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选择：让女性远离堕胎之苦
塞琳·M. 福斯特
塞琳·福斯特是美国维护生命女权主义者（Feminists for Life of America）的主席。在这篇文章中，福斯特指出女权主义者有着反对堕胎的传统。她还主张堕胎非但没有使女性获益，反而有害于女性。
两个多世纪以来，女权主义者一直反对堕胎。
英国女权主义作家玛丽·乌尔斯顿克拉夫特在《妇女权利的合理性》一书中以17世纪式的尖锐措词公开谴责对妇女的性剥削。她一直谴责那些“破坏子宫中胚胎的人，或出生后抛弃孩子的人”。她说道：“一切自然事物都应该得到尊重，违反自然法则的人难以逃脱惩罚。”
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于1848年在纽约市塞尼卡福尔斯镇组织了第一届妇女大会，苏珊·安东尼是主张妇女参政的组织者，两人在废奴主义运动中表现非常活跃。她们的基本信念是将全人类的权利扩大到妇女、奴隶和儿童——包括出生的或未出生的。当历史书籍中充满了她们为女性权利所做的努力时，却很少有人提到这些美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反对堕胎。
无一例外，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强烈谴责堕胎。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在其激进的女权主义报纸《革命报》中称堕胎是“对儿童的谋杀。”斯坦顿将堕胎归为杀婴罪的一种，并曾说：“一直以来，妇女被当做私人财产，可同时还有女性认为应该将我们的孩子也当做财产，按照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处置，这对女性来讲是可耻的。”
……今天很多人在了解到堕胎在19世纪非常普遍时也会感到非常惊讶。当安东尼认为金钱会玷污《革命报》的社论，拒绝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时，伪装的堕胎药是女性杂志上的常见广告。
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和她的姐姐田纳西·克拉夫林创办了一份刊物：《伍德哈尔与克拉夫林周刊》。由于支持“自由性爱”，伍德哈尔被很多人认为是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还是美国第一位竞选总统的女性和胎儿的热情拥护者。“在还是胎儿的时候，孩子们已经拥有了作为个人的权利。”
……为女性权利而斗争的女权主义者，在争取选举权、参加陪审团的权利、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独立的经济权以及保护自己免受婚姻强暴的权利时，同样也在为我们的生命权战斗……
艾丽丝·保罗，安东尼的继任者，平等权利修正案最初的起草者，曾经向她的朋友说过：“堕胎是对女性最大的剥削。”
女权主义的恰当定义是，一种信奉全人类平等享有基本权利的哲学，无论个人的种族、宗教、性别、体型、年龄、籍贯、伤残或者出身。女权主义反对使用暴力去支配、控制或者伤害彼此。堕胎侵犯了女权主义的核心原则：不歧视、非暴力以及全人类的公正。
如今维护生命女权主义者组织的名誉主席帕翠西亚·希顿是两届艾美奖得主，同时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她曾经说道：“女性经历意外怀孕的同时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喜悦。”但令人悲伤的现实是，帕翠西亚·希顿为女性展望的“意想不到的喜悦”实在是太少了。相反，经历意外怀孕的女性总是以悲惨而暴力的堕胎而告终。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问题
堕胎支持者收集的数据显示，遭遇计划外怀孕的女性选择堕胎的首要原因是缺乏经济来源和情感支持。很多女性同时也提到，她们感到自己被抛弃了，甚至是被强迫去堕胎。虽然有儿童抚养法，但一些父亲还是会以拒绝抚养来威胁孕妇。怀孕的女性遭受配偶的家庭暴力事件也是屡见报端……
那些冒着高风险去堕胎的女性一般正处于读大学的年龄。五位堕胎者之中便有一位是在校大学生。很多年以来，维护生命女权主义者组织的大学生服务项目一直在关注全美范围内的在校女大学生。在大学健康中心孕检呈阳性的大学生告诉我们，她们从中心医护人员口中听到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我很遗憾”。
然后医护人员会塞给她们一张当地堕胎诊所的名片。大学的辅导员和任课教师得知这样的消息后，会告诉她们，如果生下孩子就不可能继续学业，似乎怀孕会使女性丧失阅读、写作和思考的能力。
学校提供的资源也是不平等的。一些学校会向堕胎的学生提供300美元的借款，但是如果年轻的妈妈选择生下孩子，则没有任何经济援助。根据已怀孕和已为人母的学生的报告，很多学校都不会向其提供住房、孕妇保险、儿童保健和远程协助等，而其他一些费用也很高。怀孕的女生走在校园里会被大家当成怪物来看待。
强迫一位女性在牺牲自己的学业或工作机会与牺牲自己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实在算不上“自由选择”。
不只是在学校，社会对堕胎之外的其他选择所提供的支持也是非常之少。已怀孕和已为人母的女性在工作场所仍然不能得到基本的福利，例如孕妇保险、工作分担、弹性时间、远程办公或者赚取最低生活工资的能力。
即使充满善意的家人或朋友也不能给予女性真正需要的帮助：真诚的祝福和无条件的支持。他们不是对怀孕女性说，“我该如何帮助你？”，反而说，“一个孩子会毁掉你的生活”。
换句话说，大多数女性“选择”堕胎，其实是由于她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
30多年前，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对罗伊诉韦德案做出宣判，判决堕胎合法化，支持妇女堕胎权利的颂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选择”具有同样的含义：我们的问题。堕胎不是对一个社会成功满足妇女需要的权衡，而是社会失败的一种表现。
堕胎是对女性的伤害
