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会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个巴勒斯坦人。狮群去了哪里？意大利人可没那么容易死。让历史学家造火箭。商业使人更平等但也创造了新的不平等（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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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
涉主义者（或者我应该叫他们“狂热的干涉主义分子”）有一个毛病，他们为了“提供帮助”而介入别人的事务，结果却破坏了那些地区本来固有的维系和平的机制，这种机制既体现为当地人在具体事务上的合作，又体现为他们在战略上的长期敌对，和平机制就是这两者的结合。正如我们在绪论里面提到的那样，这个错误至今仍在继续，因为错误决策的后果会由决策圈以外的其他人承担。
我猜想如果没有那些干涉主义“白知”的掺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应该已经得到了解决。而且冲突双方，尤其是巴勒斯坦一方会变得更好。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巴以冲突问题已经持续了70年。就像一个狭小的厨房挤进来太多厨师一样，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不必品尝自己做的食物（或者苦果）。我推测，如果你不去插手别人的事情，那么他们反而会从实际出发，现实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参与“风险共担”的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会脚踏实地，他们并不热衷于地缘政治或宏大而抽象的原则，他们感兴趣的是放在桌子上的面包，在冰箱里的啤酒（或者非酒精发酵饮料，比如酸奶），以及天气好的时候带家人外出野餐。他们不希望有人来教育和指导他们应该怎样和邻居打交道，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种帮助，而是一种羞辱。
想象一下这个荒谬的场景吧！阿拉伯国家鼓励巴勒斯坦人去战斗，去捍卫他们共同的抽象的原则和理念。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却坐在挂着地毯、配备了冰箱（装满了非酒精类发酵饮料，比如酸奶）的宫殿里，接受他们建议的人却住在难民营里。巴勒斯坦人如果在1947年就定居下来，现在就会过得很好。但是那个抽象的理念要求把犹太人和新十字军一起赶出地中海。正当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住在帐篷里的时候，数千英里以外的阿拉伯各派别却在商讨有关“原则问题”。接着就发生了1948年的战争。如果巴勒斯坦人就此定居下来，那么事情也能得以解决。但是不行，因为“原则”不允许。于是又爆发了1967年的战争，而现在他们发现如果能收复在1967年的战争中失去的土地，就太幸运了。接着1992年，首脑们签下了奥斯陆和平协议。但是政治条约缔造不了和平，如果你希望他们实现和平，那么就让他们进行贸易，就像他们几千年来所做的那样，最终他们将不得不自己去解决问题。
除非被某些官僚机构阻挠，否则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相互合作的物种。因此我推测，如果我们让国家部门那些“想要提供帮助”的人长期带薪休假，让他们去做瓷器、陶器或其他男性荷尔蒙水平较低的人在休假期间会做的事情，那么中东和平一定大有希望。
而且，这些人把所有事务都看作地缘政治，在他们眼里，整个世界被简化成了两个拳击手，而不是有着不同风俗习惯和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群。为了拖垮俄罗斯，美国国务院想方设法地延长叙利亚战争，使之长期化，而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只是在惩罚叙利亚人民。
政治家之间的妥协和人民之间的和平不是一回事。想想今天的摩洛哥、埃及，某种程度上沙特阿拉伯也算在内，它们都有着或多或少公然亲以色列的政府和装满非酒精发酵饮料（比如酸奶）的冰箱，也都有大批对犹太人有明显敌意的底层民众。相比之下，伊朗当地的民众则毫无疑问地更亲西方也更容忍犹太人，而伊朗政府却不受西方国家政府的待见。然而，一些从不亲身参与“风险共担”却又自诩熟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他们了解许多具体细节却不了解复杂系统本身）的政客，依然坚持把国家间的关系简化为政府间的关系。
火星vs土星
如果你对上述问题一无所知（就像华盛顿的专家智囊团那样），而且也没有参与“风险共担”，那么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地缘政治的棱镜来观察。对于那些无知的专家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伊朗vs沙特阿拉伯、美国vs俄罗斯以及火星vs土星所组成的联赛。
我还记得在黎巴嫩战争期间，当地派别之间的冲突很快就被总结成了“以色列vs伊朗”的冲突。我在《黑天鹅》一书中描述了来到黎巴嫩的战地记者不是从战地一线而是从其他战地记者那里取得信息，这样他们的报道就不会相互矛盾，大家都可以生活在一个与战场平行的镜像世界里，从未参与“风险共担”的记者们就在由扭曲的事实和虚假的信息构成的世界里漫游。但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我们的目的是尽快解决问题，然后继续生活下去，不要成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感兴趣的是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而不是地缘政治和宗教战争。
让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历史是如何演进的，它绝不是“知识分子”和“智囊机构”所想象的那样。
狮群去哪儿了？
