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初夏。她当时16岁，一直在咳嗽，声音嘶哑。我建议对她进行心理治疗，不过我的建议未被采纳。因为她发病的时间虽然特别长，但会自然消失。次年冬天，她最爱的那位姑妈去世后，她便留在了维也纳，和姑夫、表姐妹住在一起。在那儿，她发烧了，被诊断为阑尾炎。 [7] ?第二年秋天，她父亲的病有所好转，因此全家人离开了B镇的疗养院。起初，他们搬回到她父亲工厂所在的城镇居住，后来不到一年，就在维也纳定居了。
杜拉当时正值青春期——聪慧、美丽，但却是父母激烈争吵的源头。她变得郁郁寡欢，性格也发生了改变，而这也成为了她的主要病症。她显然对自己和家人都不满意，对父亲的态度很不友善，与母亲的关系更为恶劣，因为母亲想要她帮忙做家务。她逃避社交活动，总是以太疲倦、心不在焉为借口。她忙于参加女性专题讲座，进行较为严谨的研究工作。一天，杜拉的父母被她书桌上——具体说是书桌内的一封诀别信吓坏了。她在信上说，她再也无法忍受现在的生活了。 [8] ?她的父亲确实目光敏锐，他猜测杜拉并非真的想自杀，但依旧非常震惊。一天，父女俩在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谈话后，杜拉首次失去了意识 [9] ?——后来，这被定性为失忆症。于是即便她再不情愿，她的父亲还是把她送到我这里治疗。
正如我一直所描述的，本病历从大体上来看似乎不值得记录，只是一例“轻度癔症”，具有最普通的身体和心理病症：如呼吸困难、神经性咳嗽、失音、间歇性偏头痛，以及抑郁症、癔症性反社交和可能并非完全真实的厌世症。更为有趣的癔症病例无疑早已有人出版过，而且描述得更为详细。我下文所述与皮肤感觉受创（stigmata of cutaneous sensibility）、视野局限（limitation of the visual field）或其他类似病症都无关。但我胆敢说一句，所有这些癔症的神奇现象都只是疾病领域的冰山一角而已，我们所要探索的依旧是一个未知领域。我们需要对最常见的病例，以及最常出现的典型病症作精准的解释。如果条件允许我对轻度癔症进行完整解释，我将非常满意。因为从我治疗其他患者的经验看，我的分析技法确实有能力做到。
1896年，在我的《癔症研究》面世不久后，我问一位著名学者对书中癔症心理学理论的看法。他直言书中的结论也许适用于某些病例，但无法进行佐证。自那之后，我看过大量癔症病例，并且对每一个病例都花费数天、数周甚至数年的时间研究。在每一个病例中，我都发现了心理决定因素（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这些因素已经在癔症中假设过——即心理创伤（psychic trauma）、感情冲突以及我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出的性困扰。当然，不能指望患者在治疗期间，把出于苦衷而故意隐匿的病因信息透露给医生，医生也不能因患者不配合而说的第一个“不”便裹足不前。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