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世界》（The World of Wonders）是一本出版于19世纪下半叶的书，书中汇集了许多新奇的想法、迷人的事物和离奇的事件。[26]从创作风格和写作手法看来，作者显然是一个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并充满好奇心的人，并不断地将人类进步与自然奇观交织在一起。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历史和哲学中的一切奇思妙想、科学奇迹、眼镜商的玻璃，以及化学家通过努力所揭示的动物生命奇迹”等。当然，那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奇迹。这本书还展示了人类在周遭世界中寻找奇迹的多种方式。但是，奇迹世界并不是无法解释的世界，我们的每一次进步、每一项技术，都令人着迷并充满了力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它们皆能被理解，一点儿也不神秘。
对于复杂的技术系统中的神秘性，人们通常会有两种潜在的极端反应。第一种反应是有意且极力地削弱它的重要性，认为系统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神秘的东西。对于系统的运行方式，这些人会编织出一些简单的故事。这些故事也许很吸引人，但都严重削弱了系统的复杂性。[27]他们认为，自己对正在使用的技术了如指掌，任何问题都是能解决的小问题。许多大型的科技公司都是这种风格，他们把所有意想不到的系统行为统统归结为小问题，还认为系统自身已经在处理这些问题了。
另一种极端反应则来自那些醉心于寻找神秘和未知事物的人。这些人并不在乎这种事物是否真的存在。他们通常都是技术的门外汉，总是把设备或系统的内部运行神秘化，并以此为荣；他们对苹果手机或电网的工作方式赞不绝口，并称其为魔术。这些人会问自己的父亲“电灯和真空吸尘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并满足于“简直就是魔术”之类的答案。不过，大多数人的反应都处于上述两种极端反应之间。他们可能会承认，在系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神秘性，但同时又希望自己可以理解这个世界。
当我们把奇迹和赞美，以及对神秘世界的感知都考虑进去时，事情就变得更加混乱了，我们甚至可能会“喜欢上”某种现象的复杂的美感。但是，从《奇迹世界》这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奇迹不一定要以牺牲可理解性为代价，反之亦然。事实上，许多人都发现，在面对一个非常庞大且复杂的系统时，自己理解得越透彻，应对得越自如，内心就会越愉悦。
例如，唐·诺曼曾经写道，如果能真正理解棒球比赛中的内野高飞球[28]规则，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啊。棒球比赛的规则非常复杂，其规则手册多达200页，其中关于内野高飞球的规则还包含了大量的例外情况和补充说明：“在两人出局以前，当第一、二垒有跑垒员，或第一、二、三垒都有跑垒员时，击球员击出界内高飞球，且不含平飞球，也不含试图触击，同时内野手在正常守备条件下可以接住该球时，这个球即为内野高飞球。”棒球迷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心思去理解这个复杂的规则，有的人甚至觉得这里面隐藏着奇迹般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面对自己所构建的大型系统时，又该如何平衡其间的神秘和奇迹呢？特别是对于那些无论我们多么努力都无法完全理解的系统。
我们绝不能屈服于“将这两种感觉融合到一起”的想法，那会将神秘与奇迹混淆起来。[29]一些人认为，未能解释的东西定会激励我们继续前行。他们把神秘的东西错误地等同于神奇的东西，并据此认为，未能理解的东西也定是令人惊叹的。同样，我们也必须抵制“一旦被完全理解，就不再是奇迹”的想法。技术变革常常会引发这种思想。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致我们忘记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以及理解宇宙的能力已经变得何其令人震惊；也忘记了其实直到最近我们才拥有了在屏幕上呈现三维图像，在地球上不间断通信，以及通过点击鼠标观看数十年前的电视广告的能力。不仅如此，那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基础知识，也没能激发起人们心中的敬仰之意和惊叹之情。到最后，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有“一个已经被看透、被控制的世界所留下的悲伤的惰性”。[30]这就是哲学家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和肖恩·多兰斯·凯利（Sean Dorrance Kelly）所描述的那种风险：随着科技力量的崛起，人们心目中的奇迹将出现得越来越少，以致一些人只能成天幻想“迷人的过去”。
