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与我本人的观点的区别，应该由圈外人去讨论，因为圈外人不曾受到我们两个人的观点的影响。我能客观公正地看待我自己的观点吗？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我觉得不能。假如我听说有人完成了这一壮举，堪与孟豪森（Münchausen）公爵比肩，我可以肯定他的观点是从别处借来的。
然而，那些广为人知的观点并不被其作者所拥有；恰恰相反，作者其实是这些观点的奴仆。令人印象深刻、被尊奉为真理的观点，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尽管它们出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但却是永恒的；它们产生于生机勃勃的心灵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个体那转瞬即逝的思绪，就像一棵植物一样，萌芽、开花、结果，旋即又枯萎、死亡。这些观点并非来自某一个体的个人生活。我们不曾创造这些观点；相反，是观点创造了我们。当然，当我们谈及某个观点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自我剖析，它们不仅会揭示出我们心中光鲜亮丽的一面，还会揭露出我们心中的阴暗之处和个人缺陷。对心理学的观点而言尤其如此。除了来自生活最主观的一面，它们还能从哪儿来呢？从客观世界中获得的经验能帮助我们避免主观成见吗？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任何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不都是等价于主观解释吗？换个角度看，主体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世界的一部分。来自主体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最普遍的土壤中长出来的，正如最罕见、最奇异的有机体也生长在地球上、依赖地球的滋养并与我们共享一个地球一样。最主观的观点，恰好也最接近自然和生命有机体，因此应当被认为是最真实的。可是到底什么是真实呢？
出于心理学的考虑，我认为最好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能让我们对心理的本质作出“真实的”或“正确的”断言。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进行真实的表达。真实的表达，是指公开宣布并详细记录主体所注意到的任何事物。有的人可能会强调这些材料能够以何种形式进行表达，并因此觉得创造了他从自身发现的这些事物。有的人则可能会强调自己扮演的是观察者的角色；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接纳状态，并坚信他所观察到的材料是自发呈现出来的。而真实就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真实的表达就是为观察到的事物赋予合适的形式。
不论现代心理学家的志向多么远大，他们都无法取得比正确的接受方式或合适的表达方式更高的成就。我们目前的心理学，只是一些个体将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东西进行了描述而已。他们的表述形式有时是恰当的，有时则不是。由于每一个个体都多少会偏向于某种类型，他所宣称的就可以被视为针对一群人进行的相当有效的描述。而且，既然其他类型的人也同样属于人类，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些描述也同样适用于他们，只不过不那么契合罢了。弗洛伊德关于性欲、幼儿期的快感及它们与“现实原则”（principle of reality）相冲突的言论，皆可看作对他本人的心理构成的最真实的表达。他为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东西赋予了恰当的形式。我并非弗洛伊德的反对者；只是因为弗洛伊德本人及其门生目光短浅，我才被当成了反对者。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都会承认，他们至少遇到过数十个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基本描述的案例。通过公开宣称在自己身上的发现，弗洛伊德推动了一个人类伟大真理的诞生。他倾尽一生、拼尽全力创立了一门心理学，而这门心理学正是对他自身存在的系统性说明。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事物。既然他人与我们不同，那么他们看待事物、表达自己的方式也与我们不同。弗洛伊德最早的门生之一——阿德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与弗洛伊德研究了同样的经验素材，但分析素材的方式却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阿德勒对事物的描述与弗洛伊德的一样具有说服力，因为他也代表了一个普遍的类型。我知道这两个学派的支持者都会说我讲错了，但是我希望历史和客观公正的人们能够证实我说的话。在我看来，这两个学派应该受到同样的指责，因为他们过分强调了生活病态的方面，并过于绝对地从缺陷出发去理解人类。弗洛伊德不能理解宗教体验的事实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著作《幻象之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至于我本人，则倾向于从健康、合理的角度去看待人类，而不是用弗洛伊德的著作所强调的观点去看待病人。弗洛伊德的学说绝对是片面的，因为那是从与神经症状态有关的事实中总结出来的；该学说也仅适用于神经症状态。