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描述的个体经常是那些没有意识到其精神生活现象的意义的人。注意力集中的人也很少能立即告诉你，为什么他能够即刻看清事物的全貌。某些精神机能在意识领域寻找不到；虽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强迫注意力达到某种程度，但对注意力的刺激却不在意识之中，而存在于我们的兴趣当中，进一步说，存在于无意识的大部分领域当中。从其最大范围而言，这既是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也是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在一个人的无意识中寻求并找到他的行为模式。而在他的意识生活中，我们只能处理他的一个影像，一张底片。
一个虚荣的女人通常对其中许多场合表现出的这种虚荣心毫不知觉，相反，她的行为只会使人明显地感到她的朴素。我们没有必要知道某人是虚荣的并且会继续虚荣下去。确实，试图让这个妇女知道自己的虚荣是相当徒劳的。因为，她要是能知道自己是虚荣的，就不会再继续虚荣下去了。我们通过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一些不重要的或毫不相关的事物，来获得某种夸张的安全感，从而看不见自己的任何虚荣。这整个过程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如果你试图和一个虚荣的人谈论他的虚荣，你将会发现很难就此话题谈论下去。他可能表现出避而不谈的倾向，转弯抹角，以免使自己烦恼。而这却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观点，他想玩弄小伎俩，而当有人漫不经心地试图揭穿他的小伎俩时，他立即采取了一种保护自己的态度。
人们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了解自己的无意识生活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另一类是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也就是说，根据他们的意识范围所达到的程度来区分这两类人。在许多病例中，我们将很巧合地发现第二类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活动很小范围，而第一类人则注意活动的多层范围，他们对人、事物、事件和观念都有很大的兴趣。那些感到自己被推入绝境的个体自然只满足于生活的一块小断面，因为他们对生活是陌生的，他们无法象那些遵守规则进行比赛的人，清楚地看到生活的问题。他们交不到好的队友。他们不能理解生活中较为美好的东西，因为他们对生活兴趣有限，他们只能感知到生活问题中毫无意义的部分，他们害怕广阔的视野，因为这意味着个人权力的丧失。就个体生活中的事情而言，我们常能发现某一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能力一无所知，因为他低估了自己。我们还要现他也不熟悉自己的缺点。
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而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都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反之亦然，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个自私自利者，而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他实际上是个好人。你如可看待自己或别人如何看待你，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人类社会的总的态度。因为这决定着个体的所有愿望、所有兴趣和所有活动。
我们下面要探讨的还是两类人。第一类人过着一种更有意识的生活，他们用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生活问题，眼前没有什么障眼物。第二类人用一种具有偏见的态度看待生活，他们只能看到生活的小部分。这类人的行为和语言总是在无意识的方式中受到指引。两个这样的人同处，会发现生活中困难重重，因为他们总是互相对立的。这并非不同寻常。他们不对立才显得非比寻常。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对立面一无所知，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且摆出理由表明自己是保卫和平与和谐的战士。然而事实与此相违背。实际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带着对立的评论，从侧面攻击他的同伴，尽管他的攻击从表面看来并不注目。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他的整个一生都令自己沉溺在一种敌对和好战的态度中。
人类自身当中存在着某种一直起作用的力量，尽管他们对其一无所知。这些机能隐藏在无意识中，影响他们的生活，有时能造成痛苦的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白痴》中已对这种病例作为精彩的描述，这成了后来的心理学家所举的奇特事例。在一次社会聚会上，一位贵妇人用嘲弄的口吻警告公爵(小说中的男主角)不要碰翻他身边那个昂贵的中国花瓶。公爵向她保证他会小心在意的。但是几分钟后，花瓶倒在了地上，摔得粉碎。在场的没有人认为看到的只是一场意外的事故，他们都认为这是个必然的行动，相当符合公爵的整个性格，他认为贵妇人的话侮辱了他。
