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奇的是，实验心理学家们迄今尚未转向心理治疗研究这一未被开采的金矿。作为成功的心理治疗的结果，人们的理解不同了，思维不同了，学习不同了。他们的动机发生了变化，一如他们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一样。我们赖以揭示出与人的表层人格恰成对照的人的最深刻的本质的最好技巧莫过于心理治疗。他们的人际关系及其对待社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的性格(或人格)无论在表面或是深层都有所改观。甚至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外貌变了，身体健康增强了等等。(有时)在某些病例中甚至连智商也上升了。然而就是在有关学习、感知、思维、动机、社会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为数众多的这类著作中，心理治疗法这一术语也没有被收到索引中去。
只举一个例子，毫无疑问学习理论至少可以说会从对于婚姻、友谊、自由交往、耐力分析、职业的成功诸治疗力量学习效果的研究中获得裨益，这还不是悲剧、创伤、冲突和痛苦。
通过探究仅仅作为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的一个准侧，即作为社会心理学分枝的心理治疗关系，另外一系列同等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被人们发现了。现在我们可以描述出患者与治疗者至少有三种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独断的、平等的和放任的，而每种方式在不同的时候有着各自特殊的适用性。不过准确地说，在儿童俱乐部的社会气氛中，在摧眠的方式中，在政治理论的型态中，在母子关系中(300)以及在类人猿的种种社会组织中(306)这三种类型的关系均有所发现。
对于治疗目的与目标的任何彻底的研究一定会很快暴露出当令人格理论发展的不充分性，对科学中没有价值的席位这一基本的科学正统信条产生疑问，揭示出有关健康、疾病、治疗和治愈诸医学观念的局限性、清晰地展示出我们的文化依然缺少一个适用的价值体系。难怪人们对此问题心怀恐惧。还有另外许多示例可被引来用以证明心理治疗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我们可以说心理治疗的进行有七种主要方式：(1)通过表露(动作的完成、释放、宣泄)，如列维释放疗法所示(271)；(2)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给予支持、担保、保护、爱恋、尊重)；(3)通过威胁的转移(保护，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4)通过洞察力、知识和理解的改善；(5)通过建议或权威；(6)直接攻其病症，象在不同的行为治疗中那样，以及(7)通过肯定的自我实现、个性化或成长。为了人格理论较一般的意图起见，它还设立了一系列方式，按照这些方式，人格沿着文化上与精神病学上所认可的方向变化。
这里我们尤其大感兴趣的是追踪治疗素材与本书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动机理论之间存在的若干内在联系。我们将会看到基本需要的满足是通向全部冶疗的最终明确目标，即自我实现之路的重要一步(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还要指出，只有通过他人，这些基本需要大致才可以得到满足，因此，(治疗)多半必须在一种人际基础上进行。一系列基本需要(其满足物构成了基本治疗药物，如安全、归属关系，爱和尊重等)且能从他人那里获得。
我可以马上承认我本人的经验主要局限在较为简单的治疗方面。那些其经验主要在精神分析(较为深奥)疗法方面的人很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要的药物是顿悟而不是需要满足。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重病患者在他们放弃了对于自我及他人的幼稚可笑的解释，变得能够按照实际状况来理解和接受个人的与人际的现实性之前，他们绝没有可能接受或吸收基本需要的满足。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就这一问题展开辨论，指出，顿悟疗法的意图是旨在使得接受良好人际关系与之相随的需要满足成为可能。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些动机的变化付诸实现之时候，顿悟才是富于成效的。大致区分一下简单的，短期的需要满足治疗与深奥的、长期的难度更大的顿悟治疗之后。姑且接受这一区分具有可观的启迪价值。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诸如婚姻、友谊、协作、教育这些愈多的非技术性情境之中需要满足是可能的。这就为治疗技能极大的拓展给非职业人员(非职业疗法)开辟了一条理论通路。现在，顿悟治疗已经明确成为一个技术性问题了，掌握它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对于非职业疗法与技术性疗法之间二分法的理论重要性的不懈追寻将显示其多种多样的有用性。
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也可能有些冒险；尽管比较深奥的顿悟治疗含有若干附加的原则，但是我们如果把对于抑制或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后果的研究选择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话，它们还是可以被人透彻理解的。这与现有的，从一种或另一种精神分析(或其他顿悟疗法)的研究中推导出对于短期治疗的解释这一实际情况直接对立。后一种方法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心理学理论中把心理治疗法及人格成长的研究划地为牢，使其或多或少自给自足，为特定的或原生的只适用于这一领域的法则所统辖。本章明确摒弃这一推断，一开始就坚信心理治疗中绝没有特定法则。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仿佛的确存在着这些法则，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职业治疗家所接受的是医学训练而不是心理学训练，还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验心理学家们对于影响其描述人的本质这一心理治疗现象的东西莫名其妙地漠视。简言之，我们不仅可以主张心理治疗法最终必须坚实地立足于健全的普通心理学理论之上，而且还可以主张心理学理论必须拓展自身以适应这一任务。据此，我们将首先接触较为简单的治疗现象，在本章的后部分再来涉及顿悟的问题。
作为通过人际关系获得需要满足的心理疗法与人格成长：支持这一观点的若干现象
我们知道有许多事实集合起来并不可能造成(1)一种纯粹认知的心理治疗理论或(2)一种纯粹的非人格心理治疗理论，但是它们却与需要满足理论，与治疗和成长的人际方法相容甚笃。
1．只要有社会存在的地方就永远有心理治疗的存在。巫师、术士，巫婆、村落的年老女巫、僧侣、宗教师以及较近出现于西方文明中的医生，他们有时总是能够完成我们今天所谓的心理治疗的。的确，通过完全戏剧性的心理病理的治愈，通过更为微妙的性格及价值紊乱的治愈，伟大的宗教领袖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为这些成就提供的解释彼此千差万别，毋庸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尽管这些奇迹能够被付诸实践，但是实践者并不知道他们完成它们的原因与方式。
