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是与现代密切相关的问题之一，我们生活在现代，所以我们无法完整地对之做出判断。现代人是一种以新的方式存在的人；现代的问题是一个刚刚出现的问题，需留待后来人回答。所以，当我们谈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最多只能陈述它——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丁点儿的了解，我们就不会这样说。不仅如此，这个问题本身是非常含糊的；事实上，它所涉及的内容过于普遍，因此超出了人们所能把握的范围。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以真正的谦虚和最大的谨慎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态度非常必要，并且想要重点强调这一点，因为这类问题容易诱惑我们夸夸其谈——还因为我自己也被迫说一些听上去既不谦虚也不谨慎的话。
在一开始，我便要举一个看似不够谨慎的例子——我必须在此声明，这里所说的现代人，也就是那些能够意识到当下的人，绝对不是平凡的人。他更像是一个站在山巅之上、处于世界边缘的人，身临未来的深渊，头顶便是苍弯，脚底则是整个人类，而人类的历史则消失在原始的迷雾之中。现代人——我们再重复一下，那种能够意识到当下的人——是不常有的。配得上这个称呼的人寥寥无几，因为这要求一个人拥有最高程度的意识。完全的现代，意味着充分地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应当具有最广泛、最强烈的意识，以及最低限度的无意识。请务必清楚地理解，仅仅是生活在现代这一事实，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现代人，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每个活着的人就都是现代人了。只有完全意识到当下的人，才是这里所说的现代人。
配得上“现代人”这个称呼的人是孤独的。他必须如此，而且自古如此，因为为了更充分地意识到现代的每一步努力，都将使他远离他原本的、与群众共有的“神秘参与”——远离湮没于共同的无意识之中。每一步努力都将他与那种极具包容性、原始的且几乎囊括了整个人类的无意识割裂开来。在我们的文明之中，心理上处于最底层的那些人，甚至仍像原始民族一样，过着无意识的生活。稍高一个层次的那些人的意识程度，相当于人类文明初始阶段的水平，而最高层次的那些人所具有的意识才刚刚能跟上前几个世纪的生活节奏。只有我们所说的现代人，才是真正生活在当下的人；只有现代人才具有现代意识，也只有他才觉得那些适应初级水平的生活方式令人兴趣索然。过去世界的价值和奋斗，已不再能吸引他，除非是从历史的角度。于是，他实实在在地变成了“非历史的”，远离了完全生活在传统范围内的人群。的确，只有走到世界的边缘，他才是完全现代的，他把没跟上时代的和超越了时代的所有东西都丢开，有意识地站在一片虚无面前，而一切都生长在这片虚无之中。
这些话可能会被认为是空话、陈词滥调。没有比假装能意识到当下更容易的事了。事实上，有一群毫无价值的人，忽略了各种发展阶段，逃避了中间的生活任务，凭空给自己添上了一股现代气场。他们突然出现在真正的现代人身边，他们没有根，像是吸血鬼一般，他们的空虚被当作现代人难耐的孤寂，从而令真正的现代人受到质疑。现代人及其同类本来就很少，又被吸血鬼般的伪现代人所掩蔽，所以人类群体那不辨真伪的眼睛是看不到他们的。因此，“现代人”难以避免地被打上了问号，受到了质疑，而且自古至今都是如此。
真正具有现代性，意味着主动宣告破产，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坚守贫穷和贞洁，并且——更加痛苦的是——放弃历史的认可所带来的光环。成为“非历史的”，像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原罪，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人似乎生活在原罪之中。一种更高水平的意识，像一个罪恶的负担。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一个人只有超越了过去的意识阶段，完全肩负起世界赋予他的职责时，他才能获得充分的现代意识。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头脑健全、技艺精湛——必须取得与其他人一样多甚至更多的成就。正是这些品质，让他能够获得更高水平的意识。
我知道，技艺精湛的概念尤其令伪现代人厌恶，因为它非常讨厌地使他们想起自己正在骗人。这一点当然不能阻止我们把它作为现代人的标准。我们甚至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技艺并不精湛，而又要自称现代人，简直就成了无耻之徒。他必须在技术上达到卓越的水平，如果他的创造力不足以弥补他与传统之间的裂隙，那么他就是背叛了过去而已。把否定过去与现代意识混为一谈，这纯粹是偷换概念。“今天”处于“昨天”与“明天”中间，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连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现在代表了一个转化的过程，能够从这个意义上意识到现在的人，方可自称现代人。
有很多人自称是现代人——尤其是那些伪现代人。然而，在那些自称是老古董的人之中，倒是可能会发现真正的现代人。这类人这样自诩，是有充分理由的。一方面，他强调过去，目的是在与传统的决裂和上文所说的那种罪恶感之间求得平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被当成一个伪现代人。
每一种好品质都有不好的一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不带来相应的罪恶的至善之物。这一事实令人痛苦。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是，现代意识能导致一种基于幻觉的飘飘然的感觉，也就是说，幻想我们就是人类历史的顶点，是无数个世纪之后的圆满结果和最终产物。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我们应当明白，这种幻觉其实无异于自豪地承认我们的贫乏：我们同时也使世世代代的夙愿和理想幻灭了。想想两千年来基督教的理想，最终带来的不是救世主的回归和天国的千年盛世，而是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伴着铁丝网和毒瓦斯。这真是天堂和人间的灾祸啊!
