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了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基本态度后，我们了解了他们试图解决冲突的两种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种对付冲突的方法，一种是压抑人格中的某一方面而凸显它的对立面，另一种是使自己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使冲突不能发生作用。这两种方法都给患者一种统一感，使他们能够发挥其功能，即使这会让他们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这里，我们还要进行一种尝试，就是创造一种让神经症患者相信自己所是（to be）的一种意象，或者在那时他觉得自己能够是或者应该是（can or ought to be）的一种意象。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一意象通常与事实相距甚远，即使它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更重要的是，它总是能够投其所好，就像《纽约客》上的一幅漫画所描绘的那样，一个体态壮硕的中年女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是一个既年轻又苗条的少女。这种意象有很多特点，具体取决于人格结构。有的人在这种意象中突出的美貌，有的是权力、智慧、天分、慈爱、诚实，或者是患者所希望的任何东西。唯一不变的是，这种意象是不切实际的，它常常会让患者显得傲慢。虽然“傲慢”一词经常被当作“目空一切”的同义词，但它真实的意思却是将自己并不具有或者潜在具有，但事实上并没有表现出的品质据为己有。这种意象越是不真实，患者就越是脆弱，越是需要别人的肯定和承认。对于那些确信自己拥有的品质，我们并不需要别人来证实，但是如果别人对我们自认为有而实际上并没有的品质表示质疑时，我们就会极为敏感。
我们可以明显地在精神错乱患者的自大妄想中看到这种理想化意象（the idealized image），它在神经症患者身上的表现与在精神错乱患者身上的表现大体上是一样的，虽然幻想的成分少一点，但是神经症患者一样觉得它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将这种理想化意象与现实脱节的程度作为区分精神错乱症和神经症的标志，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种理想化意象看成些许精神错乱成分与神经症的混合物。
从本质上来说，理想化意象是一种无意识现象。虽然即便是未经训练的观察者都能明显看出神经症患者的自命不凡，但是患者并不知道他正在将自己理想化，他也不知道这种理想化意象中有多少种怪异的性格。他可能会隐约意识到他对自己要求过高，但是，他将这种对完美主义的追求误解为真实的理想，所以他也就不会质疑其正确性，而是以其为傲。
每位患者所创造的理想化意象对其态度的影响都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兴趣焦点。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兴趣在于让自己确信他就是自己的那种理想化的形象，那么他会更加相信，他实际上就是一位才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甚至连他的每个缺点都是神圣的。如果患者认清了现实中的自己，与理想化意象相比，这个真实的自我就会显得卑劣，那么患者就会自我贬损，这种因为自我轻视所产生的自我形象与理想化意象一样不切实际，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被鄙视意象（the despised image）。最后，如果患者注意到了理想化意象和实际自我之间的差距，那么他会为了填补差距和鞭策自己走向完美做出不懈的努力。他会不断地重复“应该”这个词，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本应该有什么感受、本应该有什么想法、本应该做什么。他就像自恋者那样相信自己有与生俱来的完美，并且通过这一信念表现出来：只要对自己更严格、更自律、更警觉，考虑得更周到，他就能够变得完美。
与真正的理想不同，理想化意象的特点是静止的，它并不是人们通过努力可以达成的目标，而是一个被人们膜拜的僵化观念。理想有能动性，它会唤醒人们的动力，是促进人们成长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而理想化意象却会对成长构成障碍，因为它要么否定缺点，要么只是谴责它们。真正的理想让人谦虚，而理想化意象则会让人高傲。
无论人们如何界定理想化意象，很早之前它就被人们认识到了，各个时代的哲学著作中都对它有所提及。弗洛伊德将它引入了神经症的理论，并为它取了很多名字，比如自我理想、自恋和超我。它也构成了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论点，并被阿德勒称为“为获得优越感而付出的努力”。若要详细指出这些观点和我的观点之间的异同，将会使我们离题太远。简而言之，所有这些理论都只注意到了理想化意象的某一方面，而没有全面观察这个现象。因此，虽然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以及很多其他科学家，比如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保罗·费登（Paul Federn）、伯纳德·格鲁克（Bernard Glueck）、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都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和论证，可是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和它的功能并没有被认识到。那么，它究竟有什么功能呢？很明显，它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不管科学家们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现象，在这一点上他们却达成了一致的观点，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这种现象是神经症的堡垒，难以攻克。比如，弗洛伊德认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恋”态度就是分析所面对的最大的障碍之一。
