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限定了我们感知时间与空间的方式，可我们一无所察，但它们最狡猾的手腕是，它们能画出一幅根本不存在的场景。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员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着手研究标签会怎样扭曲目击者的记忆，比如说，她想知道，目睹了一场车祸的人是会忠实地复原并回想起自己的记忆，还是会根据其他人描述事故的方式来调整它。
实验故事
有这样一次经典的实验：人们观看了西雅图警察局驾驶安全录像里的一系列车祸片段。每段录像放完后，观众都要估算车辆在事故发生前的行驶速度有多快。每个观众看的都是完全相同的录像，但他们要做的问卷上却使用了5个不同的词语来描述车辆之间的互动。有些观众的问卷让他们估计两车“相撞”（hit）时的车速有多快，另一些问卷上则让他们估计两车“撞毁”（smash）、“冲撞”（collide）、“撞击”（bump）或“相触”（contact）时车速有多快。尽管所有人看到的都是同一场事故里相同的车辆，他们的估计值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见图8-5）。
图8-5 估计值的差异
车祸被文字渲染得更为夸张时，汽车似乎速度更快：在观众脑海里，“撞毁”的车辆必定比仅仅是“相触”或“相撞”时的速度快。另一个类似的实验解释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真相：标签有时还会创造出完全虚构的记忆。一组大学生在观看两辆车发生碰撞的录像时，研究人员告诉一部分大学生，两车相撞了；又告诉另一部分人，两车相触了。一个星期后，研究人员要大学生们回忆这次事故之后是否出现了玻璃碎裂的情况。几乎所有听说两车“相触”的学生都正确地回忆起事故后玻璃没有碎裂，而仅有14%的学生错误地认为自己看见了碎玻璃；可在听说两车“相撞”的学生里，几乎有1/3的人认为自己看到了碎玻璃。对这些学生而言，夸张的“相撞”标签使虚构的回忆（事故发生或汽车玻璃碎了一地）取代了现实。
更广泛地说，这一令人不安的结果表明，犯罪或事故的目击者会因为他人给事件贴的标签而形成虚构或夸张的记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原告和被告不应轻率地接受对方律师做出的描述。原告可以愤怒地声称“被撞毁了”，而被告则可以开脱为只是“轻轻顶了一下”。
犯罪案件或意外现场的目击证人，可能会因为他人给事件贴的标签而产生错误或夸大的记忆。
洛夫特斯调查标签会怎样改变人们对过往事件的记忆时，社会心理学家也开始好奇：标签能否重塑两人的实时互动呢？20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一个问题很着迷：为什么残疾人总认为社交太过困难？大多数人并不残忍，也不会轻视他人，但许多存在明显身体残疾的人总觉得自己和陌生人间的互动尴尬、不愉快。一方面，一个友善、身体健全的人说不定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去试着表现得“正常”，这样一来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进行哪怕极为简单的谈话；另一方面，残疾人士又可能对对方的每一个面部表情、每一次头部转动、每一次眼睛眨动都极为敏感，他们暗自认定那代表了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对方正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歧视自己。对这些解释进行梳理，需要很强的创造力。你该怎样弄清互动进展不利的根本原因呢？两个社会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来说明为什么“残疾”的标签和伤疤带来的耻辱感会让人际互动变得尴尬。
实验故事
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人员在达特茅斯学院进行了一项研究。报名参加研究的达特茅斯学生在不知情的条件下被领进一间小屋，小屋里的实验员向他们解释说，他们要跟另外一个人进行互动。互动开始前，实验员告诉一些学生，化妆师会在他们脸上画一道疤痕。耐心而焦虑的学生站着不动，由化妆师把假疤痕粘贴好，之后又拿镜子来给他们看疤痕的样子。学生们会快速扫一眼自己在镜子里的新样子。他们在本质上还是之前那个人，但他们将怎样带着脸上的明显疤痕来面对另一个人，却没人能猜得到。等学生们照完镜子，化妆师会给他们涂上一些药膏，保证疤痕不脱落，之后，学生们就走进另一个房间，首次见到自己的互动对象。
学生在整个互动过程中都感到不自在，并相信脸上的伤疤为自己招来了对方不必要的注意。事实上，他们花了太多时间担心疤痕，已经没有精力保持人们初次相遇时应有的冷静。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告诉另一些没有在脸上画疤痕的学生，他们的互动伙伴认为他们对某些东西过敏，但因为过敏是个无伤大雅的标签，这部分学生轻松地完成了互动。