在这样一幅图像面前，我们本可以重新变得谦卑。确实，现代人是一个巅峰，但是明天他就会被超越；他的确是漫长的发展过程的最终产物，但是他同时又毁灭了人类的希望。现代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科学、技术和组织是多么有益，但也知道它们可以造成什么样的灾难。与此类似，他也知道政府出于善意而遵守“和平备战”原则，为的是替和平铺平道路，但却差点让整个欧洲分崩离析。至于理想、基督教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国际上的社会民主以及经济利益“团结一致”都没能经受住战火的洗礼——现实的考验。今天，在战后15年，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同样的乐观主义、同样的组织、同样的政治抱负以及同样的标语口号。我们怎能不害怕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带来一样的灾难呢？尽管我们希望取缔战争的协议能够成功，但我们却对它的效用半信半疑。这一切的缓和措施，都在心底折磨着我们，让我们怀疑。总的来说，我相信我说这些话并没有夸张，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现代人遭受了几乎致命的打击，陷人了深深的不确定性之中。
我相信，这些话足够清楚地表明，医生这个身份使我戴上了有色眼镜。医生总是在诊断疾病，我也无法停止做一名医生。在做医生的艺术中最基本的一条是，在没有疾病时，就不应该发现疾病。所以我不会宣称说，全体白种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白种人已经身患重症，或者西方世界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没有资格作出这样的判断。
当然，我只是从自己或与他人相处的经验中得到了关于现代人的精神难题的知识。我了解了数百名来自白人世界各个角落的受过教育的人士——不管是得病的还是健康的——隐秘的心理生活中的某些内容，而我的陈述就是基于上述这些经验。毫无疑问，我只能绘出一幅片面的图景，因为我所观察到的事物是心理生活事件；它们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即“内在的一面”，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我必须指出，心理生活并不总是这样的；心灵并不是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体现于内在的一面。在整个种族或历史进程中，在那些不太注重心理生活的时期，心灵也可以体现于外部。我们可以用任意一种古代文化作为例证，其中埃及文明最为突出。埃及有着威严的客观理智，人们淳朴地忏悔着没有犯过的罪行。 [1] ?我们不会感到金字塔和萨卡拉的阿卑斯墓（Apis tombs of Sakkara）是在表达某种个人问题或个人情感，就如同我们不会这样看待巴赫的音乐一样。
每当一种外在的形式被确立时，不管它是仪式性的还是精神上的，只要充分地表达了灵魂的渴求和希望——像现存的宗教那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心灵是外在的，而且严格地说此处不涉及精神问题。与这一事实相吻合，心理学的发展完全是近几十年的事，尽管在很久以前人类就会内省了，并且有足够的智力去认识那些被心理学当作研究题材的事实。技术知识的情形也是一样。希腊人已经熟悉了所有的机械原理和物理事实，他们本可以在此基础上制造出蒸汽机，可是这一切仅带来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Hero of Alexandria）手中的一个玩具 [2] ?。当时并没有迫切地需求要求它更进一步。19世纪的劳动分工和专门化才带来了运用一切已有知识的需求。同样，在我们的时代，某种需求促使我们“发现”了心理学。当然，心灵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展现出来，但是它不曾吸引人们的注意——不曾有人注意到它。人们没有注意到心灵，也一样活着。然而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尽可能地留意心灵的行动方式的话，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医学行业的人最先发现了这一点；而牧师关心的只是基于公认的信仰体系让心灵得以不受干扰地运转。只要这一信仰体系能够真实地表达生活，心理学就仅仅是一门健康生活的辅助技术，而心灵本身也不会被当作一个问题。当人仍然过着群体生活的时候，他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的东西”；他也不需要这种东西，只需要像大家一样信仰灵魂不朽就可以了。但是，人一旦超越了他从出生起便信仰的那种地域性的宗教形式——当这种宗教再也不能完全地包容他的生活的时候——心灵就变成了某种自在之物，如果只用宗教那一套来处理它便不够了。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我们才有了一门基于经验的心理学，而非基于信条或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基本主张。我们能够拥有这样一门心理学，在我看来，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精神生活的深刻变革。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剧变，其模式与个体的剧变类似。只要一切进行得顺利，心理能量能够充分地、有条理地得到利用，我们就不会被内在所扰乱；不确定性或者怀疑便不会纠缠我们，我们也不会被分裂成对立的两部分。但是，如果心理活动的一两条通道被阻塞了，我们立马就会联想到一条被拦截的河流。湍流被逆转，朝向其源头；内在的人想要些什么，但外在的人却不想要，于是我们便与自己有了矛盾。只有在这时，在痛苦之中，我们才发现了心灵；更确切地说，我们才发现了阻挠着我们意志的东西，它令我们感到很陌生，甚至充满了敌意，与我们的意识立场并不相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最为清晰地体现了这一过程。他最先发现的就是性变态的幻想和犯罪的幻想，它们的表面价值都完全违背了文明人的有意识观念。一个被这些幻想所激励的人，无疑是一个叛逆者、罪犯或疯子。
