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技术治国
然而选择幸福度量方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起初就有一些声音对这些度量方法的合理性进行质疑7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甚至颁布了一系列相关准则，警示这些幸福度量方法“缺乏进行国际范围比较所必需的严密性和一致性”71。还有一些人则对这些措施显现出的过度个人主义倾向表示担忧。仅举一例说明，在10分满分制代表最幸福的前提下，某一个人答完问卷，得到了7分，那么他的情况可以完全等同于另一个也得到7分的人吗？如果可以等同，如何证明？一个7分的爱尔兰人就一定比一个6分的柬埔寨人幸福吗？一个7分的爱尔兰人一定没有一个8分的中国人幸福吗？5分的幸福程度比3分多出多少？得到满分到底又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件事令人担忧：此种方法严重缩小了含有丰富信息量的答案范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封闭式的问题设计不仅使一些研究人员越来越执着于证实自己的先入之见72，它还导致一些完全适用于政治决策过程的信息被忽略。最近有一项研究显示，与通过访谈收集到的生活叙事相比，自我定量评估的调查问卷忽略了在审视人生过程时很重要的社会参数，包括特定的环境、负面的自我评价、复杂的情绪……该研究得出结论：如果幸福研究“拒绝承认被调查者其实过得并不好”，它最终很可能变成“一场重大灾难”73。的确，这种量化的衡量方式有其局限性，暗含着一个后果严重的风险：问卷调查大大低估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但是，方法论问题不是唯一的关键点，使用这些方法的意图也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人们有理由怀疑，以幸福为主要标准的公共政策是否仅仅是为了掩饰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结构缺陷的烟雾弹？保守党派人士戴维·卡梅伦担任首相期间，英国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在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预算削减政策出台之后不久，卡梅伦宣布将采用幸福作为衡量国家发展的指标。然而这只是政府的伎俩，企图借助新理念来转移甚至回避种种棘手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卡梅伦表示：英国人民“不应该只考虑如何让钱包鼓起来，还要想想怎么让喜悦注满心田”。这种说辞在其他时候可能会侥幸免受指责，但是，卡梅伦发表此番言论时，全球经济危机仍余波未平，人们很难不发现，政府只是想混淆公众视听，其背后蕴含着明显的意识形态。任何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得出，无论是强调个人幸福还是强调全体公民幸福，都只不过是一种策略，其目的在于将大家的注意力从更为客观、更能反映问题的社会经济指标上移开：国民收入再分配、物质生活不平等、社会隔离[36]现象、性别不平等、机构运作制度、腐败与缺乏透明度、机会不公平现象（偶然的客观机会与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以及高失业率……比如，以色列人为他们在全球宜居国家的排名榜上高居前列十分骄傲，仿佛这个排名可以掩盖以色列是全球社会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的事实。
此外，阿联酋和印度这样贫困是常态。轻视人权、营养不良现象严重、婴儿死亡率和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国家竟然也决定要采用度量幸福的方式去“更准确地评价公共政策的成效”，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去质疑甚至是感到不安。迪拜酋长国酋长兼阿联酋总理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马克图姆一直希望将迪拜打造成“全球最幸福城市”，2014年，他下令在迪拜全城安装一些大型触摸屏，以便居民对生活质量问卷作出即时回答，方便公共权力机关了解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幸福程度。2016年，这项政策有了后续进展：阿联酋进行了建国44年以来最深刻的政府重组，负责“为社会带来满足感和幸福”的“幸福事务部”由此诞生。新任幸福部长乌胡德·埃尔鲁米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说道，阿联酋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可以供人们茁壮成长，直至发挥出最大潜力，并可以选择幸福生活的环境”。她解释说，“对于我们阿联酋人来说，幸福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十分幸福，我是一个积极的人，每一天我都选择做一个幸福的人，因为幸福是驱使我不断向前的动力；幸福赋予我生活目标和意义，幸福一直鼓励着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印度政要也发表过类似言论，比如瑜伽爱好者、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麾下人民党成员施瓦尔杰·辛格·楚汗曾坚称，“仅仅依靠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或是经济发展是很难获得幸福的；只有在生活中注入积极的力量，人们才能感受到幸福”。
