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是一个人固定的、独特的形态。由于身体有形态，行为和头脑也都有形态，那么，一门综合的性格学就必须同时重视身体和心理的意义。生物体神秘的同一性必然会导致这样的事实：身体的特性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精神的特性也不仅仅是心理上的。自然是连续的，不会将事物进行对立区分，是人类的智力建立了这样的概念以助理解。
头脑和身体的区分是一种人为的二分法，这种区分无疑是建立在智力理解的基础上的，而非建立在事物的自然属性上。事实上，身体特性和心理特性十分密切地合为一体，以至于我们不仅可以从身体构造出发，对心理构造做出深远的推论，还可以从心理特性推测出相应的身体特征。确实，后一种过程难度较大，但这当然不是因为身体对心理的影响比心理对身体的影响更大，而是另有原因。在以头脑为出发点的时候，我们是从相对未知的事物出发，去研究相对已知的事物；那么反过来，我们则是从相对已知的事物出发，即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出发，这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尽管今天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很多心理学知识，但与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相比，心灵仍是相当模糊的。心灵仍是一个陌生的、几乎未经探索的领域，我们对它只有间接的认识；我们通过意识功能来了解它，但是意识功能几乎时刻都会被蒙蔽。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由外向内、从已知到未知、从身体到头脑进行研究的话，似乎会更安全一些。因此，所有关于性格学的研究都是从外部世界开始的；古代的占星术甚至去探索星空，来寻找人类与生俱来的命运线索。同样属于从外在标志来解释内在这一类别的，还包括手相术、加尔 [1] ?的颅相学（phrenology）、拉瓦特（Lavater）对相面术（physiognomy）的研究，以及近来的笔迹学、克雷奇默 [2] ?关于类型的生理学研究和罗夏（Rorshach）的墨迹测验。正如我们所见，由外向内、从生理到心理，已经有了很多方法，研究工作有必要遵循这个方向进行，直到我们对某些基本的心理事实已经很有把握。一旦确定了这些事实，我们就可以采用相反的研究过程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问，某个特定的心理状态会对应着怎样的身体特征呢？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的水平，甚至都不能就这个问题给出大概的答案。我们首先要把握精神生活的基本事实，但目前还差得很远。实际上，我们不过才刚刚开始对心灵的内容做一些编译工作，而且得到的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
如果只是去描述一些人相貌如何的事实，却不能够从中推断出相应的心理特征，那便是徒劳无功的。只有当我们能够确定何等的精神特征会伴有何等的身体构造时，我们才算摸到了一些门道。身体若与心灵分离，对我们便几乎没有意义了，反过来也是一样。当我们试图从一种生理特征推测出相应的心理特征时，我们便是——正如前文所说——从已知的事物出发去了解未知的事物。
可惜我必须强调，由于心理学是一门最新的科学，所以它最容易受到各种成见的影响。我们直到最近才开辟出了心理学，这一事实本身便表明，我们用了这么久，才把自身与头脑中的内容区分开来。在此之前，我们是不能够客观地研究心灵的。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心理学的确是我们的最新发现；直到现在为止，它的奇异和变幻无常也不亚于中世纪时期的自然科学。人们一直认为心理学不需要经验数据的支持，它就像是一种注定的东西，可以被凭空建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这一偏见之下挣扎。但是，精神生活事件与我们息息相关，似乎是我们最了解的事。事实上，我们对其不仅熟悉，简直是熟悉到厌倦了。我们为这些日常琐事的一成不变而感到吃惊，简而言之，我们深受精神生活的即时性之苦，要尽最大的努力才能避免想起它们。于是，我们认为心灵具有即时性，并认为我们自己就是心灵，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心灵了如指掌，并且这种了解不容置疑。因此，我们每个人对心理学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甚至会认为自己比任何人了解得都多。这种盲目的偏见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心理问题方面的权威，而由于精神病学家们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必须与病人的那些“无所不知”的家属或监护人周旋，所以他们也许是最先认识到这种偏见的。不过，这当然不能阻止精神病学家也摇身变成“万事通”。某一位精神病学家甚至宣称：“本市只有两个正常人——B教授和我。”
