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把灵魂投入“风险共担”
学术研究中的“去庸俗化”过程最终将会用下面这种方式完成：规定那些学者只能用自己的时间去做研究，或者，他们以后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收入了。为了去除体制的弊端，某些人做出牺牲是必需的。这个主意也许对于被洗过脑的现代人来说很荒谬，但是一本《反脆弱》所做的实际贡献就已经远超那些专业人士华而不实的研究成果了。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原创且对社会有价值，研究人员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有另外一份糊口的工作，或者至少花10年时间从事这类职业：磨镜片的技师、专利局文员、黑手党干将、职业赌徒、邮递员、狱警、医生、豪车司机、民兵、社保局官员、诉讼律师、农场主、主厨、餐厅服务员、消防员（我的最爱）以及灯塔管理员等，让他们一边“劳其筋骨”，一边构思能够改变世界的原创性想法。
这是一种筛选机制，能够过滤掉八股文式的研究论文。我不同情那些痛苦的职业研究员，一份全职的、高强度的、压力巨大的且极具挑战的工作我自己干了23年，其间我还完成了我的前三本书。我每天都是白天工作，晚上做研究、调研和写作。这段经历使得我不能容忍有人把研究当成一种赚钱谋生的职业。
社会公众有一种误解，他们认为商人被财富和利润所激励，科学家则是被荣誉和认可所激励，这绝对是一个幻觉，现实不是这样的，请记住，科学探索永远是寂寞的事业，这并不是说科研人员孤独得可怜，而是说科学探索是由少数派主导的，只有极少数人会真正投身于科学探索，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后台职员。
科学倾向于林迪
我们之前说过，如果没有“风险共担”，那么物种进化的筛选机制会被破坏，而科学探索过程也需要有这样的机制。
卡尔·波普认为科学是一项有风险的经营性事业，科学探索最终的成果应该是一些和我们的直觉和观察完全相反的主张；如果我们的科学探索产生的是一些通过观察可以验证的发现，那说明我们只是在用实验重复前人的科学发现。人们常说科学为我们打开了广阔前景，从哲学上讲，这说明科学带给了我们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减少了不确定性。把这种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的过程就是一个证伪的过程，也是一个林迪过程（还要结合少数派主导规则）。尽管波普看到了静态的问题，却没有研究动态的机制，他也没有从风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科学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有个书呆子待在孤岛上研发了一种“科学方法”，也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某种类似于机动车驾驶员视力测试用的“科学标准”，而是因为科学灵感符合林迪效应，或者说那些科学灵感的火花自己要承受着现实世界的脆弱性考验。不仅是科学家，而且这个灵感本身也要参与“风险共担”，接受验证和筛选。一个灵感或者一个想法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效果，当然就是失败的；但是更多情况下，灵感和想法需要接受时间的验证（而不是政府颁布的指导手册的验证）。一个想法如果一直没法被证伪，它将来的寿命就越长。如果你读过保罗·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发现史，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任何发现都还没有最后肯定，一切都还在某种待定过程中，都还没有完成时间的检验——这是不容商量的。
我现在稍稍修正一下波普的想法：既不从证明成立也不从证伪的角度，而是从证实“有用”、“无害”或“能够保护用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由此，我的观点将和波普有所不同。任何事物想要生存，都必须面对风险的检验，能存活下来的就是好的、对的、有用的、无害的和能够保护用户的。在林迪效应下，一个想法要接受“风险共担”的检验，这种检验不是用已知真理去验证它，而是用各种灾难和意外去验证它，一个好的想法同时也应该是好的风险管理者，不仅不会给持有这个想法的人带来伤害，而且会对其生存有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风俗习惯甚至迷信和禁忌都已经经受了几个世纪的验证，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地会对相信它们的人有利。一个想法必须能够提升人们的反脆弱性，或至少降低脆弱性带给人们的伤害。
实践还是理论？
