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还没有变成老梗之前，商界人士很喜欢用一个笑话来消遣顾问，说顾问就是借你的表来告诉你现在几点的人。这个笑话曾经是确有其事的。
一个世纪前，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rickWinslow Taylor）是管理顾问行业的开路先锋，他发现了一个能使美国的工业生产起死回生的方法。他带着一支秒表走进表现不佳的工厂，为他眼前所见的工作计时。他看到的大多是惰性和低效率的结合，而他的解决方法既单刀直入又雷厉风行。他计算出完成一件具体任务的最短时间，而这通常比实际执行时所花的时间短得多。他称这种松懈懒散的工作行为是“打混摸鱼”，并告诉工厂的主人，如果他们希望事业蒸蒸日上，那么只要采用他经过精确计时的新工作方式，一切就都会逐渐好转。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工人和工会的好感，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他们来说，一个地狱来的老板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泰勒曾谈到，一个尽心尽力的工人在这种经过优化的工作日工作一天后会感到自豪，批评泰勒的人则指控他丝毫不在乎新方法给工人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影响。然而，泰勒的构想抓住了工厂老板的心，尤其是当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就看到生产力翻倍，利润也成倍增长后，对他的观念更是无比支持。
泰勒主义：用科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在米德维尔钢铁厂（Midvale Steel Works）任职的经历塑造了泰勒的理论。这家公司位于美国的费城，靠近泰勒的出生地。1878—1890年，泰勒从基层一路向上升迁，通过提高效率和消除浪费满足了铁路和弹药厂巨大的需求，使产量几乎增长了3倍。他在一家造纸厂和另一家钢铁厂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此外，他还和助理曼塞尔·怀特（MaunselWhite）发明了一种新式的钢铁裁切技术，为他的家人赚进了大笔钱财。借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卡尼格尔（Robert Kanigel）的话说，和他共事的人看到“世界就在眼前活生生加速了”。
起初，泰勒称自己的原则为“任务管理”，后来改为“科学管理”。不过，随着他的方法在美国工业界风行，进而传播到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称它为“泰勒主义”。1911年，他在纽约出版了阐明原则的宣言，采用哗众取宠的竞选造势风格，呼吁让这个国家重新伟大起来。这本小册子附有一幅插图，图上是一只手握着一个秒表，这是一种伟大的命运的象征，有经验科学作为支柱，并且说服力十足。(68)
泰勒的大作（别忘了那是在100年前写的）以坚定的断言破题，如今的读者恐怕会因为似曾相识而感到震惊：
我们看到森林正在消失、水力虚掷浪费、土壤随无情的洪水奔向大海，而且煤矿和铁矿的枯竭已近在眼前。
然而，最大的浪费根植于人类的缺乏效率。根据泰勒的看法，这种现象是个愚不可及的错误，唯有靠伟大的想象力和科学训练才能拨乱反正。他宣称，“以往我们以人为尊，将来我们必须以系统为重”，过去，在各行各业我们都把“英雄伟人”视为繁荣的未来不可或缺的，如今，只要是经过现代方法的训练，哪怕是平庸之辈也可取而代之。
泰勒所谓的现代方法，就是指他自己的方法。他如此写道：
在各行各业的重要部门，所有被应用到的不同方法与工具，永远都有一种方法、一件工具会比其他的更快也更好，唯有对使用中的所有方法和工具进行科学的研究与分析，再加上对准确而细微的动作和时间的研究，才能发现或发展出最好的方法和最佳的工具，而这涉及逐步全面以科学取代机械艺术中的经验法则。
泰勒所说的科学是以观察和数据驱动的，在他的研究中，工人待在原来的位置进行日常的工作，泰勒则在四处走动，“将轮胎放在机器上并准备转动……粗糙的平面前缘……加工的平面前缘……粗糙的钻孔面……加工的钻孔面”，他以秒表记录诸如此类的微小的细节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他对这些感到着迷，他不断测量装满一铲物料所需要的理想时间是多少，以及运送那一铲物料的时间是多少才能达到最高的效率。得到时间的总和后，他又为完成任务量身定做了新的铲子。从来没有人用如此细微的方式衡量这类任务，也没有人为了这么强制性的目的而做。时间被分解完成后，每一名机械工都会收到说明单以及管理指南，教他们如何尽可能用最少的能量完成任务。凡是能够按照泰勒的新指导圆满完成任务的工人，都可以获得略高于薪资的奖励。
实时原则不过是经过机械化、超大化以及重新人性化的泰勒主义。
泰勒对工作场所时间的关注有多少原创性？就其严格的程度和华丽的辞藻来说，他无疑是足够新颖的。但是，他所强调的几个元素，100年前在英国的工厂训练过的人也能看得出来。早在1832年，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Babbage）就出版了《论机械和制造业的经济》（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Manufactures）一书，他在书中指出了如何摆设纺织机才能获得最大的产能；也提到了如何区分劳动，认为应该将没有技巧可言的手工劳动和需要更高能力的工作区分开，并给予工人不同的薪资。然而，泰勒著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细节以及冷酷无情的滔滔雄辩。(69)
泰勒做了前辈们没做到的事，那就是诊治全美的懒惰病。他声称美国与英国的运动员是世界一流的，拥于渴望胜利的心，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然而，当他们去上班后却变得懒散了起来。他所定义的“打混摸鱼”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性的，一种是系统性的。第一种是人类的本性，“是人类好逸恶劳的天然本能”。第二种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比同事做得更快是对团体的不忠和破坏，是偏向管理阶层而不是自己的阶层；另外，人们还会觉得动作太快最终会导致工作机会变少。1903年，在一篇题为《工场管理》（ShopManagement）的论文中，泰勒举例说明了一名男性如何以两种不同的速度生活。
