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工业的恐惧
如果没有经历类似1688年之后英格兰出现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权力的改变，专制国家几乎没有机会从工业革命的创新和新科技中获益。例如，在西班牙，财产权没有保障和普遍的经济衰退，意味人们完全没有诱因去从事必要的投资和牺牲。在俄罗斯和奥匈帝国，阻止工业化的不只是菁英的忽视和错误管理，以及榨取式制度下经济的节节衰退，而是统治者积极阻碍任何引进这类科技的企图，并禁止对铁路等基础建设的投资，这类基础建设正好可以是工业化的触媒。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初期，欧洲的政治版图与今日大不相同。由超过四百个政治体拼凑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最后并入德国）占据大部分中欧，哈布斯堡王室仍是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它掌控的哈布斯堡帝国或奥匈帝国即使不再包括西班牙（从波旁家族1700年接管西班牙王位后），仍然跨越二十五万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以人口看，它是欧洲第三大国家，占欧洲人口的七分之一。在18世纪末，哈布斯堡的土地从西起包括今日的比利时，在当时称为奥属尼德兰，不过最大的部分是奥地利和匈牙利及其周围的土地，包括北边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南边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意大利与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往东边看，它也包括今日罗马尼亚和波兰的许多地方。
哈布斯堡领土上的商人影响力远比英国商人小，而东欧的土地则盛行农奴制。正如我们在第四章讨论到，匈牙利和波兰位于东欧二次农奴制的心脏地带。不同于斯图亚特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在维系严厉的专制统治上很成功。1792年到1806年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接着又成为奥匈帝国皇帝直到1835年去世的法兰西斯一世，是一位绝对的专制皇帝。他不承认对他权力的任何限制，特别是他希望保持政治现状。他的基本策略就是反对改变——任何形式的改变。他在1821年的演说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并以哈布斯堡统治者典型的方式对莱巴赫一所学校的教师说：”我不需要博学的人民，只要善良、诚实的人民。你们的工作是教育年轻人成为这种人。为我工作的人必须照我的命令教导。如果任何人做不到这一点，或有新想法，他可以离开，或者我会让他走。“
1740年到1780年在位的特蕾莎女皇经常回答有关改善或改变制度的建议说：”一切保持原状就好。“尽管如此，她和她儿子约瑟夫二世（1780年至1790年在位）曾尝试建立更强大的集权政府和更有效的行政体系。但他们在一个完全无法节制其行为并且政治多元化也很少的政治体系下进行这个工作，没有国会能稍微控制君主，只有一套过去曾有一些课税权和募兵权的地方阶级（estate）与议会的制度。奥匈哈布斯堡君主受到的节制比西班牙君主还少，而且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随着哈布斯堡专制统治在18世纪进一步强化，所有非皇室机构的权力也进一步被削弱。当奥地利提洛省的市民代表向法兰西斯一世请愿创制宪法时，他的回应是：”原来你们想要一部宪法！……听着，我不喜欢宪法，我会给你们一部宪法，但你们必须知道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如果我需要钱我不会征询你们的意见……无论如何我劝你们小心自己想说的话。”听到他的回应后，提洛省的领导人回答：“如果你这么想，那最好是没有宪法。”法兰西斯对此的反应是：“这也是我的意见。”
法兰西斯一世
特蕾莎用来跟官员咨询的国务委员会遭法兰西斯解散，从那时候起国王的决定就再也没有咨询官员意见或公开讨论。法兰西斯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严密监视任何可能被视为略微激进的人。他的长期帮手哈提希伯爵形容他的统治哲学是“永不停止地维护统治权威，并排拒任何人民参与此等权威的主张”。他的一切作为得到1809年被他任命为外交大臣的梅特涅亲王的协助。梅特涅亲王的权力和影响力实际上比法兰西斯持续更久，他担任外交大臣长达近四十年。
