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全面二孩效果的判断
使用滞后于生育状态的教育数据来“修正”生育率，有着深刻的教训。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当年的调查生育率是1.22。尽管之前诸多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低至1.2-1.5，但官方学者使用教育数据把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上调47.5%到1.8。在此之后近10年时间里，计划生育部门把“修正”后的1.8奉为权威数据，一再贻误人口政策调整。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当年的生育率仅1.35。
翟振武使用教育数据断言中国没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是故伎重演。 比可能虚高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数据反映的是至少六年前的生育状态，无法体现生育意愿的快速变化。
如果从抽样调查数据来判断，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后就已大幅下降。在2007-2010年，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为分别为1.45、1.48、1.37，1.19；除去人口普查年份较低的2010年数据，平均为1.43。而2011-2015年的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4、1.25、1.22、1.26、1.05，平均为1.16，比2007-2009年要低19%，其中的最高值都要低于2007-2009年间的最低值。
不过，由公报出生人口来推算，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基本稳定。其实，统计公报的与抽样调查的数据之间一直存在差异。在2001-2009年，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比由抽样调查生育率推算的要多98万至267万，平均每年多180万。但在2011-2015年，这个出超进一步扩大到291万至523万，平均每年要多387万。如此之大的差异究竟如何解释，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如果以人口普查为准，抽样调查倾向于低估生育率，而统计公报倾向于高估生育率，但抽样调查生育率要比公报推算的更可信一些。 在2001-2009年，抽样调查推算的出生人口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年均少71万；而统计公报出生人口要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要多23万到230万，年均多107万。使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核实，我们也发现抽样调查数据也要比每年统计公报推算的数据，更能如实反映出生人口的长期变化趋势。
抽样调查生育率是由1‰的抽样样本直接计算，而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其实也是基于相同的样本，但在计算中进行了加权调整。虽然由于样本的变化，抽样调查生育率可能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但并不像公报出生人口那样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
如果说2011-2015年的生育率依然迷雾重重，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预测一错再错则是昭然若揭。表2的预测来自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该报告排名首位的专家正是翟振武。尽管之前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预示了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但这个在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公布的预测依然是谬之千里。
按该报告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公报出生人口在2016年当年就见顶了。根据统计公报数据，2017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万，比最低预测2023万少了300万，甚至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70万还少47万；而2018年出生的1523万，比最低预测2082万少整整559万，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25万还少202万。
坦率地说，我们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对政策效果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但对于一直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的我们来说，现实比我们预料的还严峻，只是更强烈地印证了我们的忧虑。此后，我们在2017年10月发表的《从十九大的人口政策内容来看人口数据将面临的两大冲击》一文中则提到：“2018到2021年的出生人口将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出生人口能达到国家卫计委预测下限（低预测）的可能性都是零。”2018年的数据符合这一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