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神经症被公认是一种功能性的心理紊乱，可以通过心理治疗被治愈。但是，如果论及神经症的形成和治疗的基本原则，便会争议四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尚未就神经症的本质和治疗原则形成令人满意的概念。诚然，有两种趋势或者说学派尤其受人们关注，但是，它们的理论仍没有穷尽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个流派所发表的无数相互冲突的观念。在巨大的观念冲突之中，还有许多不属于任何流派的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因此，如果将现状比作一张全景画，那么画家的调色板上必定拥有彩虹般绚烂的颜色。
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很愿意画这样一幅画，我一直觉得有必要比较多种观点。但是长久以来，我都不能公正地给这些观点其应得的评价。如果不是为了迎合那些多少有点儿流行的独特倾向、特殊性质和基础心理经验的话，有的观点本不会产生，更不会被追随。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并加以排斥，就相当于把相应的独特倾向和经验当作错误的东西，拒之门外，也就是在歪曲我们自己的经验。弗洛伊德用性理论解释神经症，并认为心理事件源于儿童时期的性快感及其满足，因此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心理学家应从这件事上获得启发。这件事说明弗洛伊德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模式恰好契合了公众倾向和精神潮流。这些倾向和潮流不仅体现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其他情况下，此外，它还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其他人的头脑中。我把这种现象称作集体心理的表现。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首先是哈维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奥古斯特·法列尔（Auguste Forel）以及《人类生活百态》（Anthropophyteia）的诸位参编者；此外还有后维多利亚时代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性的态度，以及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在一般文学作品中对性的广泛讨论。弗洛伊德代表的是一种具有独特渊源的现代心理学倾向，不过我不会在此深入讨论其渊源。
阿德勒在大西洋两岸获得的认可并不比弗洛伊德少，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模式也与弗洛伊德相似。不可否认，用权力欲望起源于自卑感来解释人们面临的问题，能使许多人得到满足。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观点还给一些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找不到对应的实际心理事件提供了解释。集体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力量，构成了阿德勒观点的基础，也正是它们促使了这一理论的形成，对此我几乎不需要阐述任何细节。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如果忽视弗洛伊德学派或阿德勒学派的真理成分，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同样，如果把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奉为唯一的真理，也将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二者之中的真理皆对应着某些心理事实。有一些真实案例，可以用这两种理论中的任意一种来描述和解释。我说不出任何一种解释的错误之处；相反，我试着尽可能地同时运用两种方法，因为我完全相信它们都是相对正确的。倘若我没有遇到一些事实，使我不得不修订弗洛伊德的理论，那我肯定永远不会想到要与他分道扬镳；我对阿德勒学派的观点也持同样的态度。无需赘言，我认为自己的观点的真理性也只是相对的，我也不过是某种倾向的代言人罢了。
如果现在某个领域格外需要我们保持谦虚的态度，并承认数种看似矛盾的观点都具有一定的正确性的话，这个领域必定是应用心理学；因为人类心灵是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领域，我们离完全了解它还差很远。当前，我们只获得了一些看起来稍显合理的观点，但它们相互之间却不能兼容。因此，我试着以一种更通俗的方式呈现我的观点，以期自己不被人们所误解。我并没有推出创新性的真理，更不是在通报终极真理。我只是在试着弄明白那些对我来说晦涩难懂的心理事实，或者说是在努力克服在治疗中遇到的困难。
