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类信念与意见
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心理特征往往存在着密切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在生物学研究上，我们经常需要对不同时代的同一种生物进行比较。在那些解剖学特征中，会看到一些不易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它们的改变甚至需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
除了这些稳定的、不可摧毁的特征之外，也可以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比如利用畜牧和园艺技术很容易就能加以改变的特征。有的时候，这些特殊特征是那样鲜明，它们甚至会使观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了有不可变的心理特征外，也能看到它有一些可变因素。
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意见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总是可以观察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见，其多变一如岩石上的流沙。
于是我们知道，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非常不同的两类。
第一类，我们有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们能够数百年保持不变，整个文明也许就是以它为基础。例如过去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和当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
第二类，是一些短暂而易变的意见。它们通常是每个时代生生灭灭的一些普遍学说的产物，这方面的例子有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例如那些产生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这些意见通常都是表面的，就像时尚一样多变。它们类似于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
现在，就让我们来展开探讨，研究一下这两类不同的信念和意见。究竟是如何在群体之间发生变化的。
（2）信仰的变化范围
伟大的普遍信仰数量十分有限。它们的兴衰在每一个文明种族的历史上，都绝对是令人瞩目的事件。这也就是说，这些信仰构成了文明的真正基础。
通过前面的探讨我们得知，群体有着极为偏执而保守的本能。因此，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不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易。不过，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
即使是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几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
可以说，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我们在前面说过，一切普遍信念都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与讨论。
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开始衰亡。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
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各种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每个民族都清楚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它们本能地知道，这种信念的消失是它们衰败的信号。
比如说使罗马人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当这种信念寿终正寝时，罗马也注定衰亡。至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具备某种共同接受的信念，使他们取得了一定的团结，摆脱了无政府状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的意见时，总是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这显然事出有因。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
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寻求或坚持普遍信仰，才有那么多发明创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或他们逃脱了殉道，也难免死于绝望。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经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站稳了脚跟，它便会长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它都会进入最清醒的头脑。
在长达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都坚持认为，那些野蛮的宗教神话都是真实而不可争辩的。那位伟大的上帝，居然因为他创造的生物不听话，便进行了残酷的自我报复，让他的子民们承受洪水的惩罚。
这种故事是这样的背离逻辑，然而在十多个世纪里，居然一直没人认识到这种神话荒谬至极。即使是那些有着过人天赋的学者，比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也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种说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实更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理智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