既然今天的心理学是这样一番模样，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离我们最近的事物所知甚少，尽管表面上我们似乎对其十分了解。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承认，旁观者也许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无论如何，在起点上，这样的原则会非常有用和富有启发性。就像我已经说过的，正因为心灵离我们如此之近，我们发现心理学才如此之晚。作为一门刚刚起步的科学，我们缺少用以把握事实的概念和定义。虽然我们缺少概念，但我们并不缺少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被这些事实环绕着——甚至被淹没了。这与其他科学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其他科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发掘事实。在其他科学中，首先要对基本数据进行分类，然后才能形成描述性的概念，用以描述某些自然规律，例如，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以及植物的不同科属。但是涉及心灵，一切都不同了。经验性和描述性的观点让我们迷失在了不可遏制的主观经验的洪流之中，因此，倘若在这汹涌的印象流之中产生了某些笼统的、一般性的内容，那通常仅是某种症状。由于我们自己就是心灵，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对心理事件袖手旁观、不加干涉，因此，我们便失去了辨别差异和进行比较的能力。
这是困难之一。而另外一个困难在于，我们越是脱离了特定现象去研究无边无际的心灵，就越不可能通过精确测量去确定任何事物，甚至连把握事实都很困难。比如，预设我想强调某样事物不是真实的，我会说它仅仅是我想出来的：“我永远都不会有这种想法，除非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情；而且我从来不像那样想事情。”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番话，它们表明了心理事实是多么模糊，或者说在主观上心理事实是多么暧昧不明——然而实际上，心理事实与历史事实一样客观、确定。事实上，尽管我附加了各种前提和条件，但我确实想到了那些事情。若要承认这个明摆着的事实，很多人都得和自己拧巴半天，而且经常还需要付出巨大的道德努力。这些都是我们用从表面上观察到的信息去推测心理事实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
现在，我进一步缩小了研究范围，不去研究表面特征的临床表现，而是要对从临床表现推断出来的心理数据进行调查和分类。这一工作的第一项结果，是关于心灵的描述性研究，这使得我们能够建立一些关于心灵结构的理论，然后将这些理论用于实践，最终发展出心理类型的概念。
临床研究建立在对症状的描述上，从描述症状到对心灵的描述性研究的距离，堪比从纯粹的病例症状到细胞或代谢的病理机制的距离。也就是说，对心灵的描述性研究能够揭示头脑深处的心理过程，那是临床症状的根源。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洞察是通过分析的方法获得的。如今，我们对导致神经症症状的心理过程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因为我们对心灵的描述性研究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使我们能够诊断出情结。不论在模糊的心灵深处还发生了些什么——关于这一问题，仍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所谓的情结（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情绪性内容）起了重要的作用。“自主情结”（autonomous complex）这种表达方式经常遭到反对，尽管在我看来，这些反对都站不住脚。无意识中的积极内容的行事方法，除了“自主”一词，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它。这一术语准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事实，情结能够抵抗意识的意图，并且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根据我们对情结的了解，它们是不受有意识头脑控制的心理内容。它们从意识之中分裂出来，独立地存在于无意识之中，随时准备着去阻止或者加强意识的意图。
对情结的进一步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其起源的问题，于是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论。除理论之外，我们从经验中得知，情结永远包含着某种类似冲突的内容——可能是情结导致了冲突，也可能是冲突导致了情结。无论如何，冲突的特征——包括震惊、骚乱、精神痛苦、内心挣扎等也正是情结的特征。在法语中，它们被称作“黑色的野兽”，而我们把它们称为“壁橱里的骷髅”。它们是“脆弱之处”（vulnerable points），我们不愿意想起它们，更不愿意听别人提起，但是它们总是会用最不受欢迎的方式，频繁地闯进我们的头脑里。它们总是包含着某些记忆、愿望、恐惧、责任、需求或观点，这些东西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学会处理，于是，情结不断地用烦扰的、甚至有害的方式妨碍着我们的意识生活。
显然，情结代表了一种广义的自卑——这种表述必须马上加上一个限定，因为有情结并不一定代表着自卑。情结只是意味着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无法同化的、冲突着的东西——既可能成为一种障碍，也可能会激励人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是通往新的成功的开端。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情结是精神生活的焦点或者节点，我们是不希望没有它们的。诚然，情结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精神活动就会陷入致命的死寂。但是，情结也代表着个体未解决的问题，是他遭受失败的节点——至少当下是如此，还是他不能逃避又无法克服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弱点。
