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财富和垂直社会化
知识分子为什么如此关心社会的不平等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本能地用等级社会的眼光看世界，他们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病理学原因，那些培养了他们的名牌大学平时讨论的话题大都是有关等级社会的，而现实世界的大多数人并不为此感到困扰。 [11]
在古老的乡村，忌妒并不是一个困扰大家的社会问题。富人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很少，他们各自住在自己的领地里，缺乏那种营造相互攀比心理的环境。富人在自己的领地被一群依靠他们谋生的农民包围着，除了偶尔进城以外，他们的社交生活相当垂直，他们的孩子会和仆人的孩子一起玩耍。
发展到商业社会以后，相同或相似阶层的人才开始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社交演变成同一阶层内的活动。工业化社会以后，富人开始向城市或郊区聚集，他们的财富状况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这种财富差异使得他们相互攀比。于是，比赛开始了。
因此，工业化社会以后的富人在社交上隔绝了穷人，穷人对于他们而言变得理论化了，成了教科书上的概念。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讲的那样，我从未见过一个正统的剑桥大学讲师和一个巴基斯坦来的出租车司机一起闲逛，或者和操着伦敦腔英语的工人一起举重。因为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有权把穷人当成一个观念来对待，一个由他们创造的观念。因此，他们确信自己知道什么才是对穷人最有利的。
共情和自保
请回忆一下我们关于规模问题的讨论，人类的道德是有适用对象的，并不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对象如果是一个遥远的域外人，那么就不适用于我们的道德。即使不是域外人，我们的道德规则也会因对象不同而变化。
忌妒的反面是共情（将感情推己及人的做法）。你可以看到，人们对他们同一个阶层的人有更多的共情。传统上，上流社会会收留那些家道中落的年轻人作为自己家的伙计，以此来帮助他们。这样的做法其实有互助保险的属性，只在确定的有限人数内有效，并不能普及全社会。“你照顾我的子孙，我也会照顾你的子孙”源自共情之心，却有自保之效。
数据，随便什么数据
我从皮凯蒂的恢宏巨著中学到了另外一课：他的书里充满了各种图表。这其实是一个教训：如果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遇到一个专家使用各种图表呈现大量数据，那么这并不能说明他很严谨。我作为一个概率专业人士，在《黑天鹅》那本书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据和图表（除非个别说明性目的的展示），因为我相信堆满了数字和图表的作品，恰恰缺乏逻辑严密的论述和坚实可靠的观点。而且，人们误以为实证主义就是堆砌数据。当我们的逻辑是正确的时候，只需要一些有意义的数据稍加修饰；而当我们试图证伪某一观点时，一个反例就足够了。只要有一个数据显示存在极端偏差就足以表明黑天鹅的存在。
当交易员们赚钱的时候，他们懒得搭理你；当交易员们输钱的时候，他们会把你拖入细节、理论、数据和图表的汪洋大海之中，以便证明他们自己是无辜的。
概率论、统计学和大数据分析的核心不是数据，而是基于观测得出的逻辑——尤其当观测数据不足时，逻辑就至关重要了。在很多情况下，真正有用的仅仅是几个极端数据；极端数据很少出现，而一旦出现，它们就带来巨大的信息量，并足够让你证明（或者证伪）某个观点。比方说，你想要证明某人有1 000万美元，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他的股票账户显示市值有5 000万美元。你不必逐一列出他家的每一件家具，包括他书房里价值500美元的油画和餐厅里的银餐具。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一个发现，当你买一本厚厚的、用成吨的图表和表格来证明某一观点的书时，你一定要小心：这往往意味着大量无关紧要的数据没有被作者筛选掉，而真正重要的观点却还没有被提炼出来。但是对于普通大众和没有统计学基础的人来说，这些图表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简单的真理就这样被复杂的数据替换掉了。
斯蒂芬·平克就在他的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使用了这个方法，他说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暴力行为减少了，并将此归因于现代制度和机构的功劳。我和我的合作者帕斯夸莱·西里洛仔细审阅了他的数据之后发现，要么是他没理解自己的数字（事实上，他确实没理解），要么是他事先已经形成了观点，罗列这些图表和数据是为了让别人接受他的观点，而不是证明这个观点。他没有意识到，统计学并不关心数据本身，核心是通过数据提炼逻辑，从而避免被随机产生的数据愚弄。但是无论我怎么苦口婆心，普通大众和他那些崇拜国家机器的白知同事，都认为这是一本很了不起的书（至少他们这会儿是这么想的）。
公职人员的道德
结束本节之前，让我们来谈谈比不平等更糟糕的不公平，那些在后台工作而又不承担风险的人，因其曾经为政府工作而变得富有了。这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平。
当奥巴马总统离任时，他接受了4 000多万美元来写回忆录，很多人对此感到愤怒。但是他的支持者，那些捍卫中央集权政府的人都为他辩护，反过来批评继任政府雇用富有的企业家担任政府公职。对于他们来说，金钱是贪婪的，但他们谴责金钱的同时却支持那些没有通过商业活动就赚到钱的人，这明显不合逻辑。我苦口婆心却又徒劳无功地向公众解释，让富人担任公职和让公职人员变富不是一回事儿。再说一遍，事物是动态发展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机制以及后果，才是最重要的。