2．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今天依然存在。不同的心理疗法派别各执已见，有时颇为激烈。然而，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以后，一位临床的心理学家会偶然碰到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接受过每一个思想流派的继承者的治疗从而痊愈。这样这些病人就将成为一种或另一种理论的感激涕零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收集每一思想流派失败的例子也易如反掌。使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我见到过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是由医生甚至是精神病学者治愈的，而这些医生就我所知．从未受到过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心理疗法方面的任何方式的任何训练(这还不算学校教师、牧师、护士、牙医、社会工作者等)。
的确，我们可以在经验的与科学的领域内诘难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并且依照相对有效性的大致等级排列它们。而且我们可以期待将来我们能够收集到合适的统计资料以表明一种理论训练比起另一种来所产生的治愈或成长的百分比更高、纵然，没有一种理论训练会完全失败或全部成功。
此刻，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治疗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出现，就此而论，它们还可以在完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出现。
3．即使是在一个思想流派的领域之内，比如说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众所周知，分析家们普遍承认分析家与分析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通常所界定的能力方面，还表现在治疗的纯粹效力上。有些天才的分析家他们在教学与著述方面贡献卓著，对于他们渊博的学识有口皆碑，作为教师或讲课人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被人视为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可他们就是常常无法治愈他们的病人。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从不撰写什么东西，即便有所发现却也屈指可数，可他们几乎总是能治愈他们的病人。当然十分清楚的是在成为天才与治愈病人的这些能力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确定的相互联系，然而有些例外尚需阐明。
4．纵观历史，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实例，在这些实例中，某一疗法思想流派的大师尽管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治疗家，但在向其学生传授这一能力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是失败的。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内容问题，一个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家的人格毫无差别，那么，如果学生与老师同样聪明、同样勤奋的话，最终学生们应会干的和老师一样出色或者超过他们的老师。
5．对任何类型的治疗家来说，这一经验足够普遍了：第一次见到病人，同他谈论一些表面的细节，如步骤，治疗时间等等，第二次接触的时候叫他汇报或说明一下进展情况。从公开的言行这一角度看，这一结果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6．有时用不着治疗家开口治疗结果便会出现。在一个例子中，一位女大学生希望得到有关个人问题的忠告。一小时之后(在这一小时里她喋喋不体地说，我则保持沉默)她心满意足地决定了这个问题，对我的忠告深表谢意然后离去了。
7．对于足够年轻的或是并不太严重的病例，日常生活的主要经验就会起治疗作用，这是就治疗作用这一术语的全部含义而言的。良好的婚姻，工作舒心成功，发展了良好的友谊，有了孩子，面对紧急情况，克服困难——我曾经偶然发现过所有这一切在没有一位职业治疗家帮助的情况下竟产生了深刻的性格变化，根除了病症等等，事实上，有理由过样认为基本的治疗力量中包括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职业心理治疗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使个体能够利用它们。
8．许多精神分析家注意到他们的病人是在他们分析的间歇以及分析完成之后有所进展的。
9．另据报道，在接受治疗者的妻子或丈夫相伴随的进展中将会发现成功疗法的迹象。
10．也许最富于挑战意味的倒是今天存在着的特殊情形，即绝大多数的病例是由那些从未受到过治疗家专门训练或是训练尚未到家的人亲自应付或至少是由他们控制的。我个人在这一领域里的切身体会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其它领域里有此体会的一定大有人在。
二、三十年代里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研究生们绝大部分所受训练十分有限(现略有好转)，有时竟十分贫乏。这些学生完全是由于热爱人类，希望理解并帮助他们才步入心理学界的，他们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特定的近乎迷狂的氛围之中，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的大量时间都化在感官现象上，条件反射的细枝末节上，无谓的音节上，白鼠走迷津的游戏上，不过一种比较有用但从哲学角度讲依然有限的朴素的实验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训练相伴而生。
然而对于外行人来讲，心理学家毕竟是心理学家，是所有主要生活问题的靶标，是知道离婚为什么发生，仇恨为什么滋长，人们为什么变成精神病人的技师，他常常需要全办以赴地回答提问。这一点对于那些从未见到过精神病学者并且从未听到过精神分析法的小城镇说来尤为真实。唯一可以取代一位心理学家的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姑妈，家庭医生或牧师。这样也就有可能安抚一下未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不安的良心。他也就能够静下心来投入必要的训练了。
我所要汇报的是，这些探索性努力常常奏效，完全令年轻的心理学家们大吃一惊。他对失败早已作了足够充分的准备。失败自然常常难免，但是对于那些他所未抱希望的成功的结果又该做何解释呢?