我将从治疗中遇到的困难说起，因为正是这个问题让我发现我们迫切需要做出调整。众所周知，一个人可以长期忍受不完善的理论，却不能长期忍受不完善的治疗方法。我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已近三十年，期间曾经历一些失败，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远比成功更深刻。从原始的巫医和祈祷治疗者开始，似乎人人都能够成功地施行心理治疗。但是，心理治疗师从成功之中学到的东西少之又少。成功只能巩固他的错误，然而失败才是无价的经验，它不仅打开了通向深刻真理的大门，还迫使他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与方法。
我必须承认，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先后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的工作；而且我也时常在对病人的治疗实践中运用他们的观点。然而我坚信，如果我早些考虑到那些后来促使我修正了他们的观点的经验数据，我本可以避免我的那些失败。我不可能在此一一描述所有失败咨询的情景，所以，我只能差强人意地选讲几个典型案例。我遇到的最棘手的案例是一些年长的病人——也就是年过四十的病人。在处理较为年轻的病人时，我发现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观点通常都比较合适，因为这些观点的确能够帮助他们，增强他们的生活适应性，并因此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正常一些。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这些观点在较为年长的病人身上并不适用。我认为，人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有完全不同的心理体验——差异之大，简直可以说心理学应当分成生命早期的心理学与生命晚期的心理学两部分。一般来说，年轻人的生活特点总体是向外的，追求着某些具体明确的目标；年轻人如果得了神经症，病因往往是他们在面对必须要做的事情时变得犹豫和退缩。但是，年长者的生活特点是力量的衰退、对以往成就的肯定和进一步发展的停止。年长者的神经症主要源于执着于年轻时的态度，这是不合时宜的。年轻的神经症患者畏惧生活，而年长的神经症患者则在逃避死亡。对年轻人来说是正常的目标，对老年人来说则变成了导致神经症性的障碍。在年轻的神经症患者的案例中，其依赖父母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是由于他不愿意去面对世界，依赖就变成了一种对生活不利的乱伦关系。我们必须牢记，尽管年轻人与年长者有相似之处，但是阻抗、压抑、移情、主导虚构（guiding fictions）等在年轻人身上的意义，与在年长者身上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应当调整治疗的目的来适应这种现实。所以，对我而言，患者的年龄在咨询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而且，仅在青年时期，也有许多考量因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在我看来，如果面对一个适用于阿德勒心理学的病人，即一个失败的、怀有自我实现的幼稚需求的病人，却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去治疗，便是选错了治疗技术。反之，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成功者，其动机应该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去理解，如果我们采用了阿德勒学派的观点，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模棱两可的病例中，病人产生的阻抗是很有价值的线索。我倾向于在开始时认真对待那些根深蒂固的阻抗，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我确信，医生并不一定比病人更了解自己内心的需求，虽然病人本人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他的内心。考虑到这种情况，医生一方就更有必要持一种谦虚的态度了。我们不仅没有一种普适性的心理学，而且心理构造之间的差异也是数不尽的，此外，多少有一些个体化的心灵是无法归入任何基本框架里的。
大家都知道，就心理构造而言，我所假定的两种基本态度类型与典型的划分是一致的——即外倾与内倾的态度——但却受到了许多研究人性的学生的怀疑。我将这两种倾向视作重要的指标，此外，我还认为某种心理功能会占据主导地位，而盖过其他的心理功能。个体生活的巨大差异迫使我们不断调整理论，因此医生常常在无意识中做出调整，虽然这可能有悖于他所信仰的理论原则。
说起心理构造的问题，我必须指出，一些人的态度的本质是精神的，而另一些人的态度的本质是物质的。这两种态度决不能被认为是偶然，或被认为是误解。它们表现为根深蒂固的、任何批评或劝说都不能将之消除的激情；甚至有些案例虽然陈述的是唯物主义，但实际上却源于对自身的宗教倾向的否认。现今，相反的案例也有很多，不过出现的频率并不比第一种案例更高。在我看来，这些态度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指标。
当我们说起“指标”（indicium）这个词的时候，就像一般的医学术语一样，它的含义是以某种治疗方法为背景的。也许这个词就该这样用，只不过心理治疗的发展显然还没到这种可以言之凿凿的程度，因此，我们所说的指标只能沦为一种警示，让医生不要误入歧途。
