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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 胥吏的贪污和把持

2020年8月25日  来源:面子 作者:黄光国,胡先缙 提供人:anchi......

四、胥吏的贪污和把持

地方胥吏惟利是图的程度或许不比中央政府更加严重,但是却可能更为明目张胆。较之于京城中复杂的腐化现象,他们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也更为直接而严重。当时的民众大都务农为生,他们的生活主要受到地方风俗传统的支配。对他们而言,帝国的意义不过是对其生活方式的一些制度化干预而已。他们必须纳税以支持政府,还必须付出时间和精力,或者服兵役,或者分担强制性的劳役。有些境遇较好的人,也可能出任卑微的公职。万一触犯了法律或成为犯罪案件的受害者,他们还要和治安当局及法庭打交道。由于政府加诸百姓生活上的这些压力,地方上的胥吏及僚属才能遂行其邪恶的勾当。

根据刘子健的说法,中央政府的胥吏是:

处理大多数文书作业的专家,他们娴熟于官僚政治,并且知道许多玄妙的弄权技巧,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甚至比偏远地区的胥吏更难驾驭。(Liu,1967:320)

他们似乎也比较善于掩饰自己的巧取豪夺。虽然文献中有关地方胥吏收受贿赂、敲诈、挪用公款的例子俯拾皆是,在京城胥吏方面却没有可资比拟的记载。中央政府的胥吏较为人所知的,或许是他们把持和欺蒙的伎俩,当然这类恶行在地方各省也并非罕见。

胥吏众多的把持伎俩当中,包含有一种否决权,他们不仅可以否定直属上司所作的决定,极端的时候,甚至连中央部会颁布的政策也能一并否决。胥吏经常用拖延、假装误解、阳奉阴违以及在细枝末节大做文章等方法,来抗拒命令。刘子健(Liu,1967)引用的日文资料显示:宋代国家的贸易和土地改革方案便受到这些策略的暗中破坏,在50年之中,政府颁布的每项法令都遭到类似的命运。

另一种更加玄妙的技巧是把持决策。根据Herson的说法,皇帝和各部大臣大都会警觉到这种被人把持的危险,他们想出了许多方法来加以反制,但是在一般的官员之间,却很少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刘子健曾经提到有关这种技巧的一个实例:

杜严是个干练的人事官员,正在考虑应该把某项空缺派给甲、乙、丙三个可能人选中的哪一个。他们三个人资格的优先顺序正好是由甲至丙,依序排列。杜严征询属下意见时,接受过丙贿赂的某一胥吏私下建议丙,由丙出面举发甲的资历中某项资格不符,该项任命于是取消。杜严原本属意于乙,乙因为对另一项职位已经感到十分满意,他虽然心存感激,还是婉拒了。由于该项职位急需补人,最后还是由丙接任。(Liu,1967:324)

文官制度之所以特别容易受到上述把持技巧的控制,主要肇因于两个因素:首先,文官们都曾经长期浸淫于儒家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哲学,任何熟悉儒家学说的人都很容易预测出,他们在何种情况下会做出何种决定;其次,文官们通常都是在衙门中,根据文件记录的资料做出决策,而文件则是由其属下的胥吏草拟而成,后者很容易借由疏漏、夸大、直接作假,以及预测各种可能反应等手段来左右上级的决策。

胥吏虽然可能受到官员惩戒行动的约束,就某一意义而言,官员也受到胥吏的影响。由于胥吏掌握了官员的人事档案以及相关报表,例如功过考核、考试成绩和推荐书信等。官员们不得不提防:如果上述文件遗失、发生错误,或内容被窜改,自己的事业也可能因而受害。以前还发生过一些实例,胥吏在呈给皇帝的升迁建议名单中故意漏掉几个名字。基于这些理由,官员通常不愿和胥吏为敌。他们甚至会因为担心人们知道自己驭下无方,而尽力克制自己,故意不去揭发或处分胥吏的过失。

对胥吏和僚属而言,贪污不但是他们增加个人财富的方法,也是他们日常运作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贪污如此普遍而且自成系统,最后它俨然变成处理事情的常规,而不是一种“例外”。游历过世界各地的传教士Gutzlaff在1834年曾经对文官制度下的官员作如下的描述:

接任政府高位的人必须十分廉洁,然而,不管他们知情与否,许多暗盘管理却在私下进行。(Gutzlaff,1834:46)

暗盘管理(clandentine management)一词似乎特别适用于描述胥吏和下级僚属的运作方法。他们看准了制度本身的缺失和缺乏效率,有计划地侵夺各种职权,担任实质的管理工作,然后,借此图谋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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