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高音喇叭这一事物, 可捕捉到乡村社会中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隐蔽变化。至于变化的原因, 制度分析的思路并不能给予回答, 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 制度是权力运作方式的反映, 后者是前者的“原因”而不是“结果”。本文对该问题的解释将采取一个“能动”的视角, 即把国家看作一个行动者, 具有独立于社会及其他群体进行自主行动的能力。以此为前提, 国家权力的运作便可被视为一种国家行为, 行为的改变既有主观因素, 也受制于客观原因, 具体而言, 前者体现为国家治理内在逻辑的变迁, 后者则是指“国家”这一行动者所在的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
(一) 国家治理内在逻辑的变迁
1. 村委会职能的转变。
村集体曾经是农村里唯一有权使用高音喇叭的单位, 未经授权任何个人都不能使用这一宣传媒介。在高音喇叭刚普及的年代, 生产大队就是村集体。根据1962年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基层政权单位, 生产大队隶属于公社之下, 组织农民开展生产活动是其主要职责。据米村村民回忆, 当时每天早上6点左右, 各生产队干部就会敲钟催促村民到地里干活, 中午11点半左右再敲一次提醒村民吃饭休息, 村民的作息时间受村集体严格管理。喇叭则会同时播放能够调动农民“抓革命、促生产”热情的革命歌曲, 还有就是通知开会、做政治宣传或告知村民去大队看文艺演出。喇叭当时是村集体用以管控村民的工具之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 农业生产“包产到户”, 村集体不再需要组织生产。与此同时, 村委会取代生产大队成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组织, 根据《村组法》, 该组织主要负责办理村里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换言之, 村集体不再担任“大家长”的角色, 转而成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村集体作为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社会的触角末端, 其角色转变意味着国家权力对自身作出了限制,不再意图干涉农民的私人生活。从商业广告频繁出现在喇叭广播中到私人喇叭的搭建, 这一乡村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是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有限抽离的例证。
2. 从“统治”到“治理”。
村集体由管控者变为服务者的角色转变背后反映的是国家管治理念的变化。在现实层面, 这一变化直观地表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文件里某些措辞的调整上。1998年,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首次出现了“社会管理”一词;到2013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并多次提及“社会治理”一词。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变化,而就国家管治理念而言, 这其中隐含的是一条由“统治” (government) 迈向“治理”(governance) 的理论线索。
西方治理理论对“治理”有着明确的界定:
“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 满足公众的需要。其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 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这是一个与“统治”相对立的概念, 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权威”不同, “统治”的权威只能是政府, “治理”的权威可以是公共机构、私人机构或两者的合作;二是权力运行方向不同, “统治”总是自上而下的, “治理”则是上下互动的。总之, “治理”这一概念是在对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角色的反思中形成的, 它强调“社会”之于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性, 突出现代公共事务管理的多主体特点。
笔者以为, 国家在对其管治方式的反思过程中, 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 即摒弃过去纯粹依靠自上而下的政令实行严格管理的模式, 一方面激活社会力量, 并向其让渡部分管治权利,另一方面转换并突出服务者的角色。之所以强调“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对这一套西方的治理理论是应当作批判的认识的。正如王绍光所指出的, “过去二三十年主流治理研究基本上是宣扬一种规范性主张, 即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没有什么扎实的实证性基础, 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治理理论需要扬弃的便是其中的新自由主义主张。
(二) 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
作为国家权力运作的场景, 乡村社会环境在过去几十年间在多个方面发生了变化, 在此选取较为突出的两点进行讨论, 分别是村庄流动性的增强与信息的多源化。
1. 流动的村庄。
在过去的中国农村, 国家权力之所以能够通过高音喇叭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 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都被束缚在村里的土地上, 广播内容基本能够传达到每个个人。然而, 改革开放以后, 农民“人地分离”的程度愈发加深, 原本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变成了高流动性的村庄, 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报 , 2016年年末, 全国流动人口有2.45亿人, 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 较上年增长1.5%, 其中外出农民工有16934万人, 增长0.3%。有专家学者指出, 未来流动人口规模仍将持续增长 。村庄的高流动性意味着乡村的空心化, 这对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动员带来了挑战。
以米村为例, 全村5000多人口, 有1000多人在外打工, 基本上每一户村民家庭都至少有一个外出务工者。其中, 男性一般从事建筑业, 多数到外省 (如内蒙古、宁夏等地) 工作;女性一般从事纺织等轻工业或服务业, 出远门的人较少, 工作地点以河北、北京为主。从事建筑业的村民一年中平均有6个月的时间在外, 大部分人2~3个月回村一次, 一般选在麦收等农忙时节回来;从事其他行业的则在节假日回来。外出打工的村民年龄在20~60岁不等, 以30~50岁为主, 不少家庭是青壮年的夫妇在外打工, 老人和孩子留守家中。可见, 米村的人员流动现象十分突出, 这对村庄治理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大大削弱了喇叭广播的动员效果, 原因是喇叭通知不到外出的村民。
实际上, “喇叭通知不到人”只是当前中国农村治理形势的一种表象, 其背后反映的是流动社会中乡村政权已无法像过去那样直接管理每个农民个体的现实。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愈发突出, 其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挑战已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 而具体到基层社会治理, 张静就指出, 乡村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冲毁了形成于集体经济时期的“政府-单位”双重治理体系, 以致政府的政令难以落实到个人, 造成群众越来越“难以管理”的困境。因此, 村庄流动性的增强其实也在倒逼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采用不一样的运作方式。
