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萨马利人的后代
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治制度如果不是通过其建构经济的方式间接阻碍工业化，就是像我们讨论过的奥匈帝国和俄罗斯那样直接抑制工业化。但专制不是广纳式经济制度崛起唯一的障碍。在19世纪初，世界上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非洲，都缺少可以提供最起码程度的治安的政府，而治安是现代经济的先决条件。很少国家像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先是推动政治集权，继而建立俄罗斯的专制统治；更不用说像英格兰的都铎王朝打造出集权政府，却未能完全摧毁——或更贴切地说，却没有能力摧毁——国会和其他节制他们权力的机制。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即使那些非洲政权的菁英张开双臂拥抱工业化，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凸显出缺少政治集权的严重后果。索马里向来由六个宗族掌控，其中四个最大的宗族迪尔、达罗德、以萨克和哈维耶的渊源都追溯到同一个神秘的祖先萨马利。这些宗族来自索马里北方，并逐渐散布到南方和东方，即使到今日主要仍以放牧为生，带着他们的山羊、绵羊和骆驼逐水草而居。在南方，另两个宗族狄吉尔和拉罕韦恩则是定居的农耕者。这些宗族的领土可以在地图12上看到。
索马里人首先认同的是他们的宗族，但这些宗族范围很广，包括许多次级族群，其中首要的是一些祖先上溯到那些大宗族的家族。更重要的是一些称作支付“迪亚”（意即“血钱”，家族成员遭杀害的补偿金）的族群，由关系紧密且支付和收受血钱的亲族组成。索马里宗族和支付迪亚族群为了争取稀缺资源的掌控权，长期以来就争斗不休，特别是竞逐水源和丰饶的牲口放牧地。他们也不断突袭毗邻宗族与支付迪亚族群的畜群。虽然宗族有称作苏丹的领袖，也有长老，但这些人没有实质权力。政治权力极其分散，每一个索马里成人都有权对可能影响宗族或族群的决定发言，而决定是通过一个由所有成年男性组成的非正式会议做成。没有以文字记载的法律、没有警察，也没有具体的司法体系，除了伊斯兰律法被用作非正式法律的架构。这些血钱支付族群的非正式法律将化为一套称作希尔的规范，明确地表述互动的族群应遵守的义务、权利和责任。从殖民统治开始后，这些希尔开始被写下，例如乌加斯的后裔形成一个约一千五百名男性的血钱支付族群，是英属索马里迪尔宗族的次级家族。1950年3月8日，英国地区行政长官将他们的希尔记录下来，前三个条款如下：
“一、若乌加斯的男人被外部族群杀害，他最近的血亲将接受二十头骆驼的血钱（总数是一百），其余八十头骆驼将由所有乌加斯人均分。
”二、若乌加斯的男人遭外人伤害，他的受伤价值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头骆驼，其中十头骆驼必须给他，其余的骆驼则给他的基弗族群（血钱族群的次级族群）。
“三、乌加斯成员间的凶杀必须补偿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头骆驼，只支付给死亡者最近的血亲。如果被告无法支付全部或部分，他的后裔必须协助他。”
希尔十分强调杀害和伤害，反映出血钱支付族群和宗族之间几乎随时处于战争状态。这种形态的核心是血钱与长期的流血仇怨。对特定人的犯罪等同于对整个血钱支付族群的犯罪，因此必须支付集体赔偿。如果不支付血钱，犯罪者所属的血钱支付族群必须面对受害者的集体惩罚。当现代运输传到索马里时，血钱扩大到在车祸中死亡或受伤的人。乌加斯的希尔牵涉的不只是谋杀，条款六规定：“如果一个乌加斯人在乌加斯会议上侮辱另一个乌加斯人，他必须支付受辱方一百五十先令。”
在1955年初，哈巴涂佳罗和哈巴尤尼斯两个族群的羊群，在杜牧博瑞里地区毗邻的草地放牧，一名尤尼斯族男人在与涂佳罗族人的争端中受伤，尤尼斯族立即展开报复，攻击涂佳罗族并杀害一名男人。死亡事件导致尤尼斯族根据血钱法向涂佳罗族提议赔偿，且提议被接受。血钱必须亲自送交对方，且遵照习俗采取骆驼的形式。在送交血钱的仪式中，一名涂佳罗人误把一名尤尼斯人当成血钱支付族群的凶手而杀害。这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在接下来的四十八个小时内，十三名尤尼斯人和二十六名涂佳罗人惨遭杀害。战争持续一年，直到英国殖民行政官署召集两个宗族的长老，协调出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交易（交换血钱），并在之后三年内支付。
血钱的支付在暴力威胁和世仇的阴影下进行，即使支付了血钱也未必能停止冲突。通常冲突会暂时平息，隔一段时间又复燃。
因此政治权力在索马里社会极为分散，几乎是多元性的，但缺乏集权化的政府来确保秩序，也没有财产权，无法产生广纳式制度。没有人尊重其他人的权威，也没有人有能力带来秩序，包括最后进入的英国殖民当局。缺乏政治集权使索马里不可能从工业革命获益。在这种局势下，几乎无法想像投资或采用从英国传播来的新科技，或建立任何能投资和采用新科技的组织。
索马里海盗
索马里复杂的政治对经济进步还有更微妙的影响。我们前面提到非洲历史上一些科技的大谜团，在19世纪末殖民统治扩张之前，非洲社会不使用轮子运输或用犁耕种，而且只有少数地方使用文字。我们已讨论过埃塞俄比亚使用文字，索马里也有书写手稿，但和埃塞俄比亚不同，一般索马里人不使用文字。我们在非洲历史上见过这种例子，非洲社会可能不使用轮子或耕犁，但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讨论过的刚果例子里，基本上是因为经济制度未提供人民采用这些科技的诱因。但同样的问题也影响文字的采用吗？
