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未被解决的冲突给患者带来的后果，就像是进入一片无边无际、未被前人探索过的领域。或许，我们首先可以通过讨论某些表现出来的症状，比如，抑郁、酗酒、癫痫或者精神分裂症，借此更好地理解特定的症状。但是，我更愿意从一个更一般和广泛的角度来考察它，并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未解决的冲突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精力、人格的完整和人生幸福的？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我确信，如果不理解这些症状下的人的基本属性，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症状的意义。在现代精神医学中，有一种寻求用方便的理论构想来解释现存症候的倾向，考虑到临床分析师的需要，这种倾向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做没什么可行性，也不科学，就像一位建筑工程师在没有打地基之前就要建造大厦的顶层一样。
与我们的问题相关的一些因素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只需要简单地补充一下。还有一些因素已暗含在前面的讨论中，当然，我们还要补充一些其他因素。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给读者留下一些含糊的观点，让他们觉得未解决的冲突是有害的，而是要向读者传达一个相当清楚而全面的理解，那就是冲突是如何损害人格的。
带着未解决的冲突生活意味着对生命力的巨大浪费，这不仅是由冲突本身造成的，还是由所有想要解决冲突的错误尝试造成的。当一个人从根本上处于分裂状态时，他永远无法集中精力做事，而总是企图同时实现两个甚至更多不相容的目标。这意味着，他要么会分散他的精力，就像培尔·金特这类人物一样，他们的理想化意象让他们相信，他们在任何方面都出类拔萃；要么会不自觉地消耗其努力。一位这种类型的女性患者，想要成为一位良母、优秀的厨师和女主人；想穿着得体，在社交和政治场合出尽风头；想成为贤妻，还想有外遇以及从事自己想做的创造性工作。毋庸置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她注定会失败，不管她有多么大的潜能，她的精力都会被浪费。
更常见的是，对某一目标的追求被相互矛盾的动机干扰而失败了。一个人，既想交到好朋友，又想发号施令，所以他的想法永远实现不了。一个人，希望他的孩子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和他的自以为是却使他实现不了这个愿望。一个人想写一本书，但是每当他无法立即写出他想要说的话时，他就会头痛欲裂或者感到无比疲惫。在这个例子中，还是理想化意象在起作用：既然他是一位才子，为什么不能文如泉涌呢？当他无法做到文如泉涌的时候，他就会对自己发脾气。别人可能有一个跟他一样的、很有价值的想法想要在会议上提出来，但是他不仅要以一鸣惊人的方式提出来，让别人相形见绌，还想受到大家的称赞，并且无人对此有异议。与此同时，由于他将自己的自卑外化，他又觉得会被嘲笑。结果就是，他完全无法思考，即使他原本有一点想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还有一个人，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组织者，但是由于他的施虐倾向，他得罪了身边的每个人。我们无需再举更多的例子了，只要看看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
尽管患者缺乏明确的思维方向，但仍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外情况。有时候，神经症患者会表现出一种惊人的专一性：男性患者可能会牺牲所有一切，甚至他的尊严来实现他的抱负；女性患者则可能什么都不要，只要有爱就足够了；父母可能会将他们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这样的患者会让人觉得他们是一心一意的。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们实际上是在追求某种看起来能够解决其冲突的幻觉。表面上的一心一意实际上是出于绝望，并非人格的整合。
不仅仅是冲突的需要和倾向消耗和浪费了精力，患者防护结构中的其他因素也会虚耗精力。因为对基本冲突的某些部分的压抑，患者人格的一部分被掩盖了起来。但这些部分仍然很活跃，足以对患者造成干扰，虽然无法起到任何建设性的作用。因此，压抑造成了精力的流失，而这些精力原本可以用在建立自信、与人合作或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上面。我们再讨论一下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与自我的疏离让患者失去了主动性。他虽然可以成为一位好员工，在外部压力之下仍可以做出很多努力，但当他必须只依赖自己时，就无所适从了。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无法做出任何有建设性的事情，也无法让自己快乐，而是说他所有的创造力都被浪费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许多因素组合在一起造成了患者大面积的弥散性压抑。为了理解并最终消除某一种压抑，我们通常必须对这种压抑反复研究，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所有不同的角度来处理它。