理想化意象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取代了基于现实的自信和自豪。一个无法摆脱神经症的人，因为他所遭受的破坏性的经历，他几乎没有机会从人生开始时就建立自信。就算他有一点儿自信，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也会被逐渐削弱，因为自信所赖以存在的条件经常被毁掉，而这些条件在短期内是很难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活跃的、能够发挥效用的情感能量，是自己确立的真正目标能够得到不断发展，是积极、主动地在生活中发挥自己作用的能力。不管神经症如何发展，这些因素都很容易被毁掉。神经症倾向会削弱患者的决策能力，因为患者是被驱使着而不是自己主动做出决定的。患者决定自己道路的能力因他对他人的依赖而不断地被削弱，不管这种依赖采取何种形式，比如，盲目的反抗、盲目地想要出人头地，盲目地想要远离他人等全都是某种形式的依赖。另外，由于患者压抑了大量的情感，所以这些情感无法再起作用。所有这些因素使他几乎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基本冲突造成了他自身的分裂。由于患者丧失了自己的根基，所以他只能无限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和力量。这就解释了患者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信念为何成了理想化意象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理想化意象的第二个功能与第一个紧密相关。神经症患者在真空中并不会感到脆弱，但会对这个处处有敌人的世界深感无力，他害怕别人欺骗他、羞辱他、奴役他和战胜他，所以他必须不停地在他自己和他人之间进行比较，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虚荣或者幻想，而是为现实所逼。由于他从心底里觉得自己脆弱和可鄙——我们之后将会讨论这一点——他必须寻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让他自我感觉更好。不管是觉得更加高雅还是更加残忍，更加友好或者更加愤世嫉俗，他都必须让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优越感，但这其中并不包括想要超越别人的倾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需求包含了一种想要超越他人的成分，因为无论是哪一种结构的神经症，患者总是觉得自己很脆弱，总是很容易感觉自己被别人轻视或者羞辱。为了消除这样的脆弱感，患者需要一种报复性的胜利，这种需要可能主要存在于并且作用于神经症患者的思维中，它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却是神经症患者渴求优越感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并且有一种别样的色彩。通过对人际关系的干扰，现代文明中的竞争精神不仅促进了神经症的形成，而且还助长了人们想要高人一等的需求。
我们已经了解了理想化意象是如何取代了真正的自信和自豪，但它还有另外一种取代作用。因为神经症患者的理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它们无法对患者产生任何约束力，而且因为它们的模糊不清，也无法给患者任何引导。所以，如果不是对自创的偶像的追求给生活带来了某种意义的话，患者会彻底失去生活的目标。当他的理想化意象逐步瓦解时，会给他带来暂时性的巨大失落感。这一点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只有在这个时候，患者才认识到自己理想上的困惑，才猛然发觉这种理想并不可取。在此之前，他对这个问题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尽管他在嘴上说他很重视；而现在，他第一次意识到理想是有真实意义的，想要弄清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所以我说，这种体验证明了理想化意象取代了真正的理想。对这一功能的理解对分析疗法很有意义，分析师或许可以在早期治疗时就向患者指出其价值观中的矛盾，但他不能指望患者对这一问题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因此还无法修通它，必须等到患者彻底放弃他的理想化意象才可以。
在理想化意象的各种功能中，主要有一种特定的功能造成了它的僵化。如果我们总在私下将自己看作道德楷模或者完人，那么我们最明显的错误和缺点都会被隐藏起来，甚至变成了优点，就像在一幅美丽的绘画作品中，原本破旧、斑驳的墙壁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反而会变成一种褐色、灰色和浅红色的完美组合。
