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就是爱奥尼亚式迷情的源头：追求客观的真实性，而非神的显现，这是另一种满足宗教的饥渴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正像爱因斯坦所了解的，是知识的统一。一旦某些知识统一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记得很清楚，自己被“统一的知识”这个梦想所吸引，是在1947年早秋。我那时18岁，从莫比尔（Mobile）到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进入亚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就读，开始我大二的生涯。我那时是个初出茅庐的生物学者，有年轻人的热情，但缺乏理论和远见。我在家乡自学博物学，常常在书包里带上几本野外指南，独自一人走入森林，沿着小溪开始短途行程。我认为研究科学是在户外逗留的最佳方式，我这里指的是研究蚂蚁、青蛙和蛇类。直到现在，我仍然一本初衷。[1]
[1]由宗教经验进入科学合成思想的自传细节，我已在自传《大自然的猎人》［Naturalist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Shearwater Books, 1994），繁体中译本由天下文化出版，杨玉龄译］中描述。
我的“启蒙时代”
我的知识世界是由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架构起来的。他是18世纪的瑞典博物学家，发明了现代生物分类法。林奈的分类系统看起来很简单。首先，他把所有植物和动物标本分成不同的“种”，然后把彼此类似的种集成一群，就成了“属”。比如，所有的乌鸦是一个属，所有的橡树也是。之后，你就给每个种取一个包括两部分的拉丁名。比方说，Corvus ossifragus是鱼鸦（fish crow）的拉丁名，其中Corvus是属名，代表所有的乌鸦，ossifragus则代表鱼鸦这个特定的种。
依照这个方式继续向上归类，类似的属就聚集成“科”，类似的科聚集成“目”，等等，一直到“门”；最后，在最上层有六个“界”：植物界、动物界、真菌界、原生生物界、原核生物界和古生菌界（archaea）。这就像军队系统：由男人（现在或许会加上女人）组成班，班组成排，排组成连，到了最上层，则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共同指挥的三军。以上这些，也可以说是一个18岁年轻人心中的世界观。
那时候，我的知识水平已经达到1735年林奈的标准，或更正确地说（因为我那时对这位瑞典专家所知有限），是达到1934年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1908—1996）的水平，当时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的《野外赏鸟手册》（Field Guide to the Birds）第一版发行了。无论如何，这段林奈时期是我进入科学专业的开端。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名定而实辨”。
后来我接触到进化论，于是骤然间（这个用词并不夸张）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全新的看法。这个领悟要归功于我的启蒙师长查莫克（Ralph Chermock），他是一位很认真的年轻助理教授，一个老烟枪，顶着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头衔刚到亚拉巴马州。我喋喋不休地告诉他，自己要把亚拉巴马州的所有蚂蚁分门别类，他听完我的崇高理想之后，交给我一本迈尔（Ernst Mayr，1904—2005）在1942年写的《分类学和物种起源》（Systema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位真正的生物学家，就读这本书。”
这本书很薄，书皮是蓝色的。它结合了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现代遗传学知识，是“新综合学说”（New Synthesis）的研究成果之一。这本书给出了博物学一个理论框架，大大扩展了林奈当初开创的知识事业。我的心智突然开了窍，打开一扇通往新大陆的门。我着了魔一般，不停地思考进化论对分类法和其他生物学的影响，以及对哲学与对几乎所有事物的冲击。以往静态的观念也开始像流体般滑动。我那些新萌芽的现代生物学家的想法，开始沿着一条因果相承的线索向前迈进，由造成基因变化的突变，到增加物种数目的进化过程，再到组成动物群（faunas，或译动物区系）和植物群（floras，或译植物区系）的各类物种。
在放大的尺度之下观看，这些现象就成了一串连续的事件。借着调整思想的时空坐标，我发现自己可以沿着生物组织的阶梯往上爬，由细胞中的微观粒子爬到覆盖山坡的森林。顿时，一股新的热情从我身上流过。那些我衷心喜爱的动物和植物，又重新回到这个大剧场来扮演主角了。博物学也由此被确认为真正的科学。
爱因斯坦的愿景
