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的真正目的是确保人类的本性不会误导你，让你以为你知道自己其实不知道的事情。
罗伯特·波西格（Robert Pirsig）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1974年
假释裁决委员会需要考察被判有罪的强奸犯，思考是否可以释放他。危机干预行业中的工作人员需要判断打来电话的人是否有可能自杀。医生需要留意病人的症状，推断出他患有癌症的可能性。学校社工需要衡量孩子偷听到的威胁性言语只是男孩子间的玩笑，还是一时的情绪爆发，或者是暴力行为的潜在迹象。
这些专业人员必须决定如何衡量主观判断与客观证据的重要性。他们应该凭直觉做事吗？他们应该听从基于经验的直觉、预感或内在的智慧吗？或者他们是否应该更多地依靠具有研究基础的智慧，这些有时会体现在公式、统计分析和计算机预测中的智慧？
经验说了算还是数据说了算
在头脑与心灵的竞赛中，临床医生往往会聆听经验的低语，用心灵来进行投票。他们不希望让冰冷的计算来决定温暖的人类的未来。感情战胜了公式。
然而当研究者让直觉与统计预测进行对决的时候（将访谈者对学术成绩的预测与基于年级和态度评分的公式进行比较），令人震惊的是，公式往往是胜出的一方。正如你预期的那样，统计预测有可能会出错，但在预测未来方面，人类的直觉，甚至是专业人士的直觉更容易出错。在证明统计预测优于直觉的三十多年后，明尼苏达大学临床研究者保罗·米尔（Poul Meehl）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研究像这项研究一样，得出了同一方向的结论。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争议。……当你进行了90项调查研究，对各种事情进行过预测，从足球比赛结果到肝病诊断，却找不到能够证明临床医生的预测更可靠的些微证据，那么是时候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了。
相关证据还在不断增加。1998年，加拿大总检察长的研究团队整合了来自64个样本的数据，其中包括25 000多名患有心理疾病的违法犯罪分子。什么因素能够最好地预测出未来的犯罪可能性？和对其他类型犯罪者的研究结果一样，最好的预测因素是以往犯罪活动的数量（再一次说明预测未来行为的最好方法是看过去的行为）。而最不准确的预测因素是什么呢？是临床医生的判断。
最近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团队对134项研究的数据进行了整合与综述。这些研究涉及临床直觉与统计预测的比较，内容包括行为、心理学或医学诊断。在8项研究中，临床直觉胜过了“技术性的”（统计）预测。在63项研究中，统计预测更胜一筹。在其余研究中，两者打成平手。
如果允许临床医生对病人进行直接询问而不只是看一看病例，结果会有所不同吗？会。研究团队报告称，直接询问会让临床医生的判断变得更糟糕。许多这类研究没有涉及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日常做出的判断，而且这些研究常常将有经验的临床医生的判断和没有经验的临床医生的判断混在一起。不过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说临床医生掌握着主动权。相对于技术性预测，临床医生预测的准确性较低，因此临床医生必须大力鼓吹自己的预测更准确或更具有成本效益。”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承认统计预测更卓越。对于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来说，保险统计预测是保险行业的应有之义。或者你可以想象一下某人这样说道：“我对今天的总统大选有一种预感，我觉得X会赢得大选。”可能你跟他有相同的预感，但当得知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出来了，而结果显示Y领先时，你可能会改变主意。盖洛普民意调查在美国全国大选前进行，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调查结果与大选结果只有不到2%的出入。就像从身体中抽几滴血，这个随机抽取的样本能够说明总体是什么情况。