人类的心灵是模棱两可、难以理解的。对待每一个个案时，我们都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某种态度或所谓的习惯到底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仅仅作为其对立面的某种补偿而存在。我必须坦承，我时常在这件事上犯错误，所以在处理任何具体的个案时，我都会尽量避开一切理论性的预设，包括神经症的结构、病人能做的事或应该做的事。我尽量只依靠体验来确定治疗的目标。这也许看起来很奇怪，因为通常治疗师都应该有明确的目标。但是我认为，特别是在心理治疗中，医生不持有某个固定的目标才是最明智的。医生对病人所需要的东西并不了解，不如对病人的本性和求生意志了解得更多。与有意识的决心和善意的理智相比，神秘的无意识因素和本能对人生重要决策的影响要大得多。一双鞋也许有的人穿合适，有的人穿就夹脚；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这个模式因人而异，无法被任何其他模式所取代。
当然，以上的考虑不应妨碍我们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恢复正常、合理的生活。如果收效令人满意，我们就延续这种做法；如果收效不大，那么不管怎样，治疗师都必须听从病人无意识素材的指导。在这时，我们要以本能为向导，因为医生所采用的方法，与其说是为治疗服务，不如说是要发掘病人本就拥有的创造潜力。
在治疗停止时，发展便开始了，这是我必须讲的一个问题。我对心理治疗的贡献，正是针对那些理性治疗无法带来理想疗效的个案的。我手头的临床资料有一个特点——只有极少数个案是首次进行治疗的。也就是说，我的大部分病人都已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但只是部分治愈了，或者根本就没有效果。其中，三分之一的个案并没有表现出符合临床定义的神经症症状，他们的痛苦来自于生活的无意义感和空虚感。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神经症。在我的病人中，足足有三分之二已经人过中年。
用理性方法来治疗这类病人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大多能力较强，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对于他们而言，变得正常是没有意义的。对于这些所谓的“正常人”，我对他们简直束手无策，因为我不能向他们灌输现成的人生哲学。在我的大多数个案中，意识的资源已经用尽了；这种情形通常可以表达为：“我被卡住了。”这一事实迫使我去寻找其背后可能的原因。每当病人问我：“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因为我并不比他们知道得更多。我所知道的仅是：如果从意识层面看，我似乎已经走投无路，也就是“被卡住了”，此时我的无意识便会对这种不堪承受的困境做出相应的反应。
作为一种心理事件，陷入困境曾在人类进步的历程中反复出现，以至于成为了很多童话和神话的主题。我们都听过“芝麻开门”的故事，还有助人为乐的小动物帮助人们找到秘密通道的故事。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读它们——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卡住了”是一种典型的事件，所以诱发了这些象征性的反应与补偿。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在无意识的反应中，比如，在梦中，也一定会有出现相似的内容的概率。
所以，在碰到这类情况时，我会尤其注意梦。并不是因为我相信梦一定就是我们的救星，也不是因为我有一套关于梦的神秘理论，能解释清楚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注意梦只是因为它令人感到迷惘。我不知道还能到哪儿寻求帮助，所以我试图向梦寻求帮助；梦至少可以为我们呈现一些意象，或者指出一些什么，这总是聊胜于无的。我没有关于梦的理论；我也不知道梦是怎样产生的。此外，我还怀疑我处理梦的这种方式，是否能被称作一种“方法”。
我像你们一样，对释梦持有一种偏见，认为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武断性。但是话说回来，我认为，如果长时间、彻底地推敲一个梦的话——一再揣摩——总是能从中找到一些东西。当然，我们找到的这些内容，并不能吹嘘它们的科学性或合理性，但它们是具有实用价值的重要线索，能够告诉病人无意识欲引导他去向何处。至于我们对梦的研究能否带来一个经得住科学验证的结论，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有多重要；如果我用科学来验证它，那纯粹是为了个人的目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只要释梦的结论对病人有意义，并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改变，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对自己释梦的正确性只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它是否有治疗效果。至于我的科研兴趣，即想要了解梦为什么会有治疗效果，则只能留到业余时间来探索了。