在写《反脆弱》的时候，我在南非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待了一段时间，白天我就在保护区参加野外观兽旅行，下午我就修改那本书。我去保护区是为了看狮子，但是整整一个星期我只看到一头狮子，而且当时周围所有露营地的游客都赶来了，好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人们不停地用祖鲁语喊着“kuru”，就像他们发现了金子一样。在每天两次寻狮失败的旅行中，我看到了长颈鹿、大象、斑马、野猪、黑斑羚，很多黑斑羚和越来越多的黑斑羚。其他人的情况和我一样，我们希望看到凶猛的狮子，却看到了一群温和的动物。我在大草原中间的另一辆车上遇到一个南非人（每天看那些无聊的动物已经使我们感到审美疲劳了），他忽然伸手指着一座小山开了一个玩笑，“快看，那儿有两头长颈鹿和三只黑斑羚”——大家都觉得他那种做作的兴奋感十分滑稽。
事实证明，我恰恰犯了我自己之前经常警告别人不要犯的错误，那就是将耸人听闻的只言片语当成了可以由统计验证的日常事件。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凶猛的掠食者终究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动物都是温和的、相互协作的食草动物。我们的观察营地设在一个水坑旁边，每天下午，不同种类的动物，数百只一起结伴前来饮水，很显然它们相处得很自然，并不相互打扰。但是，在我见到过的成千上万只动物里，那头雄伟而平静的狮子始终占据着我的记忆，它有一种庄严的美感。从食草动物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高估狮子的风险可能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适用于解决全球事务。
“丛林法则”并非意味着弱肉强食，大多数情况下，各种动物都是和平共处和相互协作的，偶尔打破这种局面的外力是动物们嗅出风险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逃生本能。在大草原上，掠食者并不能为所欲为，它们受到各种制约，不得不服从于它们和猎物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
急诊室里看历史
人类历史应该是一部偶尔被战争打断的和平史，而不是一部偶尔被和平干扰的战争史。问题在于我们人类很容易受到大脑记忆中那些印象深刻事件的影响，从而将偶发的事件误以为是具有统计规律的常态。这些事件在其他人头脑中也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可能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样就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判断，加之我们自身情绪化的影响，我们就会以为该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是频繁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谨慎的态度，迫使我们增加一层额外的自我保护机制，但是这种错误判断对正确认识历史绝对没有任何帮助。
如果带着这种错误判断去读国际政治史，你就可能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人类历史主要是战争史，国家间只要有机会，默认状态就是发动战争，两个国家之间唯一的协作机会仅限于为应对共同危险而结成战略联盟。另外一种协作的可能就是自上而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行政体系。欧洲各国最近几十年的和平，应该归功于它们建立了欧盟这个复杂、低效、啰里啰唆和缺乏男性气质（这也是大学的通病）的官僚行政体系，而和美苏对峙无关。
我们被灌输的历史大多是战争史，少有和平史。作为一名交易员，我的职业本能让我去探寻人们忽略的一个问题：历史书是谁写的？嗯，它们是历史学家、国际事务学者和政策专家写的。这些人有可能被愚弄吗？礼貌地说吧，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火箭科学家，不可避免地受结构性偏见的影响。绝大多数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方面的著作都没有经得起严格实证检验的内容，大多数内容都是口头恭维和空洞反思。
首先，历史学家犯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对历史数据的挖掘方式是错误的。有两种挖掘历史数据的方式，一种是用历史数据来证明一个观点，另外一种是找出反例、特例和异常数据来推翻一个观点。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前一种方式，而且他们会对数据过度解读和过度拟合。其实在自然科学领域情况也是这样的，前一种方式更容易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后者往往吃力不讨好，所以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落入同样的陷阱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这些学者并非火箭科学家，未能理解数学的一个核心特性，混淆了强度与频率的概念。在意大利统一前的5个世纪里，这个地方据推测应该饱受“高频率冲突”的蹂躏。因此，学者坚信意大利统一带来了和平。但是，在随后被称为统一后的“和平稳定期”，仅仅发生了一次战争，却有60多万意大利人死于这场战争，几乎比之前动荡战乱的5个世纪里累积死亡的人数高出一个数量级。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参战的主要是专业士兵，通常是雇佣兵，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因此人们对如此巨大的伤亡缺乏具体的感性认识。通常在提出这些事实之后，我几乎总是要面对这样的反馈：“看吧，历史上还是有很多战争和不稳定。”这简直就是罗伯特·鲁宾式把戏的翻版：看起来产生稳定回报的交易其实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平时不爆发，使得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而一旦爆发，它就会毁灭你的全部财产。 [1]