我们不能预设无意识或人类心灵深处的这一面是某些崭新的事物。它们很可能一直都存在着，存在于每一种文明之中。每种文明都会孕育出对它具有毁灭性的对立面，但是在我们之前，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不曾被迫热切地对待这些心理的潜流。心理生活总是会在某种形而上的体系中表现出来。有意识的现代人付出了艰苦而顽强的努力，最终却不得不折服于心理的威力。这一点是我们的时代与其他所有时代的区别。我们再也无法否认无意识的汹涌暗流具有强大的力量——存在一种心理的力量，它们并不符合我们的理性世界的秩序，至少现在是不符合的。我们正在研究这种力量，甚至把它们上升到了一门科学的高度——这再次证明了我们向它们投注了热切的关注。过去的那些时代可以对它们毫不在意，嗤之以鼻；但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是一件脱不掉的涂有内萨斯 [3] ?的鲜血的长袍。
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使我们的意识观念发生了变革，这场变革发生在我们的内在生活中，粉碎了我们对自身和自身价值的信仰。我们曾经把外国人——作为一个对立面——看成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者；但是，现代人不得不承认，他的政治和道德水准跟所有人都一样。我以前相信，号召他人遵守秩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现在则承认，我自己也需要被他人号召来遵守秩序。我比以前更容易承认这一点，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逐渐对世界可以被理性组织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那个和平、和谐的千年盛世的古老梦想已经褪色。现代人对这一切都持有怀疑态度，这冷却了他们对政治和世界改良的热情；此外，这种怀疑态度也不利于心理能量顺畅地转移到外在世界。由于其怀疑精神，现代人被打回了原形；他们的能量流回了源头，把那些一直存在着的心理内容冲到了表面——在河水能够顺畅流动的时候，它们都隐藏在淤泥之中。在中世纪的人眼中，这个世界是多么地不同!在他们看来，地球是永恒固定的，静止在宇宙中心，太阳则沿着轨道围绕地球运行并热心地散发它的温暖。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享受着上帝的关爱，上帝帮人们准备好了永恒的幸福；每一个人都明确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做，以便从这个充满堕落的世界飞升到坚贞而快乐的生活中去。在我们眼中，这种生活不再是真实的，即使在梦里也一样。自然科学在很久以前就把这层可爱的面纱撕碎了。那个时代就像童年时期一样遥远，在童年时期，我们都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世界上最英俊、最强壮的男人。
当代人已经丧失了中世纪的人们所拥有的形而上学的确定感，于是他们建立了物质保障、公共福利和人道主义的理想。但是，想要让这些理想看起来足够坚定，一点点乐观主义可是不够的。就连物质保障也实现不了，因为现代人已经可以看出，物质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导致一场更强有力的灾难性威胁。这幅图景吓坏了人们，破坏了他们的想象力。现在的城市拥有了完善的预防毒气袭击的措施，并且通过“预演”进行练习，对此我们应该作何想象呢？我们也只能认为，毒气袭击其实是计划和准备好了的——遵照着“和平备战”的原则。如果允许人类去积累一种毁灭性材料，过不了多久，他内心的恶魔就会忍不住让这些材料去完成其注定的使命。众所周知，只要把足够多的武器放在一起，它们就会“自动”发射。
有一个控制着盲目的偶然事件的规律，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称之为向对立面转化（enantiodromia）法则，它偷偷溜进了现代人的头脑里，用恐吓使人们心如死灰，用畸形的力量使人们丧失对社会政治措施的的信心。这是一个盲目的世界，建设和毁灭轮番上阵，如果现代人在这种可怕的前景面前转过身去，把目光投向内部，去审视自己的心灵，那么他就会看到一团混沌和黑暗，而这是他想要忽视的。科学甚至摧毁了内部生活提供的避难所。那里曾是一个避风港，现在却成了恐怖地带。
我们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发现了很多邪恶，但这却几乎是一种解脱。我们至少可以相信，我们找到了人类邪恶的根源。尽管我们一开始感到震惊和幻灭，但是由于它们都是我们自己心灵的表现，这让我们感觉多少可以控制它们，然后再改正它们，或者至少可以有效地抑制住它们。我们倾向于这样预设，如果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根除了世界上的一部分邪恶。我们还喜欢这样想，无意识及其作用方式已被人们广泛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也不会被一位意识不到自己的邪恶动机的政治家所欺骗；某份报纸首先便会出面制止他：“请去做精神分析吧——你有一种被压抑的恋父情结。”
我特地杜撰了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以为心理事件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的想法纯属幻觉，如果我们相信了这种幻觉，那就滑天下之大稽了。然而，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邪恶确实是因为——总的来说——人是无意识的，甚至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而随着洞察力的增加，我们也确实可以与这些邪恶的根源作一番斗争。正如科学使我们能够处理外界给我们造成的创伤一样，它也能帮助我们处理来自内部的创伤。
过去20年中，对“心理学”的兴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高涨，这无疑表明，现代人在某种程度上把注意力从物质上转移到自己的主观过程上了。我们应该只把这当作好奇心吗？无论如何，艺术有一种可以预测人类的基本观念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的方法，而在这种较为普遍的变化发生之前，表现主义艺术就已经完成了这种主观的转变。