前往工作场所时，他以每小时5～6.5千米的速度走路，下班后则经常小跑回家。抵达工作岗位时，他的脚步会立即放慢到时速2千米左右。举例来说，当他推着满载货物的独轮车时，即便是上坡他也会以相当快的速度前进，只为了使负重的时间越短越好。在回程时，他行走的时速会马上下降到2千米左右，以不断拖延坐下来的时间。为了确保自己不会比隔壁懒惰的同事做得更多，他会努力慢走，而这其实也累到了自己。
最终，效率的关键并不在于严格执行新的规则，而在于教育和强制。管理阶层与工人之间的对抗，应该被对良性循环的理解取代：产量增加可以使产品价格降低，进而有更多的销量、更多的利润、更高的薪资，最后则是工人能够得到事业的发展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在20世纪初，这一点仍然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观念，这让泰勒感到十分惊讶。
在整个工业化的世界里，毫无疑问的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员工的组织与雇主的组织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战斗而非为了和平。或许大多数人依旧不肯相信他们有可能和平共处，并且可以经由安排彼此的关系使双方都获得利益。
战争以及另一种形式的打混摸鱼很快就突显了以最大限度生产的必要性，而这是泰勒的文章没能做到的。泰勒于1915年过世，因而他没有欣然目睹这一切。在接下来的100年里，泰勒的名声起起伏伏。1918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推崇泰勒是“发明家詹姆斯·瓦特的合法继承人”，认为他的研究“同样改变了社会”。有人则认为泰勒的方法是令人窒息的阶层制度：在新管理结构中采用的层层叠叠的新增主管，正是很多庞大而僵化的公司在那个世纪即将落幕之际想要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虽然泰勒直言对和谐的期望，但泰勒主义却导致工人产生了极大的不满。采用泰勒主义的工厂，员工流动性大幅上升，铁路和钢铁厂则在示威抗议中陷入停摆。大家都说泰勒不是个和蔼可亲、可以合作共事的人，他表现出来的许多特点，如顽固、自吹自擂、满口恶言，都是他认为的管理阶层应该设法避免的。为了合理化对劳动力的严格划分，泰勒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语：如果某个人“在体力上能处理生铁，而且也迟钝又愚蠢到选择了处理生铁作为职业，那这种货色就很少能理解处理生铁的科学”。
泰勒的“科学”向来都是唾手可得的恶搞对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虽然被公认是对不人道的工业最伟大的讽刺之作，但它同样也是对福特式的装配线以及泰勒式管理技巧的抨击。卓别林在片中饰演一名拧螺丝的工人。影片一开始，第一幕是羊群和走出地铁站的工人人潮融合的场景，清楚地暗示工人是“待宰的羔羊”。在演员表中，卓别林饰演的角色的名称就只是“工人”。当他被绑在椅子上被吃饭机喂饭时，椅子上还有故障零件的金属螺母，而那位头发修剪得光鲜整齐的老板连续两次指示，要他的传送带加速前进。(70)
亨利·福特总是提到，在实践上，泰勒主义与福特主义并没有关系。这个说法几乎没错，对福特影响更大的是美国另一个成功的工业分支——屠宰场。然而，泰勒与福特之间也有一些相似性：他们都希望能恢复美国制造业的骄傲与繁荣，也都要通过科学以及市场的癖好，使机器对人权的支配地位合法化，无论是管理机器还是钢铁机器都是如此。
泰勒最重要的批评者认为这是泰勒最大的毛病。他对时间和利润的看法极大地改变了许多大型产业在那个世纪中叶的经营方式，但长期来看，这个系统的僵化对繁荣和产业关系却会有不良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之所以能稳健地前进，日本的体系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被世界各地采用，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世界应该从泰勒主义中解放出来
如果人们还记得弗雷德里克·泰勒，那么在人们的回忆中，他最主要的角色一定是开疆扩土、影响深远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卡尼格尔提到，比起泰勒向大部分工人所提议的生活，他喜欢的是更加丰富多彩且充满美感的生活。他永远都住最高档的酒店，因为从钢铁切割的创新技术中获得了大笔专利费，而且只在心情好的时候工作。他往往不愿意去了解自己的计划带来了多少破坏和混乱。然而，在高压且头重脚轻的管理理论以及严格的精打细算之外，他确实为世界留下了些别的东西。卡尼格尔在1997年的时候写道：
泰勒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属于任务的钟表世界，它的计时单位可以达到百分之一分钟，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对时间、秩序、生产力和效率充满了激烈而又令人憎恶的迷恋。对于这种迷恋的形成，泰勒推了一把。来过美国的外国游客经常会谈到我们的生活中那种匆匆忙忙、令人喘不过气的品质，而泰勒从1856年到1917年的一生，几乎完美地契合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巅峰，促使我们过上了这样的生活。
卡尼格尔指出，1994年，在美国的小石城举行了一场由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主办的经济会议，曾担任苹果公司总裁的约翰·斯卡利（JohnSculley）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泰勒主义，认为现代世界应该从这个系统中解脱出来。
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新的枷锁。我们的数字世界可能会让泰勒吃惊，除了现代商业全受计算机控制的现象，他还会被很多其他事吓到也说不定。他无法预见亚洲的兴起，无法预见每天工作8小时成为现实，也无法预见女性在市场上的地位。但话又说回来，没有什么事物像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一样，过时得那么快了。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预言，一个世纪内我们会达到每个星期只工作15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将不知道如何安排才好。当然，我们不需要专业的时间管理书籍或忠告教我们如何从每天讨回额外18分钟“只属于自己的时间”。相反，我们大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电影院，并且让所谓“闲暇的问题”之类的事折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