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两部宪法的故事
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的是，美国（而非墨西哥）采用并实施支持民主原则的宪法、节制政治权力的使用，并把权力广泛分配给社会并非偶然。1787年各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开会撰写的文件，是一段始于1619年詹姆斯镇成立大议会的漫长过程的结果。
美国独立时期发生的宪政过程，以及不久后墨西哥发生的情况，两者间有着极为鲜明的对比。1808年2月，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到5月，他们已经攻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9月时，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被俘虏并退位，全国性的中央军政府（Junta Central）取代他的角色，高举对抗法国的火炬。军政府先在阿兰惠斯集结，但在面对法国军队时往南方撤退。最后部队退到加的斯（Cadiz），在那里虽然遭到拿破仑的军队围城但仍坚守阵地。军政府在这里组织称作柯尔蒂斯（Cortes）的国会。到1812年，这个国会制订了后世所知的加的斯宪法（Cadiz Constitution），根据人民主权的概念要求创建立宪君主制度。该宪法也要求结束特权，并采用法律平等对待的制度。这些要求都深受南美洲的菁英厌恶，他们所统治的制度环境仍然由赐封、强迫劳动，以及由这些菁英与殖民国家掌控的绝对权力所构成。
拿破仑入侵导致的西班牙国家崩溃，在拉丁美洲各殖民地造成一场宪政危机。当时有许多要不要承认中央军政府权威的争议，许多拉丁美洲人的反应是开始组织自己的军政府。他们迟早会意识到真正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可能性。最早宣告独立的地方是1809年玻利维亚的拉巴斯，虽然很快就被从秘鲁派出的西班牙军队镇压。在墨西哥，菁英阶层的政治态度受到1810年希达尔哥神父领导的起义运动影响。希达尔哥的军队9月23日劫掠了瓜纳华多，并杀死高层殖民官员，然后开始不加区别地滥杀白人。情况变得更像阶级战争甚至种族战争，而不像独立运动，它使得所有菁英团结成反对力量。如果独立运动容许群总参与政治，那么地方菁英也持反对态度，不只是西班牙人反对而已。结果是，墨西哥菁英以极度怀疑的态度，看待通往群众参政的加的斯宪法；他们绝不承认它合法。
1815年，拿破仑的欧洲帝国崩垮，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重掌大权，加的斯宪法遭废除。当西班牙王权开始尝试收复它的美洲殖民地时，它在反独立的墨西哥并未碰上麻烦。但在1820年，一支在加的斯集结准备搭船到美洲恢复西班牙权威的西班牙军队，反叛了费迪南德七世。全国各地的军队纷纷加入他们，费迪南德被迫恢复加的斯宪法，并重新召开科尔蒂斯。新科尔蒂斯甚至比制订加的斯宪法的旧国会还激进，它提议废止所有形式的胁迫劳动，此外也攻击一些特权——例如，军方在自己的法庭接受审判的权利。当墨西哥最后受迫接受这份文件时，地方菁英决定分道扬镳，宣告独立。（并非所有独立都是对民众有利的，这就是一例。）
这场独立运动由曾在西班牙军队服役的伊图尔比德领导，1821年2月24日，他公布自己的墨西哥独立蓝图伊瓜拉计划。该计划采用立宪君主制，搭配一位墨西哥皇帝，并废除墨西哥菁英认为会危及他们地位和特权的加的斯宪法。计划立即获得支持，西班牙很快发现无法阻止大势。但伊图尔比德不只策划了墨西哥的分离，他很快发现这个权力真空，并利用军方的支持自立为皇帝。伟大的南美洲独立革命领袖玻利瓦尔形容伊图尔比德“蒙上帝和刺刀的恩典”而登上皇帝宝座。伊图尔比德并未受到像美国总统受到的政治制度束缚；他很快变成独裁者，到1822年10月，他解散宪法认可的国会，以他自己挑选的军人集团取代。虽然伊图尔比德在位不久，这种模式的事件在十九世纪的墨西哥却不断反复发生。
美国宪法并未创造一个现代标准的民主政体。谁能在选举中投票留给各州自己决定。虽然北方的州很快把投票权交给所有白人男性，不管他们赚多少钱或拥有多少财产，南方各州却是逐步赋予这项权利的。没有一州给女性或奴隶投票权，而且虽然解除了白人男性的财产和财富限制，限缩黑人男性的明文规定却反而更加严苛。当然，美国宪法在费城制订的当时，奴隶被视为合乎宪法，而最卑劣的协商是有关众议院在各州的席次分配。席次原本是要按照各州的人口来分配，但南方州的代表要求奴隶应计算在内，北方反对。众议院席次分配的妥协结果是，一个奴隶被算成五分之三个自由人。美国北方与南方的冲突在宪政过程中受到抑制，就是因为达成五分之三的规则和其他妥协。后来陆续增添一些修正——例如，密苏里妥协规定，一个支持奴隶制的州和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州必须同时加入联邦，以便保持支持与反对奴隶制的势力在参议院的平衡。这些伪饰让美国政治制度得以和平运作，直到内战终于以有利于北方的方式解决这个冲突。