但实验者设计了一着巧妙的转折：化妆师在使用药膏以保证疤痕不脱落时，其实是用卸妆膏抹掉了疤痕，也就是说，学生们开始跟伙伴互动时，脸上并没有带着他们自以为有的疤痕。尽管如此，标签仍然发挥了作用：学生们相信，自己的伙伴不停地盯着自己的疤痕，而自己的反应妨碍了互动的成功。这些学生的互动者们也对这种认识表示同意：实验人员并没有告诉他们哪些学生以为自己脸上有疤痕，哪些学生只是按照要求表现出过敏，但互动伙伴几乎立刻就能判断出误以为自己脸上有疤痕的是哪些学生。就算并没有真正的肢体缺陷（本例中就是那道“不存在”的疤痕），人们仍然会因为“对方会根据标签而对自己作出判断”的潜在可能性而陷入“瘫痪”，这种焦虑情绪足以阻碍友谊的进展。
标签每天都在折磨有着肢体残障的人，但在精神残障领域，它还有着更加黑暗的历史。一些精神科专业人士有时能够感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疾病。弗洛伊德的导师，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最擅长给人贴标签。沙可最喜欢的诊断标签是“歇斯底里症”（hysteria），他用这个标签来归纳女性患者各种各样的疾病。为了说明这个词的用途有多么广泛，19世纪末的医生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专门创建了一个目录，对歇斯底里的症状进行归类。比尔德的目录整整列了75页，最终，他无奈地承认，这份清单仍然不够完整。清单罗列了从头晕、紧张直到体液潴留和腹胀的诸多症状。沙可向自己的同事和学生生动地展示了治疗案例，介绍了一位“神经质”的女性，他描述了她的症状以及一系列治疗方案。
后来，精神科医生们判定这个标签用途太过广泛，不够实用，总算放弃了对它的偏爱，但这时，它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医生们曾采用痛苦的腹部水下按摩、诱发放血、侵入式生殖器刺激等治疗方法来对付这一“病症”。（医生对不得不实施最后一种治疗方法怨声载道，而“便携式振动棒”的设计目的竟是将治疗过程“自动化”。）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症的妇女多得不可计数，这个标签完全失去了价值。受歇斯底里症折磨的女性成了不入医生法眼的患者，有时就连那些理应获得治疗的症状也被医生们忽视了。
歇斯底里症的例子固然惊悚，但它似乎跟现代医学道德观念距离太远，人们容易以为，精神科标签不再是件值得担心的事，事实恰恰相反。精神病学界的圣经《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每推出新的一版就会提出新的标签，眼下最流行的一个危险标签是“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它包含的症状几乎和100多年前的歇斯底里症一样多。边缘性人格障碍的集合下包括周期性愤怒、感情空虚、冲动、个人关系不稳定以及大量其他行为。问题是，这些症状也可被解释为其他十多种疾病，如果精神科医生把患者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会被批评过于草率。即便如此，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仍要蒙受各种耻辱。边缘性人格障碍出名地难治疗，一部分原因是，此标签描述了太多千奇百怪的症状，作为回应，医生们不愿收治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结果，该标签流行之前本可以躲过一劫的病人，现在却越来越难找到愿意为其治疗的医生了。
边缘性人格障碍并不是市场上唯一包罗万象的标签。自20世纪70年代起，成千上万的儿童被医生们诊断患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这种疾病包括的症状可以媲美边缘性人格障碍和歇斯底里症。精神科医生往往容易把学校里每个年级年龄偏小的孩子诊断为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这就表明，某些单纯的儿童生理发育不成熟的现象可能会被误诊为多动障碍。这种疾病使医生们采用了大量超出实际需要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利他林（Ritalin）和阿得拉（Adderall），这两种药物在精神健康但过度劳累的大学生和职业人士中非常流行。采信了残疾标签的人容易以为别人因为自己有明显的疤痕就态度奇怪、待己不公，同样道理，出现了“歇斯底里症”“边缘性人格障碍”和“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这样的标签，就是在无形中鼓励医生们给患者贴上这些标签。
标签极为强大，不仅塑造着我们眼中所见，还捏造出实际上并未发生的事件，不过，虽然标签的力量如此强大，世界上却还有大约1/4的人与之绝缘，因为他们是文盲，没有能力阅读书面标签。而图片、符号和图像等图形信息能在全世界通行无阻，人们只要偶然瞥上一眼，就能理解它们的含义。一些符号的沟通能力比标签更强大，务必谨慎使用，因为它们的威力不亚于一把上了膛的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