我体验到了“爱奥尼亚式迷情”（Ionian Enchantment）。这个新用词是我从物理学家兼历史学家霍尔顿（Gerald Holton，1922—）那里借来的，指的是一种相信科学具有统一性的信仰——这是一种比单单只有操作的命题更加深入、虔敬的信仰，它宣称世界是有规律的，同时可以用少数自然定律加以解释。[1]这个信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群岛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40—前546，希腊哲学家）。这位传奇的哲学家在两个世纪之后，被亚里士多德推崇为物理科学的创始人。人们对泰勒斯比较具体的记忆是他的信仰：所有物质最终都由水构成。虽然他这个想法经常被人当作例子，用来说明早期希腊人的玄想有多么离谱，然而它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表达了有关“世界的物质基础和自然界的统一性”的哲学思想。
从泰勒斯那时开始，这种信仰就愈变愈复杂，现在已经成了支配整个科学的想法。近代物理学集中心力于统一自然界的所有作用力，包括电弱作用力、强作用力和重力。为了使这门科学具有“完美”的思想体系，物理学家想要在理论上达成统一的愿望非常迫切，而且这门科学提供了占有相当分量的证据和逻辑，因此推崇统一理论的想法很难有所更改。但是，这个信仰的迷惑力也进一步延伸到其他的科学领域，少数人认为它同时向外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甚至更进一步触及了人文学科，这点我在后面会加以解释。科学具有统一性这个观点并未停滞，它已经受过逻辑和实验的严密考验，也已经重复地被成功验证。它从来不会遭受任何能够扭转乾坤的溃败，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还不会出现，尽管根据科学方法的本质，这个观点的中心必定总是脆弱的。我在后面较恰当的地方会进一步讨论这个弱点。
爱因斯坦这位在物理学上建立统一理论的创造者，他的中心思想也是非常爱奥尼亚式的。这种远见可能正是他的特长。他在写给朋友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的信中提到：“能从直接观测时看似不相干的事件中，体认到这些复杂现象之间具有统一性，真是令人欣慰。”爱因斯坦在这里所指的，是自己能成功地把毛细血管的微观物理现象，和举世通用的重力的宏观物理现象相配合。他在生命后期的目标是，企图把所有的其他事件结合成一个精简的系统，包括把空间与时间、物理运动相结合，以及把重力与电磁场、宇宙论相结合。他努力地追求这个“圣杯”，但从来没有达到目标。
所有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不例外，都成了坦塔罗斯[2]一般的孩子，对那些看似够得到、实际上却拿不到的东西感到懊恼。从事热力学研究的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过去数十年间，他们已经能够把温度降得愈来愈接近于绝对零度，在这个温度下，原子会停止所有的运动。1995年，当他们把温度降到绝对零度以上几十亿分之一度时，却产生了“玻色[3]-爱因斯坦凝结”（Bose-Einstein condensate），这是物质的一种基本形态，超乎我们平常熟悉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在这种状态下，原子几乎都可处在同一量子态。当温度下降时，压力上升，气体会凝结成液体，之后就形成固体，然后才出现“玻色-爱因斯坦凝结”。然而，绝对彻底的绝对零度，就像一个存在于幻想中的温度，始终没法达到。
[1]爱奥尼亚式迷情这个观念以及爱因斯坦对它的看法，都来自Gerald Holton,Einstein, History, and Other Passions(Woodbury, N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Press, 1995)。
[2]坦塔罗斯（Tantalus）是希腊神话中，宙斯在凡间的儿子。由于触怒众神，被罚站在地狱的水池中。每当他口渴弯腰想喝水时，水就退去，让他够不着水面；等他站起来，水位又恢复正常。池边果树果实累累，但他每次伸手去摘，风就把树枝吹到他够不着的地方。他永远就这样站着，终年口渴肚饿，周围有许多食物，却永远不能吃喝。——译注
[3]玻色（Satyendra Nath Bose，1894—1974），孟加拉国物理学家，与爱因斯坦发展出不朽的“玻色-爱因斯坦统计法”。——译注
伊卡洛斯精神
从一个更适中的尺度来看，我发现，除了体验具有统一性的形而上学外，从严格遵守基本教义的宗教桎梏中解脱出来，也是一种美好的经验。我从小受到南方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的熏陶，在牧师坚定的手臂支撑下，被倒着浸入水中，由此获得再生。我熟知赎罪具有治疗的效用，信心、期望和善行的训诫对我也深刻入骨。我和其他数百万名教徒一样，知道救世主耶稣基督会为我带来永生。我比一般年轻人还要虔诚，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两遍。但是到了大学，在类固醇（steroid）的刺激下，我产生了青春期的叛逆情绪，对宗教抱定了怀疑的态度。我发觉自己很难接受，我们最虔敬的信仰竟是2000多年前，由地中海东岸的农业社会在岩石上刻留下来的。《圣经》以喜悦的口吻描述2000多年前这些人的集体屠杀战争，这与1940年代亚拉巴马州的基督教文明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使我深深感受到认知矛盾的痛苦。对我而言，这好比启示录是古代原始人幻想出来的黑魔法似的。
我认为，一个爱人的神，如果用心思考，绝对不会背弃那些反对将《圣经》中的宇宙论照本宣科的人。对于在学识上有勇气力争的人，神应该给予嘉奖，这才算公平。雪莱会说，宁愿与柏拉图和培根一起被打入地狱，也不愿与巴莱和马尔萨斯一起上天堂。[1]然而最糟糕的是，浸信会的神学观完全不包容进化论的观点。《圣经》的作者显然没有看到神在世上最重要的启示！也许他们没法分享神真正隐秘的想法——也可能是我小时候牧师们在解释神的意旨上曾经犯了错误，虽然他们是爱人的好人。这些宗教上的矛盾和限制对我造成莫大的束缚，相形之下，自由显得尤其美好。我因此离开了教会，不是说我必然会成为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agnostic），只是不再身为浸信会教徒罢了。