我们可以从位于索马里西北方、南苏丹努巴山的塔加里王国窥知一二。塔加里王国在18世纪末由一群战士建立，领导者叫伊斯玛伊尔；该王国保持独立直到1884年被并入大英帝国。塔加里的国王和人民可以使用阿拉伯文，但并未使用——除了国王以外，且仅用来与外面其他政治实体和外交使节通信息。起初这种情况似乎令人很困惑，美索不达米亚文字起源的传统解释是，政府发明了文字以便记录信息、控制人民和课税，但塔加里王国对这些事不感兴趣吗？
这些问题在1970年代由历史学家爱瓦尔德着手调查，当时她正尝试重建塔加里王国的历史。部分原因是人民抗拒使用文字，因为担心文字被用来控制资源，例如政府宣告拥有宝贵的土地。他们也害怕文字导致更有系统的征税。伊斯玛伊尔建立的王朝未凝聚成强大的政府。即使王朝当初希望如此，政府也不够强大到足以压倒人民的反对。但还有更隐晦的其他因素产生影响。例如，各类菁英也反对政治集权，宁可以口语而不用文字与人民互动，因为如此可以拥有最大的权宜便利。明文规定的法律或命令无法撤销或否认，也较难改变；它们立下的基准将使统治菁英难以变更。因此，塔加里的被统治者或统治者都认为采用文字对他们不利。被统治者害怕统治者会如何用它，而统治者本身也认为没有文字有利于他们巩固对权力的掌控。塔加里的政治阻碍了文字被采用。虽然索马里人的菁英阶层比塔加里王国更难定义，但很可能是相同的原因阻止他们使用文字和采用其他基本技术。
索马里的例子显示缺少政治集权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历史文献并未记录索马里曾经尝试建立政治集权的例子。政治集权意味部分宗族将必须受其他宗族控制，但他们拒绝集权势必会带来的控制或被迫交出权力；社会中的军事力量的均衡态势也使集权体制难以实现。事实上，很可能任何族群或宗族尝试集权不仅会招致激烈抗拒，还可能丧失既有的权力和特权。因此，缺少政治集权以及其隐含的连最基本的财产权安全也没有，使索马里人社会从未创造出诱因让他们投资在提升生产力的技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世界其他部分进行工业化时，索马里人则忙着争斗和护卫他们的生活，经济落后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7）持久的落后
工业革命在19世纪以后为全世界创造一个转变的关键时期：允许并提供诱因给人民投资新技术的社会，就能快速成长。但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没有这么做——或明确地选择不这么做。受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掌控的国家未能创造这种诱因。西班牙和埃塞俄比亚提供的例子是政治制度受到专制掌控，以及隐含的榨取式经济制度早在19世纪前很久就已扼杀了经济诱因。其结果与其他专制政权的情况类似——例如奥匈帝国、俄罗斯、鄂图曼帝国和中国，虽然在这些例子中统治者是因为畏惧创造性破坏而不仅未鼓励经济进步、还公开采取阻碍工业普及和能促进工业化的新科技的措施。
专制统治不是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唯一形式，也不是阻碍工业化的唯一因素。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需要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以便政府能维持治安，维系财产权，并鼓励经济活动和投资在公共服务。然而即使到今日，许多国家如阿富汗、海地、尼泊尔和索马里，政府仍然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秩序，而且经济诱因已完全遭摧毁。索马里的例子显示为什么工业化的过程也略过这些社会。政治集权遭到抗拒，其理由和专制政权抗拒改变一样：害怕改变会带来会带来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从今日掌权的阶层转移到新崛起的个人和集团。因此，正如专制政权阻碍了朝向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变革的措施，在缺乏政治集权的社会掌控大局的传统菁英和宗族同样也阻碍了这种发展。其结果是，在18和19世纪仍然缺乏政治集权的社会在工业时代特别居于劣势。
虽然从专制统治到低度集权政府的各种榨取式制度都未能利用工业普及的机会，工业革命带来的关键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却造成大不相同的影响。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到，已经跨出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脚步的社会，如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专制统治遭遇较大挑战的社会，如法国和日本，都把握住新的经济机会，展开快速经济成长的过程。因此，关键时期和既有的制度差异交互作用、导致进一步制度分歧与经济分歧的常见模式，在19世纪再度展现，而且这一次对国家的富裕和贫穷造成更大的冲击和更根本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