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志的本质和它的重要性中，我们不难看到，人类的意志力和思想一样，深深植根于它们所依赖的文化中。假定所有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苟延残喘的人，只要将他们的意志力抛给不确定的命运去打磨锻造，到最后就都能获得成功，这样的想法，就如同假设把思想扔到一个荒凉的地方任它自生自灭，却还笃信它能最终成熟、完美一样荒谬可笑。我们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也让意志力获得发展的机会比从前更不确定。大约两代人以前，在学校上学的男孩子一般都会承担一些农活、家务杂事、跑腿差事，或者会有一个小小的职业，这些可能是他们自己主动挑起的担子，也可能是被不那么温柔的父母强行要求的。课余时间，他们还会自己“做”东西，可能是玩具，也可能是工具。大部分在校女生都会做家务，这些家务活差不多和男孩从事的农活一样繁重。可以说，在所有旨在对青少年进行身心培养的教育方法中，女孩子的这些劳动是形式最多样化、效果最好，也是最值得尊敬的。她们承担了刺绣、缝被子、织毛衣、缝纫、缝补及浆洗等一系列工作，甚至还要为自己及家人纺纱织布、制作衣物，此外还要照顾比自己小的弟妹。这些形式丰富的工作可能是特地为她们设计的，也可能是强加在她们身上的任务，对培养她们的意志力都很有帮助，与凯撒（Kaiser）将向孩子们传授一门手艺当作他们所受教育的一部分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位杰出的教育学者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10天的时间内，要求男孩子们锄地、砍树或叉草，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持续地进行这种工作方式单一的任务，是锻炼他们的毅力、持久忍耐力的最好方式。而这种锻炼形式，在当今恐怕已经很少有男孩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了。随着城市生活逐步取代了农村生活，人们的生活也面临着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的新干扰，他们总是感觉自己像个陀螺一样不断转动，根本无法安顿下来；他们拥有很多的特权，相应的责任却变得少之又少；生活里处处充满人工痕迹，空气却越来越污浊——这些都会削弱他们的意志力。而且，一个人的意志力能否变得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拥有消化吸收功能强劲的头脑和肠胃，可惜的是，很少有城市人具有这样的消化吸收能力。机器取代了肌肉，目前我们体育运动的培养目标，也大多是偏重于技巧而非力量，或者更青睐强度而忽视了长期、持续、间歇性的力量训练。我们有太多的学习科目，但它们更适于培养知识全面却肤浅贫乏的短评记者，而不是培养那种可以制定长远计划并组织各种复杂的方法来达到一个远期目标的人。在过去，人们都满足于将所有的精力放在同一个职业、终身事业或使命上，或者参与教堂服务和其他规模更庞大的社会工作，这类工作距完成之日似乎遥不可及，但会不断与时俱进，从一代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代人的手里。而现在，无论是在科学、哲学、道德还是商业领域，都需要人们去涉猎更广泛、更深刻的学问，需要他们具备更长期的知识积累和沉淀。
一方面竭力促进大脑高度发达，另一方面却任由身体的肌肉变得肥硕松弛，在做事情时有心无力，这种存在于“知”与“行”之间的令人痛心的鸿沟，往往会对智育和德育的实用性效果造成致命的影响。对人类的身体而言，城市生活和活动量极小的案头工作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显得太突然了——我们的身体是在狩猎、战争、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现在已经被蒸汽和机器取代了）中不断完善发展的，要在短时间内用健康的方式自然地适应新环境，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不妨来制作一个人类肌肉解剖图，将我们的日常习惯性活动与相关的肌肉一一对应，大家就会直观地认识到，我们日常活动的分布与肌肉的大小及重要性比起来是多么不成比例，也能深切地体会到，现代专业化的工作模式给人类身体带来了多大的扭曲。指挥着我们手中的笔快速涂鸦的那些肌肉，与人类整个身体的肌肉群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那些摇动我们的舌头、调整我们的喉咙的肌肉也是同样少得可怜，微不足道。当然，它们的重要性是不容小觑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教育中过早或者过于专注地将重点集中在它们这里，无疑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麻烦之处就在于，很少有人认识到，男性或女性身体的活力究竟为何物，很少有人懂得，如果没有强壮的肌肉作为表达意志力的器官，我们根本不可能拥有健康的意志力。忍耐力和自控力，与我们所取得的各种重大成就一样，都依赖于肌肉习惯。德国和希腊在这方面都是如此——在文学的黄金期出现大约一代人之前，两国都经历了一个全民体育狂热的黄金期。这种对体育运动的狂热，成为人类历史中最独特、最有启示意义的一章（尤其是在19 世纪）。身体对称优雅；气质刚毅英勇；不管是否利用那些人类能够想到的设备、器械甚至工具，都能达到所有身体能力的极限——这就是希腊、罗马和德国的培养目标，它们给这些国家的青少年所带来的影响，是单纯的文化教育永远达不到的（除了少数几个领域），而且这种影响力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我们不需要所谓的“意志力大师”，他们的那些特技学起来很难，真正做起来却并不难，只适合用来表演；也不需要任何一种形式的突发性的爆发力，这种爆发力在一些拥趸者众多的运动项目中很有市场，但常常会演变成一种容易让人兴奋的习惯，使得运动者很快就疲惫不堪。意志力训练的目的，就是引导青少年理智而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体育运动和身心发展，养成终身不变的兴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意志力训练就不能算成功。与那些只对在学校（中学或者大学）里取得运动成就感兴趣的行为相比，养成终身运动的兴趣显然是更高一筹的选择。一旦对运动的兴趣和习惯得以建立，青少年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一种意志力训练的初级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安全而明智的做法就是试着让青少年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觉地对体育运动产生兴趣。在我们充满各种刺激因素的生活以及令人焦躁、遍布挑战的环境中，类似这样的文明试验还从来没有开展过，所以，上述想法也只能是试探性的练习而已。
不过，这些当然都只是初步的想法。尽管在目前形势下对其有非常迫切的需要，但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却很大。首先，我们现在不仅没有一本好的伦理学教科书，连一本好的教师指南都没有。有的学校要求，每一个学期教师们都要教育学生养成多种美德或良好的行为习惯，却忽视了一点：美德也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与学生领悟并养成美德的能力一样，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按顺序一步一步展开的。高级教科书的内容则专门讨论责任的范围、选择的权利或自由的本质，或者是一些有关享乐主义计算的话题，就好像快乐与痛苦都是可量值，能够在人为控制下保持平衡似的。所以，哲学式的道德观明显不适合让儿童来学习，也不适合让教师来传授。其次，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这样质疑的声音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美德是否可以被当作知识来传授？会不会适得其反？性情乖张、心怀恶意，这些表现都和意志力薄弱有关，却常常被当作体质上的疾病来对待；不服管教、执拗倔强，常常在私下里被当作优点而受到赞赏（尤其是在学校），却没有被视为意志力的阵发性失调并做出有力的处理，有这种特点的孩子也被娇惯成了意志力松懈的人。由于最低级的功能往往也是最先得到发展的，如果低级功能发展得不健全，紧随其后发展的高级功能就面临着被妨碍、干扰的危险，所以，如果不闻不问任其发展，这个孩子就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意志力的人。最后，也是最大的困境——能够将道德观和宗教信条区分开来的教师实在是太少了，尽管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宗教情感在这里确实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很难将教育和生活两者的目的割裂开来看待；也很难将责任的就近范围与终极范围分开，或者明确地将有限的义务区别于无限的义务。那些所受的宗教训练多于伦理教育的教师们，几乎无法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将道德规范“本身”传授给学生。