精力的浪费或者使用不当可能源于三种主要的失调，这三种失调表明存在未解决的冲突，其中之一就是犹豫不定。它可能表现在所有事情里，无论是琐碎小事，还是重要的大事。患者可能永远都在犹豫，是吃这道菜还是那道菜？是买这个箱子还是买那个箱子？是去看电影还是听广播？他可能无法决定选择何种职业，或者任职后如何走下一步；无法决定在两个女人中选哪一个；无法决定是否应该离婚；无法决定是一死了之还是活下去。在面对一个必须要做又无法更改的选择时，他通常会恐慌发作，显得筋疲力尽。
虽然犹豫不定可能表现得很明显，但是人们通常对此并无察觉，因为他们总是无意识地努力避免做任何决定。他们总是不停地拖延问题，或刻意回避非做决定不可的场合；他们总是坐等机会溜走，或将决定权交给他人；他们也可能会把问题搞得很复杂，从而让做决定变得不必要。由此而产生的盲目性一般也并不为患者本人所知。由于患者常会采取多种无意识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犹豫，所以分析师很少听到这方面的抱怨，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障碍。
精力被分散的第二个典型表现是普遍的低效率。我这里说的不是某一个特定领域的能力不够，那可能是由于缺乏训练或者兴趣所导致，也不是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论文中所描述的那种未被开发的能力——他指出，当一个人感觉疲劳却仍然不放弃，或者在外部压力下仍然不屈服时，他的潜在能力就会迸发出来。我这里讲的低效率是一个人由于内心有冲突而无法施展他的最大能力而造成的。就像他想开车又踩着刹车一样，车子必然无法前行。他的确是这样的，不管做什么事情，无论从他的能力或者任务本身的难度来说，他都不应该慢吞吞。他并非不够努力，正相反，他做任何事总是要付出太多的努力。比如，他总是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份简单的报告或者掌握一个简单的机械操作动作。当然，阻碍他行动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他可能会无意识地反抗那种让他感觉到强迫的东西；他可能被迫去完善每一个细节；他可能对自己非常愤怒——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他会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开始时表现得很优秀。低效率不仅仅表现在做事缓慢上，还表现为笨拙或者健忘。一位女佣或者家庭主妇如果暗自认为自己十分有才能，做家务活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她就不可能好好干活，并且，她的低效不仅仅表现在做家务上，还会影响到她所有的活动。从主观的角度来说，这等于在重压之下工作，其结果一定是很容易疲劳，需要更多的休息。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所做的任何工作都会让其付出更多的努力，就像刹车装置被踩住的汽车难以开动一样。
内在的压力和低效率不仅常见于工作中，也会很明显地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如果某人既想与人为善，又因为觉得这样做是在讨好别人而讨厌这样做，他就会显得矫揉造作；如果他想请人给他某物，但又觉得应该强行索要，他就会表现得没有礼貌；如果他既想坚持己见，又想顺从他人的意见，他就会犹豫不决；如果他既想跟人接触，又担心会遭到拒绝，他就会害羞；如果他既想与伴侣建立性关系，又想让伴侣受挫，他就会表现得很冷淡，如此等等。可见，矛盾倾向越普遍，生活的压力也就越大。
有些患者能够意识到这些内在的压力，不过更多时候，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比如，当这种压力增加的时候，他们才会有所觉察。偶尔，当他们感到放松、自在时，这样的对比也会让他们意识到压力的存在。对于由此产生的疲劳，他们通常归因于其他因素，比如，身体不好、工作过量和睡眠不足等。确实，这些因素都可能是导致疲劳的原因，但并非重要原因。
第三个典型表现是普遍的惰性。受此折磨的患者常常责备自己很懒惰，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懒惰。他们可能会有意识地反感任何努力，并且会自觉地合理化这种观点，认为做任何事情只要有想法就够了，“细节”需要其他人来落实，也就是说，事情要由其他人来完成。对努力的反感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恐惧，即害怕努力的结果会对自己有害。考虑到他们自知很容易疲劳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这种恐惧了。如果分析师只看到了这种疲劳的表面现象，那么他的建议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患者的这种疲劳。
神经症性质的惰性意味着主动性和行动力的丧失。一般来说，它是由于与自我过度疏离和缺乏目标导向（goal-direction）所导致的。长期的紧张和令人不满的努力使神经症患者常常显得无精打采，尽管这其中偶尔也会有短暂的激烈活动。至于致病原因，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患者的理想化意象和施虐倾向。需要做出不懈努力的这一事实会使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个理想化意象，而一想到自己要做的只是平庸之事，他宁可什么也不做，而是幻想自己表现得无比出色。自卑感总是随着理想化意象夺走他的自信，让他觉得自己做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因此将行动带给他的刺激和快乐都埋藏了。施虐倾向，特别是当其被压抑时（表现为施虐倾向的倒错），会让患者矫枉过正，使其回避一切带有攻击性的事情，结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普遍的惰性尤其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影响患者的行动，还影响他的情绪。只要冲突未被解决，浪费的精力就无法衡量。从根本上说，神经症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以这种对人类天赋和品质的毒害代表着对特定文化的控诉。