最初的梦的内容千奇百怪——我是说病人在治疗开始时告诉我的那些梦。在许多个案里，最初的梦直指过去，让人们想起那些久已遗忘、已被个体丢失的内容。正是这些丢失的内容导致了片面性，片面性又导致了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迷失感。用心理学的术语说，片面性会使力比多突然消退。于是，我们之前的所有活动都变得索然无味，甚至毫无意义，而我们原本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也失去了价值。这种情绪在有的人身上也许是转瞬即逝的，但在另一些人身上却可能变成慢性症状。在这些个案中，能够促使人格发展的可能途径通常隐藏在过去，谁也不了解它们，包括病人自己。但是梦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在另外一些个案中，梦指向当下的事实，比如婚姻或者社会地位，但是病人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就是问题和冲突的源头。
这些可能的事都在理性能够解释的范围之内，给这些最初的梦做出看似可信的解释并不难。然而，梦经常不指向任何清晰明确的内容——尤其是当它们预示未来的时候，就更让我们费解了。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梦一定具有预见性，而是说它们带有某种预期，或“侦察”到了什么。这些梦暗示着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且无法让外行人明白其可信性。连我都经常觉得它们不那么可信，这种时候我总会对病人说：“我不信这是真的，但还是继续跟进这个线索吧。”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是否具有推动作用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弄明白疗效是怎样发生的。当梦中包含了特别奇怪、令人费解的神话意象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梦里有某种类似于“无意识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它们是未分化的心理活动的表达，其中酝酿着有意识思想的萌芽。
我有一位“正常”的病人，在他最初的梦里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他梦见他姐姐的小孩生病了。那是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不久前，这位姐姐确实因为疾病失去了一个男孩，但是她的其他孩子都没有生病。一开始，梦中生病的小孩的意象令他十分困惑——无疑是因为它与事实不符。又由于做梦者与他的姐姐之间没有直接、亲密的关系，他也无法在这个梦里发现有关他个人的内容。后来，他突然想起，两年前他开始研究神秘主义，后来又因此接触了心理学。显然，这个小孩代表的是他对心灵的兴趣，如果仅凭我一人，我是绝对想不到这一点的。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一梦中意象既可能意指任何事物，也可能毫无意义。这样说来，梦里的某种事物或事实是否总对应着某个固定的东西呢？我们唯一确定的是，解释梦的总是人，给事实赋予意义的也是人。这就是心理学的要旨所在了。这个梦带给做梦者一种新颖而有趣的印象，即研究神秘主义可能有些病态。这一印象切中要害，因此释梦是有效果的，不论我们怎样解释它生效的机制。对于做梦者而言，这种解释包含了反对意见，它带来一种态度的改变。这种小小的改变我们是不可能通过理性思考得到的，因此，事物重新运动起来，僵局也被打破了。
在评价这个案例时，我要打一个比方，梦意味着做梦者对神秘主义的研究有些病态。既然做梦者从梦中得到了这样一种想法，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似乎也可以谈谈“无意识的形而上学”。而且我要继续深入下去；我不仅要给病人一个机会，让他看到他的梦给他带来的变化，也要给自己一个同等的机会。我会把自己的猜想和意见告诉他，以期对他有益。如果我这样做是向他施加了“暗示”，我也毫不后悔；因为众所周知，我们只对那些与我们不谋而合的暗示具有易感性。即使一个人偶尔在解谜的过程中开了小差，也无伤大雅。心灵迟早会摒弃这些错误，就像有机体会自动排斥异物一样。我不需要试着去证实我对梦的分析是正确的，那只是徒劳而已，我必须做的仅仅是帮助病人发现什么能激活他——我不小心说出了事实真相。
对我来说，尽可能多地了解原始心理学、神学、考古学以及比较宗教学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领域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可用来类比的东西，使我得以丰富病人联想的内容。在齐心协力的工作之下，我与病人才能发现那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内容其实充满了意义，并对释梦十分有用。于是，能够走进直接经验的领域，对那些在生活的个人和理性层面竭尽所能却没有找到意义、获得满足的人而言，是极富激励效果的。通过这种途径，事实和司空见惯的事情都一改常态，甚至会增添一种崭新的魅力。这是因为，事物的面貌完全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它们，而不在于它们本质上是怎样的。在生活中，就算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有了某种意义，也比那些巨大但没有意义的事情更有价值。