年幼儿童在独处时，他们的意志、目标，甚至情绪，都是反复无常、波动起伏、互相矛盾的。恰恰是我们成年人强行给他们设定了一个需要一直遵循的普遍规律——让大人满意，不要让大人不开心。就像植物总是向着阳光生长一样，他们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感觉就像在一步步实现我们的预言一样。有什么东西让你微笑了，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即使你微笑的原因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很滑稽；在游戏中他们会不断看向你，希望引起你的注意；他们会研究能够和你共鸣的方法，似乎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了解你的欲望。他们之所以撒谎通常都是觉得这样做会让你开心，因为他们找不到另外一条更高的标准来判断事实的好坏。如果在他们表现好的时候，我们能够小心而巧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表现出过度的高兴和喜爱；当他们做错事时，能够表现得悲伤并流露出轻微的冷淡情绪，正常并善于学习的孩子就会发挥自己的联系能力，然后果断选择正确的行为。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爱足够深刻，那么对他们而言，对我们的服从即使不是一种宗教似的信仰，也是一种本能。儿童会逐渐明白，虽然他们不懂得如何激起我们的恐惧、不满或者赞美等情感，但按照我们的喜好去做就能得到更多的爱——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对自己具有的效能感的最初意识。他们还会逐渐懂得，情绪和冲动并非生活的唯一法则，有些东西只有在克制住这两者的情形下才能得到。在能够明确理解我们的语言之前，他们就开始模仿我们的行为，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害怕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就遭遇停滞，所以他们几乎把服从的本能变成了一种贪婪的嗜好。就像藤蔓必须攀附于树或者蜿蜒于地一样，儿童会在潜意识里产生偶像崇拜，如果没有好的行为榜样或范例值得模仿，他们就会模仿那些不好的。他们服从我们，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我们的奴隶，而且，他们打心眼里崇拜并赞美那些能够强迫他们言听计从的人——如果这个人选择的强制手段足够高明。当然，这个权威对象必须具备能够支配他们身心的力量。权威的力量越绝对，就越能让他们的意志力远离任性和善变，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坚固稳定。这样的权威能够在儿童心中激起特别的、深不可测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可以衡量一个儿童身上能够培养出的意志力的强弱程度，是所有道德动机中最强烈、最健康的一种。这种方法也是最全面、最综合的，因为这是儿童对他人的最初感受，人的个性就是一个纽带，能够调动任意数量的复杂成分同时活动，或者把这些成分当作一个整体，当作存在于儿童精神世界并作用于其中的一切事物的总和，而不是把这些成分孤立化、细节化。在对某个权威人物的尊敬累积成崇拜的过程中，几乎涉及了所有教育动机，尤其是那些可以单独促使意志力成熟的动机。当儿童感受到依赖他人所带来的神秘的共情和约束力时，他是快乐的，如果这种快乐没有逐渐在怀疑中萎谢，一个足以让他依赖、令人尊敬的良师就可以指导并帮助他提升自己的意志力。儿童总是会下意识地折射出我们成年人的性格和愿望，这种折射能力正是儿童身上存在的令人惊异的一面，正是因为具有这方面的神力，他们对道德环境中的一切刺激都能够快速地进行反应。虽然儿童可能没法说出自己的老师是否经常微笑，打扮的方式是这样还是那样，说话声音是高还是低，是不是有很多要求等，但这位老师个性中的每种成分仍会给他们带来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意志行为并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众多心理因素引起的，这些心理因素之多远远超过了意识所能衡量的程度，甚至在儿童还没意识到自己拥有意志力之前，它们就为其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远远超过了遗传因素能达到的深度。这些影响并非稍纵即逝，而是伴随终身的，与潜意识的深度比起来，有意识的、刻意的影响在任何地方可能都会被当成流于表面的浪花，但事实上，它们在意志力训练的领域大有作为。
但是，命令与服从也必须有特定的作用，被专门用来取代一些本能性行为。说到这里我们就碰到了难题。一个年幼的儿童可能根本不懂一般性命令的含义。“坐在你的椅子上”，意思是坐一小会儿，并没有禁止他在下一刻就站起来。任何一个在此时此地被禁止的行为，都是可以在隔壁房间进行的。我们必须给他们应有的提示，一切行为都是属于“就在这里，就是现在”的，要耐心地不断重复，直到让他们养成习惯，那些难懂或难记的、容易造成混乱和困惑的规则一定要摒弃。尽管如此，服从在这里可能是一种本能行为，也可能是一种重要的美德，除了那种士兵式的无条件服从外，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服从会削弱儿童的意志力。随着儿童日益年长，如果命令他们去执行的行为很令人反感、很不寻常，那我们就得加倍小心了，要尽量避免权威的力量被削弱，避免和谐的关系出现裂痕。要特别留意的是，我们和儿童之间的羞怯顾虑和犹豫不决，相互之间的假惺惺和装糊涂，以及儿童模仿他人的不服从行为等，都有可能对我们进行考验，所以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当然，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情绪，尽量和和气气，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傲慢睥睨的样子；也不要一脸严肃，显示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模样。对他们下达指令时声音要轻柔，不要让儿童觉得你是在粗鲁、强行地命令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他们下达的命令或禁令应该尽量少一些，但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对他们下达禁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明知道这个孩子靠不住还要求他如何如何，也不要明知道自己阻止不了他去做某件事还一定要阻止。我们的意志应该像岩石一样毫不动摇，不要像波浪一样起伏善变；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一定要始终如一，不要心血来潮，不要出现情绪化或周期性变化。如果我们对儿童的态度不断在溺爱和严苛之间转换，对他们的指示也没有固定不变的计划，而是反复无常变化多端；如果我们只是时不时地对孩子进行管教，他就会陷入迷惘中，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要求儿童的天性随着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变化而变化，对儿童来说，敢于反抗这样善变的权威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权威不但不能帮助他们确立其个性，还会在他们的个性开始成形的初期不断打破其发展进程，哪怕是放任自流也比这样的反复无常好。由于担心不能一直保持自己的权威，哪怕是表现得最好的父母，也会对教师们说一不二的威信产生嫉妒之情。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培养儿童基本的意志习惯，并引导他们明白基本的行为准则；唯有向他们提出各种明智合理的要求，让他们感受到执行这些命令时所需要的果敢和刚毅，我们才能让儿童真正体会到意识的力量——只有在逼着自己做了不情愿做的事情之后，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即使立刻服从命令的行为一开始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它也会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中产生影响，因为我们的情绪是被我们的行为控制的，只有意志力才能够扩大个性的疆域。