我们必须努力维持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状态：神秘而无奇迹、神奇而不神秘。第一种状态要求我们努力克服自己的无知，[31]绝不能沉迷其中；第二种状态意味着，一旦理解了某个事物，我们就不会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我看来，从本质上说，上述两种状态的最终诉求都是建立科学的思维模式，而科学的思维模式是我们学习新事物和解决难题的必备能力和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对自己无意中创造出来的神秘事物抱有太多好奇的话，那么原本想要“消除神秘事物、厘清纠缠时代”的想法就会被削弱。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那些拼凑而成的复杂系统。我们始终会面对一些难解之谜，但是没关系，只要不害怕、不沉迷，就可以找到最好的方式——谦卑，哪怕携有一丝崇敬也无所谓，毕竟那是我们自己所构建的系统。谦卑、好奇，以及欣慰感，或许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状态了。我们必须坚持运用生物学思维，即使尚未实现对系统的充分理解。如果失败了，我们可以再谦卑一点，但绝不能气馁；我们定会找到让直觉深入技术系统底层，窥其堂奥的途径。
当丰田公司生产的汽车出现意外加速事故并导致死亡时，专家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出故障原因，但他们给出了一个建议：通知相应型号丰田汽车的驾驶员，如果汽车出现自动加速并失去控制的情况，最快捷的解决方案就是立即将汽车挂到空挡上。[32]当然，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已经将家人和朋友，以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一辆汽车，而这台强大的机器却可能以如此不可预知的、可怕的方式行事，那么恐怕你并不想听到这样一个建议。这就像是你摔断了骨头，庸医却建议你贴上一个创可贴。
但是，如果我们能明白，罕见的故障和无法解释的错误都是复杂性的衍生物；如果我们能知道，即使是最警觉的设计师也无法预测全部故障和错误，那么在遇到这种状况时，我们就能从容不迫，而不会手足无措了。这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能认识到，这种混乱的、难以理解的系统是现实新世界的一部分，[33]那么就不会再认为“立即换成空挡”是面对故障时最糟糕的选择了。[34]事实上，在当今时代，设计师和驾驶员已经成了探索纠缠时代的搭档，至少在以下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们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毫无关联：谁都不可能完全预测复杂系统的所有行为。许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只是采用了不那么危险的处理方式，比如说，当计算机出现故障时，有些人会在沮丧中下意识地敲打敲打机身，或者重启计算机，希望系统能够自行解决问题。
进入20世纪后，我们迎来了无数的限制性定理（limitative theorems）。这些定理为我们划定了可知和可理解的知识边界。在数学领域，库尔特·哥德尔（Kurt G?del）证明了，在某个给定的数学系统中，总是存在永远不能被证明为真或为假的陈述；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艾伦·图灵证明了，任何机器所能做到的事情都存在极限，无论某个特定的算法可能会发展到多么强大的程度。显然，这些领域并没有因此而消亡，甚至算不上遭遇了巨大挫折。尽管受到了限制，但它们在许多方向上都结出了累累硕果，其发展远远超出了那些为它们划定边界之人的想象。
在构建和使用复杂的技术系统时，我们试图了解它们如何运行以及如何失败，但是这种了解确实存在着极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停止创造；恰恰相反，它只是意味着，当我们继续构建这类系统时，要明白它们还会不断成长，会变得更加奇异、更加复杂。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期望值。
从现在起，承认自己无法完全理解这些系统吧。这种做法将会改变我们理解和应对系统的方式。如果你参与了构建，那么在组装系统时，你就会意识到自己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你与系统进行了交互，那么你会认识到繁杂和意外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如果你试图彻底消除这种常态，那么你不但会失败，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经常提到“不可思议的现在”（unthinkable present）这个短语，这也是他笔下众多故事的背景。[35]无疑，这恰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纠缠时代的内核。但是说到底，这些系统并不是完全无法被理解的，其性质和特征也不会永远不可言说。这个故事并没有以“对不可理解之物的恐惧”或“对不可思议之物的好奇”而结束。谦卑之心，再加上迭代的生物学思维，就是洞悉复杂世界的正确方式，会指导我们与复杂系统进行交互。但是，无论我们所持观点的细节如何，我们都无须屈服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凡是不可言说之事，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事实上，对于那些无法被完全理解、无法被完美处理的事物，我们还有很多话可以说！人类，将在这个纠缠时代继续生存下去，并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