有些经历甚至更令人始料不及。在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过程中我不得不收集实质的、详细的各类型人格的病例史，按照我的训练情况，我完全是出于偶然地治愈了我正致力探究的那种人格扭曲，而我除去询问一些有关人格和生活史方面的问题外什么都没有做呵！
这种事情也曾经发生过。当一个学生询问我一般的忠告时，我就建议他去试试职业心理疗法并且解释说为什么我认为是必要的，他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解释一下心理学疾病的实质等等。有时，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消除现存的病症。
诸如此类的现象非专业人员比职业治疗者见得更多。实际上，渐渐清楚的是有些精神病学者只不过不情愿相信关于这类事情的报道罢了。然而这很容易核对，很容易证实，因为在心理学家中，在社会工作者中这类经验十分普遍，这还不算牧师、教师与医生。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在我看来，只有求助于动机的、人际的理论，我们才能理解它们。显然大有必要强调一下无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领悟，而不是强调有意识的言行。列举的所有病例中，治疗者的兴趣集中于患者，他关心他，试图帮助他，由此他向患者证明至少在一个人的心目中他是有价值的。由于在所有病例中，治疗者都被理解成这样一个人；更聪明、更年长、更强壮或者更健康，病人也就能够感到更加安全，感到有所保护，从而也就变得不那么脆弱，不那么焦虑了。乐于倾听，减少(免于)训斥，鼓励坦率，甚至在罪恶披露后接受与认可，温柔慈祥，使病人感觉到身边自人可依，所有选些再加上上面列举的因素有助于在患者内心产生一种被人所爱，被人保护，被人尊重的无意识认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是基本需求的满足。
似乎很显然，如果我们通过为基本需求满足指派一个更大的角色从面对人所熟知的治疗的决定因素(建议、宣泄、顿悟、以及近来的行为疗法等)有所补充的话，那么，比起单单借助于这些已知过程的解释来我们的解释能够更为广泛。有些治疗现象是与这些满足一同出现的——后者是前者的唯一解释——这也许是较轻的病例。另一些较重的病例仅仅通过更为复杂的治疗技术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释，如果再加上自然而然地出自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一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就舍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291)
心理疗法：作为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于友谊、婚姻等等人的人际关系的最终分析都将表明①基本需求只能在人际间得到满足。②这些需求的满足物准确地说就是那些我们已经称作基本治疗药物的东西，即，安全的给予，爱，相属关系，价值感与自尊。
在分析人的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会无法避免地发现我们自己面临着区分良好关系与不良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一区分可以在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的程度之上，赋于成果地实现。一种关系，(如友谊、婚姻、家长、孩子之间的关系)将被(按照十分有限的方式)界定为心理学意义上的良好关系，其良好程度在于它扶持或增进相属关系、安全与自尊(最终是自我实现)；以及不良关系，其不良性在于它没有任何的扶持或增进。
这些是丛林、山峦甚或是爱犬所无法满足的。只有从他人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令人满意的尊敬、保护与爱，也只有面对他人，我们才能毫无保留地奉献这一切。而这一切恰恰是我们发现的融洽的朋友、融洽的情侣、融洽的父母孩子，融洽的教师学生所彼此给予的。这些恰恰是我们从任何类型的良好人伦关系中所追求的满足。恰恰是这些需求的满足成为产生优秀人材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它反过来又是全部心理疗法的最终目标(如果不是直接的目标的话)。
那么，我们一系列定义的总括推论将是：①从根本上说心理疗法不是一种唯一的关系，因为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物质在所有“良好”的人伦关系中④都可以找得到；③如果这点成立的话，从心理疗法的本质是良好或不良人际关系这一观点看，心理疗法的这一侧面必定受到比它迄今所受到的更加彻底的详述。
1．把良好的友谊(无论是夫妻间、家长孩子间或是人与人之间)作为我们良好人际关系的范例，对其稍加仔细地剖析，我们发现它们比起我们所说的那些东西来能够提供更多的满足(物)。相互间的坦率、信任、诚实、缺少敌意都可以被看作是除去其表面价值之外尚具有(附带)的表露性、宣泄性的释放价值(见第十章)。一种健全的友谊也允许表现出大量的服从、松懈、幼稚和愚蠢，因为如果不存在任何危险，并且别人所爱所尊敬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勇气或作用，我们就能一还我们的本来面日，感到软弱的时候即是软弱，感到迷悯时时候得到保护，希望推卸成人义务时变得天真幼稚。此外，即便是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说，一种真正良好的关系也能增进顿悟，因为一位好友或者丈夫会十分慷慨地为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提供分析性解释的等价物。
对于可以被宽泛地称作良好人伦关系之教育价值的东西，我们所谈得还远远不够。我们的欲望不仅仅在于求得安全、被人所爱，还在于不断地求知，充满好奇，揭开掩藏的东西，开启每一扇大门。此外，对于我们架构世界，深刻理解世界，使世界赋于意义的基本哲学冲动，我们也不得不加以认真对待。只要良好的友谊或长幼关系在这方面提供出更多的东西来，那么这些满足就会或应该会在某种特定程度上实现于良好的治疗关系中。
最后，我们满可以就这一明显事实(因此而被忽视了)说几句话，即爱与被爱具有同样大的悦乐①。在我们的文化中，爱的公开冲动被当作性的与充满敌意的冲动而被严加禁止——或许更有甚者(442)。在极少几种关系中，也许只在这样三种类型的关系中我们才被允许公开表示爱慕之情；家长-孩子之间，爷孙辈之间，已婚者和情侣之间。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这些关系中，它们也会多么轻而易举地变得令人窒息，并且混杂着尴尬，犯罪感，敌视、发生作用、为支配地位而奋争等等。