带着未解决的冲突生活，不仅会让人精力分散，也会造成价值观的分裂，也就是在道德原则，以及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和自身发展的那些情绪、态度和行为上造成分裂。就像精力分散会导致浪费一样，在道德问题上的“分散”也会导致道德整体性的损害，换句话说，也就是导致对道德诚信的损害。这种损害是由患者矛盾的立场以及其试图掩盖矛盾本质的企图所引起的。
相互矛盾的道德观也会出现在基本冲突之中。虽然患者尽其所能地想使它们相互协调，但它们仍然会对患者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意味着，所有这些道德观都没有被患者当真。理想化意象尽管带有真实理想的成分，本质却是一种幻象，患者本人或者未经训练的观察者都很难识别出，难度就像区分假钞和真钞一样。神经症患者可能相信自己正在追寻理想，会为每一个过失而苛责自己，因此给人一种在追求其标准时过于尽责的印象；或者患者可能会沉迷于对价值观和理想的思考和谈论之中。我所说的他并没有将其理想当真，是说那些理想对他的生活没有约束力。只有当他觉得理想很容易实现或者很有用的时候，他才会付出实际行动，其他时候只是随意地将理想丢在一旁。我们在讨论盲点和区隔化的时候已经见过这样的案例，而类似的情况很少出现在认真对待理想的人身上。如果这些理想是真的，他们不可能轻易地将其抛弃。比如，某人一直坚称自己对某项事业充满热情，可一遇到诱惑，他就变成了叛徒。
总之，道德诚信受损的特点就是真诚减少，自私自利增加。很有意思的是，日本的一些禅宗著作中也认为唯有内心完整的人才能做到真诚不二，这正好证明了我们基于临床观察所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内心分裂的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真诚。
弟子：我听说当狮子扑向猎物时，不管是一只野兔还是一头大象，它都会全力以赴，请您告诉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师父：真诚的精神（字面的意思是“不欺之力”）。
真诚即不欺，意味着“发挥全部的力量”，也被称为“体现在行动中的整个身心”……其中没有任何保留，毫无伪装，毫无浪费。当一个人如此生活的时候，即是一头金毛雄狮；他是刚健、真诚和内心完整的象征；他是一位圣人。 [1] ?
自私自利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让他人屈从于自己的需要。患者不再将他人当作有同等权利的人来看待，而是将其视作可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他取悦或者喜欢别人，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他打动别人，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自尊；他责备别人，是因为自己无法承担任何责任；他必须打败别人，是因为自己需要成功，如此等等。
这些损害的表现形式因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大部分我已在其他地方讲过了，这里只需要以更系统的方式回顾一下。我不作详细论述，因为那太困难了。我们还没有讨论施虐倾向，只能放到以后再说，因为它被认为是神经症发展的最后阶段。我们将从最显著的表现开始，因为无论神经症有怎样的发展过程，无意识的虚假（unconscious pretenses）总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以下就是无意识虚假的一些突出表现。
虚假的爱。“爱”这个词包含太多的感觉和渴求，也包括主观上被认为是爱的感受，其种类之繁多让人感到惊讶。一个觉得自己太软弱、太空虚而无法独立生活的人，会觉得期望依附他人也是爱。在具有攻击倾向的人身上，它可能表现为一种利用伴侣获得成功、名望和权力的欲望。它可能是一种征服和战胜某人的需要，或者融入伴侣的生活，通过对方来实现自己生活目标的需要，或许还会用施虐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它可能是一种获得他人赞美的需要，以此让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获得他人的肯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爱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少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情感，其中存在着大量的虐待和背叛，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爱变成了蔑视、憎恨或者冷漠。但是，真正的爱是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改头换面的。事实上，导致虚假的爱的感觉和倾向最终都会浮出水面。毋庸置疑，这种虚假存在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存在于友谊中，也存在于两性关系中。
虚假的善良。无私、同情等也与虚假的爱很相似。它是顺从型患者的特点，再加上他所固有的特定类型的理想化意象和对攻击性的压抑，这种虚假就更严重了。
虚假的兴趣和知识。这种虚假在那些与自己的情感疏离，认为只用理智便可以掌控生活的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对一切都感兴趣。但是，这种假象也出现在另一类人身上，只是更难被察觉。这类人看起来是全心投入某一项事业，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将此作为获得成功、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垫脚石。