当前的时代对“心理学”的兴趣表明，人们期望能从心理生活中得到某些从外部世界中得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无疑是现在的宗教本应包括但却没有包括的——至少对于现代人而言是这样。在现代人眼中，各种形式的宗教不再是源自内部世界的了——不再能表达他们自己的心理生活了；他们认为，宗教应该是属于外部世界的。他们不曾接受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精神启示；但是他们还是尝试过几种宗教信念，不过它们只是礼拜天的礼服，最终还是像旧衣服一样被扔到了一边。
然而不知为何，他们迷上了无意识心理的近乎病态的表达方式。过去曾被时代抛弃的东西突然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不论理解它有多么困难。人们普遍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尽管它们冒犯了高雅品位。我所指的不仅是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兴趣，或者是更狭隘的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兴趣，而是广义上对各种心理现象的兴趣，其可以表现为灵性论、占星术、神智学（Theosophy）等。自17世纪末以来，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了。我们只能把它与公元一二世纪的灵智派的繁荣相比较。事实上，当前的精神潮流与灵智派有着深刻的相似之处。在人数上最为惊人的现代运动无疑是神智学，还有它在欧洲大陆的姊妹灵智学（Anthroposophy），它们都是披着印度外衣的纯粹的灵智派。与这些运动相比，人们对科学心理学的兴趣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灵智派体系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是完全建立在无意识的表现之上的，其道德说教从不回避生活中的阴暗面。印度的昆达利尼瑜伽（Kundalini-Yoga）是灵智派在欧洲的重生，它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特征。每一个了解神秘主义这一主题的人都可以证明，上述论断在神秘主义的领域也同样适用。
毫无疑问，对这些运动的兴趣高涨，是因为旧有的宗教形式已经容纳不下心理能量了。因此，这些运动带有一种真正的宗教特征，甚至当它们伪装得非常科学时也是如此。鲁道夫·斯坦纳 [4] ?把他的灵智学称为“精神的科学”，或埃迪夫人 [5] ?发起了“基督科学教会”（Christian Science），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这种掩盖事实的企图，只能说明宗教开始变得令人怀疑——几乎像政治及世界改良一样令人怀疑。
我相信这样说并不过分，现代人与19世纪的人不同，满怀期望地把注意力转向心灵；他们在这样做时，并没有参考任何传统信条，而是基于灵智派的宗教经验。如果我们只觉得上述几个运动在试着营造科学氛围很可笑，认为它们在伪装，那就错了；它们这样做，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就是在寻求“科学”或知识，而不是在西方宗教中至关重要的信仰。现代人痛恨基于信仰之上的教条主义预设，也痛恨基于教条主义预设之上的宗教。只有当事物的知识内容与他们在深层心理生活中所体验到的相一致时，他们才认为它们是真实有效的。他们想要知道——想要亲自体验。
发现新大陆的年代业已结束，地球上没有一片土地仍未经探索；人们不再相信希腊神话中的北方乐土（Hyperborean）是一片永恒的阳光地带，转而想去探索并想亲眼去看看已知世界的边界外面还有些什么，于是发现的全新时代开始了。我们的时代显然在努力发掘除了意识之外心灵中还存在着什么。每个神灵论的圈子都在发问：“当通灵者失去了意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每一个通神论者都在问：“如果我的意识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会体验到什么？”每一个占星术士都在问：“在我有意识的目的之外，影响和决定了我的命运的力量是什么？”每一个精神分析师则在问：“神经症背后的无意识驱力是什么？”
我们的时代希望在心理生活中获得实际的经验。它想要亲自去体验，而不是以其他时代的经验为基础做出猜想。然而，这并不妨碍它采用预设的方法进行尝试——例如，公认的宗教或者真正的科学。倘若过去的欧洲人瞥见了这一幕，他们一定会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不但会觉得这一研究主题过于晦涩和神秘，还会觉得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过分地滥用了人类的最高智慧。如果我们对一位天文学家说，300年前的一个星座，放在今天至少能画出1000幅不同的星座图，他又该做何反应呢？从古典时代到现在，世界并没有摆脱任何一种迷信，在这个事实面前，哲学启蒙时期的教育家和倡导者们又该做何反应呢？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把一束耀眼的光洒在心灵深处的尘埃、阴暗和邪恶之上，让人们以为它们是毫无用处的垃圾；然后他又尽最大的努力，阻止人们去寻求它们背后的东西。弗洛伊德没有成功，他的警告反而导致了他想要制止的现象：唤起了很多人对尘埃、阴暗和邪恶的欣赏。我们忍不住说，这真是太变态了；我们确实难以解释这一现象，除非解释说这并非对污秽的热爱，而只是对心灵的痴迷。
毋庸置疑，自19世纪伊始——也就是令人难忘的法国大革命年代——人们赋予心灵的地位便越来越重要，人们对它的关注不断增加，反过来也反映出它对人们的吸引力正在不断增长。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在巴黎圣母院的登基仪式，对西方世界而言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象征——很像基督教传教士们砍倒沃旦（Wotan）的橡树。因为在那时，就像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天上并没有复仇之雷来击倒渎神者。