判断一个人时，我们不能仅被他有意识的行为和表现牵着鼻子走。他没有意识到思想和行为的小细节常会给我们提供揭示他真实本质的更好线索。
例如，那些常做一些令人不悦的动作，诸如咬指甲或挖鼻孔的人不知道，这些动作暴露出他们是顽固的人，因为他们不理解将他们引向这些癖好的原因。然而，我们完全清楚有这类坏习惯的儿童一定常常受人训斥；如果他受到斥责还不改掉这些坏习惯，那他一定是个顽固的人！如果我们在观察中经验更为丰富，那么通过观察这类能反映整体存在的无关紧要的细节，我们就能得出关于任何人的非常深远的结论。
下面两个病例将向我们表明，无意识的事件保持在无意识当中对于精神系统是多么重要。
人的灵魂有指导意识的能力，也就是说，从某种精神运动的出发将必要的东西保留在意识当中。反之亦然，它也使一些东西保留在无意识当中或使它变成无意识，只要这有助于个体行为模式的维持。
第一个病例是一个年轻人，母亲头胎出生的儿子，和他妹妹一起长大。他10 岁时，母亲去世。从那以后，他的父亲，一个非常聪明、善良、合乎道德的人，成了他们的教育者。
这位父亲努力培养儿子的雄心壮志，激励他干一番伟大事业。儿子成为班上的尖子生，发展得非比寻常的优秀。就他的道德品质和科学素质而言，总是名列前茅，这令他父亲非常高兴，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期望儿子在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这段时间，这位年轻人也形成了一些令他父亲担忧并竭力想改变的性格特征。与此同时，男孩的妹妹也长大了，并成为他顽固的竞争对手。她也发展得很好，虽然她喜欢用自己的柔弱为武器去获取成功，从而以哥哥的牺牲为代价来提高她的重要性。在家务方面，她相当能干，这使她哥哥很难与她竞争。作为一个男孩，他发现很难在家务事上获得承认和显示其重要性，而这一切在其他领域能轻易获得。他父亲很快注意到儿子过着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这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变得愈加明显。实际上，他没有社会生活。他对所有的新相识都怀着敌意。这些相识中如有姑娘，他只会逃离。一开始，他父亲并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迹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儿子的社会反应已达到了闭门不出的地步，甚至随意地散步也令他不愉快，除非是在黄昏将过时分。他变得如此封闭，以至于到最后他甚至拒绝与熟人们会面，虽然他在学校的表现以及对他父亲的态度仍是无可指责的。
当这种情形发展到没有能使他离家出门的时候，他父亲带着他去看医生。几次诊断就发现了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这个男孩认为他的耳朵太小，因此所有人都会认为他很丑。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的观点被否决，医生告诉他，他的耳朵与其他男孩的耳朵根本没什么不同。而且医生还向他说明，他是想利用这个借口从人群中抽身而退。这时，他又补充说他的牙齿和头发也使他显得丑。这显然也不是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发现，他非比寻常地雄心勃勃。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雄心并相信是他的父亲培养了他的这个性格特征。父亲总是不断地激励他向前，使他能在生活中获得高位。他的未来计划的顶点，就是想要在科学领域扮演英雄角色。如果这个愿望不兼有逃避对人类、对其同伴承担义务的倾向，那么它不会这么值得注意。为什么这个男孩会用这类非常幼稚的理由作借口呢？如果这些理由是对的，就会证明他用警惕、焦虑的态度对待生活是合理的。因为毫无疑问，一个丑陋的人在我们的文明中会遭遇无数的困难。
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个男孩带着他的勃勃难心追随着一个特定的目标。以前他总是班上的第一名，因而他想一直保持这个第一。为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一个人必须具有专心致志、勤奋刻苦这类素质。对他来说，这一切还不够。他试图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他可能会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既然我要出名，既然我将完全献身于科学事业，那么我必须排除一切不必要的社会关系。”但他既没有这么说，也没这么想。相反，他找到他所谓的长得丑这类无关紧要的借口，并利用这个借口来达到他的目标。对这个无关紧要的事实的重视使它在他的计划中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它能保证他真正想做的一切变得合情合理。
现在他所需要做的就是鼓起勇气为自己进行错误的辩解，夸大自己的丑陋，从而能够追求自己秘密的目标。如果他说自己希望像一个苦行的隐士那样生活，以实现他保持第一的目标，那么他的心思将被人一览无余，虽然在无意识里，他已决定献身扮演英雄角色的理想，但在意识层面，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目标。
他希望冒险牺牲生活中的一切，从而在某一时刻获得这个目标。如果他有意识地想到了这一点，公然拿生活中的一切冒险，以使自己成为科学领域的英雄，那么他无法确信自己能否做到这一切。而借口说自己是个丑陋的人，不敢与人交往则仿佛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此外，任何人公然说自己想永远保持第一，永远最为出色，并乐于为此目标牺牲社交关系的人，都会使自己在同伴的眼中显得荒唐可笑。这将是一个太可怕的想法，一个人们想都不敢想的想法。有一些想法，人们是不能把它太公开的，这既是为了他人的缘故，也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男孩生活中的指导思想不得不保持在他的无意识当中。