度量幸福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也许就在于，它能使微妙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以看似非意识形态的、纯粹技术治国论的方式得到解决。无论是防疫注射计划、学校创新改革还是新的税收制度，以幸福为准绳的对其进行评估都被视为最客观的方式。举个例子，阿德勒[37]与塞利格曼认为在制定税收制度时应该以幸福作为标准，以便实现“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但不会影响公民幸福感的最佳税收结构。确定税收水平时要考虑到人民的福祉问题，这样才能设计出一个有效的、可以最大化国民幸福度的税收结构。”74因此，税收在这里不再是政治和社会应该思考的问题，也不再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它成为纯粹的策略问题，能带来多少幸福总量是采用何种策略首要考虑的因素。同时，两位作者还鼓吹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解决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
我们如何面对社会中有争议的道德伦理问题，比如卖淫、堕胎、吸毒、体罚、赌博等现象呢？想要找到一致论据来捍卫或谴责这些行为轻而易举，然而，个人或是小团体的价值观却很少能相互统一。以幸福作为指导公共政策制定的指数，其优势就在于幸福策略下的整套自我评价工具具有主观性。这些主观指标能够显示个人偏好、反映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因此，当任何公共政策的决策者面对严重的道德伦理问题拿捏不定时，它能充当一个既体现民主又公平公正（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工具75。
幸福治国策略从此大行其道，最近被应用在了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上。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幸福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弱势群体中更是如此。一些幸福经济学家则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根据他们分析大量数据库后得到的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资本集中与人民幸福、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这与别的一些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结果恰恰相反：后者认为如果要确保每个人最基本的尊严、社会认可度与生活质量，就必须对一小部分财富进行再分配76。而幸福经济学家则认为，社会不平等现象丝毫不会造成人民怨恨的情绪，恰恰相反，由于看到富人幸福、成功的样子，对于穷人来说反而更像是一种激励，社会不平等现象还有可能是“幸福的来源”。就这样，他们赋予了希望和幸福很高的地位：希望和幸福是可以鞭策人们成功、激励人心的要素。
其实，幸福经济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丝毫不奇怪。作为幸福意识形态的根基，唯才主义[38]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彻底掩盖了根本的阶级差距，持此意识形态的人并没有试图解决经济不平等现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一个不公平的体系中强调公平竞争。因此，在研究之后幸福经济学家提出，不平等现象越严重，个体在日后面临的机会就越多，越是可能收获幸福。例如，凯丽与埃文斯认为：“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带来更高程度的幸福。” 这一“关键事实”是在发展中国家观察到的；而在发达国家，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既无损耗也无助益”，二者之间“毫无关系”77。此类论断的政治意图昭然若揭：只是为了证明完全没有必要费力去消除不平等现象。
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人们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付出了无数努力。许多人甚至表示愿意为了减少不平等而牺牲经济增长。然而我们最终得出的结果表明，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这个世界，收入不平等通常并非意志消沉以及个人主观幸福感下降的同义词。在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现象反而增加了幸福感。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世界银行集团这样努力去消除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国际组织，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有可能降低贫困国家人民的幸福感78。