虚假的诚实和公平。这种虚假常见于攻击型患者，尤其是当他有明显的施虐倾向的时候。他看透了他人虚假的爱和善良，于是便认为，由于他并没有伪善的习惯，没有假装慷慨、爱国、孝顺等，所以自己特别诚实。实际上，他有着不同的伪善。他拒绝流行的偏见，可能正是出于对传统价值观的盲目否定；他选择说“不”可能并不是因为他强大，而只是因为他有着想让他人受挫的愿望；他的坦诚可能只是想嘲笑和羞辱他人；在他所宣称的“公正”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用他人牟取私利的欲望。
虚假的痛苦。我们必须详细地讨论这种虚假，因为关于它，有很多令人困惑的观点。坚守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师跟外行人一样，认为神经症患者想要感觉被虐待，想要忧虑，想要被惩罚。支持这一观点的资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想要”（wants）这个术语实际上包含着多种理性的罪恶。持上述观点的人并没有理解，神经症患者的痛苦远比他自己知道的多，而且通常只有当他开始康复时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受的苦。更确切地说，持上述观点的人好像并不理解，源于未解决的冲突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完全不以患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如果一位神经症患者选择让自己的人格崩溃，显然并不是因为他想要自己受伤害，而是因为他内心的需要强迫他这样做。如果他很谦卑和宽容大度，挨了一耳光仍会无意识地把另一边脸也凑过去。他其实讨厌这样做，并会因此而瞧不起自己。但是，他如此害怕自己的攻击倾向，以至于他必须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让他人虐待自己。
另一个促成神经症患者有受苦癖好的原因就是夸大或者戏剧化痛苦的倾向。确实，患者之所以会有受苦的感觉并将之表现出来，可能是别有用心：可能是为了求得关注或者原谅；可能是无意识地用它来实现利己的目的；可能是用它来消除对报复欲望的压抑。但是，考虑到神经症患者内心的各种情感和认知，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只是他达到某些目的的唯一方法。还有一点也是事实，那就是他经常将他的痛苦归结为站不住脚的原因，因此给人一种他正在平白无故地受苦的印象。这样，他可能会闷闷不乐，并且将烦恼归因于他的“过错”，而实际上，他痛苦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或者，当他和爱人分开时，他会觉得很失落，虽然他自认为是因为自己爱得很深，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无法忍受一个人的生活。最后，他可能会歪曲他的情感，当他真的发怒时，还以为自己在承受着痛苦。比如，一个女人在爱人没有按时写信给她时会认为自己在受苦，而实际上她是很生气，因为她希望事情如她所想的那样发展，或者是因为爱人对她的任何疏忽都会让她觉得羞辱。在这个例子中，她宁可选择痛苦，也不愿认识自己的愤怒和造成她愤怒的神经症内驱力，而且她还强调自己的痛苦，因为它可以用来遮掩整个关系中的不诚实。所以，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位神经症患者想要痛苦，他们表现出的都是一种无意识的假装的痛苦。
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特定损害——患者形成了无意识的傲慢（unconscious arrogance）。这里我所指的是，患者将自己并不具有或者很少具有的品质看成自己完全具有的品质，并以此为依据，无意识地觉得自己有权力苛求和轻视他人。所有神经症性质的傲慢都是无意识的，因为患者意识不到自己要求的不合理。在这里，不是有意识傲慢与无意识傲慢的区别，而是一种明显的傲慢与过分虚心、谦卑下的傲慢的区别；区别在于患者表现出的攻击性的大小，而不是傲慢的程度。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公开地要求特权；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别人没有自觉地给予他特权，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在这两种情况下，缺少的都是实事求是的谦卑，也就是承认——不仅口头说，而且内心也这样想——所有人都有缺点，都不完美，尤其是自己也有缺点，也不完美。根据我的经验，所有患者都不愿意自己去想或者听别人说起他的任何缺点，对于那些有潜在傲慢倾向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他宁可无情地责怪自己疏忽了某事，也不愿意跟圣·保罗（St. Paul）一样承认“我只有一些零星的知识”；他宁可责备自己的不细心或者懒惰，也不愿意承认人无法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潜在的傲慢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在自责（以及随后的抱歉）与内心愤怒（对外界批评和冷落的不满）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通常，分析师需要非常仔细地观察才能发现患者这种受伤的感觉，因为过分谦虚的人很可能将这些感觉掩藏起来。但实际上，他可能跟公然傲慢的人一样对人苛求，对他人的批评也一样尖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对他人表现出谦卑的崇拜，但暗中他却希望他人与他一样完美，这意味着他缺乏对他人独特个性的真正尊重。