如果我们现在确定无疑地指出他生活中的主要动机，并且向他指明他不敢正视存在于自身的一些倾向，是由于害怕失去他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当然扰乱了他整个的精神机制。他曾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的事，现在发生了！他的无意识的思想过程变得清晰而透明！那些以前没有想到的想法、以前不敢保留的思想以及那些一旦意识到就会扰乱整体行为的倾向，现在赤祼祼地摆在眼前。这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人们总是紧紧抓住那些使其态度合情合理的想法，拒绝所有可能阻止他继续前进的思想。人们只敢接受那些在自己看来对其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对我们有益，我们就会保留在意识当中；凡是扰乱我们的，就推到无意识深处。
第二个病例是一个很能干的男孩，他父亲是位教师，时常激励儿子要在班上力争第一。
在此病例中，这个男孩的早期生涯充满了一系列的胜利，他总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形象出现。
他是其所在的社会圈子里一个最有魅力的成员之一，并且有几个亲密朋友。
在他18 岁那年，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失去了生活中所有的乐趣，心情抑郁沮丧，心烦意乱，极力想从社会中抽身而退。他一和他人建立友谊，马上就会破裂。人人都发现在自己的行为中存在着绊脚的障碍物。然而，他的父亲却希望儿子的封闭生活能使他更认真地投身于学业之中。
在治疗期间，这个男孩不断抱怨是他的父母把他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剥夺了，他没有自信也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而且他现在一无所有，只能在孤独中痛苦地打发余生。他的学习进度已经变慢，并且在大学的考试也不及格。他解释说他生活中的这一切变化开始于一次社会聚会，那时由于他对现代文学的无知，使他成了朋友们嘲笑的对象。这类似经历的重复出现使他开始与人隔离，并给他提供了在社会之外找寻一个位置的机会。他顽固地认为他的父亲该为他的不幸受到指责。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日渐糟糕。
这两个病例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在第一个病例中，我们的病人由于受到妹妹的阻力而失败；而在第二个病例中，是由于我们的病人对其有过错的父亲的好战态度。两个病人都受着我们所熟悉的称之为“英雄的理想”的思想的指导。他们俩对这个“英雄的理想”是如此陶醉，以至于使他们丧失了与生活的一切联系。他们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宁愿完全从生活的斗争中抽身而退。但我们不会相信第二个男孩将会对自己说：“既然我不能继续这种英雄生涯，那么我将退出生活，在痛苦中打发余生。”
确实，他父亲是错的，他的教育也不好。但相当明显的是，这男孩的眼睛只盯着自己所受的不好的教育，不断地抱怨它，因为他想为自己对社会的冷漠找到正当的理由。通过臆断自己所受的教育是如此不好，因而从社会抽身而退是这个问题的惟一解放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获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他再也不会遭受更多的失败了，因为他把对于自己不幸的一切责备都归到父亲头上。只有这样，他才能为自己挽回一点自尊，并且满足他努力追求的出人头地的理想。他认为自己曾经有一个光荣的过去，他现在的成功之所以受到阻碍是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因为他所受的不好的教育阻止他进一步发展和获得辉煌的成就。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保留在他无意识中的是像这样的思想线索：“既然现在我正近距离地站在人生的前沿，既然我已意识到不会总是像以往那样轻易获得第一，那么我应该尽一切努力从生活的战场中完全撤离下来。
”但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但却可以这样做，就仿佛他已把这种想法植入了心中。这一切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辩解才能完成，例如这男孩通过不断地责备父亲的教育上的错误而成功地逃避了这个社会，逃避了生活中一切必须作出的决定。如果这条思想线索上升到了他的意识层面，那么他的秘密行为就必然会受到扰乱，因此它总是驻留在无意识当中。他有如此荣耀的过去，谁能说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呢？确实，如果他现在不再成功地取得新的胜利，没有人能责备他了，因为他父亲那种教育的坏影响是不能搁置一边的。这个儿子本人同时是法官、原告和被告。
难道他现在要放弃这个有利位置吗？他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他愿意，只要他挥动自己手中握着的控制杆，他的父亲就一定会受到责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