强调治疗关系允许甚至是鼓威爱与情感冲动的公开语言表露还远远不够。只有在这里(也在各种“人格完善”小组中)它们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人们所期待的东西，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被有意识地清除了不健康的杂质，得到了净化，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这类事实准确无误地说明有必要重新估价弗洛伊德关于移情与反移情的观点。这些观点来自于对于疾病的研究，在涉及健康时局限就未免过大了。它们必须加以括充，把健全的与不健全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统统包括进去。
2．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性质的人伦关系：支配～从属的，平等相待的；疏远或任其摆布的。这些关系连同治疗者-患者关系已在不同的地方(300)说明过了。
治疗者可以把自己正视为其患者的主动的、起决定作用的、掌管一切的上司或者他可以作为一项共同任务的参与者与患者联系在一起，或者最后他可以把自己变为患者面前的一面冷静的、毫无感情的镜子，永不参与，永不充满(人为)人性地接近、永远保持分离。最后这一类型是弗洛伊德介绍的，但另外两种类型尽管正式些，实际上更加普遍，它们是唯一适用于正常人的情感的标志，因为精神分析的对象是反移情的，即非理性的、病态的。
如果治疗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患者得以获得他的必要治疗药物的媒介——正如水是鱼类在其中寻找到其所需之物的媒介一样——那么就必须从什么样的媒介最适用于什么样的患者这一角度而不是从性质上对它加以考虑。我们必须防止仅仅选择一种媒介柞为忠实的后盾，而把其它媒介一概排斥在外的作法。在优秀治疗者的治疗方法中要说发现不了所有这三类媒介以及其它尚未发现的媒介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得到以下推断，即普遍患者将在一种温暖的、友爱的、民主的伙伴关系中顺利成长，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并非最佳的气氛太多了，根本不允许我们把它变为规则。对于较为严重的慢性稳定性神经病病例说来这点尤为真实。
对某些将仁慈视为软弱的支配性较强的性格来说，绝不能允许它们对治疗者的轻视任意滋长。严格地控制、明确地限制随意性对于患者最终的获益，将是必要的。朗克派们在讨论治疗关系的局限性对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另一些人，学会了将情感视为圈套和陷井，出于焦虑他们除了离群索居外对一切都表现得得畏手畏脚。深藏的罪恶感“要求”惩罚。轻率的、自我危害的东西需要确定的命令使其免遭无法弥补的自我伤害。
但是对于这一法则不可能有任何例外，即治疗者应对他与患者之间形成的关系保持尽可能清醒的认识。自不待言的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的缘故，他会自然地倾向于一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但是就其患者的利益考虑，他应该能够控制自己。
在任何病例中，无论是从总体看还是从个别病人的角度看，如果这种关系是糟糕的话，那么心理疗法的其它任何资源还会产生什么效力的话也就令人怀疑了。这点大致成立，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永远不会被轻易进入也不会被轻易打破。然而纵使患者是与他所深恶痛绝的人或者是与对它抱有忧虑的人呆在一起，时间也根本用不着花在自我防卫、挑畔以及病人企图作为自己主要目标的惹烦治疗者上面。
总之，即使一种令人满意的人伦关系的构成本身也许并不就是目的而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它仍然必须被看做是心理疗法的必要的或亟需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通常就是配制全人类所需的基本心理药物的最隹媒介。
这一观点尚有另外一些有趣的含意。如果心理疗法就其最终本质而言是由这一内容构成的，即为病人提供那些他本来完全应该是得自于良好人伦关系的特质，那么这也就等于把心理学上的病人界定为一个与他人从未建立过足够良好关系的人。这与我们前面把病人界定为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尊敬等等的人的定义并不相悖，因为他只能从他人那里得到这一切。这么一来尽管这些定义似乎成了同义反复，但是每一个定义都把我们依不同的方向引导开去，使我们得以领略治疗的不同侧面。
对于疾病所下的第二个定义产生了一个后果，它为心理治疗关系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心理治疗关系被大部分人看成是令人绝望的措施，最后的援兵，因为大体说来只有病人才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它也就逐渐被人认为，甚至是被治疗者本人认为不过是象外科手术那样诡秘的、变态的、病态的、反常的，一种不幸的必需之物。
可以肯定这绝不是人们进入诸如婚姻、友谊或伙伴关系等其它有益关系之中的时候所持的态度。但至少从理论上讲，心理疗法类似于友谊正如它类似于外科手术一样。那么它就应当被看怍是一种健康的，值得想往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以及在某些方面，它应当被看作是人类间理想关系之一种。从理论上说，人们应当盼望它，追切占有它。这就是从前面的考虑中应该得到的推断。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常情。当然这一矛盾被很好地意识到了，但是它还没有被神经病人无法避免地执泥于病患的必然性加以完全的解释。不仅患者而且许多治疗者肯定都是用对于治疗关系本质的误解来解释它的。我发现当解释不是象平常那样而是象我上面所做的那样交待给潜在患者的时候，他们更乐于进入治疗之中。
疗法的人际界定的另一后果是有可能描述出作为技巧训练的疗法诸层面中的一个层面，这些技巧训练是：建立良好的人伦关系(慢性精神病患者不经特殊帮助无济于事)，证明这点具有可能性；以及发现它是令人愉快的和富于成果的。那么也就可以期待通过训练的转化他就能够与他人形成根深蒂固的良好友谊。可以推测，他就会象我们大家一样，从我们的友谊中，从我们的孩子中，从我们的妻子或丈夫中，从我们的同事中得到所有必要的心理药物。从这一观点看，疗法还可以以另一方式界定，即，它使患者有所准备以便独自建立人所想往的良好人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相对健康的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许多心理药物。