理想化意象的第四个功能是防御，如果我们想更深地理解这个功能，就要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人会把什么当作他的错误和缺点呢？这个问题乍一看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答案有无数种可能，然而总会有一个相对具体的答案：一个人会将什么当作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取决于他接受什么或者拒绝什么，但是在文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基本冲突的哪一个方面占主导地位才是决定因素。比如，顺从型并不把自己的恐惧和无助视为缺点，而攻击型却把这些情绪当作可耻的东西，避免被自己和他人察觉；顺从型会将自己带有敌意的攻击性视为罪恶，而攻击型会将他的温柔情感看作可鄙的软弱。另外，每一种类型都会不由自主地拒绝承认，他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一部分自我实际上只不过是徒有其表。比如，顺从型不得不否认这一事实，那就是他并非真正的友爱和大度；疏离型经常否认，他并非自己选择了与人保持距离并且保持冷漠，只是因为他无法应付他人等。一般来说，这两种类型都拒绝承认施虐倾向（后面将会讨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与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不协调的东西都被他视为缺点而受到排斥。我们可以说，理想化意象的防御功能就是否认冲突的存在，这也正是理想化意象为什么会一直保持不变的原因。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经常纳闷，让患者相信他自己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不那么出众为什么会如此艰难，但现在看来，答案就很清楚了：患者毫不让步，因为承认自己的某个缺点就意味着他要面对他的冲突，这会威胁到他建立的虚假和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冲突的强度与理想化意象的僵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也就是说，理想化意象越是复杂和僵化，冲突就越严重。
除了上述四个功能，理想化意象还有第五个功能，它也与基本冲突有关。理想化意象除了可以用来掩饰令人难以接受的冲突以外，还有一个正面的用途。它体现了患者的某种艺术性创造能够使对立的各方看起来相安无事，或者至少在患者本人看来，它们不再是冲突。下面会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其中的原因。为了避免长篇大论，我仅列出存在的冲突以及它是如何出现在理想化意象中的。
人物X应对内心冲突的主要方式是顺从，他非常需要友爱和赞同，需要被人照顾，想要变得有同情心、慷慨、体贴和友爱；占第二位的方式是自我疏离，他讨厌参加聚会，强调独立，害怕与人联系，不愿受人强迫。他的疏离倾向不断地与其对亲密关系的需要发生冲突，并经常造成他与女性关系的失调。此外，他还有明显的攻击性驱力，表现为在任何场合中他都要力争第一、间接地控制他人、偶尔直接地利用他人，并且无法容忍任何干涉。这些倾向自然会大大降低他求爱和结交朋友的能力，并且与他的自我疏离倾向相互冲突。因为对这些驱力毫无意识，所以他虚构了一个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将三种角色组合在了一起：他是一位良师益友——每个女人眼中只有他一个男人，没人比他更善良和友好；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领袖，一个人人敬畏的政治天才；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智者，能够深刻洞察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这样的理想化意象并非完全是幻想出来的。患者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足够的潜力，但是潜力却被他提升到了既成事实的高度，被当成了巨大的成就。此外，驱力的强迫性本质也被掩盖了，而被患者自认为拥有的才能和天赋取代：他对自己爱的能力信以为真，从而取代了对友爱和赞同的神经症需求；他自认为有过人的天赋，所以就不用一心想着超越他人；他自认为独立又有智慧，所以不再需要与人保持距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的冲突被以下方式“消除”了：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干扰并让他无法发挥潜力的各种驱力，被提高至不切实际的完美之中，被他视为一个丰富人格中相容的几个方面，它们所代表的基本冲突的三个方面被孤立于构成他理想化意象的三个角色中。
另一个例子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分离相互冲突的因素的重要性。 [6] ?人物Y的主要倾向是自我疏离，而且因为他的自我疏离具有之前我们所描述的所有特征，所以比较极端。他也有很明显的顺从倾向，可Y自己却对此视而不见，因为这与他对独立的渴望实在太不相符。他偶尔会想要冲破压抑之壳，努力变得友好，还有意识地想要亲近他人，这又与他的疏离需要相冲突，所以他只能在想象中让自己变得冷酷：他沉迷于大规模杀戮的幻想之中，想要杀死所有干扰他生活的人；他公开承认信仰丛林哲学，认为强权即真理，认为追求私利是天经地义的，是唯一明智和不矫情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却相当胆小怕事，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显露出他强硬的一面。
他的理想化意象是以下角色的奇怪组合：大多数时候他是独居山林的隐士，有着无穷的智慧；偶尔，他会变成狼人，完全没有人情，一心只想着杀戮；此外，他还是一位理想的朋友和恋人。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对神经症倾向的否定，同样的自我膨胀，同样的将潜在的可能误认为现实。只是患者没有任何缓解冲突的尝试，因此矛盾仍然存在。但是，与真实生活相比，这些倾向显得简单而纯粹。因为它们彼此独立存在，所以互不干涉，这正是患者想要的，冲突就这样“消失”了。
