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想，既然累积性的文化适应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工具，那为什么只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一次？这是个谜。不仅如此，在生命的发展史上，很多重大的创新也只出现一次。光合作用产生了大量的能量，释放出了大量的氧气，从而造就了这个世界的生态系统。真核细胞生物、具有大型复杂细胞的有机体，以及其他一些新品种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所有寿命较长的大型生物的进化成为可能，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横纹肌纤维可以帮助大型动物快速移动，从而使捕食者及其猎物都能不断得以进化。这些在进化过程中都只出现过一次。[48]
英国生物化学家尼克·莱恩（Nick Lane）在其杰作《生命的跃升》（Life Ascending）中指出，这些创新之所以只会在进化中出现一次，是因为每一种创新既是偶然的产物，也是必然的产物。[49]一些小概率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环境条件使创新得以进化，这是创新的偶然性；而创新的优势使其能够被广泛传播，则是创新的必然性。
光合作用就是一个极佳的例证。蓝藻、水藻等植物都可以进行两种不同的光合作用，一种是利用强氧化剂从水中提取电子，制造出腺嘌呤核苷三磷酸（ATP）；另一种是利用强还原剂将二氧化碳还原，生成糖和其他复杂的有机分子。其他细菌只能进行一种光合作用，有的采用第一种方式从阳光中获取能量，有的采用第二种方式从分子中获取电子，并结合二氧化碳生成更复杂的有机化合物。这两种系统是如何神奇地关联到一起的呢？按照莱恩的观点，这需要一种特殊的环境，在该环境中，紫外线辐射的强度极高，并存在大量可溶解的锰。蓝藻的祖先用锰元素来保护自己免受紫外线辐射，但这会产生自由电子，从而给第一种光合作用带来麻烦。解决之道是利用第二种光合作用将多出来的电子都吸收掉。很偶然地，某个蓝藻的祖先拥有这两种系统，而这个巧妙的解决方案促进了蓝藻和水藻等植物的进化。
那么，有哪些因素会让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变为不可能呢？我们并不真的知道。或许存在这样几种可能：
低精准度的社会学习。很多有机生命体都会通过大量的社会学习来延续不同的地方性传统，但是都未能表现出累积性的文化适应这个特点。例如，某些种群中的黑猩猩会使用石头砸开坚果，而其他一些种群中的黑猩猩则不会，但是在所有的黑猩猩种群中，都没有出现更好用的砸坚果工具。结合社会线索，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这样：虽然某些行为是在模仿其他猩猩，但是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这些行为都可以通过个体学习来掌握。[50]模型推导也证明了，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对社会学习的精准度非常敏感。人类学家彼得·里克森和我一道提出了一种假设：通过观察来进行学习的能力，也就是真正的模仿能力，是文化积累的基本要素之一。[51]人们一度认为，真正的模仿是人类独有的能力。然而，生物学家安德鲁·怀滕（Andrew Whiten）及其合作者们通过巧妙的实验证明，黑猩猩也可以通过观察同类来学习新的行为，只是与人类相比，其学习精准度有所欠缺。[52]因此，在文化累积方面，高精准度的模仿是必不可少的。
使用工具的潜力有限。其他灵长类动物在使用工具方面的潜力极其有限。有的灵长类动物会使用石头砸开坚果和贝壳，黑猩猩还会使用一些其他类型的工具，但不管怎样，它们使用工具的潜力很有限，因为是四足行走的动物，所以很难将工具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事实上，黑猩猩会在需要使用工具时就地取材，现场制作，用完就扔。显然，在制作工具这件事上，投入过多会导致得不偿失。
合作程度较低。我们会在下一章中看到，人类的合作程度比任何哺乳类动物都要高。即便是在最小规模的人类社会中，也存在各种互惠网络，而且这种网络的规模可能是猿类互动网络规模的50倍。[53]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合作会促进文化传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精准的文化学习是需要教导的。归根结底，社会学习是一个推导的过程。人们并不是在单纯地模仿他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先观察他人的行为，再推导行为背后的观念。有时候这种推导很容易。如果我看到你正在吃东西，我可以确信，你认为这些东西没有毒。然而，许多类型的社会学习都会遭遇“框架问题”，也就是说，学习者需要先判断所看到的画面中，哪一部分才是值得学习的。假如我看到你在制作弓箭，而这一过程会涉及很多行为：你盘腿而坐，削尖箭头，选择好羽毛并粘在箭尾，同时嘴里反复哼唱着小曲。很难确定对于制作弓箭来说，哪些行为是必要的，哪些是不相关的。心理学家捷尔吉·盖尔盖伊（Gyorgy Gergely）和盖尔盖伊·奇布劳（Gergely Csibra）认为，除非被模仿者提供了一些线索，且足以让模仿者推断出其行为中哪些部分与需要归纳的知识有关，哪些部分无关，否则社会学习不可能非常准确。[54]
教导是一种合作性行为，对学习者有益，但需要教导者付出成本。在实践中，只是向父母学习不算是进化上的奇迹，因为培养后代能够给父母带来基因上的“收益”。但是，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会从群体成员身上学到很多知识，而且只有人类表现出了这种非亲缘性的合作。
口头指导常常会促进文化学习，因此文化学习离不开合作。例如，一项针对大学生的实验表明，在学习制作类似于250万年前的简陋的石器工具时，口头指导必不可少。[55]与那些接受了口头指导的大学生相比，那些只能依靠观察和模仿，或者只得到了一个参考物的大学生，任务都完成得很不好。
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谜。在大部分物种中，发出沟通性的信号必然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以确保其真实性。比如狮子的咆哮和马鹿的鸣叫，要想发出这些信号，这些动物就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因此这些信号不可能是虚假信号。一头孱弱的狮子不可能发出可怕的咆哮，但是人类的语言却“可以低成本交谈”，因此也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我可能会告诉别人，我在外出打猎时遇上了一头狮子，而且差点杀死它，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是我躲在灌木丛中瑟瑟发抖。双向的监督和惩罚可以控制欺骗，但这要求个体之间存在合作。[56]在如今仅存的那些狩猎-采集部落中，说同种语言的人大约为1 000人，没有别的脊椎动物能与非亲缘同类达成如此大规模的合作。
学习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使累积性文化学习成为可能的心理能力或许最初并不具有适应性；直到后来，当它们广泛存在于在人群中时，才具有了适应性。[57]我们假设，对于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来说，新的认知机制是必要条件。比如，很多学者都认为，精准的文化学习需要人类能够对他人的信念进行思维上的表达，而这种能力被称为“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例如，我看到了一条蛇，同时灌木丛挡住了你的视线，所以你看不到蛇。我如果不懂这种心理理论，就不会意识到你并不知道那里有一条蛇，因此，当你径直走向那条蛇时，我会错误地以为你认为这条蛇无毒；我如果了解这种心理理论，便会意识到你没有看到那条蛇，因此会知道，你的行为基础并不是“蛇是否有危险”这一认知判断。倘若这种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文化进化而言，心理理论就是必不可少的。
黑猩猩似乎对同类的所见、所闻和所想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其心智能力不如人类这么强大。假设远古人类的心智能力与黑猩猩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心智能力超常的个体可能并不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因为整个群体并不具有累积“地方适应性知识”所必需的认知机制。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心智能力可能就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比如马基雅维利式的操控他人的需要(4)。这种能力一旦出现，累积性的文化传播就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