美国内战既血腥又极具破坏力，但在内战之前和之后都有充足的经济机会提供给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在美国北部和西部。墨西哥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如果美国在1860年到1865年间经历了五年的政治不稳定，墨西哥则是在独立的头五十年经历了持续不断的不稳定。桑塔安纳的生涯就是最好的写照。
桑塔安纳是韦拉克鲁斯一名殖民官员的儿子，在独立战争中以为西班牙而战闻名。1821年他投效伊图尔比德，从此未再回头。1833年5月他首度担任墨西哥总统，但只行使权力不到一个月就让位给法里亚斯。法里亚斯的任期只持续了十五天，桑塔安纳再度复位重掌权力。不过，这次复位和第一次上任一样短暂，到七月初又被法里亚斯取代。桑塔安纳和法里亚斯的双人舞蹈持续到1835年桑塔安纳被巴拉干取代。但桑塔安纳不是轻易放弃的人，他在1839年、1841年、1844年、1847年都回来再当总统，最后一次是从1853年到1855年间。总共算起来，他十一度担任总统，在任期间墨西哥打输了阿拉莫战役和德克萨斯独立战争，以及惨烈的美墨战争，后者导致丧失后来变成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土地。从1824年到1867年，墨西哥共有五十二位总统，其中只有很少人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取得权力。
空前不稳定的政治对经济制度和诱因的影响十分明显，这种不稳定导致财产权的高度不安全，并且严重削弱墨西哥的政府，使其缺乏征税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威及能力。即使桑塔安纳是墨西哥的总统，一大部分国土也不在他的控制下，使美国得以趁机吞并德克萨斯。此外，正如前面提到，墨西哥宣告独立背后的动机是为了保护殖民时期发展出来的那套经济制度，用伟大的德意志探险家兼拉丁美洲地理学家洪堡的话来说，那导致墨西哥变成“不平等的国度”。这些制度把社会建立在剥削原住民和创立垄断事业的基础上，因此而阻碍广大人口的经济诱因和创造力。当美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经历工业革命时，墨西哥正变得更贫穷。
（6）创意、创立企业、取得贷款
工业革命始于英国，最早的成功是使用新机器带来棉布生产的巨大变革，新机器原本由水车推动，而后改由蒸汽引擎推动。棉布生产机械化先是造成纺织工人生产力大增，后来扩大到其他产业。创新是经济各领域的科技突破的动力，带头的人是渴望采用新创意的创业家和企业人士。初期的革命很快就跨越北大西洋，散播到美国。人们看到采用在英国发展的新科技可以创造极大的经济机会，他们也受到激励而努力开发自己的发明。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人取得专利权来了解这些发明的性质。保护创意财产权的专利制度，最早是在1623年英格兰国会通过的独占法当中被制度化，部分原因是要阻止国王随意授予“专利书”给他钦定的人选，亦即授予从事特定活动或事业的独家权利。美国的专利记录令人惊讶的是，获准取得专利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和各种背景，不限于富人和菁英阶层。许多人借由专利致富。以爱迪生为例，他发明留声唱片与灯泡、并创立了至今仍是全球大企业的通用电气公司。他是家中七个孩子的老小，父亲塞缪尔?爱迪生从事过许多职业，从拆除屋顶木瓦盖、裁缝到经营旅店。爱迪生没受过多少正式教育，而是由母亲在家教育长大。
爱迪生
第一盏电灯
从1820年到1845年，美国的专利所有权人中只有19%其父母是专业人士，或来自知名的地主家族。在同一期间，获得专利权的人有40%只受过初级或更低的教育，就像爱迪生。此外，他们通常创立公司来利用他们的专利，这也像爱迪生那样。正如美国在19世纪比当时绝大多数国家在政治上更民主，美国在创新方面也比其他国家民主。这对美国在经济上迈向全世界最创新国家的道路极其重要。