2. 多源的信息。
高音喇叭最早是作为共产党“宣传下乡”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的, 作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大众传播工具进入乡土社会的第一次高潮, 农村的高音喇叭将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传到了农民耳中。第二次高潮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 以“村村通”工程的启动作为标志。“村村通”是一系列国家系统工程, 包含了公路、电网、自来水、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等各项基础设施在全国各地农村的建设。其中, 电视的出现是对农村信息传播方式的大幅升级, 农民从此能够以更为直观的方式获取各类资讯。进入21世纪, 手机和电脑的逐渐普及可以说掀起了大众传播工具“下乡”的第三次高潮。
米村在2012年曾进行过一次50%抽样的户情调查, 调查了村里648户 (全村共1260户) 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结果显示, 648户里仅有30户没有彩电, 42户有2台彩电, 平均每户有1台;家里没有手机的有32户, 不少家庭都有3部或以上, 平均每户有2部。可见, 米村基本已实现电视和手机的普及, 村民了解信息不再需要依赖喇叭的广播。另一方面, 村干部对喇叭的依赖度也在逐渐降低, 村领导班子要开会时, 越来越多地通过电话或微信召集, 村里的广播员到广播室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信息传播在农村地区已呈现多源化的局面, 高音喇叭的传播效率远不及其他现代通讯工具, 自然会被逐渐遗忘。党和国家的意志试图借助电视、手机、电脑等新的信息工具进行传播, 但现代社会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在接收信息时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权, 来自国家的声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到个人, 目前恐怕只能得到一个较为悲观的估计。
(三) 小结：乡村社会的“大转型”
高音喇叭为表, 国家权力为里, 从上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到, 在乡村社会当中, 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以及乡村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 正是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出现了转变。稍作延伸讨论, 上述变化基本都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 实质上共同指向乡村社会在这一时间节点之后的结构转型。国内学者站在社会结构的角度, 认为中国社会 (不论城市或是乡村) 经历了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 (或曰“个体化社会”) 的转变。总之, 前者的核心特征是国家既吞没了社会, 又吞没了经济, 而后者则以“自由”和“多元”为特点。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
总结与讨论
本文呈现了米村高音喇叭最初以“国家象征”的姿态出现, 如今成为广告工具, 逐渐走向边缘化的演变过程。通过上述研究和分析, 笔者发现, 农村高音喇叭变化的背后, 反映的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运作方式的转变, 而转变的主要原因, 并非基层行政制度建设存在纰漏, 而是乡村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转型, 不再保留过去总体性社会的特征。总体而言, 上述转变是时代的进步,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实现了从“管控者”到“治理者”的角色转换, 但同时也遗留下一个重要的乡村治理问题：当国家尝试以新的方式运作权力时, 如何继续确保治理的有效性?
政社分开后实行的村民自治被寄予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厚望。让村民当家作主,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确实有助于让村民自己发现问题, 并采用符合当地社情的方法解决问题。然而, 村民自治在发展过程中亦遭遇到诸如“两委”矛盾凸显、选举“乱象”频发、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开、村务公开存在盲点、自治权与行政权冲突等现实困境。要突破困境, 既需要国家的适度引导, 又需要创设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条件, 以培育农民的自治精神, 但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短期内难见显著成效。
村民自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治理制度, “培育村民自治精神”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完善途径是需要的, 但同时也要设法提高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村级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结合本文的分析, 适应乡村社会日益增强的流动性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将传统治理手段与网络信息技术相结合则是克服流动性的有效途径。
根据卡斯特的观点,人类已进入网络社会时代, 国家权力运作的场所已由“地方空间”变为“流动空间” ;“缺场交往”因此正迅速扩展并逐渐取代“在场交往”, 成为人们主要的交往形式。传统治理手段是一种“在场治理”, 如村干部和村民在村委会办公楼或村民家中解决问题, 但现在由于村庄人员外流, 往往会遭遇“找不着人”的困境, 这时就需要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办公”, 实现“缺场治理”。
笔者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也已经观察到这种“缺场治理”的现象。近几年, 上级政府部分工作安排的下达、村两委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的汇报等事务越来越多地通过微信群完成;在调研行将结束的时候, 村干部更是向笔者请教微信的使用方法。
由此可见, 国家权力正试图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来治理村庄;至于其效果如何, 尤其是是否有助于实现“管控”与“服务”的双重治理目标, 还留待日后再观察。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 治理有效是基础”。而作为一个初步的探索, 本文主要揭示了实现有效治理所要应对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状况, 至于解决问题的具体方略则有待后续研究来发现和阐明。
本文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4期，原题为“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