但是，我不想整个去除对宗教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与生俱有的，也在我生命中洋溢着创造的源泉。我同时保留了一些基本常识。也就是说，人类有归属团体的需求，乃因渴望一个比自身更远大的目标。由于受到人类心灵最深处需求的驱使，我们有义务把自己从尘埃中提升出来，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可告人的故事，描述自己从哪里来，又为什么停留在这里。也许《圣经》是文学上第一部尝试解释宇宙存在的作品，并试图突显人类在其中的重要性；而科学又或许只是想继续利用具有较可靠测试基础的新知识，来达到相同的目标。若是如此，科学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解放了的宗教，而且它的规模正日益扩大。
我相信这就是爱奥尼亚式迷情的源头：追求客观的真实性，而非神的显现，这是另一种满足宗教饥渴的方法。这种竭力的追求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而且和传统宗教密切交织在一起，但是，它所追随的是一条很不相同的途径。它是一种禁欲主义者的教条，一种后天培养出来的爱好，是散布在坎坷地域里的各类探险的引导。它的目标在于借由解放人类心智，而不是借由对神的屈服，来拯救人的灵性——它的中心思想，正像爱因斯坦所了解的，是知识的统一。一旦某些知识统一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致力于追求这个信念的人即使不成功，也将获得宽恕。如果他们迷失了，也会再找到另一条路。人文主义信仰强调的是人们所做的努力，不论成败，只要是诚心的尝试，即使失败了，也值得回忆。古希腊人以一个具有极高度野心的神话，清楚表达了这个想法。代达罗斯（Daedalus）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Icarus）在逃离克里特岛（Crete）时，使用了他亲自用羽毛和蜡做成的翅膀。但伊卡洛斯不听父亲的警告，向着太阳一直飞去。太阳的高温把翅膀上的蜡融化了，伊卡洛斯也就掉入了大海。这是伊卡洛斯在神话中的结局。我们禁不住猜想：他难道是一个愚笨的小男孩吗？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他为自己高傲的个性和在神面前的傲慢所付出的代价？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认为他勇往直前的勇气代表一种可贵的人类美德。因此，伟大的天文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在向启蒙导师埃丁顿公爵[2]致敬时说：“让我们试试看，在太阳将我们翅膀上的蜡融化之前，我们到底能飞多高。”[3]
[1]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诗人，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之夫。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理念论和灵魂不朽说，其哲学思想对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影响较大。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主张自己动手做实验，勿被动观察；“知识就是力量”即语出培根。巴莱（William Paley，1743—1805），英国神学家、自然哲学家，曾任圣公会牧师，反对奴隶贩卖，主要著作有《论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自然神学》。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著有《人口论》。——译注
[2]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995），原籍印度的美国天文学家，为人谦和。在1932年因为阐明白矮星的构造一举成名，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数学天文物理学家，获得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埃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1882—1944），英国天文物理学家、数学家。——译注
[3]埃丁顿公爵为了提倡科学研究中大胆冒险的精神，在1920年大英学会演讲中，叙述了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的故事。这个隐喻后来被钱德拉塞卡用在Eddington: The Most Distinguished Astrophysicist of His Tim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一书中，以描述其师埃丁顿公爵的研究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