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社会改良的基础上，形成如下生活氛围：
一、由于政治体制扁平化，导致人们政治情结疏淡，结社热情下降，社会愤懑情绪趋于平和；
二、由于经济体制非竞争化，追逐财富的紧张感得以舒缓，五花八门的物质贪欲倾向淡泊；
三、由于文化谋生的压力减低，知识结构从髙深变为平易，文化取向从求知转为享乐。
生活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改变，生活形态大致如下：（以下六者之中，五项皆属生物素性的原生态焕发，唯有第三项为别种动物所不及，但它无疑也是人文现象中最接近于人性基层的东西。）
1.回归自然；（由于人口稀少，加之社会联系相对疏朗，人们彻底告别鸡笼般的城市高楼寓所，从此尽可散居于江河湖海之畔、山林泉石之间，仰望日月星，结伴动植物，照拂天下众生。）
2.强身健体；（由于贴近自然，当然无需再到健身房里借助各种伤人的器械释放多余的体能，登山、游泳、走路、跑步和跳跃这五种动物原生态运动成为日常必有之活动，“锻炼”之说成为笑谈。）
3.审美文化；（审美与文化，二者的内容都极其宽泛，它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修养，还包括智力和情愫调动的感性愉悦，其中琴棋书画、歌舞音乐、文学影视、各色游戏、精致肴馔、美丽服饰等等纯生活要素，构成主流。)
4.率真社交；（唯有“无功利社交”才富于乐趣，唯有“无目的交际”才识得朋友，各人之间率性往还、情真意切、直言快语、豪放无忌，是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春秋情境。）
5.男欢女爱：（“家庭结构松散化”是对“社会结构致密化”的反动，如果社会改良能够降低其对人性的结构性压抑，则无论人们结伴生活的形式如何，男欢女爱的生物天性才能真正得以开放。）
6.天伦之乐。（血缘亲情在未来的非家庭结构中如何表达不得而知，也许它将被某种“广谱基因族系学说”取而代之，但它最好能够有所维系，并令人牵肠挂肚，因为这种动物本性的失离程度标定着人类本身的失存程度。）
建立“闲适唯美，甘于淡泊”的生活方式。[消除竞争才有“闲适”，湮灭学智才能“唯美”，知足常乐才可“淡泊”，所谓“诗意的栖居”舍此何谈？（注：海德格尔援引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怀有某种宗教情结，并强调“纯真”，诗的开头为：“在柔媚的湛蓝中，教堂钟楼盛开金属尖顶”。足见海德格尔是随意引用，以附会他的哲理：由“人的存在”——此在——入手研究哲学，后期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人有日渐物化而丧失自身的危险——提出“烦、畏、向死”的人生三态，于是冀望寻找一种达到“在的澄明”的途径。显而易见，两人的意趣，以及他们使用这个诗境的局限，与我“危化求存”之系统题旨虽相去甚远却两端暗合。）]
实际上，情感化和审美化的生理要素都聚集在更稳定的下中枢，因此它构成人性坚实的基层，也构成艺术永恒的魅力。[越原始的基层存在越具稳定性和恒久性，正如原始的生活方式构成人体健康的坚实基础一样。（详见《人体哲理》与《哲学纵横》等讲座或讲演录。）]
附谈：歧义性问题与变通操作。
关于公有制，理论上有两种实现方式：（1)也可以视为是全部经济资源的平均细分化，且不可转让也不可继承，此即仅限于经济层面的低级落实形态；（2)如果能够真正实行彻底的普议制民主，则全社会所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即告直接实现，此乃在政治层面上的髙级落实形态。前者是公有制的原胚或私有制的前身，自有其导向私有制的天然倾向；后者是私有制的衰变或公有制的成体，自成其不得不如此的逼迫格局。
关于“抑制科技发展”是否会导致无力抵御外星人侵扰，我以为其概率几等于零。因为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系，即位于半人马座的比邻星尚在4.2光年以远；而且更重要的是，天外生物或宇宙中的任何智质存在，都不可能逃脱递弱代偿法则的制约，亦即根据地球人的现状推测，智质代偿的极限显然不能克服星际侵扰的距离和速度屏障。
再者，可用“智力游戏”或“科技锦标赛”的方式来替代科技创新，以满足人类天性中追逐髙级智力活动的需求，就像用“体育竞技”替代和发泄战争行为和黯武本性一样。而且还可以在电脑中虚拟仿真实现，并就其危害效应作出近似精确的评估和打分。如经测评发现其危害有限，甚至可以在限定局域（如沙漠、深山、外星等）建造可监控样品以供人娱乐。
诸如此类的歧义或问埋，并不构成对上述各项原则的颠覆，因为这些原则是自然律的推衍结果，而歧义性问题仅属人性应有的困惑。
一切变通操作，均以“止损制害”为第一原则，万不可因开变通之蚁穴，而终致防护文明的千里堤埂崩溃于瞬间。
附谈：上述原则略显类似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两大原因:1.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纯属幻想，所提供的进步理念和进取方法也一无是处，但它所揭示的社会运动前景表象却很有可能是不容选择的；2.仔细分析它的社会构成，尤其是借鉴已然实验过了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发现它可能恰好起到了上述两项抑制作用（即在其体制内对“经济竞争”和“科技创新”的压抑）。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自觉和初衷，它倒反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东方滞后传统暗合的又一佐证。
注意:
我的意思不是说东方的就是良性的，更不是说可以朝落后的方向倒退，而是说当前主宰形态的西方文明，其前景表观与后向运动略有相似之处，但这正是一般所谓“螺旋式上升”的现象化误判，就像人衰老之后自然倾向于减缩体能与智能消耗，却并非返老还童，更非永寿无疆一样。请回顾我对“大同”境界的实质性剖析，即可领会我的一贯性语义，以及该语义中所给定的限度。
简言之，我与马克思主义的表面类同点仅仅在于：A.批判当前的主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我这里，还包括冠之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名号的所有苏东式“国家资本主义”在内）；B.超越此前人类的所有文明形态或文明取向（此“超越”相当于无可选择的继续或必将选择的变革，而非马恩式的“决裂”)。我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同点一目了然：a.非阶级斗争论（代之以“进行性分化论”)；b.非生产力论（代之以“属性代偿论”)，c.非科技论（代之以“无效代偿论”或“代偿指标负向论”)；d.非进步观（代之以“递弱演化论”)；匕非理^|论（代之以“濒危求存论”)。即“后资本时代”或“后科学时代”的思想核心在于“人文危存主义”（对照“存在主义”哲学的朦胧含混）。]
我与马克思主义有三点根本区别：（1)理论上的区别，包括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无一相通。（2)实践上的区别，包括政治操作、经济操作、文化操作，甚至人情操作，无一雷同。（3)预期上的区别，包括悲观预期、瀕危强迫、改良可疑，等等，均与之恰恰相反。（与作为马克思主义“修正派”分支的伯恩施坦之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在于：寄望于自然增长性改良或“缓进妥协型改良”，其结果就等于保留现在的文明趋势不改。何况福利性国家早已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不“取缔国家”自身难保，谈何前途？谈何仿效？）
一切学者的理论、人类的意志，以及不断变形的美好理想，说到底都不过是自然意志或自然物演进程的开路之斧罢了。（人间有太多的迷惑，这既是人智的缺陷，也是人情的缺陷，此乃被弱存之苦难锁定的人类永远不能摆脱的挣扎和空想。）
附谈：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最后之人”。[福山其人似乎也可算得是一个对"终极形态的未来社会”有所构想的思者，但他的出发点是对西方现行文明体制和社会形态的高度赞扬和过度确认，因而他展望未来的视域不免被完全遮蔽，其似是而非的学说之所以广为传播，是由于他最完美地迎合了正在弥漫全球且还看不到退潮迹象的主流人文史观。我的评价难免令人不快，就像我那不合时宜的学说讨人嫌一样：
1.他的“历史终结论”实在太幼稚，幼稚到不值一驳的程度，仿佛远古的昏君坚信他的王朝法统终将常驻人间、万世不绝那样，又仿佛一个不懂人生的壮年汉在其意气风发之际就凭空断言，说他当下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必定永续于未来之余生。
2.他对“最后之人”将会不求进取的描述倒有点贴切，但他不必为此担忧，更不必为英雄主义的“最初之人”重新复出而枉费心思，因为人文历史绝不会循环轮回，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断不会突发豪迈的进取意气，也不会死而复生一样。
3.他拾黑格尔“恶的历史”之唾余加以发挥的“追求平等认可”之说，颇像是“阶级斗争论”的温情主义翻版，不过，单凭阶级斗争不可能带动社会结构变革，就像单凭生物的种内竞争不可能引发生物进化或生物社群结构进化一样。试看中国帝制时代，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困斗两千余年，黎庶暴动风起云涌，起义成功史载不绝，然而何曾看到中国社会的体制结构或“平等认可”获得丝毫改进？
4.他的“科学技术动力论”颇像是“生产力论”的主观主义翻版，我也承认，从表观现象上看，此说似乎成立，但问题是，人类的智能与科技为什么会无休止地增进？其他生物物种的“生产力”（也就是“求存行为能力”)为什么是相对稳定且世代不变的（除非物种本身发生系统变迁）？更重要的是，人类的智能科技提升或生产力变革究竟是怎样影响了生物晚级社会的结构繁化进程？搞不清这些问题，只做表面文章，然后还要评说人类的命运和文明史的未来，岂能不谬？（请参阅《物演通论》第五十一章至第五十三章，第八十九章至九十八章，第一百四十四章、第一百四十五章与第一百六十四章等。）5.作为其社会演运的两大基本动源，他的上述“社会观”和“知识论”好堕入我所谓的“无功代偿”之陷阱，此乃既往的西方哲人和近代的东方学人一概未能超脱的老旧思绪之继续，这标志着当今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走到了僵化呆滞、山穷水尽的地步。]
附谈：东方返璞型社会理想的别致梦幻。[与西方的乌托邦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一味向前超越的情调和路径大相径庭，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里，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即其“理想社会”或“社会理想”——却历来是朝后看的。