从前述观点得出的另一推论是理想上患者与治疗者应当选择彼此，进一步讲，这一选择不应仅仅建立在名誉、金钱、技巧训练、技能等等之上，还应建立在普遍的人类互爱之上。这一点很容易在逻辑上得到闸明：它至少会缩短治疗的必要时间，使它对患者和治疗者说来更为容易，更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治愈，使全部经验对两者都有裨益。这一结论的其它必然的结果将是从理想上说两者的背景、智力水平、经验、宗教、政治、价值观等应当更为接近。
现在一定搞清楚了，治疗者的人格或性格结构即使不是至为重要的问题，也必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他必须是这样一个人：能够轻松地进入心理疗法的理想的良好人伦关系之中。还有，他必须能够对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甚至与所有的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和善、充满同情心，他必须是能够有把握地给予他人以尊敬。就心理学意义而言，他应本质上是一个平等待人的人，即他以尊敬的态度看待他人只是由于他们是人，是独一无二的。一言以蔽之，他在感情上应该是可靠的，他应当具有健康的自尊。此外，他的生活状况应理想上达到过样的良好程度至使他不再为自己的问题所累。他应当是婚姻幸福、手头宽裕、广交良友，热爱生活，一般说来能够过得舒畅。
最后，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可以很好地揭开这一被(精神分析者)过早封闭的问题，即正式疗法期限结束后，治疗者与患者间连续不断的社会性接触也被关闭了，这一点甚至发生于它们正在进行的过程之中。
起疗法作用的良好人伦关系
我们已经拓展并概括描述了心理疗法的最终目标以及产生这些终极效果的特殊药物，因而从逻辑上讲我们已经投身于拆除那些将心理疗法阻挡往他人关系与生活事件之外的樊篱了。存在于普通个人的生活之中帮助他向着技术心理疗法的终极目标前进的那些事件与那些关系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是起心理疗法作用的(心理疗法的)，即使它们发生在办公室之外，并没有受益于职业治疗者。可见心理疗法研究的一个完全正当的部分是探究良好的婚姻、良好的友谊、良好的父母、良好的工作、良好的教师等所带来的日常奇迹。从这种看法中直接产生的原理的一个实例是，一当患者能够接受和控制治疗关系时，技术疗法应该比它迄今更依赖于引导患者进入这些关系中去。
当然我们无需象职业者那样担心将保护、爱与对他人的尊敬这样一些重要的治疗工具交到业余者手中。尽管它们自然是极具威力的工具，但决不因此成为危险的工具。我们可以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爱某人、尊敬某人但决不可能伤害他(除非偶然的神经病患者无论如何其病情已经极不景气了)。如此期待是正当的：关心、爱与尊敬这些力量几乎永远只会带来好处不会带来害处。
接受了这点，我们就必须清醒地确信不仅每一个正常的人是潜在的无意识的治疗者，而且我们还必需接受这一推论，即我们应该认可它、鼓励它、普及它。至少这些可以被我们称之为非职业心理疗法的基本要素的东西能够使得尽人皆知。大众心理疗法(运用大众健康与个人药物之间对比的相似性)的一个清楚的任务即是传授这些事实，将其广为传布，肯定每一位教师、每一位患者，理想上最好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理解它们，运用它们。人们总是到他们所尊敬、所爱慕的人那里寻求忠告与帮助。心理学家、宗教家们也就毫无理由不使这一历史现象程式化、诉诸语言、并宏扬到普遍性的程度。愿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每当他们恫吓他人或没有必要地侮辱伤害他人或者摆布、排斥他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心理病理学的创发力量，即使这些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愿人人也都意识到善良、有益、正派、心理学意义上的民主、慈爱以及温和的人就是心理治疗(疗法)的力量，即使它们也是微不足道的④。
心理(治疗)疗法与良好社会
作为前面讨论过的良好人伦关系的定义的平行物，我们可以探讨一下现在亟需的良好社会的定义的内涵。这一社会是把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给他的成员。反过来这就意味着良好社会是依如下方式建立起制度上的契约安排的一个社会，它扶植、鼓励、奖掖．产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伦关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伦关系。从前面的定义与说明导出的必然结论是良好社会与心理学上的健康社会是同义的，而不良社会与心理学上的病态社会是同义的，反过来也就分别意味着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基本需求的阻挠，即不充分的爱、情感、保护、尊敬、信任、真实与过多的敌意、侮辱、恐惧、轻蔑与驾驭。
应当强调的是社会的压力与制度上的压力“培养”治疗的或者病理的后果(使它们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加可能、赋予它们更大的基本的以及次要的收益)。它们并非绝列地“决定其命运”，或者使其绝对地不可避免。我们对于简单的与复杂的社会中的人格范围了解得够多了，从而一方面尊重人性的可塑性与弹性，另一方面尊重少有的个人中业已成型的性格结构的特别顽固性，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抵抗甚至蔑视社会压力(见第11章)。人类学家似乎总是能够在残酷的社会中发现善良之人，在太平的社会中发现好战之徒。我们足以明白不能象卢梭那样依据社会契约来责难全部人类的罪恶，我们也没有胆量期望全人类仅仅借助于社会进步而一变成为幸福的、健康的与聪慧的。