情结的这些特征，揭示了它的起源。显然，情结起源于适应社会的要求与个体本质上无力迎接这一挑战之间的冲突。从这个角度说，情结这种症状，能帮助我们诊断个体的性格。
经验告诉我们，情结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在仔细比较之下，情结也表现出了少数几种典型的基本模式，它们全部起源于童年的早期经验。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个体的性格在童年时期就已形成了；性格是固有的，而不是在生活中获得的。因此，父母情结是一种最初冲突的表现，即个体的本质达不到现实对他的要求，而与现实形成了冲突。这种情结的最初形式只能表现为父母情结，因为父母是孩子最初遇到并与之发生冲突的现实。
因此，父母情结的存在并不能告诉我们太多有关个体本质的信息。很快，实践经验便告诉我们，关键并不在于父母情结的存在，而在于这种情结在个体生活中起了哪些特别的作用。我们发现了人与人间很显著的变异，但只有少量变异可以归因于父母有哪些特别之处。通常，几个孩子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但是每个孩子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这种差异备受我的关注，因为我相信，通过它们可以辨别个体独有的性格。在一个神经质的家庭中，为什么一个孩子表现为歇斯底里，而另一个却表现出强迫性神经症，第三个则患上了精神病，但第四个却根本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呢？“神经症也挑人”（choice of the neurosis）这一问题，弗洛伊德也遇到过，它抹杀了父母情结的病因学意义，把问题转到了做出反应的个体及其特有的性格上。
尽管我不太赞同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但我自己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其实，我认为现在提出神经症挑人这个问题，并不是正确的时机。在我们尝试回答这个难题之前，必须先透彻地了解个体做出反应的方式。试问，一个人在遇到障碍时会做何反应呢？例如，我们来到溪边，溪边没有桥。溪流太宽，我们跨不过去，只能跳过去。在采取行动时，我们会调用一个复杂的功能系统，也就是心理动力系统。它发展得很完善，只需要启动就可以自动运行。但是在启动它之前，会发生一个纯粹的心理事件，我们要决定该采取怎样的行为。此后的活动则是选择某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因人而异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极少，甚至从不把这些事件视为某种特征，因为我们常常是当局者迷，只有事后才能对自己评价一二。也就是说，就像我们能够支配心理动力装置一样，我们在做决定时也有一个专门的心理装置可供使用，它是依据习惯来运行的，因此也是无意识的。
至于这个心理装置是什么样的，则是众说纷纭。唯一确定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熟悉的一套做决定和克服困难的方法。一个人可能会说他觉得有趣便跳过了小溪；另一个人则说是因为别无选择；第三个人说遇到的每个障碍都是挑战，他想克服这些障碍；第四个人没有跳过小溪，因为他不想白费力气；而第五个人无动于衷，因为他不觉得有去对岸的迫切需要。
我专门选择了这个通俗的例子，是想说明这些动机看起来是无关痛痒的。确实，它们看起来并不重要，所以我们置之一旁，想用我们自己给出的解释来取代它们。可是，正是这些变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洞察力，让我们得以考察个体的心理适应系统。换作另外的生活情景，如果我们考察那位因为有趣而跳过小溪的人，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他做或不做一件事，大多要看那件事能给他带来多少快乐。我们还会观察到，那位因为别无他法才跳过小溪的人在过日子的时候也十分谨慎，总是不能痛快地做出决定。在这些例子中，专门的心理系统时刻处于一种马上就可以执行决定的状态。这类例子我们可以轻易地想出许多。它们之间千差万别，就像水晶一样变化多端，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能识别出它们属于哪个类别。就像水晶也有一些相对简单的基本特征一样，个人态度也会展现出特定的基本特征，使我们能够据此将之归类。
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反复尝试将个体分为各种类型，以期从混沌的事物中理出条理来。我们已知的最早尝试，是东方的星相学家将三个星座分为一组，对应着风、水、土和火四种元素。在十二宫图中，风象星座是由“属气的”三个星座组成的，即水瓶座、双子座和天秤座；火象星座则由白羊座、狮子座和人马座组成。根据这种古老的观点，生于这些星座的人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性质，以及相应的性格和命运。从这种古代星相体系中萌生了古典生理类型理论——四种性格与四种体液一一对应。起先用黄道十二宫来表示的四种性格，后来借用了希腊医学中的生理学术语，才有了黏液质、多血质、胆汁质和抑郁质。这些术语都表示假想中的体液。众所周知，这种类型理论绵延了大约十七个世纪。至于星相学的类型理论，它至今都没什么变化，但是居然再度流行起来，这使受过教育的人士啧啧称奇。