譬如，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所描述和向往的，不是未来，而是唐尧虞舜之往事（汉语之“向往”一词原本就不是指向眼前而是指向身后的老子对“小国寡民”的盛赞，更遥遥影射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虚静恬淡；即便是最富想象力的诗人陶渊明所虚构的世外“桃花源”，也仍然只是彩绘了一幅“往来种作”的原始农耕图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间没有官府、没有不公、没有战乱、没有奢华，自然也没有文化（狭义)，惟其没有这些高度文明化的糟粕，故足以构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返璞型人间天堂。可惜的是，无论在茫茫宇宙之中，或是在惶惶红尘之内，从来就没有一条可供后退的路，“单向度演动”或“单向度衰变”的法则像铁律一样支配着一切，也支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尽管由于这种后视的眼光和反动的思绪，曾使中国的“皇权农夫型”社会形态长久保持超稳定格局，以至于让抱以典型进步观的马克思惊叹为“停滞社会”的罕见标本，然而，它终究得追补该段亏欠的路程，这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有余，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动荡不宁、如此急切转型，又如此高速发展的原因，且迄未补课完毕。]
附谈：目前情况下中国迫求快速发展的有限合理性。[除上列因素外，它还涉及博弈论上的“囚徒困境”问题，也就是国际竞争形势下的强迫格局，因此谈不上支持或反，对。顺便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不见大发展本属好事、何以倒霉的问题，从而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一国可解的难题，而是一个全人类、全世界必须通力合作的事业。由此引出那个老生常谈的“国际主义”（其实应该是“无国别主义”）路线问题，即此前任何时代，人类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只能首先在某个集团范畴内寻求解决之道，而从如今到往后，人世间己没有哪件事情是可以局限于某一集团内解决的了。未来若要能够真正做到长远的领先，就必须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率先改良文明形态，而这个安全保障对于所有核大国来说都是具备的。所以，它的处理方法，不是先解除核武，而是先共商取缔国家。]
未来“大国觸起”的方针：不在于一国图强，而在于建立新的普世社会模式和统一文明生态，由以引领人类走出瀕死危机的阴影。（这里所谓的“普世”和“统一”，绝非重蹈中原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武力争霸、兼并天下的老路，尽管目下之世界政治格局颇与其有雷同之处，但，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昔为坦途，今成断崖；这里所谓的“社会模式”和“文明生态”，即以上列各论为原则。这是一个舍身求生的“凤凰涅槃”过程。）
至此可以明确地说，我的“救世原则”其实就是又拿出了一个别样的“大同”版本。（这样一来，思想界至少就有了三种“大同”版本：第一种是“东方式倒退型理想版本”，它包括老子的“小国寡民”、孔子的“天下为公”、以及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等；第二种是“西方式激进型理想版本”，它包括莫尔的“乌托邦”、圣西门的“实业制度”、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等；此两类显然都属于不可能落实的妄想或空想。第三种就是我现在提出的这个“迫近于眼前的现实版本”，它必有两个实现形式：一乃人为努力的“濒危求存形式”；一乃自发演成的“死灭临界形式”；说到底，它实质上不过是两个略有操作时效分别的同一系社会终末运动形态而已。）
总结：
政治上首先取缔国家：战争自然消失，武器自然禁绝，人类进行集团竞争的制髙点被抹平，整个社会的结构紧张度下降。
生态上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留出大量荒地以恢复自然生态和自然环境，加上其他有关非进取型的人类生存方式之改革，前述各类危及人寰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异常等问题将有望持续好转。
经济上必须消灭私有制：经济竞争自然消解，生产积极性自然下降，能耗、资源等问题自然缓解。至于产出减少，正好纠正了当前的消费主义恶潮，何况人均产出未必一定减少。
文化上彻底转变世界观：还包括文化理念、教育方式和制度层面的非科学化，由此带来生活方式的审美化，这种做法本身就阻断了加速代偿的进程，再加上非竞争的外部环境，这就近乎于达到了某种根治效果。
这个社会形态绝不是天堂和乐园，但它至少比前行“奔天堂”要来得安全，而又比倒退“复乐园”要显得可行。它难免会让少数强人感到不够畅快，但万莫忘记，正是这少数“天才”或“伟人”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灾星。
由于每一个人都有天陚的上进心，亦即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天才、强人或伟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所谓的“系统性危机”其实就是人性汇流的必然结果。于是，这种近乎于悖逆人性的变革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就成为一系列必须探究的严唆课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检讨其“可行性的内在矛盾和障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