学术界将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实证研究主要是用电脑上的统计软件寻找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东西，或者在事先设定的很苛刻的条件下做实验。而在现实世界做研究（比如医药行业），叫作临床研究，有时这种研究并不被认同为科学，其实很多学科恰恰缺乏这个第三维度——临床维度的研究。
在林迪效应下，一个事物需要由时间来检验其强韧性，也就是说，要把一个事物置于有风险的情况下检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最终的生存状况就是最终检验的结果。如果做这件事情的人在做的过程中承担了某种风险，这个事情成功地穿越了几代人之后继续运转自如，那么这个事物就是合格的。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
祖母vs研究员
一方面，如果你总是听从你祖母或者老人的建议，那么你90%的时间可能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由于有唯科学主义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存在，加之现实世界本就艰难曲折，如果你选择相信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的话，就可能只有不到10%是对的，除非你祖母也是这么说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心理学家干什么呢？ [6] 最近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发表在声誉显著的学术期刊上的上百篇心理学论文，只有39篇仍被引用或再版。在这39篇论文中，我相信只有不足10篇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或者移除了实验条件之后在现实中仍然有效的。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制药和神经科学领域，我在后面会详细展开（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在第18章和第19章，我会详细解释为什么你祖母给你的警告或禁令并非是“不理性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不理性”，恰恰是因为我们自己误解了概率）。
请注意问题的要点并不在于那些古老的知识经历了林迪效应的过滤而生存至今，而在于接受那些古老知识的人都活了下来，我们是他们的后代。
当然古人并不懂物理学，但是他们洞悉人性。所以，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必须经林迪证明（时间检验），这些领域的发现如果在经典文献中没有先例，就不太会流传下去，它们离开了实验室的大门将毫无用处。说到经典文献，我们指的是拉丁文和希腊文记载的有关道德的文学作品：西塞罗、塞内加、马可·奥勒留、爱比克泰德、卢西恩或者其他诗人，朱文诺尔、贺拉斯和之后法国的所谓“道学家”们（拉·罗什富科、法尔儒纳、让·德·拉布吕耶尔、尚福德）。波舒哀则自成一派，读者可以把蒙田和伊拉斯谟作为阅读古代经典文献的向导：蒙田是当时的普及者，伊拉斯谟则是集大成者。
简述祖先的智慧
让我们列举几个古代传说就有且经现代心理学证实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并不是刻意研究的结果，都是灵光一闪浮现出来的。
认知失调（利昂·费斯廷格关于酸葡萄的心理学理论，人们为了避免想法之间存在矛盾，就会使其合理化，也就是说，自己吃不到的葡萄一定是酸的）：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是在《伊索寓言》里，拉封丹寓言重新包装了一下，但是起源看起来更古老，可能源自阿伊卡寓言。
厌恶损失（一个心理学理论，认为损失带来的痛苦大于盈利带来的快乐）：李维在《编年史》中写道，人类对于愉悦事物的感知不如对悲凄事物的感知那么强烈。塞内加在几乎所有文字中都流露出厌恶损失的情绪。
负面建议（通过负面认识事物）：相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我们更容易知道什么是错误的。想想银律打败金律的逻辑优势。恩尼乌斯说过，如果没有“坏”，“好”也就没那么好了。西塞罗重复过他的话。
风险共担（字面意思）：我们先从意第绪语的谚语开始，“你不能用别人的牙齿咀嚼”“你的指甲最能挠你自己的痒”，斯卡利杰在1614年出版的《阿拉伯谚语丛刊》中记载了这样两句话。
反脆弱：这方面有几十条古代谚语，我们只提西塞罗的一句话：“当我们的灵魂安宁时，蜜蜂都刺不痛我们。”马基雅弗利和卢梭把反脆弱理念应用在了政治体系中。
时间贴现：“一鸟在手胜于十鸟在林。”（古代黎凡特谚语）。