再举一个更有统一性的理想化意象的例子。在人物Z的行为表现中，攻击性倾向占绝对优势，并伴随施虐倾向。他很专横，时刻想着要利用他人。受贪婪的野心驱使，他戮力向前。他善于谋划，有组织能力，而且善战，并且有意识地坚持着丛林哲学。他也远离人群，但是由于他的攻击性驱力总是让他与一群人纠缠在一起，他总是无法保持他的孤傲。不过，他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既不让自己卷入任何关系之中，也不让自己享受必须跟他人一起才能得到的快乐。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对他人的积极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早已被压抑了，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也主要限于性关系。但是，明显的顺从倾向和对赞同的需要又干扰了他对权力的追求。另外，他还有一些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是用来鞭策他人，但他也会情不自禁地用在自己身上，可是这些标准却与他的丛林哲学严重不符。
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是身披闪亮盔甲的骑士，有着开阔的视野，永远追求正义。为了成为一名英明的领袖，他并不结交任何朋友，而是通过遵守严格且公平的纪律来做事。他诚实而不虚伪。女人们都喜欢他，他是理想的情人，但是他绝不会钟情于任何一个女人。正如其他例子表明的一样，患者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将基本冲突的各种元素混在了一起。
所以，理想化意象是一种解决基本冲突的尝试，至少与我在前文中已经描述过的其他尝试一样重要。它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可以作为黏合剂，将分裂的人格黏在一起。虽然它只存在于患者的脑海之中，却对他与他人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理想化意象可能会被称为一种虚假的或者幻想的自我，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患者一厢情愿地创造出自己的理想化意象着实令人震惊，尤其是当它发生在一向脚踏实地的人的身上时。但这并不是说理想化意象是纯虚构的，它与很多现实因素交织在一起，并且是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下创造出来的，通常反映了患者的真正理想。虽然浮夸的成就纯属幻想，但掩藏其下的潜力却是真实的。更确切地说，这种理想化意象产生于患者内心的真实需要，能够发挥真实的功用，对患者有着非常真实的影响。它的产生由某种明确的规律所决定，所以我们只要认识了它的特点，就能准确推断出患者真实的性格结构。
但是，这种理想化意象之中多少掺杂了异想天开的成分，神经症患者自己却认为它是真实的。理想化意象越牢固，他就越认同，同时他的真实自我就自动地退居幕后。正是由于理想化意象的作用，这种对事实的颠倒注定要发生，它是为了抹掉真实的人格而突出理想化的自我。回顾许多患者的案例，我们就会相信，很多时候，理想化意象简直救了他们的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理想化意象受到攻击的时候，患者的反抗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或者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只要他自认为这种意象是真实的、完整的，他就可以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优越性以及和谐统一，即使这些感觉完全是虚幻的。由于他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权提出各种要求和主张。但是如果他允许这种意象破灭，他便会立即受到威胁：他要面对自己所有的弱点而无权提出要求，并且在自己眼中，他成了一个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角色，甚至是一个可鄙的角色。更可怕的是，他要面对自己的冲突，以及被冲突撕成碎片的可能。他听说，这就是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机会，这些矛盾给他带来的经历比他的理想化意象更宝贵，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却对他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他害怕冒险迈出这一步。
理想化意象有如此巨大的主观价值，如果不是它还有缺点，它的地位将无可撼动。首先，由于它包含着很多虚构元素，所以这座“藏宝屋”的根基就是极不稳固的，而且里面装满了炸药，使患者极为脆弱，任何外界的质疑或者批评，任何一次没有符合理想化意象的行为，任何能够让他感受到内心冲突的力量，都可能让这座“藏宝屋”爆炸或者崩塌。患者必须限制自己的生活才能让自己免受危险：他必须回避得不到赞美和认可的场合，他必须逃避没有绝对把握的任务，他甚至会非常厌恶付出任何努力。他认为，像他这样有天赋的人，只要拿起画笔，画出的绝对是杰作。只有普通人才需要通过努力达成目标。要他像张三、李四和王五一样努力，无异于让他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凡人，这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实际上，任何目标都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实现，所以他追求的每个目标都因他的这种态度而显得遥不可及。所以，他的理想化意象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他需要他人以赞同、钦佩、奉承的方式给予他不断的肯定，可这些都只能给他暂时的安慰。他可能会无意识地憎恨所有有成就的人，或者那些在某些方面胜过他的人，比如那些更自信、更会为人处世、更加见多识广的人，因为他们威胁到了他对自己的评价。他越是执着于他的理想化意象，这种憎恨就越强烈。或者，如果他自己的傲慢受到了压抑，他可能会盲目地敬佩那些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并表现出傲慢举止的人。他爱上的只是自己的想象。迟早有一天，当他意识到他所敬仰的神灵只对他们自己感兴趣，只关心他在他们的神坛上烧了多少香火时，他必然会陷入巨大的失望之中。