对历史的回顾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对待一个事实——我们在现代创立某种类型理论的努力决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我们的科学意识使我们无法再用那些古老的、基于直觉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回答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必须能够满足科学要求才行。
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类型问题中的主要困难——即该选取何种标准或条件。星相学的标准很简单；它是根据星座来的。至于人类性格中的元素是怎样被归结到黄道十二宫和行星上去的，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蒙昧的史前史，现在的我们是回答不了的。希腊人按照四种生理特质进行分类，是以个体的外貌和行为为标准的，我们当代对生理类型的划分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心理类型理论的分类标准呢？我们再来看看上文提及的几个人横跨小溪的例子。我们应该怎样、从何种角度去为他们固有的动机分类呢？一个人为了快乐，另一个人为了避免麻烦，第三个人则深思熟虑，没有跨过小溪，诸如此类。若要列举出各种可能性，那将会不胜枚举，同时对分类也丝毫无益。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样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自己是怎样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我会接受人们的指责，说我解决问题的方法纯属自己的个人偏见。其实，这种指责完全正确，所以我并不打算反驳。也许我可以引用哥伦布的事例来宽慰自己，哥伦布凭借主观想象和错误的预设，走了一条被当代航海家们废弃的航线，但是他最终却发现了新大陆。不管我们在看什么，不管我们怎样去看，我们终究只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因此，一门科学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创造的，而是由许多人一同创造的。个体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从这个层次上说，我才敢讲一讲我个人看待事物的方法。
我的职业常督促我思考个体的特殊性。而且，多年间我治疗了无数对夫妻，常常需要让丈夫和妻子的立场在彼此眼中变得合理起来，因此，我必须得建立一些通用的真理。例如，我说了无数遍这样的话：“您看，您的妻子天性积极，所以您不能指望她的全部生活都以家务为中心。”这就是一种类型理论的开端，也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真理——人们的天性确实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然而，我并不满足于这个老套的真理。因此，我接着就试图说明，有些人具有思考的天赋，有些人则不喜欢思考，因为据我观察，表面上天性消极的人，在深谋远虑方面其实并不消极。他们首先要思索当前的情境，然后才行动；而因为他们习惯这样做，所以当实际情况要求他们不假思索地立即行动时，他们总是会错失时机，所以被误解为消极的人。在我看来，不思考的人总是不假思索地投身于一件事，事后才会发觉自己竟跳进了坑里。所以，可以认为这些人是“非思考型”的，这样说似乎比“积极”更为恰当。在特定情况下，前瞻性思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与那些不计一切代价、必须马上行动的人的焦灼相比，这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行动程序。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一个人的犹豫并不总是因为前瞻性思考，而另一个人的当机立断也不一定是因为不思考。前者的犹豫可能是出于习惯性的胆怯，或至少是一种类似于习惯性退缩的东西，就好像面对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一样；而后者的迅捷行动，则常常是由于自信能够掌控外物。基于这种观察我提出了一种典型的差异理论：有一类人，在需要对某种境况做出反应时，会马上后退一步，就好像听到了一句无声的“不”一样，之后他们才能够做出反应；另外一类人，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会立即上前，马上做出反应，表现得非常自信，认为自己的行动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前一类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消极的，而后一类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