就我们社会而言，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审视它而它们对于不同的意图均有裨益。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者任何其它一个社会折衷一下，把它称作十分病态的、极其病态的等等。对我们来说更为有用的将是测量与平衡彼此对立的病态培养力量与健康培养力量。随着控制忽而转向一套力量、忽而又转向另一套力量，我们的社会清晰地具有两种不稳定平衡的摇摆不定性。这些力量不得到测度与实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抛开这种泛泛的看法转向个体心理学的问题，我们首先就会碰到文化的主观阐释这事实。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对于神经病患者而言，社会也是病态的，因为他在其中领略了占压倒优势的危险、恐怖、攻击、自私、侮辱、与冷漠。当然可以理解当他的邻人审视同一个文化、同一人群时，他也许发现社会是健康的。从心理学上讲，这些结论并不彼此矛盾。它们可以在心理学层面上同对并存。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病情颇重的人都是主观地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之中的。把这一论述与我们前面关于心理疗法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看所得出的结论是：疗法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建立小规模良好社会的企图。即使在社会的多数成员看来，这个社会是病态的时候，同一描述也是适用的。
于是从理论上讲，心理疗法在社会层面上也就意味着同一个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与倾向背道而驰。或更概括地讲，无论一个社会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那个社会中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可以这么说，在基本的认识论意义上，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瓦解、表现出革命性或彻底性。那么，每一个心理治疗者也就正在或应该在小范围内而不是大范围内与他社会中的心理病理的遗传力量作斗争，如果这些力量是举足轻重的话，他实际上是在与他的社会作斗争。
显然，如果心理疗法能够得到极大的推广，如果心理治疗者每年不是处理若干个患者，而是千百万个病人，那么这些与我们社会的本质相抵触的微小的力量将变得有目共睹。那么社会将发生变化也就无庸置疑了。首先，变化将时不时地出现在有关热情、慷慨、友好诸如此类特质的人伦关系的温馨之中。当足够多的人们变得更加大方、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加合群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也必将影响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变化(347)。或许T一小组、交友小组以及许多其它类型的“人格完善”小组与流派的迅速推广可以对社会产生可观的效果。
在我看来，无论是多么良好的社会，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排除病态，如果恐怖不是来自于其他人，那它们也总会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死亡，来自于疾病，甚至来自于这个单一的事实——群处于社会之中，尽管因而对我们自己大有好处．但我们也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性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怒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来。见第九章。
这是一套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并且极易被误解或者说是它极易诱导人们去误解。也许用不着大洒笔墨我就能够防备这点。我且是提请读者看一下我在论及乌托邦社会的心理学的讨论课时为学生们准备的论立就够了。(311b)它强调了经验的、实际上可以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不可企及的幻想的东西)并且它坚持不断深化的表述而不是或此或彼的表述。这一任务被如下问题(结构)化了：人性所允许的社会的良好状况如何?杜会所允许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考虑到我们已知的内在的人性局限性，我们能够期待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从社会自身的本质所固有的困难处着眼我们所能奢望的社会的良好状况如何?
我个人的判断是，完善之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人类比起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来具有更大的可以改造的特性。至于完善的社会，在我看来这是无法实现的希望，特别是当我们见到这样明显的事实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种美满的婚姻、友谊或长-幼关系也几乎没了可能。如果纯洁的爱连在两人中间，家庭中间、人群中间都难以得到，那么对于20亿人说来将会多么困难?对于30亿人呢?显然，两人、群组和社会尽管无法完善，但它们是可以改进的，可以依好坏级次排列起来。
此外，改进两者、群组与社会以便排除变化无常的可能性这点我以为我们知之甚多了。改进个人可是数年治疗工作的问题，甚至“进步”的主要方面竟是允许他从事终身改造自己的任务。迅速地自我实现，这在转变、顿悟或觉醒的伟大瞬间确有发生，但这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并不应当寄与厚望。精神分析者早就学会了不去仅仅依赖于顿悟，但现在却强调“力争通过”冗长的、缓慢的、痛苦的、重复的努力利用和运用顿悟。在东方，精神启悟者和引导者通常也会持同一论点，即改善自身是一种毕生的努力。现在，T小组，基础交友小组、人格完善小组，有效教育等领导者中的那些更富于思想和更为清醒的人们渐渐意识到了这一教训，这些人现在正置身于扬弃自我实现的“强刺激”理论的痛苦历程中。