尽管弗洛伊德学说的内容有误，但有了这些限制条件，它还是真实有效的，因为错误本身也是学说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一种更大的真实。总而言之，弗洛伊德的学说并不是一门关于健康心灵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病态之处在于，它建立在一种未加批判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世界观之上，这非常容易使人类的经验和理解变得狭隘。弗洛伊德的一大错误就是忽视了哲学。他不曾批判地思考过他的前提以及他的观点的基本预设。然而，不难看出这种批判性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弗洛伊德批判性地审视过他的预设，他绝不会像其在《释梦》中所做的那样，幼稚地把自己独特的心理倾向公之于众。他起码会遇到我曾遇到的那些困难。我从未拒绝过哲学批判这杯苦甜参半的酒，但是我总是克制地饮用它，每次只抿一小口。反对我的人可能会说，喝得太少了；可是我的感觉告诉我，已经喝得够多了。自我批评太容易污染人的天真，而天真是任何一个有创造性的人都不可或缺的无价财富和珍贵天赋。总之，哲学批判使我看到，每一种心理学——包括我本人的在内——都带有主观告解的特征。不过，我必须防止我的批判破坏我的创造力。我清楚地知道，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与我自己——特别的、独一无二的自我——有关的东西，而自我有其独特的、历史的世界。甚至当我在处理临床资料时，我也一定是在谈论自己。但是，我只有无条件地接受这个事实，才能够为人类认识自己的事业做出贡献——弗洛伊德也希望为这一事业做出贡献，而且不管怎样，他确实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知识不仅仅建立在真理之上，也建立在错误之上。
也许此刻的问题就是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种心理学学说都带有其创造者的主观色彩，这便导致了弗洛伊德与我的观点的深刻差异。
我认为，这一差异主要源于我与弗洛伊德看待世界的角度不同，我总是试图把自己从无意识的、未经批判的预设之中剥离出来。之所以说“我试图”，是因为没有人能肯定自己已经逃离了所有无意识的臆断。至少我尽量让自己避免那些愚蠢的偏见；也因此，我倾向于承认各种各样的“神”的存在，只要它们活在人们的心灵之中。我从不怀疑自然本能或驱力是人类生活的推动力，不论我们称之为性欲还是权力欲望；但是，我也毫不怀疑这些本能与精神发生了冲突，因为它们不断地与其他事物发生冲突，而精神也是其他事物中的一种。我还不了解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同样也不了解本能是什么。二者于我而言同样神秘，但是我不能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它们，因为那将是对二者的彻底误解。自然界中是不存在误解的，只有在人们所谓的“理解”的领域中才会出现误解。本能和精神当然会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它们只是一些术语，被用来指代一些巨大的力量，而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力量的本质。
显而易见，我认为一切宗教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在宗教象征中，可以发现我在病人的梦和幻想中遇到过的形象。在宗教的道德说教中，可以看到与我的病人所做的相同或相似的努力，也就是说，我的病人在自己的洞察力或灵感的引导下，找到了应对生活内部压力的正确方法。典礼、仪式、入会仪式、苦行禁欲，以及它们的各式变体，都令我极感兴趣，我把它们看作是与来自生活的天然压力建立适当关系的方法。同样，我也认为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具有积极的价值，它们体现了从外在世界着手去理解人类心灵的艰难努力。而灵智派（gnostic），则是从相反方向进行同样惊人的尝试——从内在寻求与宇宙有关的知识。我心目中的世界，既包括一片广阔的外在领域，也包括一片同样广阔的内在领域；人类站在二者中间，时而面对这边，时而面对那边，然后依据自己的心境和性格，把其中一边当作绝对真理，否定或者牺牲另一边。
当然，这个场景只是预设性的，但是，这一预设的重要性令我无法将之舍弃。我认为，这一预设既是探索性的，也经受得住实践的考验；甚至一般常识都能支持它。这个预设显然来自我的内在领域，尽管我是在外在领域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了它。这个预设不仅促成了我的类型理论，还使我与一些对立的观点，比如弗洛伊德的观点，得以调和一致。
我发现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统一，并从中发展出了我的心理能量（psychicenergy）概念。我认为，心理能量来自对立双方的运动，就像物理能量能向两个方向变化，即存在着暖和冷、高和低这样对立的概念。弗洛伊德最初认为性欲是唯一的心理驱动力量，直到我与他分道扬镳后，他才指出其他心理活动也可能有同等的作用。与弗洛伊德不同，我一直认为各种心理驱力或力量都属于能量的范畴，避免片面地讨论驱力或冲动。因此，我从不单独谈论驱力或力量，而是谈论“价值强度”（value intensities）。我说这些并不是想否认性欲在心理生活中的重要性，尽管弗洛伊德顽固地认为我是否认它的。我的目的仅仅是为性这个被滥用的术语划出一个界限，因为它有可能毁掉一切关于人类心灵的讨论；我只是想让性欲回到它适合的位置上去。常识不断地向我们呈现这样一个事实，即性欲只是一种生存本能——一种心理生理功能——尽管它含义深远、意义重大。