从技术治国论的观点来说，用幸福来解决问题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似乎可以给这个不近人情、技术治国论主导的世界蒙上一层人文关怀的美丽外表。幸福学家自认为了解人民幸福状况可以如实反映民情与民意，所以没必要再去了解人民对现行政策的看法。至于如何了解，很简单：借助一份有5个切入点的问卷，让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价。但与可以精确度量的幸福不同，民意通常是含混不清、难以把握的。在关于全球幸福感的报告中，莱亚德和奥唐纳[39]开篇就强调了两点：首先，人民幸福感应该成为所有民主国家良好公共政策的参考标准；其次，让人们评价某些公共政策“只会得到一些没有意义的答案”。大数据分析让研究人员对人民幸福感产生直观认识，因此幸福大数据研究是一种更为可靠、“更强大的、有据可依的公共政策制定新方法”79。在认为民意可能会毫无意义的前提下，避免真正去询问他们的真实想法，将民众压缩为一个个客观数据，这种手段似乎并不能诠释民主的内涵，反倒体现了高高在上的专制。正如威廉·戴维斯80揭示的那样，新功利主义与技术治国主义的方法确实存在民主问题。民众逐渐接受幸福这个可以被量化的概念，并将其视为新的信仰和评判标准，这对于技术治国论来说十分有利：政客不需要直面名副其实的民主决策所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后果或是政治上的挑战，仍能保证些许民主的氛围。
毋庸置疑，幸福如今已成为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幸福经济学家与积极心理学家对此毫不避讳。他们都认为幸福不仅会对政治产生影响，也同样会影响到经济与社会。艾希莉·弗劳利[40]指出，在积极心理学家发表的学术报告中，大约有40%在结尾时都会呼吁公共权力机关强有力地介入81。然而，幸福经济学家和积极心理学家都拒绝承认，他们对幸福的研究和大量相应实践行为含有政治与文化动机，进一步说，对幸福进行科学研究以及将幸福应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这背后是清晰的政治纲领和明确的文化取向。相关的研究人员试图借助科学价值二分法，来回避一切和文化、历史或是意识形态有关的质疑：既然他们的方法是科学的，那么他们所描绘的幸福之人形象就是完全中性的、客观的，不带有任何的道德、伦理或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很遗憾，这样的论断被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反驳了：幸福学家提出的幸福，与个人主义的基本前提假设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伦理要求一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1] 伊娃· S·莫斯科维茨（Eva Sarah Moskowitz，出生于1964年3月4日）是美国作家和教育家。
[2] 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出生于1942年8月12日）是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和作家，被称为积极心理学之父。他的习得性失助理论在理论和临床心理学中甚为流行。
[3] 摩西是《圣经》中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人物，燃烧的荆棘象征着耶稣。
[4] 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是一个关于人类个性与动机的理论，旨在探讨人发自内心的动机，排除外在诱因与影响，定论提出了三个与生俱来的需求，如果能满足该需求，则将会为个人带来最佳的发展与进步，包括胜任（competence）、归属（relatedness）、自主（autonomy）。
[5]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年9月24日—1940年12月21日）是一位美国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作家。
[6] 该书的主人公本杰明·巴顿是一位出生时身体年龄为80岁，身体会随着时间流逝日渐年轻的男子。
[7] 米哈里·克森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教授。塞利格曼称其为“积极心理学的世界级领军人物”。
[8] 麦克·阿盖尔（Michael Argyle，1925年8月11日—2002年9月6日）是一位英国的社会心理学家。
[9] 埃德·迪纳（Ed Diener）是美国心理学家，教授和作家。
[10] 鲁特·维恩霍芬（Ruut Veenhoven）是荷兰社会学家，也是幸福学研究的先驱和世界级权威人士。
[11] 卡罗尔·瑞夫（Carol Ryff）是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
[12]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1934年3月5日— ），生于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特拉维夫，以色列裔美国心理学家。由于其在展望理论的贡献，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3] 即马丁·塞利格曼。
[14] 约翰·马克·坦伯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是英国著名股票投资者、企业家与慈善家，是约翰·邓普顿基金会的成立者。
[15] 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是美国的积极心理学家。
[16]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是一本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
[17] 《国际疾病分类》是为了对世界各国人口的健康状况和分析死因的差别面对各种疾病作出的国际通用的统一分类。
[18] 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是美国著名作家兼心理学家。