我并没有低估这项工作的风险。这项工作的风险之大，就像在建造一幢空中楼阁。实际上，人们甚至会断言——这是老生常谈了——如果遵循这种步骤，医生会与病人一同陷入幻想之中。不过，我并没有把这当作一种指责，我认为它正好说中了要点。其实，我甚至努力让病人进入他的幻想之中。说实话，我很看重幻想。在我看来，它实际上是男性精神具有母性创造力的一面。不论怎么说、怎么做，我们都永远无法抵抗幻想的诱惑。诚然，某些幻想是无价值的、不充分的、病态的和令人不满的，每一个稍具常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它们贫瘠的本质；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创造性的想象力也是没有价值的。人类所有的作品都源于创造性的幻想。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去贬低想象力的价值呢？在正常情况下，幻想是不太容易走上歧途的；因为幻想是很严肃的，它与人类和动物的本能的根源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幻想总是能藉由一些令人惊奇的途径进行自我纠正。想象力的创造性活动使人类突破了“仅此而已”的局限，解放了人类的游戏精神。正如席勒所说，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
我的目标，是让病人获得一种使用其本性去体验的心理状态——一种流动性的、变化的、成长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再也没有什么是永远固定的，也没有什么是无药可救、顽固不化的。当然，在介绍我的技术之前，我必须先说明它的一般原则。在处理一个梦或一种幻想时，我的原则是永远止步于对病人有效的意义上；在每个个案中，我努力的方向是让病人尽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意义，然后他就能够认识到这一意义在超个人层面上的关联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某些很普通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却被他当成了独特的经验，他的这种态度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态度过于个体化了，这会使他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我们不仅需要一种现代的、个体化的意识，还需要一种超个人层面的、具有历史延续感的意识。这也许听起来不太靠谱，但是经验表明，很多神经症都是由于人们幼稚地热爱着理性教育、忽视了他们的宗教冲动才引起的。今天的心理学家应该彻底地认识到，我们处理的不再是教条和信仰的问题。宗教态度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宗教观，历史延续感才变得不可或缺。
在技术的问题上，我问过自己：我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弗洛伊德呢？无论如何，我是从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方法出发想到这一技术的，所以我把自己的技术看作自由联想方法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我仍要帮病人发现他的梦所具有的有效元素，并且努力向他说明梦所象征的一般意义，那么，从心理上说，他便依然处于孩童的状态。在这一阶段，他依赖自己的梦，总是在问自己，下一个梦还会不会给他带来新的启发。除此之外，他还依赖我对他的梦所做的解读，依赖我用自己的知识去增加他的洞察力。所以，他还是处于一种不理想的被动状态，觉得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可疑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这种状态就像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行。总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是不会有明显的治疗效果的，因为不确定感太过强烈。而且，我们还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即我们在白天编织好的一切，到了夜里就被解开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转瞬即逝，这是非常危险的。遇到这种情况时，病人常常会做一种色彩异常丰富或者特别离奇的梦，他们会说：“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个画家，我一定要把它画下来。”有的梦还涉及摄影、油画、素描或彩色的绘本，甚至是电影。
我从实践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线索，所以在这种情形中，我会强烈要求我的病人们把他们的梦或者幻想的内容画下来。一般来说，我会听到这样的反对：“可是我不会画。”对此我一般会回答说，现代画家也都不会画——正是因为这样，现代绘画是完全自由的——再说这里也不要求画得好看，而是要求在画画时付出努力。我所说的画画方法，与“艺术”毫不沾边，这是我最近从一位才华横溢的肖像画家的个案中得出的结论；她不得不重新开始学画，就像一个技巧拙劣的孩子——简直就像从来没有拿过画笔似的。画我们眼前的东西与画我们内心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