于是我们便知道，前一类人对应的是内倾型态度，后一类人对应的是外倾型态度。不过，这两个术语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就好像莫里哀笔下的布尔乔亚绅士（bourgeois gentilhomme）发觉自己平时说话都像散文般优美一样。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伴随某种类型的其余特征时，两类人之间的差别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一个内倾或外倾的人，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是内倾或外倾的。术语“内倾”（introverted），意味着一切心理事件都按照我们所假定的内倾型行为的方式发生。所以，如果只是描述某一个体是外倾型的，其实说明不了什么，就像证明一个人身高1.8 米，或者他的头发是棕色的，或者头型比较圆一样。这类陈述除了其表面的意思，并不能说明更多。但是，“外倾”（extraverted）其实还有更深远的含义。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外倾型的，那么他的意识和无意识都有一些明确的特性；他整体的行为方式、与他人的关系甚至生活的轨迹，都会表现出某些典型的特征。
内倾与外倾是两种典型的态度，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关系到整体的心理过程，是习惯性反应的基础，不仅决定了行为方式，还决定了主观体验的性质。不仅如此，它们还决定了无意识补偿活动的可能种类。
一旦确定了习惯性反应是怎样的，我们便可以肯定已经抓住问题的要害了，因为习惯性反应一方面控制着外在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相关的体验。某种类型的行为会导致相应的后果，对这些后果的主观理解就形成了经验，经验又会反过来影响行为，这样一来，个体的命运之轮便转动起来了。
毫无疑问，我们涉及的习惯性反应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即我们能否圆满地描述这些习惯性反应的特征。即使在充分了解这一特殊领域的人之中，也存在着分歧。在我关于类型的著作《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中，我收集整理了能找到的所有支持我观点的资料，但是我也必须清楚地表明，我并不认为我提出的是唯一正确或唯一可能的类型理论。我的理论非常简单，它仅仅对比了内倾型与外倾型；但不幸的是，简单的理论是最容易受到质疑的。它们轻易地掩饰了现实的复杂性，就这样欺骗了我们。我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才这么说的，在我刚刚发表第一篇关于类型构想的文章时，就沮丧地发现，我莫名其妙地被绕进去了。有些地方出错了。我在尝试用太过简化的方式来解释太过复杂的事物。新发现只是带给我短暂的欢欣鼓舞，随后我就发现什么地方出错了。
现在我认识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人可以归类为内倾型和外倾型，但是这种区分并不能尽述两种类型的人之间的全部区别。事实上，同种类型的人之间的区别很大，以至于我不得不质疑我之前的观察是否准确。我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去观察和比较，才打消了这个疑虑。
同种类型的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使我陷入了不曾料到的困难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解决这个困难。在观察和辨识这些差异时，我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但是一直以来，分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该用怎样的术语来描述这些性格呢？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心理学实际上非常年轻。当前的心理学只是一些武断而混乱的观点的混合物罢了，而那些从书房、诊所以及学富五车的学者们的大脑中自发产生的观点，就算是优秀的部分了。我无意冒犯，但还是忍不住奉劝心理学家们，也要去看看女性的心理、中国人的心理以及澳大利亚尼格罗人（Negroes）的心理。心理学必须囊括所有的生命，否则我们会继续沿袭中世纪的封闭状态。
我发觉，在混乱的当代心理学中是找不到可靠的分类标准的。我只能去创造它们——当然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建立在很多先辈所做的宝贵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闪耀在心理学的历史中。
藉由观察，我挑选出了某些心理功能作为分类标准，用来区分我们所讨论的差异，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可能涉及全部观察。我只想在我能把握的范围内，讲述我对它们的理解。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内倾型的人在客体面前表现出的退缩和犹豫没有那么简单，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内倾型的人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有同样的表现，他们也有自己特殊的行为方式。就像狮子的前爪是它力量最充沛的部位，所以它用前爪去袭击敌人或者猎物，而不是像鳄鱼一样使用尾巴，而我们的习惯性反应也有同样的特点，即运用我们最信赖、最有效的功能，因为它体现了我们的力量。尽管我们在做出反应时偶尔也会暴露出弱点，但是，占支配地位的功能会驱使着我们去创造或者寻找某些情境，并避免另一些情境，因此，我们获得了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经验。一个聪明人会凭借自己的智慧去适应社会，而不会像一个蹩脚的拳师一样，尽管偶尔他也会在愤怒中动粗。在努力生存和适应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本能地利用自己最发达的功能，而习惯性反应正是基于其背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