哈布斯堡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封建秩序和农奴制度，在帝国境内愈往东边走就愈发现，封建秩序变得更加严密，这反映出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的更加倾斜的经济制度。劳动流动受到极大限制，法律不允许迁移。当英国慈善家欧文尝试说服奥地利政府推动社会改革以改善贫苦人民的生活时，梅特涅的助理冯?艮茨回答：“我们不希望所有人民都过好日子和独立……否则我们怎么统治他们？”
除了完全阻碍劳动力市场兴起、并消灭农村广大人民的经济诱因或努力的农奴制外，哈布斯堡的专制统治也靠独占和对其他贸易的限制而兴盛。都市经济由行会支配，而行会则限制新人进入。在1775年以前，奥地利境内要收内部关税，这种情况在匈牙利延续到1784年。进口产品的关税很高，许多货物完全禁止进口和出口。
压制市场和建立榨取式经济制度当然是专制制度的特质，但法兰西斯做得更彻底。这里的情况不只是榨取式经济制度消灭了个人创新或采用新科技的诱因。我们在第二章曾讨论到刚果王国尝试提倡使用耕犁却不成功，原因是经济制度的榨取性质。刚果国王知道如果他可以劝诱人民使用犁，农耕生产力将提高，创造出更多财富而使他受益。这是所有政府的潜在诱因，甚至专制政府也相同。刚果的问题出在人民了解不管他们生产什么，都可能被专制的国王没收，因此他们没有投资或利用更好科技的诱因。在哈布斯堡，法兰西斯不鼓励人民采用更好的科技；相反的，他反对这么做，并阻碍新科技传播，而这些新科技是人民仍可能愿意采用的，即使是在既有的这种经济制度下。
反对创新以两种方式呈现，第一，法兰西斯一世反对工业发展。工业带来工厂，而工厂会在城市聚集贫穷的劳工，尤其是在首都维也纳。这些工人可能变成反对专制政权的支持者。他的政策目标是巩固传统的菁英还有政治现状与经济现状，他希望保持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法兰西斯相信，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方法是一开始就阻止兴建工厂。例如，他在1802年直接下令禁止在维也纳盖工厂。他禁止进口和采用能为工业化打基础的新机器，直到1811年为止。
第二，他反对兴建铁路，而这又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关键新科技之一。当有人向法兰西斯一世提出兴建北部铁路的计划时，他回答：“不，不，我不想跟它有任何关系，免得国内发生革命。”
由于政府不允许兴建蒸汽铁路，帝国境内兴建的第一条铁路不得不采用马匹拉的车厢。这条铁路从多瑙河畔的林兹连接莫尔道河畔的波西米亚城市布德韦斯，沿途有许多坡道和转弯，这意味以后不可能改成使用蒸汽机，因此它持续使用马力直到1860年代。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是大银行家族在维也纳的代表，他很早就发现在帝国里发展铁路有很大的经济潜力。所罗门的兄弟纳森住在英国，对史蒂芬森的蒸汽机“火箭号”和蒸汽动力的潜能很感兴趣。他联络并鼓励他的兄弟探寻在奥地利发展铁路的机会，因为他相信家族可以从资助铁路发展获得庞大利益。但这个计划无疾而终，因为法兰西斯皇帝再度说不。
反对工业和铁路是因为，法兰西斯担心伴随现代经济发展而来的创造性破坏。他的优先目标是确保自己统治下的榨取式制度的稳定，以及保护支持他的传统菁英的优势。工业化对他来说不仅获益有限，还会因为吸引农村的劳工聚集到城市而削弱封建秩序，而且法兰西斯看出重大的经济改变会对他的政治权力带来威胁。因此他阻挡工业和经济进步，使经济持续落后。这呈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直到1883年，全世界90%的铁都以煤炼制时，哈布斯堡领土上有一半的铁仍使用效率较低的木炭炼制。同样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崩溃时，纺织尚未完全机械化，而仍然采用手工生产。
奥匈帝国不是唯一恐惧工业的政权。再往东走，俄罗斯有一套同样专制的政治制度，由彼得大帝所建立。和奥匈帝国一样，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具有高度榨取性，农奴制把至少一半人口绑在土地上。农奴必须每周为地主的土地免费工作三天，他们不能迁徙，没有职业自由，而且地主可以任意贩卖农奴给其他地主。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激进哲学家克鲁泡特金，生动地描述了农奴制在1825年到1855年统治俄罗斯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下运作的情形。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故事：