另一个道德问题是立场不明确（inability to take a definite stand）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靠性（undependability）。神经症患者很少能够根据客观情况对一个人、一个想法或者一项事业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根据自己的情感需要去判断。但是，因为这些情感需要通常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很容易改变立场。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神经症患者都容易摇摆不定，就像被无意识地收买了，而收买他们的通常是喜爱、名望、特权和“自由”。这对他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适用，不管是与个人的关系，还是当他作为团体中的一员。患者经常无法表达自己对他人的感受或者看法。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就可能会改变他的观点。一些失望或者轻视，或者让他有这种感觉的东西，就足以让他和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断绝关系。遇到一点儿困难，他们的热情就可能变成冷漠。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个人恩怨而改变宗教信仰、政治观点或者科学观。他们可能在私人谈话中立场鲜明，但是在一些权威压力或者团体压力之下就改变了立场，而且他们经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改变了观点，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改变了观点。
神经症患者可能通过不第一个发表意见或者“骑墙”（sitting on the fence）的方式无意识地避免明显的摇摆不定，并且给自己留出做选择的余地。他也许会通过指出情况的复杂程度来使自己的这种态度合理化，或者会被一种强迫性的“公平”所支配。毫无疑问，寻求公平是很有价值的追求。另外，一种出于良知想要公平的愿望确实会使人在许多情况下都难以确定自己的立场。但是，公平也可以是理想化意象的一个强迫性属性，它的功能正是让确定立场变得不再必要，并且同时让人觉得自己挣脱了偏见而显得超凡脱俗。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会有一种对双方观点“一视同仁”的倾向，认为两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矛盾，或者认为在一场争论中，双方都有其正确之处。这是一种虚假的客观性，它让患者无法通过事物的表面看清问题的本质。
在各种类型的神经症中，这种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在那些疏离型患者的身上可以看到最大程度的正直，他们远离漩涡般的病态竞争和亲密关系，并且不容易受到“爱”或者欲望的诱惑。同时，他们对生活所采取的旁观者态度通常会使他们的判断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并非所有疏离型患者都有自己的立场，他可能非常讨厌争论或者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自己心中也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不是混淆问题，就是至多记下好的和坏的、有根据的和没有根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
相反，攻击型患者好像推翻了我关于神经症患者一般很难有自己观点的论断，尤其是当他固执地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时候，他好像有一种超凡的能力能够确定自己的观点，为它们辩护，并且固守它们。但是，这是带有欺骗性的。当这种类型的患者有了明确的观点时，常常是因为他很固执己见，而不是因为他真的确信。由于这种固执己见能消除他心中的所有疑虑，所以他的观点经常带有教条或者盲目的特点。此外，他可能会被权力或者成功诱惑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他的可靠性是有限的，因为它被其对支配地位和声望的渴求局限了。
神经症患者对责任的态度可能会令人困惑，部分原因在于“责任”这个词本身就有多种含义。它指的可能是尽职尽责地完成义务。从这种意义上说，神经症患者是否尽责取决于他所具有的特定的性格结构——它并不是所有神经症所共有的表现。对某些神经症患者而言，对他人负责可能意味着只要自己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这也可能是控制他人的委婉说法。当“负责”意味着应该承担责任、承受责备时，也可能只是一种愤怒的情绪，恨自己并非理想化意象的样子。因此，这种意义上的“责任”就跟责任毫不相关了。