毫无疑问，性欲这一领域目前十分混乱。众所周知，当我们牙疼的时候，我们往往无暇他顾。而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欲实际上是一种对性的痴迷，每当患者需要被迫或被引导着改变一种错误的态度或情境时，这种痴迷就出现了。这是对性欲的过分强调，会使性欲在大坝后面不断上涨；只要通往发展的渠道一打开，它马上就退回到正常的水位。性欲被困在对父母、对关系的怨恨之中，被困在家庭情境下那无聊的情感纠葛之中，这些东西经常阻断生命能量。这种阻断往往会表现为一种性欲，即所谓的“幼儿期性欲”。这并不是真正的性欲，只是用一种不自然的方式去释放来自生活的另一个领域的紧张感。然而，在泛滥的洪水之中，划桨又有何用？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此时最重要的是要开凿一条泄洪的渠道。若要改变态度或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应该努力找到释放被阻隔的能量所需要的通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而实际上，这正是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的危险所在。它并不能指明道路，帮助人们走出无法更改的生物本能的循环。这种无望感使人像使徒保罗一样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躯体呢？”而一位有智慧的人走上前来，一边摇头，一边借用浮士德的话说：“你所意识到的不过是一种冲动。”这就是肉体的束缚，它向前可以追溯到父亲和母亲，向后可以追溯到传承了我们血脉的孩子——与过去“乱伦”，也与未来“乱伦”，这就是家庭情境下永恒的原罪。 [1] ?我们无法从这种联结中解脱出来，除非借助于生活中与之相反的冲动，借助于精神的力量。只有“上帝的孩子”，而非血肉之躯，才拥有自由。在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的家庭生活悲剧小说《死亡日》（Der Tote Tag）的结尾，母亲化作的魔鬼说道：“真奇怪，人们竟不能够理解上帝就是他的父亲。”这也是弗洛伊德永远不能理解的事情，所有赞同他的观点的人，也都不能理解此事。他们永远都意识不到这一事实的重要性。神学帮不了这些人，因为神学要求虔诚，而虔诚是不能凭空创造的：虔诚在本质上是一种慈悲的天赋。现代人亟需重新发现精神生活；我们必须重新亲自去体验。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将我们囚禁于生物本能中的魔咒。
对于精神问题的看法，是我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的第三个区别。我因此还被指责为神秘主义者。但是，不论在何时何地，人类总会自动发展出宗教式的表达方式，从远古时期起，人类的心灵之中就充满了宗教式的感情和观念，而这一事实并非是我促成的。看不到人类心灵的这一特征的人，一定是盲目的；而那些想要把它搪塞过去，或者通过“启蒙”把它排斥掉的人，则都没有认清现实。弗洛伊德学派的成员，包括弗洛伊德本人，都具有恋父情结，那么他们又如何能够把人从棘手的家庭情境中解放出来呢？恋父情结被人们固执地、敏感地捍卫着，它其实是未被理解的宗教虔诚的外壳；它是表现为生物学和家庭关系的神秘主义。至于弗洛伊德关于“超我”的观点，只不过是试图在心理学理论的外衣下掺入耶和华的古老意象。但是，当一个人做此类事情时，偷偷摸摸倒不如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就我而言，我更愿意使用人们熟悉的名称来称呼事物。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从原始的入会仪式开始，人们的精神生活一直在前进，这一点不可否认。我们允许科学划分出不同的研究领域，提出有局限性的预设，那是因为科学本来就是这样运作的；但是，人类的心灵不能分割开来。心灵是一个整体，意识是心灵的一部分，心灵是意识之母。科学思维只是心灵的一个功能，因此它永远也无法穷尽生活的一切可能性。心理医生不该戴着病理学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世界；他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生病的头脑也是人类的头脑，尽管处于疾病状态，但它也是人类整体心理生活的一部分。心理治疗师必须能够看到，正是因为自我与整体的联系被切断了，失去了与人类和精神的联结，它才会生病。正如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中所说的，自我的确是“恐惧之地”，但是只有当它没有回归到“父亲”和“母亲”那里时才是如此。 [2] ?弗洛伊德遇到了尼科迪墨斯（Nicodemus）的那个问题：“一个人能够再次进入母亲的子宫，然后重新诞生吗？”见微知著，历史在今天重现了，如今这个问题再一次成为了现代心理学争论的焦点。
数千年来，入会仪式一直在教导人们如何获得精神上的重生；但奇怪的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忘记了神圣重生的意义。这当然无法证明精神生活的强大；而且，这种误解将导致严酷的惩罚，比如神经症式的衰退、极度痛苦、萎缩和贫乏。把精神排除在生活之外易如反掌，但是一旦我们这样做了，生活也就变得平淡、单调了。幸运的是，古代入会仪式的核心教义一代代地流传下来，这一事实证明了精神的力量是常在常新的。在人类进化历程中，总会不时出现一些人，他们理解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世界并没有失去肉体与精神的平衡。
弗洛伊德与我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基本预设有着本质的区别。预设是不可回避的，既然如此，如果装作我们没有预设，那就错了。所以，我讨论了最根本的问题；以这些内容作为出发点，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多种细微差别。
注 释
[1].这里的“原罪”既是情欲孤独，也是伦理孤独。——中译者注。
[2].“父亲”和“母亲”此处分别指精神和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