不过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道德观也是相对的，对成年人来说是一回事，而对少年儿童来说往往是另外一回事。儿童不明白何为绝对真理，何为公正或美德。在训练中对他们施加各种不同刺激的目的，就是要强化他们已经开始出现的、比此前更高明的理解洞察力，尽管这种后来出现的理解洞察力往往比直觉更加脆弱。这种方法要远比将那些非直觉性的善念整个硬塞进他们脑子里管用。要让我们的指令得到执行，就必须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找到一些同盟，尽管这些同盟可能会软弱无力。在训练过程中，为了防止儿童在将来变得虚伪和不诚实，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对儿童天性和直觉的牺牲，尽量不要轻视这些天性和直觉，所采用的手段也应尽量着眼于未来长远的发展。然而，儿童的本能天性越是顽强和健全，我们就越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来对付那些刚刚出现的直觉；当下能够满足他们兴趣的东西越少，就越能为将来更深刻、更高级的兴趣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儿童朝着成熟不断前进时，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每一个新的领悟，对每一个发现的认识都似曾相识，在那些我们向他们提出的要求中、对他们培养的情感中、要求他们养成的习惯中，都能依稀找到它们的影子。他们不应该受到我们错误的引导，误以为那些我们为了自己的方便或爱好而让他们去做的事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也不应该因为我们的不作为和拖延，而耽误了他们意志力的建设。青少年对周围世界的态度最严肃的时候，往往也是他们最容易出现理解偏差的时候，不过，如果他们的内心一直保持着最真最好的诚实，就可以将这种理解偏差造成的危害降低到最小，也最容易克服。如果来自权威的力量是对他们自己良好动机的补充，而不是逼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动机，那么，儿童会深深爱上这个权威，即便你不愿意，他们也会直接服从你的意愿。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在过往持续的训练中为他们的将来制定了一种生活和行为模式，当他们走到了这个人生阶段时，对此会欣然接受。这样的孩子将来不容易在牧师、老板、潮流或传统面前屈服，因为到那时他们的服从性已经被正常的、充满阳刚气息的自主性所取代。
我们可以利用上面提到的这些方法，再加上其他一些方法，将儿童的行为机械化，越早越好，越充分越好。在儿童的观念中，习以为常的东西就是对的，能够在头脑里被简单化的东西，就是亲切熟悉的。正是这种属于人类原始层面的习惯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最深层的信仰，这种信仰用现有的知识是无法解释的，在满脑子充满奇思异想的青春期，人们会暂时抛弃这种信仰；然而到他们成年后，又会回头重新捡起。如果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非一剂药到病除的汤药，而是一种循序渐进慢慢见效的饮食调理，那么，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就像织布机对每一行新线进行一遍一遍的撞击一样，公平和正确的观念就会被深深地烙进我们的神经细胞和道德品质里。如果由这些精神的基本结构、记忆和习惯形成的特征群、我们自己最常见的想法和行为，能够早日正确而坚固地在我们身上成型，那么，它们不但能够为我们张开一张命运之网，决定我们的一切，还能成为我们持久的后盾——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打击、危机、变故或灾难，将后来形成的完整的心理联系粗暴打破，我们至少还能回到这个原点。被我们机械化、习惯化的心理过程越多，就能解放出越多的动力来进行更高级的心理活动，不仅如此，这样做还保证了我们有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所谓紧急情况，就是当我们的选择和行为倾向于受最直接的动机驱使时；或仓促地采取行动，拒绝三思而后行，拒绝接受更高级、本质属性更强烈的动机影响时。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总是会受到一些后来习得的动机和考量的影响，如果这些动机和考量比我们的习惯机制更高明，那么三思而后行是件好事；但如果并不比其高明，那思虑太多的人就输了。与一长串无具体目标的欲望、行为和反应比起来，目的明确的决心非常少。这些欲望、行为和反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自相矛盾的，其中有很多从来就没有在意识层面出现过；有一些以前可能是意志性行为，但后来慢慢退化成条件反射，这样的退化痕迹布满了我们那一大片未知的精神边缘领域，并成为了意识层面中意志力的执行工具。
只有当最原始的意志力被先天本能或后天训练扭曲时，才需要采取某种形式的极端重建措施。有的成年人会误把缺点当作天真、简单当作坦白，他们忘记了孩子气的错误并不会因其普遍性就降低了严重程度，否认所有的孩子都有堕落的可能（至少偶尔会有），不明白在教育中忧惧和痛楚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持有这些想法的父母、教师，会弱化儿童的意志力。儿童不会主动要求学习字母表，对他们而言，与甜食比起来，乘法运算表就像是一剂苦药。“学问的果实也许甜如蜜糖，但其根须却尽是苦涩”，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通过指导其思想来达到强化意志力的目的。一个意志力训练有素的人，会鄙视那些想不劳而获的享乐主义者。我们必须预见到，现在的懒惰一定会在将来受到应得的惩罚，就像干坏事必然没有好下场一样。意志力就像我们为了孩子特别托管的信托基金，他现在可能并不想要，但是到他成熟一些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拒绝。我们现在必须强迫他们去做的事情，就是将来他们会强迫自己去做的事情；他们现在已经形成的习惯，与成年后的他们需要养成的、生活要求他们养成的习惯遵循的是同样的原则。对这个事实的认知将使儿童与导师之间的纽带更加坚实。不过，恐怕没有比惩罚更个性化的训练了。对有的儿童而言，隔三岔五地威胁他们一下就够了；而有的儿童，不管受到的威胁多严重，在他们眼里这些威胁就“像稻草人一样，最难缠的鸟儿最先学会在上面歇脚”。如何恰当而有智慧地训斥孩子，这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什么才算是最重的惩罚呢？标准因人而异——对有的孩子，宽恕就是最严厉的惩罚；有的孩子最经不起忽视和放任；有的最受不了被迫与朋友分开，或者肩上的责任被暂停；有的遭隔离禁闭（如果持续时间过长，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做法）就会抓狂；还有的儿童则认为被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最羞耻。斯宾塞先生的“自然惩罚”可以用来作为惩罚某些错误行为的措施，不过适用的情形很少，而且也不能算是最重的惩罚。巴塞多（Basedow）将那些抵挡不住诱惑的男孩绑在大柱子上；如果干了蠢事或者疏忽犯错，就会被戴上傻瓜帽，挂上傻瓜铃；如果过于傲慢，目中无人，就会被装在笼子里，挂在天花板上。曾有两个男孩吵架，结果他们被带到了整个学校的人面前，被要求凝视彼此的眼睛，直到脸上愤怒的表情变成哭笑不得。这种惩罚已经不能只用聪明来形容了，简直就是天才。训练的目的是让他们不做错事，从而免于惩罚，不过即使这样，也绝不应该禁止鞭刑的使用。可以将它当作一种保留方法，就像把剑插进剑鞘里一样，但不能让这把剑锈到偶尔想用都拔不出来的程度。对于用于体罚的棍棒，我们的法律可能会限制其大小和长度，还会像德国那样，对行使处罚的地点有严格的规定，不过，美国对体罚的自由度不应该少于德国。