在那个时期，法国人安克蒂尔·杜门阶（Anquetil du Perron）正在印度生活，19世纪初，他带回了《奥义书》（Oupnek’hat）的译本——一套50册的《奥义书》——让西方世界第一次深刻地认识了东方人令人迷惑的精神世界。这肯定不仅是机缘巧合。在历史学家眼中，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并没有前因后果。但是，以我作为医生的经验来看，我并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在我看来，它满足了一条心理学规律，而这条规律至少在个人生活中是有效的。根据此规律，每一部分不再重要和不再具有价值的有意识生活，都会在无意识中得到一种补偿。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与物理世界中的能量守恒定律相类似的规律，因为我们的心理过程也是可以量化的。如果没有被另一种相同密度的心理价值所取代，一种心理价值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在心理治疗师的日常实践中，这条规律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它被反复地证实，从未失效。因此，作为一名医生，我不会承认一个民族的生活有时会超出心理学的这一规律之外。在医生眼中，一个民族的心理生活图景，只不过比个体的生活图景稍微复杂一些而已。而且，反过来说，诗人不是曾称他的灵魂为“国度”吗？我认为这非常正确，因为心灵有一部分并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集体的，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心理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斯韦登伯格（Emanuel Swedenborg）的话说，我们都是一位“最伟大”的人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作一个类比：作为单个的人，我内在的黑暗呼唤着光明的帮助，同样，一个民族的心理生活也是如此。在那些涌入巴黎圣母院、一心想要推翻宗教的人群之中，黑暗而莫可名状的力量激荡着，使个体失去了控制；这些力量也同样作用于安克蒂尔·杜门阶，激发出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回答。安克蒂尔·杜门阶把东方的精神带到西方，所产生的影响至今都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应当谨慎，万万不可低估这种影响!诚然，迄今为止，仅从表象也许看不出欧洲知识分子受到了多大的影响：几位东方学学者、一两个热衷佛教的人，还有几位忧郁的名人，比如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和安妮·贝桑（Annie Besant）。这种表现令我联想到海洋中零星的小岛；而实际上，它们却是浸没在水中的巍峨山脉露出水面的山峰。凡俗之人直到现在还认为占星术是早就过时的东西，可以放心大胆地嘲笑它。但是今天，占星术再次从社会的深处崛起，敲响了大学的大门——那个300年前把它驱逐出去的地方。东方的思想也是这样；在社会的最底层扎下了根，缓慢地破土而出。在多尔纳赫（Dornach）修建的灵智学派的庙宇，共计花费五六百万瑞士法郎，这笔钱是谁出的呢？当然不是一个人所出。不幸的是，没有一个统计数字能告诉我们，现在公开信奉通神论的人究竟有多少，更别提那些未公开的信奉者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有上百万人。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上具有基督教或通神论倾向的数百万唯灵论者（Spiritualists）。
伟大的革新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的，它们无一例外是自下而上的；就像树木从来不从空中向下长，而是从大地上向上生长一样，不过，树种倒确实是从空中掉下来的。我们世界的动荡，与我们意识的动荡完全是一码事。一切都是相对的，因此也是可疑的。当人们犹豫而又狐疑地看着这个充斥着和平条约、友好协定、民主与独裁、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世界时，他们的精神渴望一个答案，来安抚怀疑和不安所带来的骚乱。社会底层的人顺应了心灵的无意识力量；他们是这片土地上备受愚弄的沉默的大多数——与那些了不起的名人相比，他们比较没有受过学术偏见的影响。俯瞰大地，你会发现这些人正上演着一场或乏味或滑稽的喜剧；不过，他们简单纯朴得令人吃惊，就像那些曾被认为有神灵庇佑的加利利人（Galileans）一样。人类心灵中的垃圾已经有30 厘米之厚，这还不足以令我们触目惊心吗？我们发现，《人类生活百态》（Anthropophyteia）杂志严谨地记录了最无聊的胡言乱语、最荒唐的行为和最疯狂的幻想，而哈维洛克·蔼理士和弗洛伊德等人在他们那些备受科学赞誉的严肃论文中也涉及了类似的内容。他们的读者遍布整个文明的白人世界。我们该怎样解释这种狂热和对讨厌的东西的盲目崇拜呢？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讨厌之物属于心灵，它们是心灵中的物质，因此就像从古代遗迹中抢救出来的手稿碎片一样珍贵。对于现代人而言，就连内心生活中那些秘密而有害的东西也有一定价值，因为它们也服务于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释梦》的前言中引用了一句拉丁文：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即使我不能降服高高在上的神灵，我也要让地狱天翻地覆。”这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们有义务去废黜的神灵，正是我们的意识世界中那些被崇拜的价值观念。众所周知，古代众神的爱情轶事是最破坏他们名誉的事情；现在，历史又在重演。那些受到颂扬的美德和至高无上的理想的可疑的基础正在被人们颠覆，人们发出胜利的欢呼：“这就是人造的神灵呀，不过是沾染了人类劣根性的阴谋和妄想罢了——好比装满尸骨和污秽的坟墓，经过了一番粉饰。”我们发觉这种文风十分眼熟，那种我们一直无法真正接纳的福音，再一次出现了。