如果你是有创意的穷人，要取得专利并不难，因为申请专利不必花太多钱，但要利用专利赚钱却是另一回事。当然，其中一个方法是把专利卖给别人。这是爱迪生初期的做法，为了筹措资本，他把他的四路多工电报专利以一万美元卖给西方联盟公司。但销售专利只有对像爱迪生这样的人才划算，因为他产生创意的速度比他实际应用它们还快。（他在美国拥有1093项专利，在全世界有1500项专利，都打破世界纪录）从专利通往赚钱最好的道路是自己创立企业。但创立企业需要资金，需要银行借钱给你。
美国的发明家再一次地相当幸运。在19世纪期间，金融中介和银行业迅速扩张，提供了经济快速成长和工业化的重要助力。在1818年，美国营运中的银行有338家，总资产为一亿六千万美元；到1914年，银行数目达到27864家，总资产二百七十三亿美元。美国的潜在发明家有现成的资金渠道帮助其开创自己的事业。此外，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意味可获得相当低利率的资本。
墨西哥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事实上，在墨西哥革命开始的1910年，墨西哥只有四十二家银行，其中两家控制着所有银行资产的60%。和美国竞争激烈的环境不同，墨西哥银行业几乎没有竞争可言。缺乏竞争意味银行可以向顾客收取很高的利率，并且通过只借钱给有权势和已经很富有的人，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信用渠道强化自己对许多经济部门的掌控。
墨西哥银行业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营运形式，是独立后墨西哥政治制度的直接结果。经历桑塔安纳时代的混乱后，接着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徒劳无功地尝试在墨西哥建立殖民政权，从1864年到1867年间扶持麦克西米连皇帝。法国人被驱逐后，墨西哥制订了一部新宪法。但由胡亚雷斯和他死后的特哈达建立的政府，很快遭到年轻的军头迪亚斯的挑战。迪亚斯将军在对抗法国的战争中战功彪炳，并开始对权力存有野心。他组织一支反抗军，并在1876年11月的特科亚克战役中打败政府军。次年五月，他设法让自己当选总统，并以大体上未中断、且愈来愈独裁的方式统治墨西哥，直到三十四年后在爆发的革命中被推翻。
和伊图尔比德和桑塔安纳一样，迪亚斯从担任军事指挥官发迹。从军人跨入政坛在美国也可见到，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也是战功辉煌的将领。南北战争联邦军的常胜将领之一格兰特，在1869年当上总统；二战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从1953年到1961年担任美国总统。不过与伊图尔比德、桑塔安纳和迪亚斯不同的是，美国的军事将领都未以武力取得权力，也未仗恃武力逃避交出权力。他们行动做事都遵守宪法。虽然墨西哥在19世纪也有宪法，但对限制伊图尔比德、桑塔安纳和迪亚斯的行为却没有作用。只有以这些人取得权力的相同方法，才能让他们交出权力：也就是使用武力。
迪亚斯侵犯人民的财产权，擅自征用广大的土地，并授予各种商业经营独占权和优惠权给他的支持者，包括银行业。这种行为并非新鲜事，这与过去西班牙征服者的做法如出一辙，桑塔安纳只是追随他们的脚步。
美国银行业对促进国家经济富裕的帮助远比墨西哥银行业大，原因与银行业业主动机的差异无关。支撑墨西哥银行业独占特性的获利动机，在美国也存在，但这种获利动机却以不同方式被引导，原因是美国的制度与墨西哥大不相同。美国的银行家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制度，而这些制度让他们处在远为激烈的竞争中。这主要是因为制订银行业法规的政治人物本身也面对大不相同的诱因，而这些诱因则由不同的政治制度所形成。没错，在18世纪末美国宪法开始运作不久，一种类似后来墨西哥的银行体系也开始崛起。政治人物尝试建立州层次的银行独占，以便授予他们的朋友和伙伴，交换部分独占获利。这些银行也很快开始放款给制订法规的政治人物，就像墨西哥一样。但这种情况在美国无法长久持续，因为尝试建立这种银行垄断的政治人物必须面对选举和改选，不像墨西哥的政治人物不必接受选举考验。对政治人物来说，建立银行独占，然后放款给政治人物是很划算的生意，然而这对人民不是什么好事。和墨西哥不同，美国人民可以节制政治人物，并淘汰那些利用职权为自己牟利或为亲信制造独占的政客。其结果是，银行独占跟着崩垮。美国的政治权利较为普及，尤其是与墨西哥相比较，因此保证了获得融资和贷款的平等权利。这也反过来确保有创意和发明的人，能从创意和发明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