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度量的益处
2014年，无数读者蜂拥而至各大书店，争相抢购一本名为《兴盛：心理疗法的力量》的神奇著作。这部由莱亚德领衔数位经济学家的合力之作，有理有据地呼吁政府对积极有效的心理疗法增加公共投资，以消除困扰现代社会的心理疾病瘟疫54。丹尼尔·卡内曼对此书大加赞赏，称其为“鼓舞人心的成功故事”，传达出“令人振奋的讯息”。塞利格曼也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就探讨公共政策应如何应对心理疾病而言，这本书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作品。”然而事实上这本书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因为在它出版之时，幸福与“积极心理健康”早已被列入美国、智利、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日本、丹麦、芬兰、以色列、中国、阿联酋和印度等许多国家的政治议程55。
自从21世纪以来，幸福经济学与积极心理学开始影响学术领域甚至政治领域，幸福经济学家和积极心理学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助了一臂之力。全球经济一蹶不振，越来越多的国家听从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建议，考虑应该借助他们的指标去更精确地给人们 “量个体温”，判断在生活质量持续下降和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情况下，人们是否可以被描述成是“幸福”的。幸福学研究者迅速做出回复，指出这里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衡量幸福的可靠指标。比起衡量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严苛而客观的指标，这样一个比较温和、主观的标准似乎马上可以让我们更全面、恰当地去看待社会。人们之所以声称感到幸福，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担忧。毕竟，大多数人幸福不就是政治真正的、最终的目标，不就是绝对优先于公正、平等的事情吗？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担任智利总统期间，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26]与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即著名的“休克疗法”56[27]。也许是为更好地确认“休克疗法”是否仍然奏效，几十年后，智利成为首批开创先河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之一。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和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紧随其后，他们要求各自政府部门收集大量关于人民幸福感的统计数据。这些政府意图强制灌输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让广大民众相信，这是一个比国内生产总值更能贴切恰当反映社会现状的指数，而从国民幸福总值概念衍生而来的“经济幸福指数”“幸福的经济维度”“可持续幸福指数”，甚至是“人类发展指数”等，可以衡量公共政策效率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2008年起，所有对幸福和积极心理健康有所关注的国家都开始或多或少地逐步推出相关举措。
不过，要等到一些在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机构组织开始宣传使用幸福指数的好处，将其介绍为可以衡量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可靠标尺时，绝大多数国家才开始真正行动起来。以联合国为例，这个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与盖洛普公司[28]合作，每年联合发行分析各国幸福感情况的《全球幸福报告》，莱亚德参与其中负责部分编辑工作。2012年，联合国宣布将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表明“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世目标和愿望”，同时，联合国指出“在公共政策目标中对此予以承认”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一个例子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同样在全球非常有影响力的机构提倡改革经济政策、统筹了针对30多个最富裕国家的统计研究，不过它有自己一套度量幸福的工具和专属的数据库。此外，它还启动了诸如“美好生活指数”和“美好生活倡议”等项目。为经合组织工作的顾问中，有许多积极心理学、幸福经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专家的身影：鲁特·维恩霍芬、埃德·迪纳、布鲁诺·傅莱[29]等。2009年起，经合组织开始强烈建议各国家统计研究所采用一些度量幸福的指数，因为它们能够在外部性[30]问题、公共基金[31]、信托管理、城市规划、失业问题、税收制度等很多方面，“调控、评估国家绩效，指导政治决策，协助制定并实施后续公共政策”57。
许多跨国公司也参与其中。比如可口可乐公司成立了幸福研究所，凡是有其分公司在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在内，都有幸福研究所的分支机构，每年负责发布所在国“幸福晴雨表”主题研究报告。显然，这些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少不了幸福经济学家和积极心理学家的合作。
