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姓名决定论”
20世纪最著名的一位精神科医生卡尔·荣格（Carl Jung），曾对自己为什么总是沉迷于“重生”概念感到很好奇。有一天，他突然灵光一闪：他的姓氏“Jung”意为“年轻”，从出生开始，年轻、老去和重生的概念就缠上了他。20世纪初的另一些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从事的研究项目非常不同，但荣格按照这种思路解释说：“姓氏意为‘快乐’的弗洛伊德先生主张愉悦原则，姓氏意为“鹰”的阿德勒先生看重意志力量，我则推崇重生的观点。”在荣格看来，我们在出生之时便获得的名字为我们将来的命运指明了方向。
许久以后的1994年，《新科学家》杂志（New Scientist）上的“读者来信”栏目里，一位投稿者提出了姓名决定论（nominative determinism）现象，意为“姓名导致的结果”。作者指出，两位泌尿外科专家，A.J.斯普拉特(5)和D.威登(6)医生在《英国泌尿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Urology）上合写过一篇有关排尿疼痛问题的论文。类似的“人如其名”（aptronym）的现象比比皆是。现任英格兰和威尔士首席大法官名叫贾斯蒂斯·伊戈尔·贾齐(7)，而他的同事，贾斯蒂斯·劳斯(8)勋爵则是上诉法院的法官。在运动领域，安娜·斯玛什诺娃(9)是以色列职业网球运动员，莱恩·比齐利(10)是七届世界冲浪冠军；德里克·齐克特(11)是澳式橄榄球运动员；斯蒂芬·罗博特姆(12)是英国奥运赛艇选手；尤赛恩·博尔特(13)是全世界100米和200米赛跑中跑得最快的人。有些名字就不那么吉利了：克里斯托弗·寇克(14)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牙买加毒贩，说唱歌手布莱克·罗勃(15)因重大盗窃罪被判7年监禁。人们很容易把这些轶事看作零散的巧合，但研究人员已经证明，名字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精神世界，像磁石那样吸引人们向它所蕴含的概念靠拢。
事实上，名字传达了极丰富的信息，我们很容易忘记它们其实并不像数字那样有着天然的含义。不管你用哪种语言叫它，数字“10”永远指代同一个概念。正因如此，寻找外星接触的科学家才会选择使用数学语言与外星生命进行沟通。一道声音脉冲始终是一个信号（或一个整体），而两道脉冲始终是两个信号，可这个普遍属性并不适用于名字，因为名字是由语言组成的。荣格曾诙谐地评论说，“弗洛伊德的名字驱使他主张愉悦原则”，可这只有在你知道“弗洛伊德”在德语里意为“快乐”的前提下才成立。因此，唯有与其他更有意义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时，名字的力量才能得以体现，某些文化中的父母在给孩子起名时就信奉这一观点。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16)不折不扣地依循自己名字的含义成长，而他的妻子佩逊丝(17)则以第一夫人在等待丈夫攀升政治阶梯时迫切需要的性格特点为名。尼日利亚谚语有云：“人起了名字，神祇便当了真。”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精疲力尽的父母有时会把孩子叫作“杜马卡”（Dumaka，意为“出手帮我”），或者“奥比昂格力”（Obiageli，意为“来吃饭的”）。西非布基纳法索的莫西族人则把姓名决定论引申得更远，他们会给孩子起一些极其可怕的名字，绝望地以求平息命运的波澜。死过一个以上孩子的父母（莫西族人的婴儿死亡率高得悲惨）会把随后生下的孩子叫作“基达”（Kida，意为“他会死的”）、“库内迪”（Kunedi，意为“死东西”）或者“吉纳库”（Jinaku，意为“死定了”）。
另一些父母则想方设法地保护孩子免受姓名决定论的摆布。在俄语里，维亚切斯拉夫·沃罗宁（Vyacheslav Voronin）意为“奴隶”。沃罗宁认为这实在是一道太过沉重的十字架，便和妻子玛丽娜·弗劳拉娃（Marina Frolova）决定帮新生的儿子免遭此劫。这个瘦小的金发男孩生于2002年夏天，当时，俄罗斯恰好暴发了一场可怕的洪水。为了忠于自己的承诺，维亚切斯拉夫和玛丽娜给孩子设计了一个看不出含义的名字：BOHdVF260602。尽管这个名字表面上没有意义，但它其实是一句话的首字母缩写：“Biological Object Human descendant of the Voronins and Frolovas, born on June 26, 2002。”（沃罗宁和弗劳拉娃的人类生物体后裔，生于2002年6月26日。）
从实用性角度考虑，小BOHdVF260602喜欢别人叫他“鲍齐”（Boch）。维亚切斯拉夫说，鲍齐的名字“会让他过得更轻松，不必跟那些根据名字判断人外貌的白痴打交道。每一个起了传统名字的人总会自动跟历史背景扯上关系。现在，我的儿子不必再受父亲拖累了”。
家长采用各种规则和方法给孩子起名。他们有时借用历史或文学传统中英雄的名字，有时延续祖辈的命名传统，有时则只想让名字好听，或是能提醒人想起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再没有意义的名字，一与其他有意义的概念联系起来，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意义。联系的力量能够解释以下现象：“阿道夫”（Adolf）本来是一个常见的男孩名，曾经与瑞典国王和卢森堡大公联系在一起，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气暴跌(18)。20世纪30年代，“唐老鸭”（Donald Duck）的出现使“唐纳德”（Donald）在父母心中失宠。19世纪40年代，查尔斯·狄更斯在新出版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一书中刻画了小气鬼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父母们再也不给儿子起名为“埃比尼泽”了。
鲍齐的名字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他的父母费尽心思选择了一个让人无法产生一丁点儿联想的名字。尽管维亚切斯拉夫下定决心不让鲍齐像自己小时候那样受人取笑，但我们真的很难想象，“BOHdVF260602”会是个不受人取笑的名字。再加上由于俄罗斯出生登记处拒录鲍齐的全名，这对父母赌输的可能性更大了。登记处的代表塔季扬娜·巴图林娜说：“你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叫作‘大便’或是‘桌子’，你有权起这样的名字，但人得有常识。孩子凭什么该吃父母不智选择带来的苦头？他不管上幼儿园还是小学，都会因为这个名字而饱受嘲笑。”不过，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大便”比叫“BOHdVF260602”更符合常识，这两个名字都会让孩子吃尽苦头。
姓名只有在和其他更具意义的概念产生联想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影响力。
除了零星的轶事外，名字真能给人生结局带来重大影响吗？尤赛恩·博尔特改名叫尤赛恩·普罗德(19)就会跑得更慢吗？泌尿科医生斯普拉特和威登起个“尿味儿”不那么强的名字就会从事不同的医学领域吗？在现实中无法进行这些思想实验，所以，研究人员另外设计了一些方法来解答同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