当然，惩罚既要起到威慑作用，又要起到感化作用，绝不是为了恶意的报复。我们不应忘记，“正确”的惩罚要比“严厉”的惩罚更有效果；也不要忘了，体罚很容易让动机变得感官化，从而延迟了心理约束力的出现——我们应该让心理约束力尽早超过体罚产生的约束力。尽管如此，对于男孩子的意志力训练，如果没有或多或少的鞭策，是很难进行得彻底的。当然，我并不主张采用从前的那种极端方式。斯巴达人把鞭打当成一种体育训练，目的是使自己变得更坚韧顽强；“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现实。正如柏拉图所言，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对那些思想狭隘的人来说，真理本身不但是谬误，还是不道德的。意志力的修炼是向内的精耕细作，而不是向外的开疆辟土，据笔者所知，有这么一种情形存在：即便只是在假期和一个爱说教的寓言家同行了一段路程，就足以毁掉一个人在意志力方面耗费数年时间所达成的修为。我们教给儿童的处世规则必须是他们熟悉的、可以用大量的例子来加以解释说明的、只要养成习惯并处处留心就能够做得到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彻底明白，如果违背了这些规则，他们将会承受严重而沉痛的后果。那些与儿童的真实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含义模糊、泛泛而谈的处世箴言，在儿童处于极端情绪中时，是不会出现在他脑子里并起到阻止作用的。但如果一个孩子已经学会了如何去服从他人的指令，那么即使在情绪激动时，他也一定会明确地服从那些熟悉的规则。
为了保证儿童能够逐渐由“服从”过渡到“自我指导”，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其中的一件就是肌肉训练。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肌肉组织比他的神经和大脑孱弱，“知”与“行”之间的鸿沟就出现了，意志力的发展也将陷入停滞。古茨目茨是雅恩出现之前的德国体操之父，他从前经常警告世人，不要幻想那几块用来写字或活动舌头的小肌肉就能提升人类发展的高度。语言或者思想可能会激起人精神上的兴奋，但是，古茨目茨和他的“特纳社团”坚信，仅靠德国人训练有素、比例匀称的肌肉训练，就能够重建并复兴他们的祖国，因为用语言去粉饰生活中的冲突是一回事，而扛着武器去战斗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他们认为，“身体越虚弱，就越是折腾你；身体越强壮，就越会服从你”。
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强大的、条理分明的精神结构，思想和意志就像组成这个精神结构的经纱和纬纱一样。思想和意志紧密严实的组织在一起，只要需要，它们所有的力量都可以同时倾注在同一个点上。每一个概念或目的都能唤醒与之相关的所有思想，一旦这些思想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并指向同一个目标，灵魂就会迸发出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力量。精神就是由这股所有元素整合为一体的力量构成，而不是单个元素的简单相加；当所有元素都能够不受阻碍地合而为一，就是意志力真正自由的时刻，也可以说是心灵自由的时刻。当精神世界的各种力量都被调动起来共同完成一个重大任务时，我们不会感到有任何不足或欠缺，而且，任何强烈的感情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精神实质。有了这种思想和意志的组合，那些本来没有什么力量的人，也能够创造奇迹；而如果没有这种组合，再伟大的头脑也会陷入困惑和迷失之中。不能将思想和意志组织起来的人，他们有的只是软弱无能和反复无常。他们会做出一系列似乎非常强势的努力，有时候这种努力几乎达到了极限，但却是短暂而没有连续性的。正如让·保罗（Jean Paul）所言，精神世界的地质层里有硫磺、木炭，也有硝石，但是它们的存在形式都是结晶，粉末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粉末无法和其他东西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我们当今的教育者面对着各种新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去理解意志力的这种组合模式。
这股集中化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整个精神世界，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它能让我们免受外界的很多影响，例如，传统习俗、行为的近似标准等；它能够加深我们对生活的兴趣；可以约束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从而保证我们不会因期望过高而产生失望。这种健康简单的意志哲学能够帮助我们抵抗那些规模不小的冲击，使我们的精神结构足够坚固以承担为数不少的责任。当然，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没有它们，我们的良好行为或多或少都会显得空洞。那就是在我们的幼小心灵还处于容易受影响、被塑造的阶段时，母亲就在我们内心营造的纯洁情怀，那个时候，世俗的规范还没有在我们的头脑中生根发芽，甚至“思想在语言中飞翔”的阶段也还没有到来。这种纯洁或许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来自一代代人的遗传。所有的行为方式，都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原始优势、我们的意志力是否发挥了作用，比如，当独自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我们会全神贯注；当运用乘法运算表时，唯有注意力分散才会让我们犯糊涂；当背诵字母表时，即使是战争的喧闹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干扰。早期和晚期的训练应该与天性和谐一致。如果一个人受到的训练中包含足够的智慧，能够让他相信，他的灵魂深信不疑的东西，也正是他自己深信不疑的；能够让他说出自己的感受，并感受到自己真正的感受；让他表达的决心正是更深刻的意志力的指向，最终的结果也正是他渴望或希冀的，是他期待的、一直经营着的或者正努力追求着的，那么，他就拥有了三重快乐。这样的一个人，当他第一次以自己确认的信念为立场，去对抗公众舆论，或对抗他自己的物质欲望或害人之念时；当他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约束的力量和责任的快乐时，他就达到了道德的成熟年龄，意志力的世界又多了一股新的原动力。我们可以把这种动力当作灵感；也可以像康德那样，说它是超越生活高度和广度的抽象冲动；或者像斯宾塞那样，说它是源自我们远古祖先的体验精髓，是人类数不清的神秘过往在我们灵魂中激起的回响，是所有心理产物中最浓缩、最精华、最本能的存在，就像丁铎尔（Tyndall）所说的“火云”（fiery cloud），不管是这个词还是这种现象都是那么古老而稀缺。我们可以说它是最纯粹的、最自由的、最有优势的，因为它是最内在、最本质的意志或意识。
如果要将这些最高尚、最卓越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内化成自己心里毫不勉强、毫无抗拒的坚定信念，并心甘情愿地将它们当作自己的习惯性生活指南，这个理想目标即使算不上危险，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只有那些世所罕见的道德圣人才能够真的践行它。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最好的教育就是能够让我们成为最称职、最服从的仆人。这是让社会和谐的方式，也是符合自然选择的方式，因为即便我们非常认真地想要保留一种完全个人化的道德和良心标准，但如果它们与合乎主流习惯的团体、党派、阶级精神及情感不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举步维艰，所以大部分人都会迫不及待地重新顺从权威的观点和标准，而且基本上都是自觉主动地这样做。能够留存的属于个人的东西，只能局限在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块边缘地带内，在此范围内保留个人对物质的特殊兴趣、对服从对象的选择等，而且似乎只能在幻想中将这一点最小化的自主权膨胀成最大化的自由并沾沾自喜，利用历史上最崇高的那些理想模式（即有绝对的自主权、有自己完全认可的行事方式）作为神坛，去供奉那些自私、任性而又自以为是的偶像。最大的困难和麻烦就在于如何诠释那些道德本能，因为即使是最权威最主流的道德标准，也缺乏必要的自知之明，而唯有具备敏锐的自知力，才能将所有的智慧汇集成汪洋大海。每个人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一段道德的启蒙期，处于启蒙期的孩子同时也处于道德的过渡期，直到所有的道德本能都能被个人正确地诠释和理解之后，这段过渡期才算真的结束。每个人头脑中的所有思想河流，都必须围绕着这些道德本能流淌；每个人都必须用自己最有效的方式，窥探并挖掘这些本能所隐藏的秘密，并把这些秘密转化成符合大多数人类思维的观点。