我支持让富人担任公职，是因为他们的财富本身就是能力的证据，它表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现实世界的问题（当然他们也可能只是随机过程的幸运儿），但是我们至少都看到了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某些技能。当然，这个人的财富必须是其亲身参与“风险共担”所赚取的，他如果还在这个“风险共担”中失去过部分乃至全部的财富，体会过与之相关的焦虑和愤怒，就再好不过了。
如果我们结合道德和后果来看公职人员发财这件事，那么我们相信：
利用公职发家致富绝对是不道德的，而且对社会有巨大的伤害。
杜绝此类现象的一个好办法是强制要求公职人员在就职宣誓时增加一条：待其离开公职以后从私人部门赚取的金钱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限额，超出部分将归全体纳税人所有。这就保证了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的真诚，在公职部门工作虽然报酬不高，但是公职人员能够从服务社会的工作中获得情感回报。这还能确保他们在公职部门工作，不是出于某种战略投资的目的：你不能基于卸任后会被高盛公司雇用的动机，而去担任耶稣会主教的职务——尽管这两者都要求雄辩和博学。
其实大多数公职人员，都倾向于终身待在政府公务员序列里面。当然了，某些领域的部门除外：农业食品、金融、航空航天以及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任何部门……
一个公职人员可以制定对某些行业（银行业）特别友好的监管规则，然后去摩根大通银行把他当公务员时工资和市场差额的几倍统统赚出来（你可能还记得，监管者总想把监管规则制定得越复杂越好，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凭借专业知识被高价雇用了）。
所以公职部门存在着隐性的贿赂：你对某行业某公司好一些，比如说孟山都公司，它之后也会照顾你。它做这些并不是出于荣誉感，而是要让这个机制运转下去，以此来鼓励现在监管它们的公职人员对它们好一些（像你曾经做过的那样）。那个任人唯亲的“白知”财政部前部长蒂姆·盖特纳（我和他共用绪论中提到的那位意大利理发师），就很明显地接受了那些曾经被他救助的金融行业的报答。他用纳税人的钱救助了陷入危机的银行家们，让他们从危机后最大的资金池里给自己发奖金，那是2010年，他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然后这个行业为了报答他的良好表现，在一家金融机构里给了他一份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工作。
有些领域严重依赖专业技能，电工、牙医、葡萄牙语不规则动词变位专家、助理结肠镜专家、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代数几何学家，这些都是专家（各地情况或多或少有些不同），然而记者、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临床心理学家、管理理论家、出版业高管、宏观经济学家却不是专家，或者说这些行业并不依赖专业技能。让我们来考虑这一系列问题：谁才是真正的专家？由谁来决定哪些人是专家？谁是负责鉴定专家的专家？
时间才是专家。或者说，那个喜怒无常而又冷漠无情的林迪才是专家，我们下一章将要讲到。
[1] 我注意到，在一些高寻租的国家，财富被视为零和博弈：你从彼得那里拿给保罗。然而在一些低寻租的地方（比如奥巴马执政前的美国），财富被视为正和博弈，每个人都从中受益。
[2] 复杂的监管让前任政府雇员找到了新工作——帮助企业绕开他们自己设定的监管。
[3] 进一步的数据显示，39%的美国人将有1年时间挤进收入排行榜的前5%，56%的人将有1年时间挤进前10%，73%的人将有1年时间挤进前20%。
[4] 从数学上讲，动态的平等意味着马尔科夫链没有吸收态。
[5] 技术评论（给挑毛病的人）：现实生活中遍历性是不完全的，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遍历各阶层的概率会有差异。你处于前1%阶层的概率也许比我高，但是对任何人而言，没有一个状态的概率为0（肯定不发生），也没有任何一个状态的概率是1（肯定发生）。
[6]给挑毛病的人的另一条评论。在《随机漫步的傻瓜》中谈到过的富豪交易员约翰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是你做出某种选择就像买彩票一样。此处我们更进一步，探讨一个动态的结构，换句话说，一个社会如何移动，因为很显然它不会保持静止。
[7] 这一节是技术性的，对经济学家印象不深刻的读者可以跳过。
[8] 这种尾部分析十分微妙，已经成为我的数学特长。当概率分布呈现“平均斯坦”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发生的变化是由系统中心的中间部分来影响的；当分布呈现“极端斯坦”时，影响系统的变化主要来自尾部因素。不管你是否喜欢，抱歉，但这就是纯粹的数学。
[9] 如果财富创造过程是一个胖尾（极端斯坦），那么财富将在社会顶层（胖尾）产生，这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将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增加。社会财富的增加来自一小部分人的努力。相应地，全社会财富池（测量年度开支，正如皮凯蒂做的一样）的财富也会相应增加。设想一个二八分化的百人社会（80/20）：额外的财富贡献来自一个人，底层的50个人什么都没有干，这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因为如果拿掉那个创造财富的人，整个社会就没有财富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体内其他人得益于少数人的财富贡献。
[10] 英国议会报销丑闻：下议院议员给他们自己购买了电视机和洗碗机，这些东西公众可以轻易地想象到。当公众予以反对时，一个议员辩称：“我又不是拿了100万英镑的债券。”问题是公众能够理解电视机，他们对债券反而不太理解。
[11] 有个技术性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动态地而非静态地看待这个问题，财产税其实对工薪阶层更有利，而不是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