然而当论及对个人的判断时，人们对直觉的信心会猛然增加。198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杀人犯托马斯·贝尔富特（Thomas Barefoot）的诉状做出了裁决。诉状对精神病医生的预测提出了质疑，医生预测贝尔富特具有危险性。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法官对两位精神病医生的临床直觉表示怀疑，这两位医生是为检方作证的。尽管两人都没有对贝尔富特进行过检查，但其中一位医生以“医学上合理的确定性”证明贝尔富特会继续做出威胁社会的行为。另一位医生也表示赞同，他说他在精神病方面具有特别突出的专业技能，这些技能不适用于普通人。他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贝尔富特会继续做出威胁社会的行为。他们的临床判断使托马斯·贝尔富特在1984年10月30日被执行死刑。实验心理学家玛格丽特·哈根（Margaret Hagen）在《法院的妓女》（Whores of the Court）一书中说，这样的证词属于垃圾科学。在哈根看来，这类专家证词的准确性类似于目击者的回忆。自以为是的专家们的“心理学行话”对于心理学来说，就像占星术之于天文学。
在有关错误记忆的实验中，人们也能看到临床直觉的局限性。在三项不同的研究中，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律师和法官分别对录像带中孩子们的证词做出评估。他们是否能够分辨出哪些孩子的回忆是虚假的，受到了反复提出的暗示性问题的影响呢？
直觉的力量
研究发现始终显示，尽管专业人士对自己明察真伪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但实际上他们的准确性并不比撞大运更好。错误的记忆看起来、感觉起来就像真的一样。
如果我们将临床直觉与统计预测结合起来，那会怎样？如果我们把有关某人未来学业成绩的统计预测，或者把有关某人可能实施暴力行为或自杀的统计预测告诉专业人士，让他们来改进这些预测，那又会如何？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宾·道斯指出，有些研究已经这样做了，结果发现没有经过“改进”的预测更准确一些。
那么这些研究对临床实践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道斯说：“影响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一点影响都没有。”例如临床研究者保罗·米尔非常受尊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选为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后来又被选入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但人们对他的忠告置之不理。
米尔将临床医生对自己直觉性预测的信心归因于“道德上的错误概念”：
如果我试图预测出对大学生、罪犯或抑郁症病人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我采用的是无效的方法，同时向这些人或纳税人收取的费用是我做出更准确预测时所需费用的10倍，那么这完全是不道德的做法。预测者可能会说，他们让人感觉更好、更温暖、更可亲。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蹩脚的借口。……“我不在乎什么研究发现，我是临床医生，所以我要依赖我的临床经验”这样的说法是不可行的。当科学证据不足以告诉我们答案时，当我们只有临床经验时，人们便会求助于临床经验。而当研究得出相反的答案时，它并不足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反证。人们会想“我的经验显示如何如何”。这些人是在自欺欺人，肯定没有读过有关医学的历史，更不要提有关迷信的心理学。以为获得博士学位就能对种种错误产生免疫的想法既可笑又自负。这些错误包括涉及人类思维的抽样错误、感知错误、记录错误、记忆错误、提取错误以及推论错误。
既然我们具有社会直觉能力和直觉性专家技能，为什么专业人士的直觉还会如此不靠谱呢？
为什么说临床直觉靠不住
想一想，为了准确地解释或预测行为，我们必须怎么做？我们必须凭直觉感知到不同预测因素与标准（比如学业成绩、暴力行为、自杀或其他任何标准）之间的相关性。然后我们必须恰当地权衡每个预测因素的重要性。但是正如前文提到的，在这类任务上我们很容易犯错。专家直觉使我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下象棋、分辨小鸡性别这样的任务。但是在相对简单的计算任务，比如杂货店的收银任务中，我们会更需要计算器。