于是，我的许多较为年长的病人拿起了画笔。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每个人都把它当成一种完全没有治疗作用的业余爱好。但是，我们要记住，现在讨论的不是一群仍需要证明自己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是一群对社会有价值但却不能从中获得意义感的人，他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这是一个更深层也更危险的问题。成为群体之中的一分子，这只对那些尚未达到这个阶段的人才有意义和吸引力，而对那些早已体验够了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或吸引力的。以培养群体之中的一分子为豪的“教育家”，总是否定个人生活的重要性。但是每个人迟早都要去寻找只属于自己的意义。
尽管我的病人时不时地会创作出一些富有艺术美感的作品，简直可以拿到现代“艺术”展上去展出了，但是，我仍会按照严肃美术的标准，判定它们毫无艺术价值。去除它们的艺术价值是很重要的，否则我的病人们就会想象自己是艺术家，因而糟蹋了这种练习的良好效果。这不是一个艺术的问题——或者说这不应该是个艺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更重要的、超出了艺术本身的问题——对病人生活的影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个体生活的意义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在画画的时候，个体生活却被赋予了至高的价值，正是由于这种价值，病人才拼尽全力去给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赋予形状，不论他们的技巧是多么粗糙和幼稚。
那么，在某些发展阶段，我为什么要鼓励病人用油画笔、铅笔或钢笔来表达自我呢？我这样做的目的与我处理梦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希望能产生疗效。在上文描述的那种孩童的状态下，病人是被动的；但是现在，他开始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首先，他把他幻想中的东西画在纸上，这样也就对其进行了深思熟虑。他不仅要谈论它，还得真真切切地为它做一些什么。从心理上说，一个人每周同医生进行两次有趣的谈话是一回事——谈完了也就罢了——但是努力数个小时，用不易驾驭的油画笔和颜料创造一幅表面上毫无价值的作品，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他的幻想确实对他没有意义的话，费力把它画出来就会非常令人厌烦，他于是就再也不会画第二次了。但是如果他的幻想似乎还有那么点儿意义，那么他的努力就会增加它对他的影响。不仅如此，努力给意象赋予可视化的外形，还有利于对它进行全面的研究，因此用这种方式可以完全体验它的作用。绘画训练给幻想赋予了现实的成分，使幻想有了更大的重量和更强的驱动力。但是实际上，虽然这些粗糙的画能够产生效果，但我必须承认，这种效果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有时，病人偶尔通过画一幅象征性的画把自己从痛苦的精神状态中解脱了出来，而以后每当他状态不好时，他就会采取这种方法求得解脱。这样一来，他就赢取了一件无价之宝，他的独立性提高了，离心理成熟更近了一步。通过这种方法，病人获得了具有创造性的独立——我通常会这样说。他不再依赖他的梦和医生的知识，而是通过画画给自己的内心体验赋予形式。他所画的是自己活跃的幻想，正是这些幻想激活了他。因此，他内心的活跃因素其实就是他自己，这个自己并不是他曾经错误认识的自己，那时他错误地把自我（ego）当成了自性（self）；现在他找到了全新的自己，他的自我成了受到内在的生命力量所刺激的客体了。在他的一系列画作当中，他尽可能全面地展现自己的内心活动，最终却发现内心活动永远是未知的、陌生的——是精神生活的隐秘基础。
我无法为你们描绘出这些发现对病人的立场和价值观改变有多大，以及它们怎样扭转了人格的重心。自我就好比地球，它突然发现太阳（即自性）才是行星轨道的中心，也是地球轨道的中心。
难道我们不是一直都知道事情正是如此吗？我本人相信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可能在理智上知道某件事，而我身上寄居的另一个人对此却毫不知情，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我就像不知道这件事一样。我的大部分病人都知道许多深刻的道理，但仍无法好好生活。他们为什么无法实践这些道理呢？因为出于偏见，我们都把自我放在了生活的中心——这种偏见来自于对意识的高估。
对尚未适应社会和取得成功的年轻人来说，尽可能高效地塑造有意识的自我——即培养意志——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不折不扣的天才，人们不会相信自己心中任何与其意志不符的内容。人们总是感觉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于是便心安理得地贬低自己心中的其他内容，或者预设它们都是意志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错误的信念，人们几乎无法适应社会。