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才终于可以谈及道德教育中最高级也是最直接的实用方法——用智力活动来训练意志力，让意志力为智力活动所用。我们绝不能仅仅把童年时代和青春期当作走向成熟的手段。学习的过程比学习的结果——即知识——更有用。能够训练我们的意志力、形成我们独特个性的关键元素，不是最后的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方法；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为了得到结果所做的努力。只把最后的结果教给学生，而不告诉他们这些结果是如何得来的，这非常简单和容易；而要既教给他们最后的结果，又教会他们如何去得到这个结果，则是复杂而又艰辛的工作。如果我们在传授知识的教育活动中，让学生们不需要承受任何压力、不做任何努力就能轻松地拥有知识；如果我们用轻松的、甚至游戏一样的方式传授各种内容；如果我们总是用学生最容易接受最没有阻力的方式，将知识直接灌输进他们的脑子里，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只不过又给他们的童年生活增加了一个使他们失去斗志、委顿不堪的理由。唯有在努力学习中产生的力量感和强大感，才能让莱辛（Lessing）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乐此不疲，才能够磨炼我们在智力领域的意志力——智力领域已经越来越成为意志力的角逐场，对形成我们的独特个性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也让我们从外界获得的各种知识起到了真正的教化作用。学习的过程将我们的智力活动表现为一系列行为表象，或者表现为生动鲜活的思想，而不是纯粹的文字。真正的教育，是向学生传授各种知识，其结果与过程是可以加以考核验证的，是可以真正表现在行动上的，而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可能只是一切听指挥，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教育。
那些被训练得可以激发出自身精神力量的孩子，在以后的人生中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而那些不能把所获得的知识转化成自身能力的人，会早早地就面临着被社会淘汰的危险。
正是因为在教育过程中学生们缺少主观能动性，才致使精神训练常常危机重重，尤其是到了高级阶段时。特别是当一些很好的行为准则却和一些没有改掉的坏习惯在同一个人身上和平共处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个人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道德缺陷。当我们在意志力的作用下重新唤醒有用的记忆片段，或者强迫自己的头脑去重现各种表象并进行提炼加工时，会对我们的精神意志力起到很好的强化作用。而如果我们头脑中各种各样的感觉与表象在被激活之后，我们却对其置之不理放任自流，充其量也不过是对其进行支离破碎的再现，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会出现早期遗忘症，这种现象正是智力衰退的前兆。极少有人能够长时间忍耐对各种想法和观念进行加工而不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尤其是当这些想法和观念都是一些基础理论的时候。但是，一个人的思想要达到完全的成熟，这些基础理论又是必不可少的。新的立场和观点需要对精神元素进行新的组合，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风险始终存在——那些已经稳定的观点，可能会再次分崩离析，回到从前那种以不同成分形式存在的低级状态。以美国的移民为例，他们精神上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态度、习惯和观念的改变。而且，教育本身就意味着改变，接受的训练越多，改变就越多，这是一个不变的法则。当我们在旧的习惯或思维与新的见解或领悟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时，表现得就像一个医学专业的学生——当他对医理尚不精通时，常常会对生理机能的各项规则感到困惑和力不从心，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人在训练过程中需要做出的改变越多，这个过渡期就越危险。尤其是当一些我们很久以前就不想去探究的老问题，又重新被提及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一种特别的风险——原有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新的平衡将会建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动力将会被重新分解融合成另一股稳定的力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一无所得却大有所失。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来自学校，而是来自整个文明体系。我们现有的精神训练模式，真的能够让人类变得更好吗？那些能够理解并承受这些训练的少数圣人和天才，是否真的就能藉此完全掌握一门知识并充分地将其转化为实用能力？这个问题，是普通教育面对的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
人们有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认为“万事开头难”。事实上，任何事情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都非常容易。几乎所有的头脑都能在任何科目上前进一小段路。智力最弱的青少年也能在刚学习一个新的科目时进步迅速，但是他以及为他的成绩打分的考官们都忘了，随着他的一步步深入，困难不是以算术级别增加的，而是以几何级别快速增长。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配备了专门的老师，在各个科目都处于初级学习阶段时，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进行特别的教学安排，连考试也被安排在我们特别容易恹恹无力的春季里，这正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只给予教导，而不用给予教育，这个问题被中国人非常巧妙地解决了。及格分数，不应该给那些掌握了一本书的前半部分的学生，也不应该给那些只掌握了一半内容的学生，应该给那些掌握了绝大部分内容的学生。假设一个人在早期学习阶段中，用最容易的方法将很多科目中的最简单的知识印在了脑子里——这在中学和大学的课程中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被鼓励的行为，但是，这种做法却削弱了自己的意志力品质。对什么都尝试着去了解并略懂一二，这样做是对能量的浪费。只有沿着一个方向专注而持久地努力，才能真正训练一个人的头脑。针对不同种类的知识所做的各种各样琐碎的努力，只能让我们的头脑陷在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混乱表象中无法自拔，此时，意志力就像被绑在不同的物体上的橡皮筋一样，因为被拉伸的幅度太大，最后变得越来越松弛无力，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模样。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这句话，“唯艰难处方显大师本色”，一个人的全面性是透过其片面性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在春天悄悄尾随于一匹马或一头牛后面，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我们会发现，到最后它会完全固定在一小圈草地上吃草，不再到处闲逛，随心所欲地这儿啃几口，那儿咬几口。