堕胎给妇女身体造成的伤害可能导致不孕、习惯性流产甚至死亡。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少女在怀孕第二期接受堕胎会增加自己患乳腺癌的风险。很多经历堕胎的女性留下了情感上的伤痕。芬兰、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与生下孩子的女性相比，接受堕胎手术的女性有更高的自杀率、企图自杀率和精神病发病率……
堕胎是女性面临的问题症结，而绝对不是解决办法。美国人常常说：“失败不是选项”。然而，堕胎作为一种为援助妇女而设计的社会政策却是完全失败的。这些政策远远不能满足女性应得的需要，可她们却不得不接受现状。
拒绝选择
将“妇女权利”与“孩子”对立起来的虚夸言辞对解决女性面临的现实问题毫无益处。这种言论所造成的后果，便是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的美国女性接受残酷的人工流产手术或者吞下苦涩的堕胎药。只要孕妇的困境得不到解决，每天都会增加几千名接受堕胎的妇女。虽然美国人在是否支持堕胎的问题上无法统一意见，但是在应当降低堕胎数量上却没有分歧。任何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都不希望女性遭受残忍的堕胎之苦。
堕胎是社会无法满足女性需要的反映。苏珊·安东尼强烈要求积极分子找到驱使女性堕胎的根源。对女权主义者而言，是时候追本溯源并制定以女性为中心的计划，进而显著地减少堕胎了。
无论是反对还是拥护堕胎的女性权利拥护者，应该携起手来共同为妇女和儿童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人们应该对驱使女性选择堕胎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社会必须聆听来自各个层面女性的声音，包括接受过堕胎的女性、单身或已婚妈妈、被迫放弃孩子抚养权的妈妈等。男性应该参与到问题解决当中。促使如此多女性选择堕胎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缺乏经济来源和缺少感情支持，人们需要聆听女性的呼声，并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计划系统地消除这些原因。
这样的计划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尤其是那些从事高等教育、卫生保健、工程技术、公司经营、小型企业、娱乐行业、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行业的人。大家共同帮助社会改变辩论的方向，使其为所有相关人员带来积极的结果。
在开始阶段，人们必须为那些面临高堕胎风险的女性找到解决方案，这些女性主要是女大学生、年轻的女员工和低收入女性。
大学校园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和态度，为已经怀孕和为人父母的学生和职员提供支持。通过一些项目，例如维护生命女权主义者组织发起的怀孕资源论坛等，校园社区内的辩论双方能够将自己的分歧放到一边，共同为已经怀孕和已为人母的学生解决实际的需要，包括住房问题、儿童保健以及学生卫生保健计划内的产妇津贴等。
家庭友善的工作场所通过提供儿童保育、弹性工作时间和远程工作方式等福利，能够减少女性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做出选择时的压力。一些富有远见的公司会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例如密歇根金属办公家具公司，它们为刚刚为人父母的员工在家中设置办公室，以帮助他们可进行远程工作。
孕妇保健中心需要设立专款基金以帮助妇女做出非暴力的、拯救生命的选择，无论孩子的母亲是已婚还是单身，有一个大家庭还是选择共同抚养，或接受收养。
近年来，宾夕法尼亚州的堕胎数量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其采取的措施是由州基金资源中心出资，鼓励并帮助女性留下腹中的胎儿。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明确规定，一名女性在寻求堕胎前，应当被准确而充分地告知堕胎程序、胎儿发育状况以及孩子父亲的权利和责任，以保证她能够慎重地做出选择。刚离任的州长罗伯特·凯西认为女性应当了解并能够处理这些信息。此外，人们可以和国家一起贯彻执行国家儿童健康保险计划（SCHIP），这项计划包括向低收入的女性及其未出生的孩子提供产前护理。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转变对于孩子和养育下一代的消极态度，这在我们的文化中普遍存在。社会需要再一次重视和捍卫为人父母的权利，享受为人父母的天伦之乐。
重返女权主义的根源
1869年，玛蒂·布林克霍夫在《革命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一个男人依靠偷窃维持温饱，说明我们的社会可能出现了问题。因此，如果一个女人扼杀了自己未出世的孩子，说明她受到了极大的委屈，这个委屈可能来自教育，也可能来自环境。”每名女性都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每名儿童都应该得到生存的机会。
该是重申女性的力量和尊严、父亲的重要价值以及每一个人类生命的价值的时候了。该是女性拒绝在牺牲教育和工作机会与牺牲孩子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了。人们必须树立信心并拿出实际行动，尽全力为妇女、儿童和家庭创造最好的生存条件。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回顾目前这种野蛮的做法时，应该感到奇怪，为什么女性会被迫忍受堕胎的痛苦。
女性应该得到善待。
问题
1.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女权主义者对堕胎持何种立场？
2. 福斯特认为，将堕胎作为女性的选择也就使堕胎成为了女性的问题，她这么说的含义是什么？
3. 当一名学生怀孕后，她所在的大学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4. 根据福斯特的说法，堕胎给女性造成了哪些伤害？
5. 福斯特建议应该用什么政策取代堕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