土壤，母性教育还没有让其意义展开就被打翻在地了。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打倒也还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的女学的确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也就是让女人去做妻子而不是做母亲。即使有一些相关的做母亲的内容，也不能说那时的人们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母亲对家庭、国家、民族的极端重要性了，仍然不过是先相夫后教子的准备罢了！
如果这种母亲启蒙运动开展了几百年然后再来娜拉，那么中国社会面对娜拉时就要理智得多了。西方社会是对母性已有认识后才出现了娜拉，而中国是对母性还没有认识就去学娜拉，相差整整一个阶段！
因此，当时的女学，貌似为母，实则仍在为妻，因此五四才去打倒，五四打倒的本是为妻的女子教育，但是却连为母的女子教育也一起打倒了，不仅倒掉了洗澡水，而且连婴儿也一同倒掉了，而这一切又无不表明中国母亲教育的落后！
伪劣产品的本质在于伪劣母亲
没有家庭教育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整个社会道德、生活质量的下降。
早在20世纪６０年代，周恩来就告诫干部子女不要做“八旗子弟”，８０年代后，干部子女问题逐渐成为一大社会焦点问题，不仅群众意见大，就是中央领导同志也对此一再发表讲话。邓小平就曾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包括已经退休的，要“言教”“身教”好自己的家属，如果言教、身教作用不大，那么组织上就应该下手去管去教……
为什么不是干部本身的问题?是其子女的问题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呢？
原因在于这种“公育”最后还要落入“私情”的窠臼。甚至越是“公育”越是更深地陷入“私情”的窠臼。因为人们错误地把那些不管教孩子的干部认为是好干部，因此提升得更快，拥有的权力也更大，这些人可以过好亲属朋友关，金钱美人关，但是到了退休之际却难以过好子女这一关。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来没有得到良好家教的孩子，面对激烈的竞争，自然处于不利的位置，这时即使父母不徇私情严格要求，孩子也会瞒着父母利用父母的关系做出不该做的事。二来看到孩子处于不利位置，自己也会为过去的疏忽感到愧疚而生出一种补偿心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做出的。三来人到老年有一种自然的情感归属需要，正如青春前期有一个异性隔离期，男女同桌不仅不说话，而且桌上还有一道“三八线”，可到青春后期则进入寻偶期，这都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要。即使是对于刘备那样的大英雄，尚且还要顽固地将权力交给阿斗那样的大傻瓜，更何况其他各路英雄了！
但是，如果一个领导干部注意了教子，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
因为注意了教子，孩子的成长一般都比较健康，走上社会也就没有多少障碍，对父母也不会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即使提出了，父母也不会随便满足。
曾国藩之所以被视为“万世完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孩子没有玷污他的清名，就在于他看到了教子的重要。大禹之所以三过家门而不入，并不是因为他公而忘私，公而忘教，而是因为家有贤妻，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孩子的成长，因此才放心地在外治水，他的儿子启成为一名贤君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果大禹治了水却没有治家，儿子成了桀纣，酒池肉林，苛政猛如洪水，大禹便不会如此受人尊敬了！
现在人们却相反，没有治家却去治水，结果天灾未降，人祸却不息，想想我们历史上的那些灾难，哪一次不是人祸所致呢？
其实，干部子女问题还仅仅是冰山之一角，比干部子女问题要严重得多的是更加庞大的普通人家的子女问题，是整个中国人的素质问题。
现在人们有一个错觉，以为只有干部子女才出现这些问题。这种看法是偏颇的，我以为干部子女的整体素质是远远高于普通人家子女的，只不过某些干部子女胆大包天作案巨大影响恶劣才导致人们对这一群体的错觉罢了，事实上，普通人家子女的问题更甚。
由于整个家教出了问题，父母的不合格导致了其后出生人口的整个不合格，导致整个人的不合格，这才是当代中国最可害怕的事情，这才是当代中国最为严重的问题。
伪劣产品、治安恶化、道德滑坡、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归根结蒂还是人的不合格的副产品。一个不良的习惯让随手扔出的烟头烧掉了一个大兴安岭，一个心怀非分之想的业务员让广州白云机场上的三架波音飞机化为灰烬，一个到城市找工作的知识青年结束了一个帮助自己的著名作家（戴厚英）的生命，一个经过层层筛选政审的武警战士砍死了一个自己保卫的副委员长（李沛瑶）……
铁门铁窗铁阳台，我们并不感到安全。“您好”“对不起”“谢谢”，我们并不感到亲切！一个国家如果科技文化不发达，那一定是他们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如果社会风气不良好，则一定是他们的家庭教育出了问题！面对今日中国的诸多问题，我们必须要来一场全民族的家教大反思，如果没有这种反思，我们民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