我深信，这种类比并没有含糊不清之处。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弗洛伊德心理学比福音更加亲切。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出支持他们的呼声——归根结底，有一种心理生活容纳了我们所有人。
精神变革所带来的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它让世界的嘴脸变得更加丑陋了。世界变得如此丑陋，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继续热爱它——我们甚至无法继续爱自己了——到头来，外部世界已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我们离开真实的内在生活。毫无疑问，这便是这场精神变革的真正意义。归根结底，主张因果和轮回的通神论，除了告诉我们这个表象的世界是道德败坏之人的临时疗养院之外，还能教给我们什么呢？它也在贬低当今世界，其激进程度不亚于现代人的观念，只不过使用了不同的技巧；抑或它并没有故意诋毁这个世界，只是给这个世界赋予了相对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许诺给我们一个更高级的世界。不论是哪种情况，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我承认，这些概念都非常“不学术”，其实，它们所触及的是现代人没有意识到的一面。现代人的观点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原子结构理论相吻合，这些理论使我们抛弃了宿命论和眼见为实的观点，这难道也仅仅是巧合吗？就连物理学都说物质世界终将烟消云散。因此，我认为，现代人重新开始信仰心灵生活的真实性，并期待从中得到世界所不能给予的那种确定性，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西方世界的精神状况十分危险——我们越是盲目地幻想灵魂之美而无视事实之残酷，危险就会越发严重。东方人爱焚香，烟雾缭绕，便把其本来的面容遮掩了起来。那么，我们又给另一种肤色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呢？中国和印度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呢？在黑人心中，我们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些被我们掠走了领土以及用各种疾病杀戮的人们，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呢？
我有一位印第安人朋友，他是普韦布洛部落的一个酋长。有一次，我们私下谈论起白人，他对我说：“我们不理解白人；他们总是想要些什么——一刻也不闲着——永远在寻找着什么。找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理解不了他们。他们长着那么尖的鼻子，又薄又狰狞的嘴唇，脸上还有那么多皱纹。我们觉得他们都是疯子。”
我这位朋友虽然不能给它一个名字，但是他认出了那只雅利安人（Aryan）的食肉猛禽，以及它想要统治每一寸土地的贪得无厌——就连那些与它毫不相干的土地它也想要。我的朋友还注意到了我们的妄自菲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白种人的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我们用科学和技术让整个东方陷入水火，从中渔利，甚至还把传教士派往中国。被派往非洲的传道士冲击了一夫多妻制，结果导致卖淫行为泛滥，单是在乌干达这一个地方，每年就要花费两万英镑来预防性病的传播，道德后果就更不用说了，简直糟糕透顶。善良的欧洲人居然还为这些教化成就付给传教士报酬!波里尼西亚（Polynesia）的苦难、鸦片贸易的福佑之类的故事就更不必提了。
如果驱散了欧洲人的道德烟雾，他们就是这样一副嘴脸。难怪我们必须要先脱离这些乌烟瘴气，才能去探索心理生活中隐藏的碎片。只有像弗洛伊德这样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倾尽一生精力从事这项污秽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心理学的开端。对我们而言，想要了解心理生活的真相，了解那些令人厌恶和不愿直视的东西，就只能从这一开端入手。
但是，如果心灵对我们来说只是由邪恶和毫无价值的东西组成的，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力量能使一个正常人假装认为它很有吸引力。因此，只能看到通神学中那令人遗憾的肤浅知识，或者弗洛伊德心理学中哗众取宠的内容的那些人预言说，这些运动都会不光彩地草草收场。他们无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些运动的力量来自于对心理生活的痴迷。当然，它们激起的热烈兴趣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但是现在，这些兴趣要用已有的形式来表达，直到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替代它们。说到底，迷信和邪恶是同一种东西。它们都是过渡阶段或者萌芽阶段，从它们之中将会产生出更新、更成熟的东西。
不论在知识上、道德上还是美学上，西方心理生活的暗流所呈现的图景是令人厌恶的。我们建立了一个辉煌的世界，为它拼命工作，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如此辉煌，只是因为我们将自己本性中那些辉煌之物都用在了外部——所以，当我们内省时，看到的就必然是残破和缺失。