洛伦·查普曼（Loren Chapman）和琼·查普曼（Jean Chapman）做过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实验。他们展示了虚假的相关性对临床解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邀请临床医生们研究一些心理测试结果和诊断。有些临床医生相信可疑的人在画人测试中会画出很独特的眼睛，即使事实上可疑的人画出独特眼睛的概率并不比不可疑的人更高，临床医生依然看到了自己期望看到的东西。当我们假定存在着相关关系时，便很可能会注意到证实这种关系的事例。所信即所见。
后视偏差也促使临床医生相信他们本可以预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在摇滚音乐人科特·柯本（Kurt Cobain）自杀之后，周一早上的评论员们说，他们能够看出柯本的歌词中透露出来的忧郁。戴维·罗森汉（David Rosenhan）和7个助手提供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例子，说明事后的解释多么容易出错。为了测试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临床判断，研究小组中的每个成员与不同精神病院的住院处分别做了预约，抱怨自己总听到实际并不存在的说话的声音。他们没有提供真实姓名和职业，但诚实地报告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情绪状态，而且没有表现出其他症状。大多数人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并被留院治疗了两三周。临床医生在假病人的人生经历及他们住院期间的行为中寻找可以证实并解释诊断的事件。一位假病人对临床医生如实地说，在童年早期，他和妈妈的关系更亲密，和爸爸比较疏远。不过在进入青春期以后，他和爸爸成为了好朋友，和妈妈的关系开始冷淡下来。目前他和妻子的关系既亲密又真挚，只是偶尔会发生点小摩擦，交流时会带着怒气。他很少严厉地斥责孩子。
由于临床医生知道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此是这样解释的：
39岁白人男性……长期表现出对亲密关系的矛盾情绪，这种矛盾始于童年早期。在青春期，他与母亲热络的关系变得冷淡起来，与父亲疏远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缺乏稳定的爱。在妻子和孩子面前，他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性，但时不时会爆发愤怒，偶尔会严厉地斥责孩子。虽然他说自己有几个好朋友，但可以感觉到这些关系中也潜藏着矛盾情绪。
罗森汉后来告诉一些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们听说了这个富有争议的实验，但不相信这种错误会发生在自己的医院里），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将有一名或多名假病人去他们的医院申请住院。3个月后罗森汉邀请工作人员用他们的临床直觉来猜测在此期间入院的193名病人中谁是假病人。在这193名新入院的病人中，有41人被至少一名工作人员指认为假病人。而事实上，一个假病人也没有。
一旦临床医生为诸如幻听这样的问题猜测出一种解释后，这种解释便可以自己存在下去了。在早期展示信念固着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李·罗斯及他的同事让被试阅读了一些真实的临床病例。然后他们告诉被试病人之后发生的某个事件，比如自杀，让被试用病例来解释这个事件。最后，他们会说出真相，那就是没有人知道病人后来的经历。当让被试估计病人发生这个事件以及其他事件的可能性时，之前解释过的事件就会显得特别有可能发生。
在另一项研究中，罗斯引导学生们认为自己具有非常棒的临床直觉（他告诉学生他们在区分真假自杀遗书上做得非常好）。在学生们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对此非常擅长之后，罗斯告诉他们，他刚才撒了个小谎。有关他们直觉的积极反馈是假的。尽管真相被披露出来，但学生们依然相信自己的临床直觉很准，并引用刚才想出来的解释理由来佐证自己出众的直觉能力。