当它专心致志地啃食同一片草时，它很快就发现，青草最甜美的部位是最接近根茎的那部分。这个现成的比喻可以用来代表智力领域的意志力训练。就算是一长串死记硬背的内容，如果这些内容只是关于一个科目的，也能将这个科目的不同部分联系起来；西方教育界已经创造出“只有一个专科的学院”（one-study college）；根据齐勒（Ziller）和赖因（Rein）的设计，在小学就可以实行将几个科目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专注系列”（con-centration series）的教育模式。按照齐勒的定义，综合性大学将各种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科目都能和与它有密切关系的科目连在一起。它们之间之所以有密切关系，可能是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固有的紧密联系，也可能是因为它们是隶属于同一个中心的两个旁系，都是博士学位考试要求的内容。上面所有的手段，无疑都是想让学生拥有一种效能感，这种效能感是人生中最深刻、最令人自豪的快乐之一。可是，我们却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原本应该具备的拥有感，却被一种软弱的意识所引发的强烈的悲哀所取代。如果教育的目标只是想考查一个人的表面能力——学习如何重复相同或相似的知识；对理科文科的所有内容都能应付，就像目前很多高中学校或专科院校试图去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只能说，一个不分主次重点且囊括多个理想的目标，也比没有目标好。
最后，在精神生产力和创造性方面，当一个人头脑中的意志力元素占据数量上的优势时，他往往会对一些新的见解、简便方法和捷径心存疑虑，相信的主要还是实实在在的天分和持久的努力。他会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智力差异的最大原因，是有的人坚持长期努力，而有的人却没有。当一个人的想法和观点在头脑中被孕育成熟后，他会进一步将它们浓缩提纯，保留其最精华的部分，让它们最终能够更容易更快捷地接受思维的检验——简言之，让它们变得更具实践性。如果一个人的意志力足够强大，他就会一直沉默而耐心地等待着一个新想法的诞生，不急切、不焦虑，尽管心头的责任感会逐渐加重。他会一丝不苟地检视、验证这个想法的每一方面，深入了解、探究这个想法中潜藏的每一种精神力量，并咨询求教每一个权威。这样的人，是“端着来福枪说话字字像子弹般掷地有声，而不是举着水管滔滔不绝却全是水”。或者用农夫的话来说，是“把自己想说的话预先煮沸了，直到让听者觉得像糖，而不是像难喝的草药”。仔细观察我们当代的一些重要发现，每一个发现后面莫不充满了成年累月艰苦的劳动，这些发现被分成十几种或二十几种，一一列举出来供大家参考，这样一来，很多实验者就可以按照这些方法建立自己的实验设备，只需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千万别忘了，在智力活动的很多领域，我们对自己的思维修改、重建的次数越多，想法的最终表达被压抑的时间就越长；如果我们带着从其他感兴趣的地方得来的新领悟重新审视这个想法，这种重新审视的次数越多，这个想法就越能让他人理解得清楚和透彻，因为被重新审视的次数越多，这个想法就越能通过意志化的行动表达出来，而这正是“成熟者的语言”。
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孩子们在新鲜天真的好奇心影响下逐渐产生的各种想法和见解。这些想法和见解是他们对自然物体的最初印象，从中生出了宗教和科学两大分支，它们是同一根茎上长出的两棵不同的树。对雷暴产生的畏惧和崇敬、春日早晨的美景和各种声音、能够让孩子们的思绪飘向遥远时空的各种自然物体、古树、废墟、岩石，还有最值得一提的天体——如何好好利用这些自然课程，是幼儿园时期的教师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个在不虔诚的天文学家影响下变得不虔诚的孩子，其不正常的程度要超过那个影响他的天文学家。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方向上，儿童的头脑是完全开放的，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就像那些古代的先知们，只有让自己的心灵完全敞开，他们才能接收到来自神灵的暗示。儿童意识不到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本质区别，那些围绕着自然界中的各种物体杜撰出来的神话故事，内容都是关于人类的各种情感的，在漫长的时代更迭中温暖着一代又一代人，对儿童而言更是最好的精神养分。在这个时期，如果只向儿童讲解与自然有关的科学入门理论，遵循着一条肤浅的原则，即：儿童肯定不理解的就不要教给他们，或者鼓励孩子对自己的想法预设一个批判性的立场，这都是在阻碍他们的心灵发展。再稍晚一些，就应该让儿童养成诚实的习惯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他们在对事物进行精确观察时产生的求真意识，来培养如实描述的习惯。去观察自然界中的简单现象，然后对其进行准确而充分地报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养成努力这样做的习惯，能够教会他们什么是诚实，并且让他们对何谓事实、何为真理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整个人生和性格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仅仅为了这些科学元素所带来的道德影响力和效果，我们就应该告诉儿童什么是科学。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所有的真理都不是用来愉悦感官的，如果只单纯地对这个年纪的儿童进行科学训练，往往会造成他们的思想变得过于实用主义、枯燥无味、感觉迟钝，或者对其他真理的价值毫无反应——这些真理的价值，是不能用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确切影响力来衡量的。我们必须诚实地诠释自己的情感和各种天生的本能，正如我们在诠释外部的自然事物时所做的一样，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否幸福，不但取决于我们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信仰是否与自己内心深处的自然感受和谐一致。所以，如果我们所有的道德行为都真实地表达了我们的性格，而不是像错误的教学方法所做的那样，培养了我们在观点、语言和行为方面装模作样和不诚实的习惯，那么，这些道德行为自然就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如何才能避免装模做样和不诚实现象的发生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把一切都交给自然主义和儿童的自发性，根据儿童精神上的各种需求和所处的发展阶段，给予他们当下所需要的东西。有一些道德真谛是不能被当作入门知识来传授的，尤其不能充当道德规范的入门知识，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儿童产生严重的质疑甚至误解。然而，我们必须预见到，所有的信念都会发生转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质疑、检视、重新定位，只有在这些过程真的发生后，我们才能在心灵与现实之间最终达成满意的平衡。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向儿童传授一些有益的道德真谛，讲解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简洁明了，态度要尽量严肃，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对其来说太深奥了，当然，也可以把这些知识当作鼓励，激发他们的好奇心，让他们以后自己去弄明白。但是，一定要谨记一点：在他们能够领会或真正理解之前，这些东西不应该变得太熟稔或变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