尽管两个学科在理论上未曾也未必能够达成一致，尽管积极心理学家与幸福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种种分歧，但是自联盟建立之初，他们便拥有一个共同信念：幸福并非为诸多历史和哲学灰色阴影笼罩下的定义不明的主观性结构，恰恰相反，幸福是一个客观且普适的概念，可以不偏不倚准确地度量。他们都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度量幸福。于是，他们将幸福诠释为一个完全经验性的概念，他们认为海量数据可以精确地描述幸福，而且这是比任何思辨研究都恰如其分的方式。莱亚德在2003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中说道：“幸福就好像声音，世界上存在太多不同的声音，从长号声到猫叫声……但它们都可以用分贝来衡量。”58两年后，他在自己的经典力作《幸福的社会》中说道，幸福不仅仅是可以被衡量的，而且是一件本质上很好的事物。他与积极心理学家们同样认为，幸福应被视为人类与生俱来就不懈追求的目标：
“幸福是我们自然而然去追寻的终极目标，通过判断其他目标如何促成了这个终极目标，我们才能评估其他目标的价值。之所以说幸福是终极目标，是因为幸福不像其他的目标，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幸福很重要，我们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因为它就是很重要。如同美国独立宣言所说，它是‘不证自明’59的目标。”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这个论断与其说是论证，更像是一个假设。如此明目张胆地用同义反复的方式玩弄文字，为的是掩盖一个莱亚德自己也承认的事实：没有任何靠得住的理由能支撑这个论断。
莱亚德看起来十分自信——比如他相信幸福可以被不偏不倚地精准测量出来，尽管幸福的科学话语没有任何理论支持，但它们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灵魂”：一个主张技术治国论、崇尚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灵魂”。因此，幸福经济学家认为，杰里米·边沁的梦想可能要成为现实了。功利主义不再是社会工程[32]造就的乌托邦，而是一种科学实在。美好的生活与技术治国论的要求从此产生了共鸣：对精神状态、情感、意图、行为趋势甚至是人类精神最隐秘处进行评估，使大规模计算效率和生产力更加精确，评估大众消费和国家经济发展更加准确。这些经济学家肯定地说，“研究人员们（已经）做到了边沁不曾实现的事情，他们发明了一种方法：基于人们在日常生活情境里和重大事件中的反应，比较其快乐和痛苦的总量，从而达到度量幸福的目标”60。
情感温度计
随着研究方法和脑成像技术、情绪监测技术、手机应用程序以及社交网络不断发展，它们可以实时收集到最丰富的信息——关于人们的作风习惯、日常活动、人际关系、用语习惯、经常出入的场所，等等，幸福经济学家声称他们解决了在此之前困扰他们的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问卷调查意图太明显、回答中的内省成分太多、文化相对主义[33]引起的，它们一度让事情非常棘手。幸福经济学家断言，已经有足够的科学依据能够证明幸福可以作为一个反映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其实，要做的就是在政治生活中引入积极心理学与幸福学的研究成果。如今，他们实现了这个目标。
将幸福学引入技术治国论的治理术，也许没有比“大数据”领域这个例子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了。《哈佛商业评论》[34]称数据科学家是“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职业”61，而数据分析面临的巨大挑战则完全可以被称为是“21世纪最热门的话题”。的确，如今幸福关乎的是基于大众的数据统计以及对个人数据的统筹管理。2015年，第五届世界积极心理学大会在奥兰多的华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区举行。借此机会，与会人员详尽讨论了幸福和大数据、幸福和政治之间的关系。2017年，在迪拜举行的世界政府首脑峰会上，这些问题又重被提及。研究幸福和数据分析的专家研究了脸书用户的资料，推特和即时电报的帖子以及谷歌搜索引擎的使用情况。同时，他们还通过比较带有积极色彩与带有消极色彩的词汇的出现频率，考察了社交网络中出现的词汇。于是，他们齐心协力，收集到了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帮助他们描绘了一幅真正的幸福全景图，基于此，他们能够进一步比较不同文化中的幸福，进行针对行为模式、数字化身份的研究，反思如何利用幸福去理解舆论，进而引导舆论。除此之外，度量幸福的新方式也同时出现，这些方式可以分析情感，甚至能够量化一个人。通过对来自网络、手机和社交平台中的数据进行研究，数据科学家可以计算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目的则是预测市场接下来的走向；或是为了预测选举结果；甚至是个性化定制某些产品的营销策略——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促进消费。
毫无疑问，在有能够吹嘘的成就之前，数据分析的研究人员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目前了解的事实太少，且毫无标新立异之处：比起周一人们更喜欢周末，坏天气会对心理产生影响，消沉的人偏向更加暗沉的色彩和色调，人们在圣诞节这一天最开心……不过，数据分析之所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并不在于大数据是怎么描绘幸福的，而是因为使用这些数据的种种方式可能存在问题。如今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要知道怎么利用数据来影响幸福感进而改变人们对幸福的认识，知道幸福怎么影响人们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甚至都没意识到这些正在悄然发生。通过打探我们的日程活动，了解我们的偏爱，弄清楚我们在何时、在重大事件中的什么节点、以何种频率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么多细节都是我们生活中从未真正考虑过的，专家们、许多机构以及大公司掌握了难以想象的大量信息。因此，一方面通过引导我们了解“应该了解”的信息、看“应该看的”广告，告诉我们什么心情该听什么样的歌曲、听从什么样的健康指导建议或是遵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指南，他们首先对人类生活最为日常之处施加了影响；另一方面，通过界定什么有利于个人幸福、什么无益于个人幸福，他们还影响了普遍意义上的行为模式。