对于已经步入后半生的病人来说，就是另一种情形了，这些病人不再需要培养有意识的意志，但是为了理解个人生活的意义，他们必须学会体验自己的内心。他们不再追求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尽管他们并不怀疑它的吸引力。他们完全知道其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对社会并无意义，而只把它当作一种自我发展、造福自己的手段。同样，这一活动使他们逐渐从病态的依赖性中解脱出来，并使其获得了坚强和新的自信。这些最终的成就，又反过来促进了病人的社会存在感。因为同一个无法与无意识和睦相处的人比起来，一个内心健全而又自信的人能够更好地完成他的社会任务。
我有意避免使用理论来加重文章的分量，因此有很多东西仍未得到说明和解释。为了更好地理解病人的画，少不了要考虑下述几点理论。这些画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轮廓和着色中都有着很明显的原始象征意义。色彩之强烈常常显得非常粗犷；也常常表现了一种原始的特质。这种特点揭示了催生这些画作的创造性力量的本质。它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非理性的、象征性的激流，是非常古老的，以至于很容易在考古学或比较宗教学的领域中找到与之类似的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预设，这些画主要起源于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精神领域。我用集体无意识这个术语意指存在于全部人类心中的无意识心理活功，它不仅可以在今天催生出象征性的图画，在过去也是一切类似作品的源泉。这些图画起源于——也满足了——一种天生的需求。好像经由这些图画，我们便表达了一部分心灵，它回溯到了远古时代，并把远古时代的记忆与现在的意识调和在一起，使后者不再受到前者的打扰。
我还得补充一点，仅仅是画出这些图像还是不够的。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从理智上和情感上理解它们；必须将之整合到意识中，使之易于理解，并在道德上可以接受。我们必须对之进行一系列的解释。不过，尽管我经常同单个病人一起经历这个过程，但我却不能向一群人讲清这一过程，也不能把这一过程总结成为适合发表的形式。到目前为止，我只能零碎地描述这个过程。
事实上，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成熟的经验。出于某些重要原因，我不愿意匆忙地得出结论。我们面对的是意识之外的一个精神生活领域，我们观察它的方式是间接的。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正在探测一个多深的领域。正如上文所述，我认为这是重新定位的问题，因为有许多病人认为的决定性的图画都指向这个问题。这一过程将产生一个新的平衡中心，自我就像是拐进了一条围绕着中心铺开的轨道。一开始，这一过程的目标可能比较模糊。我们只能觉察到它对有意识的人格的重要影响。有意识人格的改变使病人对生活的感受变强了，使生活得以继续进行，这一事实让我们断定，这些影响也都是这一过程所固有的目的。我们也许可以把这当成另一种幻觉——但是，幻觉是什么呢？我们界定幻觉的标准又是什么？心灵之中真的存在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幻觉”的东西吗？我们称之为幻觉的内容，也许是心灵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不可或缺，就像氧气对于有机体一样——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真实。可想而知，心灵并不会考虑我们对真实的界定，所以，我们更为明智的做法是这样说：任何事物只要有效，就是真实的。
一个想探索心灵的人，不应该把心灵混同于意识，否则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看不到想探索的目标。因此，想要认识心灵，他必须认识到心灵与意识有多么不同。被我们称为幻觉的东西，对心灵来说很可能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不要以为心理真实与意识层面的真实是一致的。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最愚蠢的莫过于传教士的观点，他们宣称“可怜的异教徒”的神明都是幻觉。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也走上了这一条武断的道路，就好像我们以为的真实就是真的，不包含一点点幻想一样。就像我们所有的体验一样，精神生活中的全部活动都是真实的，不管人们选了什么样的名字来称呼它们。我们应当认识到心理事件的真实性，这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我们不能试着给它们命名。对心灵来说，精神（spirit）哪怕被称为性欲（sexuality），也依旧是精神。
我必须重申，各种技术术语以及它们的变式永远都无法触及上述过程的实质。有意识的理性概念永远也无法囊括生活。我的病人正是因为体会到了这个真理的完整的力量，才选择了象征性的表达方法。在表现和解释这些象征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比理性的解释更有效、更能满足其需求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