很多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或痛苦或快乐，都是立竿见影的；他人的行为结果，或轻微或严重，都是儿童必须借鉴的经验教训。对儿童的行为所给予的奖励或者惩罚，都必须经过精心巧妙的设计，要尽量模仿并代表真正的自然惩罚，在实施惩罚的时候也必须如同自然法则一样，做到无一例外、不偏不倚。当儿童觉得自己接受的命令是公正合理的，并且逐渐察觉这些命令来自比自己更高级的智慧时，尊重和敬意就产生了，康德将这种尊重称之为“责任的基本动机”，并将其定义为“意志力的直接决定”，能将儿童的自负和自大扼杀于无形。此时儿童并不理解权威为何物，但却被要求无条件地尊重和服从，当他们孩子气地追问“为什么”这个问题时，往往意味着他们并不完全信服这个权威，不管对这个问题有多不悦，老师或者父母都应该回答：“你现在还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除非他们有相当大的把握，认为自己能够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权威见解，可以使这个孩子在将来免于再次接受类似的来自外部权威的训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人师者的品质和尊严有多重要。对儿童而言，和师长的每日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全方位的道德教育，尽管并没有进行三令五申的训诫。在这儿我们也能看到，与女教师比较起来，男教师的确有不少优势，尤其是在对男孩子的教学中。男教师拥有更好的体力，如果学生们将体能作为评判老师的一个标准，那么男教师当然会显得更有尊严，也更能得到学生们发自内心的尊重，此外，男教师的态度和训练方法也比女教师更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
在校园生活的最初几年内，伦理训练最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有关道德心的教育。在我们所谓的“精神力量”中，道德心是最复杂深奥的，或许也是最值得教给学生的。一个理解学生、有很强的共情能力且机智老练的教师，会仔细地安排一些系统化的讨论，讨论必须包括来自历史与文学作品的大量实例，围绕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展开，例如，公平竞争、爆粗口、狐朋狗友、讲究穿着、取笑他人、大发雷霆、在课堂上煽动闹事、善意的谎言、矫情、讲究卫生、遵守秩序、重视荣誉、讲究品位、自尊自爱、善待动物、养成阅读习惯、职业追求，等等，并将这些话题纳入男孩和女孩都感兴趣的范畴。这种做法的实际目的只有一个——道德心建设。一个历史悠久的迷信观点认为，在儿童的意识中天生就存在这些精神力量，它们与生俱来，完整地保存在精神世界中，只待有一天突然醒来，儿童们立刻就有了“第一理解力”，并能迅速掌握世间万物所遵循的各种法则。这个谬误让教育的每一个方面都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在柯米尼亚斯（Comenius）、巴塞多（Basedow）、佩斯特拉齐出现之前的数个世纪里，这种观点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容置疑。当然，如今这种谬误已经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销声匿迹了——除了道德教育领域，在这里它依然保留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事实上，最早出现的是各种感觉，然后才逐渐出现了被统称为道德心的各种高级的直觉感知。这些道德心最早是以不够深刻透彻的见解及感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容易出现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做作与矫情。我们意识中的道德心，是在遗传因素的帮助下，在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情况下从周围环境中获得的，前文提到的那些有关道德心的讨论，则让它们变得更加确定化。但是，为人父母者总是容易忽略一点：这些有关行为内容的健康、正确的见解和感想，在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因此，责任感的确立需要来自外部权威力量的长期而细心的引导。这就像一个医学专业的学生，当他只懂一些生理学和保健学的皮毛时，他极有可能想彻底改革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让它们变得更加“科学”，而他所采用的方法，会让一个更年长、更博学的内科医生大惊失色、退避三舍。所以，当男孩们对道德规则的内容似懂非懂的时候，按照美国人的脾气（他们实在是太容易小题大做了），总是会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道德观的独立，笨拙而鲁莽地尝试着将这些规则付诸实践，白白地在这个过程中耗尽了自己的能量，而这些能量原本应该用来加深他们的理解力，让他们的见解与洞察力达到成熟状态。此时，外部的权威力量应该放松监管和束缚的力度，每次只针对某个确定的行为进行暂时性的明确监督。看清对与错的本质，并明确地将它们区分开来，这是最高级也是最复杂的智力过程。所有儿童以及大部分成年人都一样，他们唯一的指引就是对道德规则的细微精妙之处所产生的或多或少的联想。至于如何让儿童明了人类肩负的所有责任，最好的教育方法大概就是收集所有自私自利的例证，向他们指出，在人生的所有阶段，自私都会以数不清的伪装的形式出现，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严重后果。自私与无限的意义背道而驰，对自私的研究与对系统化的道德所进行的研究不一样，不会被各种矛盾的理论搞得无所适从以致变得不切实际。
在人生各阶段的重大改变中，需要教育者予以特别研究的，大概要算那些在12岁到16岁之间发生的改变。这些改变要持续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时候青少年从自然生活中获得了新的能量和资源，产生了大公无私的感情。这是一个生理上的再生期，人生最后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就取决于青少年是否拥有足够的细心和智慧，是否能够合理而节约地使用这股最新也是最终的力量。这些改变也促使青少年的心灵发生了自然而然的变化，借用康德主义（Kantian）的术语，这种变化可以被称之为“图式”（schema）。即便从心理物理学的观点出发，这也是一种合理的本能。当然，对此我唯一的主张是在神经生理学方面——神经生理学似乎无处不在，却又无处不屈服于精神方面的理论。既然它无处不在，那这里当然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里生理的作用应该被称为调节因素，而不是构成因素。因此也难怪有数据显示，在青春期皈依宗教的人数，要比其他任何人生阶段都多得多，而且这种扎堆皈依的现象会一直持续到24岁或25岁，其密集程度也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同样时长的人生阶段。
在这个年龄段之前，儿童是完全活在当下的，通常显得自私、缺乏同情心，但是却坦率真实、服从权威，不会装模作样——除了在童年时期模仿那些年长者的语言、态度、习惯等的时候。而现在，他们的身高突然增长，生理与心理上的耐受力和活动力一度减弱；喉咙、鼻子、下巴发生了变化；正常与不正常的遗传特质和特点都出现了。而神经系统发生的变化更大，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虽然我们无法通过肉眼亲自见证这些变化。大脑皮层开始发展，皮层上错综复杂、盘旋曲折的褶皱和沟壑开始扩大，联络神经纤维快速生长（通过这些神经纤维，所有的生理心理元素才能同时被激发，由此我们才能看到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到目前为止，这些变化似乎是独立进行的，可能在数年时间内，发育动力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断地促进这些变化的发生。所以，这个阶段非常关键，这段时间性格上发生的改变也非常迅速。不管此前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多么亲密、多么互相信任，此时他们都会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开辟出一片重要的领域，并宣告这片领域只属于自己。他们只喜欢和同龄人分享自己的知心话，却不会对父母吐露只言片语，尤其是男孩，这种刻意的隐瞒有时候甚至会引起父母小小的怀疑。这个时期的教育必须强调自由，因为此时，青少年认可的只有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在观点和行动上他们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自发性，而且采取的形式通常都偏于夸张、荒诞。