2014年，脸书公司泄露了他们对689000名用户进行的一项实验[35]数据，用户之前对此并不知情：脸书公司若无其事地利用了他们。通过唤起用户对自己、对虚拟世界中的朋友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脸书获得了大量数据62。脸书公司提出，这次基于操纵个人隐私的实验“没有违反脸书公司数据使用的协议，每个人在注册脸书账号、成为平台用户之前必须要同意此协议，用户在点击‘同意’选项之后，就被认为是知情且自觉地赞成此类研究。”63这个惊天大丑闻没过多久就被曝光了。问题不仅仅在于脸书没有光明正大地征求用户同意，也不在于脸书为用算法分析数据的目的披上了一层面纱，真正的问题在于——而且一直在于，我们要弄清楚像脸书这样的公司在随心所欲利用了个人和社会信息之后，已经在何种程度上、将来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其用户的情感和思想。英国下议院中一个专门负责传媒产业的议会委员会的成员对这些公司拥有的权力与操纵其用户的能力公开表示担忧，更令人不安的是，政治也开始牵涉其中64。这次事件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幸福已经成为企业与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挑战，他们不仅想要理解人们的感受、人们如何评价自己或他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他们还想对这些情感、反应和评价方式施加影响；其次，幸福成了可以衡量某一国家人口是否安居乐业的最佳量化标准，启发并影响了之后的公共政策、经济政策甚至是一般意义的决策过程——无论是在公共层面还是私人层面上。
要想理解幸福是如何在如今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对社会现象进行测量和量化（更加确切地说，是社会学家温蒂·埃斯柏兰德和米歇尔·史蒂文斯所谓的“通约”65）是基础。度量幸福对于“推销”幸福概念极为关键，因为如此，它便具有了客观性和准确性，能够经得起科学严密的推敲。度量幸福也是将幸福转化为商品的关键，其市场价值与合理性在最大限度上取决于功效的量化，我们将在第四章对此展开论述。
度量幸福能够使人们以多种方式利用它，比如科学方式和政治方式。首先，我们可以将幸福分割成一个个单元或者许多数字化、加权的变量，从而得到一个评价体系，借助这个体系，我们可以评价、比较一些来源不同、无法兼容、基本互不相干的信息，无论这些信息是生理的、情绪的、行为的、认知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其次，研究人员可以建立起因果关系，开展实证主义的研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明确一点：对于幸福本质可能存在的先入之见并不会歪曲概念本身。最后，如果有一个系统可以明确指出最有益于个人幸福的生存维度、重大事件、行动是什么样的——比如睡个好觉、买辆新车、吃甜筒冰淇淋、和家人共享时光、调换工作、去迪士尼乐园、一周四次冥想或者还可以是写封感谢信……据说这些都能以不同的方式让人们感到更加幸福，那么当我们对这个系统中的变量进行分类和排序时，“可通约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可通约性”使幸福成了一种可传播的社会现象；成了一个有根据的、完全客观的标准，正是因为它带有技术治国论与新功利主义政策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幸福学能够大范围地操纵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决策和干预。
的确，在针对本地或全世界、用于权衡不同公共政策优劣得失的分析中，度量幸福为幸福经济学家与政治机关引入了一个新标准：生活满意度，而传统经济学的方法开始受到质疑。在此之前，评价公共政策是以货币单位为标准进行的；从今以后，“幸福单位”将取而代之。莱亚德建议，既然要去评价民主国家的政治决策，那么就要“将所有可能的或是可设想的公共政策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应按照它是否能为人民带来幸福，而这种幸福是否又能立即转化为消费行为。”66幸福被视作一个衡量收益的单位，无论在哪个国家，它都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消费者行为直接联系起来。作为一个衡量收益的单位，幸福首先被赋予了货币价值。比如，有专家表明在英国人眼中获得幸福的金钱门槛升高到了700万英镑67。其次，用这个视角看问题，我们对“家庭成员的精神状态”如何影响经济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盖洛普公司也证实了士气低落的美国职员每年可造成国家5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68
一旦转化成了看似客观、可以忽略文化之间差异、有助于大范围计算成本效益的数字之后，幸福成了新自由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它反映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治和精神状态等。幸福经济学家正式宣布：他们有足够可靠的证据表明，今后可以完全公正地根据不同的幸福程度去比较不同国家的情况。同时，国家和机关可以放心地采用这个标准，将它作为一个完全中立的“情感温度计”去衡量经济效益、评估社会发展、指导公共政策的制定。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