然后，存在样本代表性问题，历史学家叙述的史实在多大程度上覆盖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历史学家和国际事务专家的研究往往关注战争和冲突，而不涉及普通民众的生活。如果要解决历史研究中样本覆盖面不足的问题，我们就要广泛发掘底层民众的生活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包括商人、理发师、医生、兑换货币的黄牛、管道工和妓女等。和平与商业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但也不会是人们全部兴趣之所在。法国年鉴派史学家提出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历史是一个有机体的完整生命周期，而不是可怕的战争片段。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改变邻近学科（例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视角。即使是我本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正在就此问题撰写相关章节的时候，仍然感觉现实生活充满了无趣的东西。
最后，正如马克·魏斯博恩、帕斯夸莱·西里洛和我之前的研究显示的，人们对战争中的伤亡记录充满了高估的偏见，随着可怕的战争的结束，可怕的偏见会浮出水面，并在随后口口相传的战争回忆中越来越夸张。
新闻是追逐“事件”的，或者说新闻不能没有事件。许多历史学家和政策研究者都曾经是令人尊敬的资深记者，他们对真相的核查标准很高，为此他们不惜去承担许多无趣的工作。但是，无趣并不能使他们成为科学家，“核查真相”也不会使他们成为实证主义者，因为这些学者没有数据缺失和沉默事实的概念。俄罗斯概率学派提醒人们要从单边不对等的角度去思考数据隐含的意义：缺失的数据也应该被考虑。记录中没有黑天鹅，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记录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所包含的非对称性应该永久地体现在人们的分析中。沉默事实（或称无声证据）应当是一种推动我们找到全部真相的力量，阅读历史却不重视其中的事件，或者仅从贝尔维医院的急诊室里观察纽约的生活，两者产生的偏见没什么两样。
所以请记住，历史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是从一群从书本中获取知识的学者里面挑选出来的，而不是从现实生活和商业竞争中选拔出来的。美国国务院的文员也是如此，这些人不是冒险家和实干家，而是上述学者的学生。坦率地说吧，能够置身于耶鲁大学图书馆层层叠叠的书架间认真阅读、学习和思考是许多人做不到的，比如黑手党的讨债人或者商品期货的投机者，这些人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并提防风险，如果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那么你就是个学者。
我们以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拜占庭帝国部分地区的土耳其人或者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故事为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你会把上述场景中的双方看成激烈的竞争对手。是的，他们之间确实有激烈的冲突，但不是你猜想的那种。在双方对峙的这段时期，商人们的活动非常积极。我来自一个在伊斯兰国家继续信奉希腊东正教的派别（当然我们和逊尼派保持了一个非常安全的物理距离），我从小就见证了这样的合作。永远不要低估有着坚定宗教信仰的人，在评估现实经济利益时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务实——别忘了，在发现新大陆之前，整个世界的商业重心在东方。“土耳其人的头巾比教皇的冠冕要好”——语出拜占庭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之口，他曾经与奥斯曼人谈成了一项友好条约，这句话常被后世引用。以弗所的圣马克也说过类似的话，巴尔干的农民为了经济利益而联合土耳其人一起对抗他们的天主教领主的时候，常引用这句话为自己辩护。
现在读者应该知道了，我亲身经历了黎巴嫩内战中最糟糕的一段时间。只有在绿区停火线附近才不像战场。但是那些从历史书中知道这场战争的人不会理解我的经历。 [2]
我们在第六卷中看到生活中的许多非对称性很大程度上都来自未被发现的代理人问题，“风险共担”机制的缺失污染了这些领域的道德，从而产生了利益的扭曲。
但请记住，宗教是一种“风险共担”，而并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讨论人们称之为“宗教”的内容，并将逐步走入本书的核心：理性和担当。
[1] 这是我在《随机漫步的傻瓜》中指出的非常基础却十分常见的错误。它混淆了频率与期望值（或均值）。不是交易员的人很难理解，如果摩根大通在252个交易日里有251天都在赚钱，那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而往往应该将其视作一种警告（即一旦发生损失极有可能是重大损失）。
[2] 该读些什么书？这些书并不会解决数据缺失和反面例证的问题。但首先，不要研究与恺撒和庞培相关的罗马历史、伯罗奔尼撒的权力平衡或者维也纳的外交阴谋，而是考虑研究日常生活、法律和风俗的内容。大概20年前，我突然发现了保罗·韦纳（Paul Veyne）、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和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编写的《私人生活史》（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从那以后，卷一（古罗马）就放在了离我床头很近的地方。这种研究方法的另一本代表作是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处于困扰中的心爱的地中海人，请参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不以那些抽象的地缘政治废话，而以贸易为基础来读一个威尼斯的故事会让人更加愉快。有些书能让你闻到香气。自从发现杜比、布罗代尔、布洛赫、阿利埃斯等人的作品以后，我阅读传统历史书时一直很生气，比如一本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书重点却放在那些苏丹身上。感觉历史学家们都在效仿《纽约客》那种令人生厌的“纪实文学”风格。其他的书：詹姆斯·戴维森（James Davidson）的《交际花和鱼饼》（Courtesans and Fishcakes ）可以让你看到希腊人是怎样用左手吃面包的。格雷厄姆·拉博（Graham Robb）的《发现法兰西》（The Discovery of France ），会告诉你1914年的法国人不常说法语，还有其他许多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