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媒体的堕落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媒体正在堕落。
这种所谓的堕落，并非说这些媒体都在道德方面走了下坡路，而是说它们正日渐变得人云亦云起来。
在过去的时代里，作为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媒体掌握着丰富的信息来源，同时也以其学识和理性，担负着引导意见的作用。然而，它却在逐步丧失自己的影响力。
和政府一样，报纸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卑躬屈膝，看不到一点自己的立场。
当然，在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后，报纸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只不过是因为它成了群众意见的传声筒，或是群众情绪的晴雨表。
当报纸只能提供信息的时候，它就放弃了自己的地位，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可能。
于是，报纸便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和其他报纸竞争的需要，它只能大幅度扩充版面，加大信息量，尽量使每一个读者都能在报纸里找到自己支持的观点，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
在过去的时代里，曾经有一些稳健而又不失影响力的报纸，比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它们曾被上一代人当做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
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可以做到恶语中伤，但决不能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同样的，这些报社也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在今天这个时代，政府和报社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密切关注各种意见上，这已经成为了它们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
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一件事情可能今天还会得到褒扬，第二天就会遭到群众的痛骂。
（8）历史观的消亡
我们可以在此得出结论：现代人的历史观正在逐渐消亡。这指的是他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很难秉承一个长久的标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由于没有一种能够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最后的结果就是极度的分裂。
这种分裂波及到所有的方面，比如说，人们对于一切社会秩序，都存在着至少两种极端分歧的信念；更有甚者，如果一件事情不明确地触及他们的直接利益，他们就绝不会关心。
比如说，像社会主义信条这样的问题，只在极度缺乏文化的阶层里得到赞成，比如那些矿山和工厂里的工人，最为拥护这一主张；而那些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一些受过教育的工人，不是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对此保持谨慎的观望的态度。
在过去的25年里，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此之前，人们的意见还可以大致预料，因为它们都来自一些基本信仰，也就有着屈指可数的几种来源。
比如说，只要某个人是君主制的铁杆拥护者，那么就可以断定他有着怎样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同样的，只要某个人是共和主义者，就可以断定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
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
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凡是提到一些那些革命领袖，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莫不必须着宗教式的虔诚，还有一些人名，如凯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也必须在提到时予以猛烈的痛斥。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使得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之短，以至于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让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尽管这标志着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但是我们对于这种理念的衰退，并不需要过于悲伤。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那些伟大的人，那些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以及那些使徒和民众领袖，所有的那些真诚而又有强烈的信念的人，总是要比那些只会否定、批判或者麻木不仁的人有更大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他们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不过我们还是要记住一点，由于目前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因此，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
群众偶尔是个步态悠闲的主人，但他们同时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
当一种文明让群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