我知道，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在预测意识的实际增长。现在，我们对心理生活的事实并没有普遍的认识。西方人正在认识这些事实的过程中，并且正在与之搏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斯宾格勒（Spengler）的悲观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但是这种影响被安全地局限在学术圈里。至于心理学的洞察力，总归会侵犯到私人生活，所以容易遇到个人的抵制和否认。我决不认为这些抵制没有意义；相反，我从中看到的是在面对一种具有破坏性、威胁性的东西时的健康反应。每当相对论被当作基本原则和终极原则的时候，它就有了一种破坏性的作用。所以，我在提示人们去注意心灵的暗流时，绝不是为了唱反调；我只是想强调一个事实，无意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仅对生病的头脑来说是如此，对健康的、建设性的头脑来说也是如此——尽管无意识确实有着恐怖的一面。心灵的深处是自然，自然是创造性的生活。确实，自然有时会毁掉她亲手创造的一切——不过她还会重塑这一切。不管现代的相对论摧毁了有形世界中的什么价值，心灵都会产生与之对等的替代品。最初我们看不到这条通往黑暗和憎恨的道路的尽头——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能忍受这番景象，他也就不会生出光明和美好。光明总是诞生自黑暗，太阳永远都不会为了满足人们的渴望、消除人们的恐惧而静止在空中。安克蒂尔·杜门阶的例子已经表明，心理生活是怎样从自身的黑暗中生存下来的。中国毫不相信欧洲的科学和技术正准备摧毁她。我们又为何要相信我们会被东方的神秘精神影响所摧毁呢？
但是我忽略了一点，我们尚未意识到，就在我们用技术优势把东方的物质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东方也在用它的心理优势把我们的精神世界搞得一团遭。我们从未想到，当我们从外部战胜了东方的时候，东方也许正在从内部挟制着我们。我们也许会觉得这种观点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的肉眼只能看见明显的物质联系，却看不见我们的中产阶级的知识混乱是由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奥登伯格（Oldenberg）、诺伊曼（Neumann）、多伊森（Deussen）、卫礼贤（Wilhelm）之流造成的。罗马帝国的例子给了我们怎样的教训？在征服小亚细亚之后，罗马就变得亚洲化了；就连欧洲也受到了亚洲的影响，到今天依然如此。从西里西亚（Cilicia）发源的密斯拉神的崇拜（Mithraic cult）——属于罗马军队的宗教——从埃及一直传到阴雨迷蒙的英国。我就不用再指出基督教的亚洲根源了吧。
我们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西方的通神学其实是对东方的业余模仿。我们只不过是重操占星术的旧业，而占星术对东方人而言是家常便饭。我们对性生活的研究开始于维也纳和英国，但是印度教的教义在这方面并不亚于我们，甚至还超过了我们。10个世纪以前，东方就有典籍介绍了哲学上的相对论，而中国的科学正是基于不确定性思想之上的，但这一思想在西方是近来才有的。理查德·威尔海姆（Richard Wilhelm）甚至告诉我，分析心理学发现的某些复杂程序，在中国古籍里面早就有明确的描述了。心理分析本身及其思维路径——虽然无疑是西方的发明——比起东方那古老的艺术，不过是一个初学者的尝试罢了。还应该提一句，精神分析与瑜伽的相似之处，已经由奥斯卡·施密茨（OskarA.H.Schmitz）做过比较了。
通神论者有一种有趣的想法，他们认为有一些圣雄（Mahatma）在喜马拉雅山脉或西藏的某个地方打坐，启发或者指导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头脑。事实上，东方对巫术的信仰可以如此强烈地影响头脑健全的欧洲人，甚至有些人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我所说的所有好的东西，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圣雄的启发，而我自己的灵感根本就无足轻重。圣雄的神话传遍了西方世界，人们对之坚信不移，这种神话并不是胡说八道，而是——像每一种神话一样——一种重要的心理事实。东方似乎确实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精神变革的根源。不过，这里的东方不是一座住满了圣雄的西藏寺院，而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觉。新的精神形式产生自我们自己心灵生活的深处；它们是某些心灵力量的表达，以减少雅利安猛禽的捕食欲望。我们将会了解到一种生活定义，即东方的那种意义含糊的清静无为；我们还会了解到人类生存的稳定感，一种精神需求与社会生活同样不可或缺的状态。然而，在这个美国化的时代，我们与这种境界相去甚远，我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新的精神时代的入口处。我们希望自己是先知，但是如果不强调处于骚乱时代才生出的对安定的渴望，以及从不安全感中孕育出来的对安全的渴望，我就无法描绘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新的生活方式从需求和危难中产生，而不是从希望或我们对理想的追求中产生。
在我看来，当代精神问题的核心在于心灵生活对现代人的吸引力。如果我们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会说这是一种堕落的迹象；而如果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就会看到其中潜伏着一场属于西方世界的深刻的精神变革。无论如何，这一表现都非常有意义。由于在各个民族中都有这样的表现，所以它就更加值得注意；又由于它涉及了一些不可估量的心理力量，这些力量用我们没有意料到——正如历史所表明的——也无法预料到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因此它便更加重要。虽然还有许多人没有看到这股力量，但是，正是它们促成了人们对“心理学”的兴趣。心理生活对人的吸引力是如此强大，人们对发现的东西甚至既不厌恶又不惊愕，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是病态的或者堕落的了。