自然，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系统阐述必将是不断深化的表述，如以下例子所示。①普通社会越是健康，个体心理治疗也就越没有必要，因为只有为数寥寥者才是病态的。②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没有技术疗法的介入之下通过良好的生活经验得到帮助或者得以治愈。③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治疗者也就越是容易治愈他的患者，因为对患者来说简单的满足疗法是极可能被接受的。④普通社会越是健康，顿悟疗法治愈也就越是容易，因为有众多的东西来扶持良好的生活经验、良好的友谊等等同时伴随着战争、失业、贫困以及其它社会病理诱发影响的相对消失。显而易见，这类易于试验的若干定理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一些有关个人疾病、个体疗法与社会本质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有必要帮助解决这一常常表述出来的悲观主义疑题：“在最初产生病态健康的病态社会中健康或健康的改善怎么可能呢?”这一二难推理中所暗含的悲观论调与自我实现之人的出现，与心理疗法的存在(心理疗法通过现实的存在说明了它的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即便如此，只要把这一完整的问题向经验的研究敞开的话，它也有助于提供一种它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理论。
现代疗法中训练与理论的角色
当病情变得日益严重的时候，从需求满足中获得裨益也就越来越不可能了。①为有利于神经病需求满足，当基本需求满足被人放弃之后，它们经常甚至得不到人们的追求与渴望，②即使它们被提供出来，患者也无法利用它们。从上述这一连续整体中得出一个论点。为患者提供爱怜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害怕它，不相信它，误解它，最终拒绝它。
恰是在这一点上职业(顿悟)疗法变得不仅必要而且无以替代。别的疗法都不顶用，建议不行、宣泄不行，病症治愈不行，基本满足不行。因此，越过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步入了另一个天地，那是一个被其自身法制所统辖的地方，在这里本章到目前所讨论的全部原理若是不经修改或限定便不再运用了。
技术疗法与非职业疗法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重要的、要是早在三、四十年以前，我们就用不着为上述讨论添加任何东西了。然而今天却有必要这么做，因为从弗洛伊德、阿德勒等人的革命性发现开始，本世纪的心理学发展正将心理疗法从一种无意识的技巧转变为一种有意为之的应用科学。现在存在着一些适用的心理治疗工具，但它们并不是自动地适用于良好的个人的它们仅仅适用于那些智力超群再加上接受过如何使用这些新技巧的严格训练的人。它们是人为的技巧，不是自然的或无意识的技巧。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心理治疗者的性格结构而被传授。
这里我想只谈一谈这些技巧当中最为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即，使患者产生顿悟，也就是说有意识地使他的无意识的欲望、冲动、禁锢、思想对他说来成为有用的(发生分析，性格分析、抵触分析、移情分析)。主要是这一工具使得具备必要良好人格的职业心理治疗者比起只具备良好人格却没有职业技术的人来大占优势。
这一顿悟是如何造成的呢?迄今为止造成顿悟的技巧若不是全部那也是大部分并没有更多地逾越弗洛伊德详加阐发过的东西。自由联想、梦境解析、日常行为意义的阐释是治疗者帮助患者获得意识顿悟的重要途径。还有一些可能性随时可以举出，但它们不太重要。导致某种方式的分离并利用这一分离的松弛技巧以及各种技巧并不此所谓的弗洛伊德技巧更加重要，纵使它们比起今天来曾被更好地运用过。
在一定范围之内，任何个智力不错的人只要他愿意经受精神病学与心理分析学学院以及临床心理学研究生院所提供的适当训练课程的话，他就会获得这些技巧。不错，正象我们预料到的那样，在使用它们的功效方面存在着个人的差异。从事顿悟疗法的些学者比起另一些学者来具有更好的直感。我们略乎感觉到被我们归为良好人格的那类人比起没有具备这类人格的人来将会更为有效地适用它们，所有的精神分析学院都包括对学生的人格要求。
弗洛伊德给予我们的另一个伟大的新发现是意识到了心理治疗者自我理解的必要性。当治疗者的这种顿悟的必要性被精神分析家承认的时候，持另一种见解的心理治疗者们尚未正式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从这里描述的理论中得出：使得治疗者的人格变得更好的任何力量因而也会把他变成一个更好的治疗者。精神分析或治疗者其它深刻的疗法能够有助于这点。如果有时它没能完全治愈，那它至少可以使治疗者意识对那些可能成为他的东西，意识到他内心之中冲突与受挫的主要地方。结果，当他与患者打交道的时候，他就能够忽略自身的这些力量，并且调整它们。由于总是意识到它们，他就能够使得它们屈从于他的理智。
我们说过，在过去，治疗者的性格结构比起他所倡导的任何理论来都更显重要，甚至比他所运用的意识技巧都来得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小，因为技术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对出色的心理治疗者的完全描述中，近一、二十年来他的性格结构的重要性性渐渐削弱，将来无疑还要继续下去，而他的训练、他的才具、他的技巧、他的理论已经逐步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尽可以放心，将来有一天它们会变得举足轻重。我们曾称赞过心理疗法的老年女杰技巧是出于这些简单的原因：过去这些技巧只有心理治疗者可以获得，其次是因为现在以至将来在我们称之为非职业心理疗法的领域里它们将是始终重要的。靠抛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去找牧师或是精神分析者不再是理智的和正当的了。高明的职业心理治疗者把直觉手段远远抛在了后面。
我们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特别是如果社会改善了，职业心理治疗者将不会被利用来服务于捎除担忧、绐予支持及其它需求满足的意图，因为我们将从非职业同伴中得到这一切。一个人将为简单满足疗法或释放疗法力所不及的疾病而来，而这些疾病只有那些不是被外行所运用的职业技巧才容易接近。
自相矛盾的是，从前述理论中也可能演绎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相对健康的人们更容易受到疗法的影响，那么很有可能更多的技术疗法时间将专门留给最健康的人而不是最不健康的人，其明显理由在于一年之内改善十个人比只改善一个人强，尤其是当这些极少数的人就处在关键的非职业治疗地位时，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生。这已经在很可观的程度上发生着了，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者以及存在分析者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占用来训练、教育以及分析年轻的治疗者。教育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牧师和教师对于一个治疗者说来也是极为普遍的，