于是现在问题就变成了——怎样才能用普通的概念将全部功能加以分类，以便从混乱的偶然事件中将它们区别出来呢？在社交生活中，很早以前就有了一种类似的粗略分类，即对农民、工人、艺术家、学者、士兵等按职业进行分类。但是这种类型划分与心理没太大关系，因为——就像某个著名学者所说的一句刻薄的话那样——哪怕是所谓的专家们，也有只会“掉书袋”而没有真本事的呢。
类型理论应该更加精细。比如，仅仅说聪明是不够的，因为聪明的概念太笼统，也太模糊了。只要进行得顺利、迅速、有效并符合目的，几乎任何行为都可以用聪明来形容。聪明和愚蠢一样，与其说是一种功能，不如说是一种方式；这类词只能告诉我们一种功能运行得如何。道德标准和美学标准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指明，隐藏在个体的习惯性反应背后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因此，我们必须得求助于一样东西，第一眼看上去，这与18世纪的老派学院心理学非常相似；实际上，这样东西只是我们的日常用语和流行的观念，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它，也完全可以理解它。这样说吧，当我说“思考”时，只有哲学家才不懂我的意思；普通人都能够理解它。人们每天都在用这个词，而且使用的都是最普通的意思，尽管如果突然让人们说出思考的确凿含义的话，人们会觉得十分尴尬。“记忆”和“感情”这些字眼也是如此。不论给它们下个科学的定义，然后把它们变成心理学的概念是多么困难，它们在日常用语当中都很容易理解。语言是一个意象库，它建立在经验之上，所以太抽象的概念不容易产生，就算产生了，也会由于不接地气而很快消亡。但是思考和感觉是如此真实，所以在每一种超过原始水平的语言里面都有准确无误的词来表达它们。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表达是与非常确切的心理事实相吻合的，不论科学怎样定义这些复杂的心理事实。比如，虽然科学还未能给意识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意识是什么，而且没有人会怀疑这一概念对应着一种确切的心理状况。
就这样，我从日常用语中的概念出发，构造了一套关于心理功能的概念，然后用它们作为标准，来辨别同一态度类型的人之间的差别。例如，我用通俗的意义来理解思考（thinking），因为我注意到一个事实，许多人习惯性地思考得更多，因此他们在做重要决定时也更加深思熟虑。他们也利用思考来理解和适应世界，不论遇上什么事，都会充分考虑、进行反思，至少也会对照一下经过充分考虑得出的原则。而另外一些人，则明显地忽略了思考，而是更重视情绪因素，即情感（feeling）。他们坚定地遵循着情感制定的“政策”，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思考。这一类人与前一类人形成了鲜明而妥帖的对比。如果其中一类人与另一类人成为了生意伙伴或者结为夫妻，这种对比就会格外突出。不论是外倾型还是内倾型，一个人都可能会偏重于思考，不过他思考的方式总是带有其态度类型的特征。
然而，诸如此类的支配性功能，还是不能解释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差异。我称之为思考型和情感型的两类人也有某种共通之处，我找不到比理性更合适的词来称呼它。没有人会反对思考的本质是理性的，但是当我们谈到情感时，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而我并不会简单地否定这些意见；相反，我会坦然承认，我曾为了情感这一问题而绞尽脑汁。不过，不必用各式情感定义令这篇文章徒显诘屈聱牙，我只想简要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主要的困难在于，“情感”一词在不同的情况下有多种用法。在德语中尤其是这样，在英语和法语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谨慎地区分情感和感觉（sensation）这两个概念，后者是用来指感觉过程的。其次，我们必须意识到，悔恨的情感与“感觉”天气将要突变，或者“感觉”我们持有的铝矿股票将会上涨，是绝不相同的。所以仅就心理学术语而言，我建议将“情感”一词用在第一个例子上，而放弃将之用在后两个例子上。在后两个例子中，当涉及感觉器官时，我们应该用“感觉”一词，而当涉及某种未经过有意识的感觉体验的认知时，我们则应该用“直觉”（intuition）一词。因此，我把感觉定义为通过意识感官得到的知觉，而把直觉定义为通过无意识的内容和联结获得的知觉。
显然，我们若是争论这些定义是否恰当，可能要争个没完没了，但是这种讨论终究只是一个术语的问题。就好比我们在争论一个动物到底该叫美洲豹还是山狮，其实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词意指何物就足够了。心理学是一个未经开发的研究领域，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它所采用的特定语言。众所周知，温度可以用列氏度、摄氏度或者华氏度来测量，所以我们必须说明我们使用的是哪个体系。