临床直觉非常容易受到虚假相关性、后视偏差、信念固着以及证实偏差的影响。在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些实验中，为了评估专业直觉，加强批判性思维，心理学家马克·斯奈德和他的同事让访谈者查看一些假设的真实性。为了感受他们的研究，你可以想象自己见到了某个人。在此之前有人告诉他，你是一个无拘无束、外向活泼的人。为了验证这种说法是不是真实的，他会在与你的交谈中插入一些问题，比如“你曾经在人前做过疯狂的事情吗”。当你回答这类问题的时候，如果他在寻找支持你很腼腆害羞的证据，那么他眼中的你是否会非常不同呢？
斯奈德发现，人们确实经常会寻找可以支持自己预感的信息来验证预感。如果他们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外向，便会收集与外向有关的事例：“如果想活跃派对的气氛，你会做什么？”如果是为了验证一个人是否内向，他们更有可能问：“什么因素使你很难对他人打开心扉？”从回答的特点来看，那些被证明外向性的人的回答似乎表现出更多爱交际的特点，而那些被证明内向性的人的回答似乎表现出更多害羞的特点。
即使给人们一个结构化的问题清单，让他们从中选择，当在验证外向性的时候，他们也会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引发外向回答的问题，甚至连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也不能免俗。如果他们事先形成了明确的观点，那么在让他们自己构想出问题的时候，也会发生相同的情况。强烈的信念会自己证实自己。
为了看一看自己是否能让人们通过驳斥来验证一个特点，在实验中斯奈德告诉被试“找到某人与刻板印象不同的方面非常重要，而且是有益的”。在另一项实验中，如果被试所提的问题能够发现被访谈者最全面的特点，他会奖励被试25美元。尽管如此，证实偏差依然存在：在验证外向性的时候，人们抗拒使用“内向的”问题。
斯奈德的实验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接受心理治疗的人的行为看起来常常很符合治疗师的理论。哈罗德·雷诺（Harold Renaud）和弗洛伊德·埃斯蒂斯（Floyd Estess）对100名健康成功的成年人进行了人生经历的访谈。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些被试的童年经历中充满了“创伤性事件”、与某些人紧张的关系以及父母的教养失误。而这些因素常常会被用来解释精神方面的问题。如果某人心情不好，那么这类回忆就会被放大。因此当弗洛伊德学派的治疗师在童年经历中找原因时，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的直觉被证实了。正如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32]所写：
你有什么样的头脑，
就会进行什么样的搜寻：
你会找到
你所期待的东西。
对于临床医生来说，这些研究的意义很容易表述（尽管不容易实践），那就是一定要监控直觉的预测力量。人们总是去看自己期望看到的联系，你一定要留心这个倾向。你要意识到当事后诸葛亮是很诱人的，它会让你变得过度自信（不过有时它也会让你对自己很苛刻，埋怨自己没有预见到灾难并及时规避）。你还应该意识到，理论一旦形成，那么即使缺乏基础，它也会持续存在下去。要警惕，不要只提能够证实自己观点的问题，也应该思考相反的观点并去验证它们。记住理查德·费曼告诫性的话语：“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愚弄自己，你是最容易被愚弄的人。”
更好的做法是，充分利用统计预测的力量。就像大学招生专员使用统计方法来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业成就一样，临床医生也可以运用诸如“暴力风险评估指南”（Violence Risk Appraisal Guide）这样的检查清单。这个检查能够预测罪犯从最高戒备的医院里出来后，是否会做出进一步的暴力行为（在一项研究中，55%被预测为高危险性的罪犯以及19%被预测为低危险性的罪犯又实施了新的暴力行为）。如今内科医生也有类似的统计指南，以预测患者患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危险性。所有这类指南的基础是客观数据的集合，它们能够完成直觉无法完成的事情——系统化地衡量多种因素的重要性。如果我是一名内科医生，我的经验告诉我前列腺特异抗原水平并不能预测前列腺癌的致命性，虽然数千例研究的结果与我的经验相反。我该怎么做？嗯，我最好不要那么看重自己有限的经验，或者至少考虑一下这个选项，因为大量其他的案例展示了更多的数据。曾经做过记者的卡罗琳·密斯（Caroline Myss）曾在《奥普拉脱口秀》（Oprah Winfrey Show）上向观众们展示她如何通过看一眼或简短的谈话就做出“诊断”。如果这类“医学直觉”真的能做出更准确的预测，那它们应该很高兴有机会能与统计预测一较高下。