“男人和女人从家庭和村庄被拆散并贩售，在赌博中输掉，或被用来交换两条猎犬，然后运送到俄罗斯某个偏远的地方……小孩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卖给残酷或浪荡的主人；每天在马厩中发生残暴至极的鞭打；一个女孩发现她唯一的救赎是溺死自己；一个老人为他主人服务到头发斑白，最后上吊死在主人的窗口；农奴的叛乱，最后被尼古拉一世的将领镇压，方法是每十个或五个男人就拉出一个鞭打至死，并且摧毁整个村庄……至于我在游历某些村庄所看到的贫穷，尤其是在属于皇室的村庄里，没有言语足以向未亲眼见过的读者描述。”
就像在奥匈帝国的情况，俄罗斯的专制政权不只是制造出一套阻碍社会富裕的经济制度，对创造性破坏以及工业和铁路也怀着类似的恐惧。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的核心人物之一，是1823年到1844年担任财政大臣的坎克林伯爵，他在反对促进经济繁荣所需的社会改变中扮演关键角色。
坎克林的政策目标是强化政权的传统政治支柱，特别是地主贵族，同时保持农业社会的形态。坎克林在当上财政大臣后，很快就反对并逆转前任财政大臣古瑞夫的提议，也就是成立政府拥有的商业银行以借款给工业。相反的，坎克林重新启用拿破仑战争期间关闭的国家贷款银行。这家银行最初设立是为了以补贴的利率借款给大地主，坎克林赞同这种政策。申请贷款者必须以农奴做为“保险”或担保，因此只有封建地主能利用这种贷款。为了提供资金给国家贷款银行，坎克林从商业银行转移资产，一石二鸟地达成他的目的：减少贷款给工业的资金。
坎克林的态度是基于对经济改变势必带来政治改变的恐惧，而沙皇尼古拉的态度也一样。尼古拉在1825年12月取得的权力，差点在一场军方将领的政变中被推翻，这些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军官对社会有一套激进的改革计划。尼古拉写信给米哈伊大公说：“革命已经打到俄罗斯的门口，但我发誓只要一息尚存绝不让它穿透我的国家。”
尼古拉畏惧建立现代经济会带来的社会改变。他在莫斯科一场工业展览上回见制造业者所发表的演讲中说：
“政府和制造业者必须把注意力转向一件事，否则每一座工厂将变成邪恶而非祝福，这件事就是关注数量逐年增加的工人。他们的道德需要积极且父亲式的监督；若不如此，如此众多的人民将逐渐腐化，最后变成一个悲惨且对他们的主人很危险的阶级。”
和法兰西斯一样，尼古拉害怕现代工业经济释放的创造性破坏将动摇俄罗斯的政治现状。在尼古拉的要求下，坎克林采取具体的措施以减弱工业的潜力。他禁止数项过去定期举行、用于展示新科技并推广采用的工业展览会。
尼古拉一世
1848年，欧洲受到一连串革命爆发的冲击。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莫斯科军政首长萨克瑞夫斯基写信给尼古拉：“为了维护目前仅有俄罗斯保有的安定与繁荣，政府不应允许无家可归者和行为不检者集会，因为他们可能共同行动，摧毁社会或私人的和平。”他的建议被呈报到尼古拉的大臣，于是一项新法律在1849年开始施行，严格限制在莫斯科各地可以设立的工厂数量。该法律特别禁止新设立羊毛或棉纺纱厂与铸铁工厂。其他产业如织布或染布业如果想开新工厂，必须向军政首长申请。最后棉纺业完全被禁止。这项法律意在阻止城市里可能造反的工人进一步集中。
反对铁路紧跟着反对工业而来，和奥匈帝国的情况如出一辙。在1842年以前，俄罗斯只有一条铁路，即沙皇村铁路，长17英里，从圣彼得堡连接到沙皇村和帕夫洛夫斯克的皇宫。和反对工业的理由一样，坎克林认为没有发展铁路的必要，铁路会带来危及社会的流动性：“铁路不一定是自然需求的结果，而是出于人为的需要或奢侈。它们鼓励人从事不必要的旅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写照。”
坎克林拒绝无数兴建铁路的申请，直到1851年只有一条连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铁路兴建。出任运输与公共建筑管理局的克林米奇伯爵延续了坎克林的政策。这个机构变成铁路建设的主管单位，而克林米奇利用它做为阻止铁路发展的平台。1849年之后，他甚至利用自己的职权来检查有关铁路发展的报纸讨论。
地图13显示出这种逻辑的结果。虽然英国和大部分西北欧在1870年时已经铁路交织，穿越俄罗斯广大领土的铁路却很少。直到俄罗斯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国、法国和鄂图曼的军队击溃后，反对铁路的政策才反转，俄罗斯人才了解运输网络的落后是俄国安全的重大弱点。奥匈帝国境内除了奥地利和帝国西部外，铁路发展也相当落后，虽然1848年的革命为这些地方带来了改变，尤其是废除农奴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