如果我们意识到对己负责真正意味着什么，就会明白，让神经症患者来为自己负责，就算可能，也是很困难的。首先，这意味着要让患者实事求是地对自己和他人承认他的意图、他说的话和他的行为，并且愿意承担后果。这与撒谎和推卸责任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让神经症患者对自己负责会很困难，因为他通常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者为什么那样做，并且主观上根本不想知道。这就是他总是想方设法逃避责任的原因，比如，通过否认、遗忘、轻视，或者总是寻找其他理由，认为自己被误解了或者因为一时糊涂。由于他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置身事外或者觉得自己没错，所以他认为应该让他的妻子、同事或者分析师对出现的困难负责。另一个使他无法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甚至无法看到后果的因素是潜在的全能感。在这种全能感的基础上，他以为能够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并且能够逃避责任。当他意识到无法逃避的后果，这种感觉便会被粉碎。最后还有一个因素，乍看起来像是一种无法通过因果关系去思考问题的思维缺陷。患者通常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天生只能用“错误”和“惩罚”两个词来思考。几乎每一位患者都觉得分析师在责备他，而实际上分析师只是在让他面对他的冲突和后果。在分析情境之外，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总是被人怀疑和攻击的犯人，所以经常处于防御状态。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心活动的外化。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怀疑和攻击源于他的理想化意象。正是这种挑错和防御的内心活动，加上这些活动的外化，使患者几乎不可能在关乎自己的情况下考虑因果关系。但只要不关乎他自身的困难，他就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实事求是。比如，下雨了，街上湿了，他就不会问这是谁的错，而是接受这种偶然的联系。
说到为自己承担责任，我们指的是坚持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且愿意在行动或者决定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承担后果。但是，当一个人被内心冲突分裂的时候，这是很难做到的。他到底应该或者能够坚持哪一种内心的冲突倾向呢？当它们当中没有一种是他真正想要或者相信的东西时，他能够坚持维护的只有他的理想化意象，而且绝不允许其出现任何错误。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者行动出了错，他必须假装正确，而将不良后果推给别人。
举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某单位的一位领导渴望拥有无限的权力和威望，并且希望如果离开他，什么事情都无法决定或者完成；他无法把自己的权责交给他人，即使这些人受过专业培训，而且有能力更好地处理这些事务；他自认为，任何事他都比他人懂得多；他还不希望其他人感觉他们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或者真正变得不可或缺；他认为，他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仅仅是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但是，他不仅仅想要支配他人，也想顺从他人，做一个善良的人。由于存在这些未解决的冲突，他身上就有了之前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症状：惰性、喜欢睡觉、犹豫不决和拖延等，导致他无法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又因为他觉得遵守约定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强迫，所以他内心其实很享受让别人等他。此外，他还做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仅仅是因为那样做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最后，他强烈地想要成为一位好丈夫的愿望也耗费了他不少时间和心思。自然而然，他无法在单位中发挥出他的能力。但是，由于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反而将责任推给他人或者外部环境。
我们再问一次，他能够对他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负责呢？对他的支配倾向，还是对他顺从和讨好自己的倾向？首先，他对这两种倾向都没有意识。但即使他意识到了它们，他也无法做到支持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因为两者都是强迫性的。此外，他的理想化意象不允许他看清自己，只允许他看到自己有理想的优点和无限的能力。因此，他无法为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担责，因为那样做会将他一心想掩盖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
一般来说，神经症患者特别不愿意（无意识的）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并且对特别明显的后果也视而不见。他坚信（也是无意识的）自己很强大，能够解决自己的冲突。他认为，后果应该是别人考虑的问题，自己并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一直刻意回避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如果愿意承认因果，他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这种关系用一种十分简明的方式表明，他的生活方式行不通。尽管有那么多无意识的狡猾和诡计，也无法改变我们精神生活中的规律，这些规律也同样制约着我们的肉体。 [2] ?