这样一来就清楚了，我认为情感本身是一种功能，与感觉和直觉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狭义地把情感与感觉、直觉混为一谈，那么他必定不会认为情感是理性的。但是如果把情感与感觉、直觉区分开来，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情感价值和情感判断——也就是情感——不仅是理性的，而且和思考一样，是有识别力、有逻辑并前后一致的。一个思考型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说法有些奇怪，但是我们能理解这一点，只要我们意识到，一个思考功能出类拔萃的人，其情感功能往往是欠发达的、比较原始的，因此容易与其他功能相混——而这些其他功能，往往是非理性的、没有逻辑或者价值判断的，也就是感觉和直觉。感觉和直觉在本质上就与理性功能相悖。当我们思考之时，目的是做出判断或者得出结论，当我们运用情感时，目的是恰当地评价某种事物；另外，感觉和直觉却是知觉的——通过它们，我们得以知晓发生了什么，但是并不对其加以解释或者评价。它们并不依照原则有选择地发挥作用，而仅仅是感知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发生的事情”完全是自然的，因此它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任何推理模式都不能证明到底存在着多少行星，或是多少种热血动物。缺乏理性是一种缺陷，需要思考和情感的补偿——而理性也是一种缺陷，需要感觉和直觉的补偿。
很多人的习惯性反应都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依靠的主要是感觉或直觉。他们不能二者兼用，因为感觉和直觉是对立的，就像思考和情感也是对立的。当我试图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来判断实际发生了什么时，我无法同时给梦和幻想让路，去觉察偏僻处还隐藏着什么。但这正是直觉型的人的做法，他们会充分发挥无意识及客体的作用，所以很容易看出，感觉型与直觉型是两个极端。不过，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非理性类型之中的外倾型和内倾型之间的有趣差异了。
我想补充的是，当一种功能倍受倚重时，通常会对其他功能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知道，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兼备一切长处，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他在获得某种品质的同时，是以牺牲其他品质为代价的，他永远不会是完整的。那么，那些没有通过训练得到发展、未被日常生活应用的功能又会怎样呢？它们会停留在一种原始、幼稚的状态，经常是半意识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这些相对不发达的功能构成了每种类型的特定劣势，是整体性格的一部分。格外突出的思考功能，总是伴随着情感方面的劣势，而感觉和直觉之间也是互损的。一种功能是否突出，很容易从其强度、稳定性、一致性、可靠性和在适应中的作用中判断出来。但是一种功能是否处于劣势，就不太容易描述或者辨别了。一个根本的评价标准是，处于劣势的功能缺乏自足性，所以我们需要依赖他人和环境；此外，它还会使我们变得敏感，造成我们情绪的波动，它是不可靠的，也是模糊的，乃至使我们易受暗示的影响。当我们运用劣势的功能时，我们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我们不但不能掌控它，甚至还会沦为它的牺牲品。
在此我只能简略地介绍心理类型理论的基本观点，因此，我就不用这种理论对个体的特征和行为进行详尽的描述了，为此我深感遗憾。迄今为止，我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全部成果便是提出了两种总体上的类型，我称为外倾型和内倾型。除此之外，我还提出了一种包括四个元素的分类标准，即思考、情感、感觉和直觉。其中的每一种功能都会随着总体态度而略有不同，因此就产生了八种变化。我曾被人责问过，为什么我提出了四种功能，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因为经验事实告诉我，功能就只有这四种。我们这样考虑就会明白，这四种功能实现了某种完整性。感觉建立事实，思考让我们得以知晓其意义，情感告诉我们其价值，最后直觉指出事实背后可能的来龙去脉。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完整地确定自己在当下世界中的方位，就像用经度和纬度确定某个地点的地理位置一样。这四种功能有点像罗盘上的四个点；它们和这四个点一样主观随意，但也同样不可或缺。我们可以把这四个点任意转动几度，也可以给它们取一些其他的名字。但这仅仅是一个习惯和理解的问题罢了。
然而我必须坦承，在心理学研究的旅程中，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罗盘的。每个人都钟爱自己的观点，但我并不只是因为这个明显的、充满人情味的理由才重视这种类型理论的，而是有一个客观的理由，那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用于比较和定位的体系，为长期少有人研究的批判心理学提供基础。
注 释
[1].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德国神经解剖学家、生理学家，研究脑功能的泰斗级人物，他于1796年提出了颅相学，认为根据头颅形状即能推测出人的心理特质。——中译者注。
[2].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1888—1964），德国精神病学家，提出了体格类型学，认为人分为矮胖型、瘦长型和运动型；又将人的气质分为分裂气质、躁郁气质和粘着气质三种。——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