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质主义下的普遍史模式
荷兰学者利斯贝特-科塔尔斯-阿尔泰斯指出：叙事作品中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有助于识别不同叙事作品的“结构、技法、文类和意蕴”。[46]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历史演化叙述模式的差异可视为中西不同思想文化传统的历史折射。西方历史学领域总的思想是一种形而上学，正如刘家和先生所指出的：“在古代希腊，是逻辑理性而不是历史理性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47]正因为如此，柯林武德认为希腊罗马史学的思想方法是实质主义的,它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的基础之上,“它蕴含着一种知识论,即只有不变的东西才是可知的”,[48]因而对于古希腊罗马而言,“历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门科学;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过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灭。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形而上学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的”,[49]“他们(指希腊人)完全肯定,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的对象的任何事物都必须是永恒的:因为它必须具有它自己某些确切的特征,因此它本身之内就不能包含有使它自己消灭的种子。如果它是可以认识的,它就必须是确定的;而如果它是确定的,它就必须如此之完全而截然地是它自己,以致于没有任何内部的变化或外部的势力能够使得它变成另外的某种东西”。[50]希腊人看到了世界万物在变,于是在逻辑理性的驱动下转而追求其背后的不变的实质,经过抽象而获得的这种实质本身就是抽象的“一”,就是在其内部不能有对立方面的“一”。作为一种确定的、无变化的永恒的“知识”,实质主义观念下形成的关于历史演化的普遍史模式不是从历史的多样性本身去寻找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的真谛,而只是用复杂的历史现象来证明某种哲学的或政治的或宗教的论题,使得普遍史无法揭示出历史的理性,而只能是理性的历史。以西方普遍史的结构模式而言,以波利比阿《历史》李维《罗马史》为代表的早期政治普遍史,或表现出“空间之同一”的特点,或表现出结构表层的线性与深层的非历史性“同一”并存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以一个确定的主题横向结构历史文本,没有真正展现历史的变迁过程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多样化是一种实质主义观念下的历史“表现”。而自基督教史学开始形成的“有一个公认的开始,一个被确定的过程,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果”的普遍史结构模式,显然是著史者运用“自己的思想”整合散乱史料而建构的福柯意义上的“整体历史”,是一种关于人类整体历史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假定”。正如柯林伍德论及基督教史学传统影响下的普遍史的排他性时所明确指出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因此历史过程在任何地方和一切时间都属于同样的性质,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同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基督徒不能满足于罗马史或犹太史或任何其他局部的和特殊主义的历史:他要求一部世界史,一部其主题将是上帝对人生的目的的普遍展开的通史。”[51]刘家和先生强调指出西方“universal history”中的“ universal”,其意指“全体的”“普遍的”“共同的”等,皆源于实质主义的同一性、普适性,[52]因而实质主义下的普遍史模式其实质是反历史主义的。
(二)通变观下的循环史模式
与西方实质主义思想方法下建构的追求不变的“一”的普遍史模式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真理不能在永恒不变中去寻求而只能从变动不居中去把握。《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折中》案“一阴一阳”云:“一阴一阳,兼对立与迭运二义。对立者，天地日月之类是也，即前章所谓刚柔也；迭运者，寒来暑往之类也，即前章所谓变化也。”[53]可见由“一阴一阳”构成的“道”或本质，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迭运的“变易”；但中国古代思想讲“变易”的同时又讲“不易”，这种“变易”与“不易”并行不悖的“通变观”折射到史学演化思想上，是形成了将古今之事联系起来，考察它们兴衰递嬗之间的“变中之常”与“常中之变”的循环史叙述模式。一方面，循环不已的王朝兴替史确实展示了一种从“时”“势”“权”等角度来观照历史发展并历史主义地把握它的动态视角。但另一方面，历史作为研究“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54]的学问，其最终指向正在于揭示其间一以贯之的“道”或“理”。在以“仁义”为本的“道”或“理”的统摄下，王朝的更迭循环正是要保证“道”或“理”的常新常在，由此，历史不再是无常的命运，历史长河中的特殊性与偶然性就这样被纳人历史发展的“变”与“常”，被阐释为实现“道”或“理”的必然历程，也就是说，王朝的兴亡、“天命”的得失、“质文”的代变实质上都是“道”的迭运的历史表征，故而循环史模式发挥的乃是“历史主义”地确证恒久不变的“道"或“理”的叙述功能。如此，则中国传统历史演化叙述模式可以借用王晴佳“有限的历史主义”[55]来概括。
按照蒲安迪的看法，“真实”可以分为“实事意义上的真实”与“人情意义上的真实”。[56]中西历史演化叙述虽然存在普遍史与循环史之别，但显然都不能纳人“实事意义上的真实”的“中性”话语方式范畴，而是各自文化语境下的话语建构与叙述“表现”，忽略具体观点上的差异，中西关于历史演化的叙述均可纳入“人情意义上的真实”的范畴，从这个角度来说，亚里士多德关于“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57]的判定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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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文史通义校注》卷7外篇二，第7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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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汉）司马迁撰：《太史公自序》，《史记》卷130，第3319页。
[28]（汉）司马迁撰：《太史公自序》，《史记》卷130，第3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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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曹峰、[日]广濑薰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56页。
[31]（汉）司马迁撰：《太史公自序》，《史记》卷130，第3299-3300页。
[32]转引自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上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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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汉）司马迁撰：《太史公自序》，《史记》卷130，第3297页。
[39]徐复观：《原史》，《两汉思想史》卷3，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
[40]（汉）司马迁撰：《太史公自序》，《史记》卷130，第3296页。
[41][英]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王晴佳译，《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42]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03页。
[43]黄俊杰：《中国历史思维的特征》，《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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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德]李凯尔特：《历史上的个体》，见张文杰主编《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6页。
[46][荷兰]利斯贝特?科塔尔斯?阿尔泰斯：《文学作品、价值与阐释框架：叙事学面临的挑战》，袁渊译，《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47]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48][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2-24页。
[49][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2-24页。
[50][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2-24页。
[51][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50页。
[52]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53]（清）李光地等：《周易折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册，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1页。
[5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福州州学经史阁记》，《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13页。
[55][美]伍安祖、王晴佳：《世鉴：中国传统史学》，孙卫国、秦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
[56][美]蒲安迪讲，陈钰整理：《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32页。
[5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页。
本文刊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04期
编辑︱黄思睿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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