或许，理想化意象的最大缺点可能是会使我们产生自我疏离。我们压抑或者清除自己的组成部分，导致我们与自己疏离，这种变化是由神经症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而神经症虽然有其基本特性，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患者无法了解自己真正的感受、喜好、厌恶和信念，简而言之，他忘记了真实的自我。在不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他正在过着想象中的生活。詹姆斯·巴里（J. M. Barrie）的小说《汤米和格丽泽尔》（Tommy and Grizel）中的汤米就比任何临床描述更好地说明了这一过程。当然，如果不是陷入由无意识的借口和合理化作用所编织的巨网之中，患者也不可能如此行事而使生活岌岌可危。患者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因为并不是他自己在生活；他无法做决定，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只有出现了困难，他才会恍然大悟，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他对真实自我的不了解。要理解这种状态，我们必须意识到遮蔽内心的那层面纱必然会延伸到外界。最近，一位患者用这样一句话描述了他的状况：“如果不是因为现实的干扰，我肯定会非常好。”
最后，虽然理想化意象是用来消除基本冲突的，并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它又在人格中造成了新的裂痕，甚至比之前的更加危险。大致来说，一个人之所以要建立他的理想化意象，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真实的自己。表面上，理想化意象抵消了他的真实形象，但是把自己拔高之后，他更加无法忍受真实的自我，他对自己更加不满和鄙视，而且他还会因为自己无法达到理想的要求而苦恼。所以，他在自我崇拜和自我轻视之间、在理想化意象和真实自我之间摇摆不定，找不到一个可以退守的中间地带。
由此而产生了新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他的强迫性的、相互矛盾的努力，另一方是内心失调所造成的专断。他对这种内在专断的反应就像一个人对类似的政治独裁的反应一样：他可能会让自己认同这位独裁者，也就是说，他会觉得自己真的像内心告诉他的那样完美；或者，他会踮起脚尖以努力达到它的要求；或者，他可能会反抗这种高压，拒绝承担内心强加给他的义务。如果他以第一种方式作出反应，我们会看到一个“自恋”的人，他听不得批评，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裂痕”；如果他以第二种方式作出反应，我们会看到一个“完人”，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型；如果他以第三种方式作出反应，他会表现为拒绝对任何人和任何事负责，他行为古怪，并且对一切都持否定态度。我是故意使用“表现为”（appearance）一词的，因为不管他作出何种反应，从根本上来说，他都在挣扎。就算是那些自认为“自由”的反抗型，也试图努力推翻这种强加给自己的标准；他也会用这些标准去衡量他人，这只证明他仍然受制于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有时，患者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转换到另一个极端。比如，他可能会在某个时期内想变“善良”，但当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安慰时又转到其反面，坚决反对“善良”的标准。或者，他可能会从明显的自我崇拜转向至善论。更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态度的组合。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事实——用我们的理论不难理解——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不成功的，它们注定会失败，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患者为摆脱无法忍受的境况而做出的努力。在任何无法忍受的境况中，患者尝试了各种极为不同的方式，如果一种失败了，他就会尝试另一种。
所有这些尝试共同形成了阻碍患者正常发展的强大障碍。患者无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不知道错在哪里。尽管他自认为取得了成功，但最终还是会对自己的成长失去兴趣。当他谈起成长时，心里只有一种无意识的想法，那就是创造出一个更完美的理想化意象，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意象。
因此，分析的任务就是要让患者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帮助他逐渐认识到它的功能、主观价值以及带给他的烦恼。然后，患者也许会问自己，这样做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但是，只有当患者不再需要创造理想化意象时，才能够最终放弃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