他们渴望来自至交密友的同情和共鸣，渴望与人建立亲密的友谊；他们憧憬着那些能够带给自己夸张的快感的强烈激情；他们还会莫名地渴望遥远、渺茫而陌生的东西，这样的渴望会让他们产生自我疏离感（对此黑格尔曾有过精彩的描述），也标志着他们逐渐增加了对高于自身的某些东西的感应能力。男孩身上对抗与竞争的本能变得更加强烈，女孩则变得更加小心认真，更重视自己内心的感受，她们开始用心去体会音乐、阅读、宗教、画画等给自己带来的触动，也开始意识到在将来的成人生活中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她们常常会迸发出一种强烈的想要无私奉献与自我牺牲的本能冲动，对象不重要，可能是周围环境中的任何人或物；原因也不重要，几乎任何一个理由都成立。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通常会变得情绪多变、闷闷不乐，可能还会爱上孤独。在所谓“生长发作”（growing fits）的情况下，青少年的身体和精神都承担着艰苦而严峻的任务，不得不从其他的机体抢夺营养——胃、肺、胸、心脏、背部、大脑等，所以这些部位特别容易在以后发生病变——因此，身体某个机体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现象，几乎无法避免。此时他们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原来不带任何主观歪曲，简单、客观地陈述事实是这么困难的事情。只为自己而活的时光结束了，为他人，或者说得更好听一点，为了全人类而活的人生阶段开始了。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认识新事物的阶段，因此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反省的阶段。在健康的大自然中，这是一段人生的黄金时光，热情、同情、慷慨及好奇心都处于最强烈也是最好的时刻，此时的成长简直是突飞猛进。举个例子，在大学里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哪怕只相差一个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在发展状态上也称得上天差地别。不过，这也是一个极容易发生“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时期，休姆（Hume）、里克特、弥尔（J.S.Mill）等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危机，他们都是靠着那些在成长中产生的新动力的指引，才得以顺利地度过这段时期的。
这段时期存在着的种种风险是严峻而明显的。其中最主要的危险甚至比酗酒的后果还要严重，那就是过早成熟且与青少年年龄不相称的、表现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性元素。确实，在这方面成熟得太早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如果在其他起着平衡和控制作用的能力还没有出现之前，这种性元素就冒头了，那它就会没有节制地疯长，将青少年的能量全部榨干，更有可能的是，因为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青少年会将周围环境中那些与性有关的邪恶元素也兼收并蓄了。青少年的思想和感情是以“性”这种自然本能为中心运转的，其程度比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要深得多。因此，在这个时候教育就要发挥与它的内在价值似乎不太相干的作用了——要使出浑身解数，将青少年的注意力从与性有关的事物上引开，因为如果这些性元素过早或过分地发展，青少年精神和肉体每个部分的发育都会受到影响。此时应该培养青少年对知识的兴趣、对体育活动的爱好以及对社会的看法及美学上的品位。我们应该让他们的外部生活有一些改变，因此必须突破从前的例行活动和训练，开展新的日常事务及活动。有一点需要特别留意：在让他们的双手进行机械化活动的同时，千万不能让他们的大脑闲着无所事事。此外，能够吸引他们的家庭生活、与精心选择的朋友之间建立高层次的友谊、养成有规律的习惯，这些当然也应该有意地加以培养。才华出众的人很少会被人认为心理不正常，所以青春期的精神异常相对来说是罕见的。尽管如此，作为精神健康最基本保障的各种主观感受，在青春期却常常变得不同寻常，他们缺乏情绪上的稳定性，各种狂暴危险的冲动、不合理的行为、缺乏热情和同情心，都是由这种不正常状态引起的非常普遍的后果。一些神经症，例如癔症、舞蹈症，按照一些内科医生的观点，还包括偏头痛和早期痴呆症，在这段时期特别容易出现并恶化成为痼疾。简而言之，从前的自我就像早年在学校写过的练习本一样，陈旧泛黄支离破碎，新的自我正在结晶成型。在青少年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消融瓦解的，充满了可塑性，也特别容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这个我们已经从各方面进行了充分描述的年龄，如果一个年轻人本能地想将对自己的控制权掌握在手里，那么他此前受过的伦理训练应该聚焦一处并能为他所用。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他想让这些训练发挥最好的作用，最佳选择可能就是按照父母的教条行事。这是一个严肃而庄重的时刻，因为一个新的个人时代开始了，值得庆祝与纪念。此刻他应该将面前的各种任务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因为他全身心都奔涌着新的冲动、激情、欲望、懵懂的想法、对未来的野心等，需要他用自然与超自然结合的最强动机去管理控制，尤其对性情急躁容易冲动的美国人来说，这股新的精神浪潮来得太猛烈突然了，以致他们的自我管理手段还没来得及成型并发挥作用。最先产生的是对纯洁与不纯洁的深刻自我意识，事实上，这种自我意识的出现是最合情合理的。在这个年龄，每一个有严肃人生态度的青少年，都会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意识到自己肩负着超越个人现实生活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感，让青少年产生了超凡脱俗的理解力；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也体会到了这些责任之间的矛盾，而这些认识和体会又反过来加深了他们的责任感。教师的责任，就是尽其所能地对这种自我意识加以强调和利用。对那些可能发展成未来职业的特殊兴趣，必须在这个阶段就打好基础；要教育青少年树立自己的理想；要教会他们如何以开放的心态吸取各种观点，了解各种远大的人生目标，做到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对于那些无论对诗人还是哲学家来说都超越于认识之外的事物，如果我们将其中所有抽象的理论和具有训导意义的规则，都仅用于对在这个年龄释放出来的活动力进行更好地控制和管理，却对它们更深层的意义缺乏完整的定义或认识，那它们在这个领域内依然保留着未被开发的潜力。不管程度如何，那些在这里被额外浪费的东西，如果能够被节俭地使用，就会转化为更加成熟的形式——哲学、博爱、真理以及善良，在某种意义上，其作用和柏拉图的理念并无不同。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让这种改变发生得太突然、太猛烈，那些原本应该使用一生的心理动力资源，将会在这种短促的、阵发性的活动中消耗殆尽，就像一个断了发条的钟表，会跑着跑着就突然停摆。奎特雷（Quetelet）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就是看它在经历巨大变革时所采用的方式。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文明化了，改革就不会再以突发猛烈的形式爆发，而是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不会发生任何唐突意外的改变。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个人发展历程中的一段关键时期，对这段关键时期，心理物理学将其称为青春期。青春期持续的时间大约10年或更长，在此期间，青少年身心各方面都经历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发展往往会显得急功近利，总是想不劳而获，就是这种恨不得一蹴而就而不是顺其自然的急切心态，给青春的心灵带来了那么多不容忽视的改变；这种成长模式也总是固执地忘掉了一点——在青春期之前、之后都会有很多合理而有益的人生体验，它们也同样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