事实上，神经症患者对责任这个话题根本不感兴趣。他只看到或者隐约感觉到它的消极意义。他开始并不了解，只是在以后才逐渐领会到，由于回避责任，他对独立的渴望最后将会落空。他以为拒绝作出任何承诺就可以获得独立，而实际上，承担责任并且对自己负责才是一个人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的前提条件。
为了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和痛苦源自内心冲突，神经症患者会在以下三种方法中选择一种，更常见的是同时选择三种方法。外化这一方法可能会被他运用到极致，所以一切事物，从食物、气候、健康到父母、妻子或者命运，都被看作某种不幸的起因。或者他会认为，自己什么都没做错，任何不幸降临在自己身上都是不公平的。他生病、感冒、死亡、婚姻不幸、孩子身体不健康、工作得不到认可等都是不公平的。无论这种想法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双重错误的，因为它不仅抹去了他应该承担的责任，还抹去了所有不取决于他但却影响他生活的因素。不过，这种想法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它是疏离型患者的典型想法，这种人只关注自己，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使他无法将自己看成一个大链条中的小环节。他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应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享受生活中所有的美好，而不用将自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好还是坏。因此他搞不懂，为什么自己没受任何牵连却还是免不了要受苦。
第三种方法是拒绝承认因果关系。所有事情的结果在他看来都是独立事件，与自己和自己的麻烦无关。比如，他会认为，抑郁或者恐惧似乎是毫无理由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对心理学的无知或者自己的观察不够。但是在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患者会极为坚决地否认任何有潜在可能的联系。他可能会怀疑那些因果关系，或者干脆忘掉它们。或者，他可能觉得分析师不是在帮他解决紊乱（这是他来看病的原因），而是把“责任”推在他身上，并且巧妙地挽回自己的颜面。因此，患者可能意识到了引发惰性的原因，但却对惰性的影响视而不见：他的惰性不仅耽误了分析工作的进展，还耽误了他要做的所有事情。或者，患者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攻击性倾向，但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经常和人吵架，为什么自己不被人喜欢。内心存在着这些烦恼是一回事，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将内心冲突与冲突对生活的影响分离的举动，是整个区隔化倾向产生的主要原因。
大多数时候，患者拒绝面对自己的倾向及其后果，由于这种倾向和后果被神经症患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所以分析师很容易忽视它，因为对分析师而言，这种联系太过明显。除非让患者意识到他对结果的视而不见以及他这样做的原因，否则他就无法明白这样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干扰。在分析中，让患者意识到后果是最有效的治疗，因为它让患者认识到，只有改变内心的某些东西，才能获得自由。
那么，如果神经症患者无法对自己的虚假、傲慢、自我中心和逃避责任负责的话，我们还能谈道德吗？有人会说，作为分析师，我们只需要关心患者的病症及其治疗方法即可，他的道德问题并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也有人指出，弗洛伊德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抛弃了“道德说教”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好像正是我所倡导的!
这种争论被认为是科学的态度，但它们真的能站住脚吗？在人的行为问题上，我们真的可以废除对是非对错的判断吗？分析师决定什么需要进行分析，什么不需要，难道这些不是在道德判断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吗？虽然他们有意识地拒绝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这些暗含的判断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这些判断有可能是在太过主观或者太过传统的基础之上作出的。所以，分析师可能会觉得，男人的放荡生活不需要分析，而女人的却需要严加分析；或者，如果他认为放荡生活是正常的，他反而会觉得忠诚是值得分析的，无论男女。事实上，判断应该根据特定患者的神经症类型作出。在这里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患者的态度是否对他的成长以及他与他人的关系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如果产生了不良后果，这种态度就是错误的，需要被纠正。分析师应对患者讲清楚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以便让患者自己拿主意。最后，上面的论点难道不是与患者的思维方式一样，存在着谬误吗？也就是说，认为道德只是一个判断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后果的事实问题？我们以神经症性质的傲慢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管患者对此是否负有责任。分析师相信，傲慢是患者需要认识并且需要最终克服的问题。分析师抱有这种态度，难道不是因为他在主日学校学到，傲慢是一种罪过，而谦虚是一种美德吗？或者，他的判断是基于这一事实，那就是傲慢是不切实际的，并且有不良后果，不管患者是否对此负有责任，这一后果都需要他本人来承担。在这个例子中，傲慢的后果是无法让患者认识自己，从而阻碍了他的成长。而且，傲慢的人会对他人不公，这一点又反过来对他自己产生了影响，那就是不仅会让他偶尔与人发生争吵，还会让他逐渐与人疏远，而这只会让他更深地陷入神经症之中。由于患者的道德一部分产生于他的神经症，另一部分又维持了神经症，所以分析师别无选择，只好关注患者的道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