另一项基于研究的分析能够对学校中的暴力行为做出预测，它对18项学生的性格特点进行打分，从守纪律情况到对动物的残忍性。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通过将预测清单上各个项目的得分加起来，预测出性犯罪者再次被捕的可能性（是否从未结过婚？受害人中是否有陌生人？年龄是否小于25岁？之前性犯罪的数量是多少？是否有过暴力犯罪？之前所有犯罪行为的数量是多少？）。汇总之后的分数能够预测罪犯再次犯罪的风险。风险最高的群体的分数会超过满分的50%，风险最低的群体的分数在满分的10%左右。我们获得的启示是，精算科学能够让临床判断变得更准确，至少它能够提供另一种见解。精算科学还有助于避免从业者遭遇医疗事故诉讼。在诉讼中，临床医生可能会被指控没有参考相关研究而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有些领域会毫不犹豫地充分利用精算预测。虽然天气预报一直是人们取笑的对象，但长期以来它都是专业预测领域中的主角。临床医生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对暴力行为的预测是否准确，但天气预报员与之不同，他们能够不断得到及时的反馈。经过一天天的预测和反馈，预报员便知道了应该如何校正自己的缺点。因此即使在精确的电脑预报出现之前，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校准自己预报的精度了。如果他们说降雨的可能性是25%，实际概率确实就会是25%左右。如今在卫星和电脑程序（将气压、风速、温度和其他许多变量结合在一起）的辅助下，他们预报的准确性已经比以往提高了很多。当地的气象学家会将电脑的“指南”与他们自己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因此预报的准确性还会进一步提高。
信用卡公司也会使用复杂的计算机程序来监控人们的行为，及时发现信用卡用户不正常的行为活动。最近维萨信用卡公司（Visa）给我打过3次电话，因为我女儿的卡或我妻子的卡出现了可疑的活动。其中一次是异常但正当的海外消费。在其他两个情况中，信用卡公司的人工智能立即发觉存在欺诈行为，促使客户代表给我们打电话，而且在几分钟内卡便被关闭了。这种发觉欺诈行为的速度和能力令我惊叹不已，人类的判断永远只能望尘莫及。
那些违反直觉的治疗方法有效吗
在对临床医生的自负的一片批评声中，也有些许令人乐观的迹象。由保罗·斯彭格勒（Paul Spengler）领导的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的研究团队用了近6年的时间，对1 000多项有关临床决策的研究进行了追踪研究。在他们所研究的一个样本中，在对风险和预后的判断上（这些判断通常由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做出），保险精算预测只略微领先于临床医生的判断。另外保罗·斯彭格勒报告称，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临床医生的判断会变得越来越准确。
准确性也会随着临床医生自信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吗？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戴尔·麦克尼尔（Dale McNiel）和他的同事邀请78位精神科医生评估了317名精神科住院病人在住院第一周里出现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在第一周里，根据护理人员的报告，11%的病人确实出现了暴力行为。对于自信程度适中或较低的精神科医生来说，他们的预测不比碰运气好多少；对于特别自信的精神科医生来说，他们预测可能出现暴力行为的病人中有四分之三确实有暴力举动，而他们预测没有暴力倾向的病人确实没有出现暴力行为。因此在没有精算预测的情况下，或者当有用的信息超出了精算指导准则的范围，明智的临床医生会利用丰富的经验做出判断，只要他们的直觉觉得情况一清二楚。