[19] 《豹》，1963年的意大利剧情片，由卢基诺·维斯康蒂执导，以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西西里岛为背景，描述岛上一个贵族家庭最后的日子，借此带出复兴运动怎样改变了西西里岛上的生活。电影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万物要保持永恒，就必须做出改变”。
[20] 理查·莱亚德（Richard Layard）是英国顶尖的经济学家。
[21] 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学之理论类型，认为最正确的行为是将效益达到最大。“效益”就是快乐，倾向得到最大快乐，而倾向避免痛苦就是正确。
[22]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改革家。
[23] 理查德·A·伊斯特林（Richard Ainley Easterlin）是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
[24] 阿莫斯·纳坦·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是著名认知心理学者、数学心理学者，是认知科学的先驱人物。他与丹尼尔·卡内曼长期合作，发展出展望理论，研究人类的认知偏差，以及如何处理风险。
[25] 认知启发法是指依据有限的知识（或“不完整的信息”）在短时间内找到问题解决方案的一种技术。它是一种依据关于系统的有限认知和假说从而得到关于此系统的结论的分析行为。由此得到的解决方案有可能会偏离最佳方案。通过与最佳方案的对比，可以确保启发法的质量。典型的启发法有试错法和排除法。鉴于启发法基于经验，有时它也可能是基于错误的经验（如感知偏离和伪关系）。
[26]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第二代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弗里德曼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27] 休克疗法，一种总体经济学方案，由国家主动、突然性的放松价格与货币管制，减少国家补助，快速地进行贸易自由化，这个类型的计划，常会伴随将原本由国家控制的公有资产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措施。
[28] 盖洛普，是一间以调查为基础的全球绩效管理咨询公司，于1935年由乔治·盖洛普所创立。该公司以其于世界各国所做的民意调查而闻名。盖洛普与世界各地的组织合作。
[29] 布鲁诺·傅莱（Bruno Frey）是一位瑞士的经济学家。
[30] 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个人部门造成了影响（例如环境污染）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亦称外部成本、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
[31] 公共基金是从私人财产中提取一部分作为积累，最终返诸社会。基本性质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基金中的角色是代管人。所谓公共也是大家一起所拥有的基金。公共基金体现了国家信用。这种信用，是超越任何商业机构所建立的信用。当人们承诺上缴社保金、养老金和公积金时，是有基本共识的，就是这笔钱交给了社会共同信任的政府机构管理。公共基金不是福利。公共基金的定义、使用和管理层面上，谁也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存在任何灰色地带。
[32] 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在政治学范畴大体上是一个贬义词。用来描述这样一种政府专制行为。暗含的意义是政府或者强势集团利用宣教来操控文化和法律制度，试图改变或者“重整”民众。对社会工程的研究是从“二战”开始的。
[33] 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是由美国犹太裔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所提出的一种观点和态度。其内容主张某一文化的行为不应借由其他的文化观点来判断；只有从该文化本身的标准及价值出发，才能够了解该文化。
[34] 《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HBR）是192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杂志，是哈佛商学院的标志性杂志。
[35] 2014年，27万脸书用户下载并运行了一个性格测试应用程序，然后他们，以及他们的Facebook好友共约5000万美国人的信息，都被程序的开发者Aleksandr Kogan——一名英国学界研究人员——收集走，并卖给了一家服务于政治竞选的数据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后者据信曾经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为特朗普团队提供服务。
[36] 社会隔离（social segregation）强调的是社会阶级的固化和不可通约性。
[37] 亚力翰卓·阿德勒（Alejandro Adler）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
[38] 唯才主义，也译作精英政治、精英治国、任人唯才、唯才是用或选贤举能（Meritocracy）指一种政治哲学思想，主张权力的分配应根据个人之才能和功绩。在这种体系内，个人的上位与进阶是基于在该领域内的功绩并经考试检定的智慧天赋。
[39] 格斯·奥唐纳（Gus O'Donnell）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
[40] 艾希莉·弗劳利（Ashley Frawley）是英国斯望西大学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