在世界的康庄大道上，一切都显得荒凉和陈旧。现代人本能地离开前人走过的路，去探索旁路和小径，就像古典世界的人抛弃了已死的奥林匹亚诸神，转向了亚洲的神秘崇拜。一股驱使着我们去探索的内在力量，现在指向了外部，吸纳了东方的通神学和巫术；不过它也指向内部，引导我们去思考和关注无意识心理。它在我们心中唤起了怀疑主义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佛祖就是以同样的方式推翻了他之前的200万神祇，获得了唯一可信的原始经验。
现在，我们必须问那个终极问题了。我所讲的关于现代人的一切，是真实的吗，还是某种幻觉的结果呢？毫无疑问，在众多西方人眼中，我所列举的事实，全是些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而在众多受过教育的人眼中，它们好像只是令人遗憾的错误。但是请允许我问一句——如果一个有文化的罗马人，看到基督教在最底层的人们中间传播，他会怎么想呢？在西方世界里，《圣经》中的上帝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像地中海对岸的真主阿拉一样。具有一种信仰的人，总认为具有另一种信仰的人是卑劣的异教徒，如果不能改变对方的信仰，就应该对他们心怀怜悯和容忍。不仅如此，聪明的欧洲人还相信，宗教之类的东西对群众和妇女有益，但是若与经济和政治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所以，我的观点一向被人们反驳，好像一个在晴空万里时预言暴风雨降至的人。也许，这个人预感到的是一场发生于地平线以下的暴风雨——也许它永远都不会落在人们身上。但是在心灵生活中，有意义的内容永远都处于意识的阈限之下。当我们谈到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涉及的是一些几乎看不见的东西——最私人、最脆弱的东西——它们只在夜间绽放。而在白天，一切都是清晰的、有形的；但是，黑夜与白天一样长，我们也在黑夜里生活。有的人甚至会因为做恶梦而在白天心神不宁。而白天的生活，对许多人而言，也像是一场恐怖的恶梦，以至于他们渴望黑夜，只有在夜里他们的精神才会觉醒。我相信有很多这样的人，因此我坚持认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正是我所描述的那样。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具有片面性，因为我没有提到现代精神对实际世界的贡献，因为这一点人尽皆知，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针对它发表长篇大论。我们可以从国际联盟所反映的国际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理想上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体育、电影和爵士乐中发现这一点。
这些当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症状；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人道主义的理想也应该包括实实在在的肉体。体育表现了人类肉体的特殊价值，现代舞蹈也是这样。另外，电影和侦探小说一样，都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让人们体验到了充分的激动、热情和欲望——在一种人道主义的生活秩序中，这些情绪必然是要受到压抑的。要理解这些表现与心理状态的联系并不困难。心灵的吸引力导致了一种新的自我评价标准——一种对人性基本事实的重新评价。如果说在人类以精神为名而长期压抑肉体之后，现在又重新发现了肉体，这种说法也算不上过分。我们甚至忍不住要说，这是肉体对精神的报复。当盖沙令（Keyserling）冷嘲热讽地把私人司机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时，他就像往常一样一针见血。肉体也需要被认同，它像心灵一样，散发着一种诱惑。如果我们仍局限于将精神与物质分开的陈旧观念，我们就会觉得目前的形势中包含着不可容忍的矛盾；这甚至会让我们分裂。但是，如果我们能接受这个神秘的事实，接受精神是内在的活生生的肉体以及肉体是外在的活生生的精神——二者实为一体——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想要超越现在的意识水平就必须重视肉体。我们还应该看到，对肉体的尊重与以精神之名否定肉体的观念是互不兼容的。与过去相比，肉体与心灵生活的要求在今天如此强烈，令我们差点认为这是一种堕落的迹象。但是，这同样也标志着新生，正如荷尔德林（H?lderlin）所说：
危险本身就孕育着拯救的力量
我们真正看到的是，西方世界奏响了更快的节奏——美国的节奏——它正是清静无为和超然物外的对立物。在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的两极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这或许是衰老的欧洲与年轻的美国之间的最后一场较量；又或许是有意识的人类所做的一次徒劳或有益的努力，目的是诱导出自然规律中隐藏的力量，从各民族的沉睡中取得更伟大、更英勇的胜利。这个问题将留待历史来回答。
我做出了许多大胆的论断，在结尾处，我要回到最开始时的承诺，即要留意谦虚和谨慎的必要性。我确实没有忘记，我的声音只是一种声音，我的经验只是沧海一粟，我的知识并不比显微镜的视野大，我的眼睛只是一面镜子，照着世界的一个角落，而我的观点——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告解。
注 释
[1].按照埃及传统，死者在阴间遇到判官时，要详细地忏悔那些他没有犯过的罪行，而他实际的罪行就省略不提了。——英译者注。
[2].希罗（Hero），古希腊数学家，曾于1世纪发明了一种叫汽转球的蒸汽机，又叫希罗机，被称为史上第一台蒸汽机。但在这里，荣格似乎认为它算不上严格的蒸汽机，所以称它为“玩具”。——中译者注。
[3].内萨斯（Nessus）是希腊神话中人头马身的怪物，人穿上涂有其鲜血的衣服会感到似被火焚。——中译者注。
[4].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奥地利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建筑师与神秘主义者。——中译者注。
[5].埃迪夫人（Mrs.Eddy），1821—1910，美国人，于1879年创立了基督科学教会。——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