然而对各种治疗效果的判断是很微妙的。临床医生不仅不能像天气预报员那样获得迅速而经常的反馈，而且像所有人一样，他们还会误解自然的“回归平均水平”效应。人们在最抑郁的时候开始接受治疗，在结束治疗的时候，他们已经不那么抑郁了。因此大多数病人和治疗师会认为这种治疗方法很成功。治疗的种类非常多，从放血疗法到再生疗法，从用枷锁束缚起来到草药治疗，从浸没室到系统脱敏疗法——但所有这些治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实践者都认为它们是有效的。开始接受治疗的时候，病人强调的是他们的悲伤。在可以停止治疗的时候，他们会强调自己现在是健康幸福的。如果他们对治疗感到满意，治疗便会继续。治疗师当然知道存在失败，但那是其他治疗师的失败，那些治疗失败的病人会找新的治疗师来解决他们长期的或反复出现的问题。
为了确定某种治疗的效果不只是安慰剂效应或自然的回归效应，我们必须进行实验。对心理学家来说，区分现实与一厢情愿的直觉的最有力的工具是对照研究：将一些病人随机分配去接受一种新疗法，其他病人接受另一种疗法。重要的不是我的直觉或你的直觉，而是这种疗法是否有效。对这种疗法进行检验时，有关它的预测能否得到证实？
对有些形式的心理治疗来说，结果是令人鼓舞的。无论是否接受治疗，病人都会有所改善（从最糟糕的状态回归正常状态）。然而当玛丽·史密斯（Mary Lee Smith）和她的同事对心理治疗结果进行了首次统计概括后，他们欣喜地发现，心理治疗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具有益处，它们的效果就像学校的教育作用、药物的治疗作用或业务能够转化为利润一样可靠。后续的统计概要基本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正如某人所说：“数百项研究显示，心理治疗确实是有效的。”在一项费时费力的研究中，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对三种抑郁症疗法——认知疗法、人际关系治疗和标准药物治疗进行了比较。28位富有经验的治疗师分别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诺曼、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他们接受了其中一种疗法的培训，并被随机分配去治疗239名抑郁症患者。与只服用无效的药物并接受支持性关注、鼓励和建议的控制组相比，这三组中病人的情况都有了更多的改善。在完成全部16周治疗的病人中，有一半以上病人的抑郁症状减轻了；而在控制组中，只有29%的病人出现了好转。这个结论与早期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那些没有接受治疗的病人常常也会有所改善，但接受治疗的病人病情改善的可能性更大。
那么最近出现并被广泛宣传的替代疗法的效果如何呢？对于大多数疗法来说，之所以缺乏充分的证据，主要是因为支持者觉得没有进行对照研究的必要。他们凭直觉认为这些疗法会有效。满意的病人证实了他们的直觉。数以百万的人，包括戴安娜王妃，都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对照实验。他们凭直觉相信巫师、催眠治疗师、“释放愤怒”治疗师、反射论者、芳香治疗师、结肠灌洗治疗师以及身心治疗师。不过有些疗法吸引了太多人的注意，人们已经开始仔细考察它们了。思考以下五种有违直觉的疗法，其中三种已经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了，而另外两种被认为具有惊人的疗效。
治疗性触摸
全世界有数万名治疗性触摸从业者（其中很多是护士）曾经用手在距离病人身体十几厘米的地方移动，目的是“让能量场达到平衡状态”。支持者称这种做法有助于治疗各种疾病，从头疼、发烧到癌症。怀疑者说，证据显示，除了安慰剂效应之外，这种疗法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但是我们能证明这个说法吗？当某人把手放在治疗师手的上方时（治疗师看不到），治疗师能凭直觉感知到所谓的能量场吗？迄今为止的实验显示：他们不能。因此治疗性触摸（事实上并没有触摸到）似乎没有效果，也没有任何可信的理论能够证明它可能是有效的。
眼动脱敏再加工治疗