群体疯狂：尼采说，“疯狂对于个人来说是罕见的现象，对于群体、党派和国家来说则是必然的规律”。尼采应该算是一位古典主义者，他的话也应该算是古代智慧，另外我还见过柏拉图多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少即是多：“太多的争吵稀释了真理。”普布里乌斯·西鲁斯这样写道。当然这句话最早完整地出现在罗伯特·勃朗宁写于1855年的诗中。
过度自信：“我因为过度自信而丢了钱。”伊拉斯谟的这句话明显受到了迪奥尼斯和埃庇卡摩斯的影响，前者说“自信让我失去一切；蔑视让我拯救一切”，后者说“保持清醒，时刻提防”。
进步的悖论和选择的悖论：大家都很熟悉银行家度假的故事，它说的是一个纽约的投资银行家去希腊某岛上度假，他遇到一个当地的渔夫，突发灵感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可以把渔夫的生意做大，他鼓动渔夫听从他的建议，渔夫却一脸疑惑地问他：“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处呢？”银行家回答道：“等你有了一大笔钱，就可以像我一样到希腊的海岛上去度假了。”渔夫笑道：“可我天天都在度假啊。”
这个故事在古代有另外一个由蒙田转述的版本也很著名，而且形式更优雅，以下是我翻译蒙田的版本：皮洛士国王想要进攻意大利，他睿智的谋士希尼斯（Cinéas）想让他意识到这将是徒劳的。“您想通过这次远征达到什么目的？”他问道。皮洛士回答：“让我自己成为意大利的主人。”希尼斯又问：“然后呢？”皮洛士说：“征服高卢和西班牙。”希尼斯追问：“再然后呢？”皮洛士说：“征服非洲，然后……享受生活。”希尼斯：“可您现在已经在享受生活了，为什么还要去冒险呢？”蒙田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引用了卢克莱修的哲学长诗《物性论》中的一句话：“人类无休止地折腾自己以期过上安宁的日子。”
[1] “乌龟站在乌龟上”，表达的是一个无限回归的问题。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被告知世界站在乌龟的背上，他问“那乌龟又站在哪里”，回答是“乌龟站在另外一只乌龟的背上，如此继续下去”。
[2] 关于现代化的观察和评论：我们为了变化而变化，正如我们在建筑、食物和生活方式上看到的一样，我们经常把以前的模式彻底推翻并称之为进步。我在《反脆弱》一书中解释过，基因突变是生物进化的驱动力之一，但是如果代与代之间的基因突变过于显著，就会导致上一代生物体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基因变异（包含着对环境适应性更强的遗传优势）被浪费和抛弃，生物进化和社会进步都需要一些基因突变，但不能是频繁而剧烈的变化。
[3] 获奖就是诅咒。事实上，交易员很早就知道这样一个规律：媒体表扬是反向指标。我痛苦地学会这一点。1983年，就在我成为交易员之前，IBM公司上了当时极有影响力的《商业周刊》的封面，被捧为“终极公司”。我当时很幼稚，冲动地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我很快就被炮火掩埋了。然后我猛然醒悟，我应该做空这家公司，下跌中弥补损失。由此我学到了一件事：媒体的表扬是毋庸置疑的诅咒。IBM股票在之后的15年一直处于下跌之中，一度濒临破产。而且，我还学会了要避免领取荣誉，部分原因是这些荣誉往往是由错误的评判者授予的，他们喜欢在你身处巅峰的时候找到你（你宁可被媒体忽视，最好是被它们讨厌）。一位之前投资餐饮行业的交易员布莱恩·欣克利夫（Brian Hinchcliffe）给了我一些如何在获奖餐厅点菜的建议：那些真正的好餐厅往往在熬到获得“最佳”称号之前就已经关门了（“最佳”称号往往意味着最好的氛围、最好的服务、最好的发泡酸奶，还有给来访的酋长准备的非酒精饮品）。从经验来看，如果你希望一部作品能影响几代人，那么你一定要确保其作者生前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荣誉。
[4] 此处引用维特根斯坦的两句话出处不明，前一句疑似“我在遵守规则的时候，是盲目不假思索的”，语出《哲学研究》，意指体育比赛需要遵守事先制订的规则，而学术活动一旦被纳入数量化的考核指标体系，就类似于在体育活动中引入了比赛规则，因此思考的敌人并不是竞技体育，而是类似于比赛规则的考核指标体系。后一句疑似指哲学应该是一种澄清而不是一场辩论，后者会把哲学拖入一场无休止的语言游戏：最后发言的人获胜，或获胜的人最后发言。——译者注
[5] 我一般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我认为鉴别一个公众人物是否在胡说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看他自己是否承担后果和风险；二是他是否在意自己的荣誉和名声。
[6] 在一篇关于“p值”随机性的论文中，我发现某些论文在统计学意义上宣称的显著性，至少要比宣称的情况低一个函数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