在离开顿悟疗法这一主题之前，我认为分辨一下顿悟与需求满足之间迄今暗示的二分法是恰当的。纯粹的认知或理性主义的顿悟(冷静的，不带情感的认识)是一回事；机体的顿悟是另一回事。弗洛伊德学派有时谈到的彻悟就是承认这一事实：仅仅对于某人病症的认识，甚至当我们再加上对于病源的认识以及对于它们在当今心理机构中能动作用的认识本身常常是不具疗效的。同时还应该有情感的体验，经验的真实复活，宣泄以及反作用。也就是说，彻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验也是一种情感体验。
更微妙的争论是：这种顿悟常常是意动的、需求满足的或是受挫的体验，是确实感觉到被人所爱、或是被人所遗弃、或是被人所鄙夷、或是被人所排斥或是被人所保护。分析家所谓的情感最好被看作是对于实现的反应，比如，父亲真心爱他毕竟是把他当做通达地复活了一个二十岁青年的经验(受压抑、或者被曲解至今)的人．或者通过切实地经历了恰当的情感体验，他猛然意识到他原来憎恨他自以为钟爱的母亲。
这种认知的、情感的和意动的成分同时并存的丰富体验，我们可以称之为机体的顿悟。但是假设我们一直在致力于主要研究情感的体验。我们还应该必须不断地拓展这一经验以便容纳意动成份，我们最终应当发现我们是在谈论机体的或整体论的情感等等。对于意动经验说来亦然。它也将拓展到全体有机体的非机能经验。最后一步将是意识到除了研究者方法的角度不同外机体顿悟、机体情感和机体意动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并且最初的二分法将被显而易见地视作过于拘泥于原子论从而无法达到主题的人为之物。
自我疗法；认知疗法
这里描述的理论的一个含意是自我疗法比起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来即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同时又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理解他缺少了什么，学会他的基本欲望是什么，大体学会表明缺少这些基本欲望的满足的症状，那么他就可以有意识地着手尝试着补偿这些匮乏。我们完全可以说，按照这一理论，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比起他们所意识到的更有可能自我治愈在我们社会中如此普遍的大量的轻微失调。爱、安全、归属关系，尊重他人几乎成了对付情境紊乱甚至是对付某些轻微性格紊乱的灵丹妙药。如果一个人明白他应该拥有爱，尊敬、自尊等，他就能够有意识地把它们寻觅到。当然谁都会同意有意识地寻觅到它们会比试图无意识地补偿它们的匮乏来得更好、更富于成效。
但是当这一希望被提供给了许多个人的时候，并且当他们比起一般所认为的来被给予了更大的自我疗法的可能性的同时，对他们来说，尚有若干问题非常有必要求助于职业人员。首先，在严重的性格紊乱或存在性神经病方面，清晰地理解产生、诱发或维持这一紊乱的动力力量是绝对必要的，此后对于病人的治疗才能超越仅仅具有的改善效果。正是在这里造成意识顿悟所必需的全部工具必须得到运用。没有其它东西可以替换这些工具而且目前只有受到过职业训练的治疗者才能运用它们。就永远治愈而言，一旦一个病例被认为是严重的了。那么来自于外行、来自于老年女巫的帮助十之八九会变得毫无用处。这是自我疗法的基本局限性所在①。
小组疗法：人格完善小组
我们心理治疗方法的最终会意是更大地尊重小组疗法以及T小组等等。我们大量地强调过这一事实．即心理治疗与人格完善是一种人际关系，基于前面的原因，我们应当感觉到把一对人扩充为一个更大的组群可能会大获裨益，如果普通疗法可以被想象成二人理想社会的缩影，那么小组疗法就可以被想象成十人理想社会的缩影。我们已经具有试验小组疗法的强烈动机了，也就是说节省金钱与时间以及使得心理治疗对越来越多的患者具有更加广泛的可得性。但除此以外，我们目前的经验材料表明小组疗法与T小组可以做到个体心理疗法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当患者发现小组的其它成员几乎是同病相怜时，发现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冲突、他们的满足与不满，他们的潜在冲功与思想在社会中可能几乎是十分普遍的时候，他们也就极易扬弃单一感、孤独感，犯罪感或罪恶感。这就削弱了这些潜在的冲突与冲动的精神疾病诱因的力量。
对于治疗的另一个期待也从实际实践中脱颖而出。在个体心理治疗中，患者要学会同至少一个人——治疗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人们也就希望他能够将这一能力转移到他的一般社会生活中去。他常常可以凑效。但有时却也无能为力。在小组疗法中，他不仅学习如何同至少一人建立这种良好关系，而且在治疗者的监督下，开始同整整一组其他的人一起实践这一能力。一般说来实验的结果已经得到了，尽管不会令人吃惊，却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正是由于这种经验的材料以及正是由于来自理论的推理，我们应当迫切地进行更多的小组心理疗法的研究，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本心理疗法颇有前选的先导者，而且还因为它无疑会教给我们许多普通心理学理论方面的知识，甚至是有关广义社会理论方面的知识。
T小组．基础交友小组、敏感度训练以及被划入人格完善小组或有效教育研究班和实验班的其它所有小组莫不如是。尽管程序不同，但可以认为它们都具有所有治疗者相同的遥远目标，即自我实现，充满人性，更加充分地利用种属与个人的潜力等等。象任何一种心理疗法一样，到了称职者手里它们就会刨造出奇迹来。然而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可以理解在糟糕的摆布下它们会无济于事或者带来危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这一结论自然不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完全同样的结论对于外科医生以及其他所有的职业者说来同样真实。我们尚未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外行或非职业者如何能够选择颇具能力的治疗者(或内科压生、牙医、宗教师、启蒙者、教师)避免选择能力平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