一天，弗朗辛·夏皮罗（Francine Shapiro）走在公园里，她发现当她的眼睛自发地到处乱瞟的时候，焦虑感消失了。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疗法，据说目前已经有22 000名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接受了这种新疗法的培训。病人想象一个会造成创伤的情境，治疗师通过在病人眼前晃动手指来触发眼睛运动。这种方法最初被用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据称治疗是成功的。受到治疗效果的鼓励，眼动脱敏再加工治疗师最近开始将这种技术用于对焦虑障碍、疼痛、悲痛、精神分裂症、愤怒及内疚的治疗。如果眼睛不动，而只是手指轻轻敲击，或者治疗师晃动手指，但病人的眼睛直视前方，治疗效果会如何呢？有人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疗效相同。这种治疗之所以有效，似乎不是因为眼睛运动，而是因为将有效的暴露疗法（在安全的状态下重新经历创伤体验）与安慰剂效应结合在了一起。
阈下自助磁带
鉴于我们在意识之外直觉性地加工了很多信息，那么带有觉察不到的微弱信息的商业化磁带真能重塑我们的潜意识思维，从而使我们获得成功和幸福吗？耳朵听不到的信息，比如“我设定了我的优先事项，我能够提前完成”是否能重塑拖延者的思维？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安东尼·格林沃尔德实施了16项实验，发现阈下自助磁带根本没有疗效。在一项实验中，他将提升记忆力的磁带分给一些有记忆力问题的被试，把提升自尊的磁带分给一些存在自尊问题的被试。对于其他被试，他搞了一个小小的恶作剧，交换了磁带的标签。尽管两种磁带对记忆评分或自尊评分都没有任何影响，但那些认为自己听的是记忆磁带的被试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得到了改善。认为自己听的是自尊磁带的被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磁带毫无效果，但被试觉得自己得到了期望中的益处。
光照疗法
对有些人，尤其是女性以及生活在远离赤道地区的人们来说，冬天的沮丧情绪构成了一种抑郁症，即季节性情感障碍。20世纪80年代早期，为了抵消这些阴郁的心境，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每天让季节性情感障碍患者定时接受一定剂量的强烈光照（利用灯箱，目前可以租到或从保健品和灯具专卖店买到）。临床经验证实，许多季节性情感障碍患者在接受光照治疗后，变得不那么难过了。不过怀疑者在想，这是不是又是一种回归平均的趋势或安慰剂效应呢？实验得出了令人鼓舞的结果。大约50%～60%每天接受半小时光照疗法的患者感到症状减轻了，而接受夜晚光照或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中只有很少的人感到症状有所缓解。科学家还确定了季节性情感障碍背后可能的机制，即它将褪黑素分泌的时间提前了。因此结论是，对很多人来说，早晨明亮的阳光确实能缓解季节性情感障碍的症状。
电休克疗法
1938年，当电休克疗法刚刚被引入的时候，完全清醒的病人会受到令人痛苦的电击，100伏的电压常常会把他们电晕，使他们失去意识。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电休克疗法会让人觉得既野蛮又原始，好像科学怪人。在如今比较温和的电休克疗法中，治疗师会对病人实施全麻，使用肌肉松弛剂，而且电击的时间很短，往往只对一侧大脑进行电击。这种怪异的疗法有效吗？令我震惊的是，目前电休克疗法被普遍认为是治疗对心理疗法和药物都产生了抗拒的重度抑郁症的最有效方法。每周经过3次这样的治疗，持续2～4周后，80%以上接受治疗的病人会出现显著的改善。虽然在治疗期间病人的记忆力会减退，但电击并没有导致可辨的大脑损伤。尽管我们对电休克疗法为什么有效的原因还不确定，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委员会和美国精神病学会已经批准了这种疗法。
直觉的力量
当付诸检验时，有些听起来很疯狂的方法竟被发现是有效的，有时科学探究能够驳倒怀疑者。谁能想到明亮的光线或大脑中的电流会具有治疗作用呢？
然而更常发生的情况是，科学探究会将听起来疯狂的念头归入许许多多注定将被遗忘的主张中，比如永动机，比如穿越回几个世纪之前的体外旅行以及癌症的神奇治愈。荒唐的冒牌疗法最终只会导致虚假的疗效，善意无法掩盖愚蠢。为了区分真实的直觉与虚假的直觉，为了区分理智与荒谬，我们需要采取科学的态度，那就是保持怀疑但不玩世不恭，开放坦诚但不轻易相信。通过检验临床直觉，分辨出其中的智慧和错误，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用精算科学来强化直觉，这样实事求是的过程必然会带来良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