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掉总统竞选的戈尔
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阿尔·戈尔正在前往纳什维尔市中心的路上，天下着雨，此时已有一大群人在雨里等候着他的到来。戈尔今日要做一场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做的演说：承认输掉总统竞选，承认乔治·W·布什将成为未来总统。戈尔之前以为在佛罗里达州自己比小布什少5万票，便私下里给小布什打了个电话，承认已输掉选举，接着，戈尔的寻呼机不断有留言打来：小布什没比戈尔多数万选票，不过多几千张而已。争取把差距缩小到几百张！也许戈尔根本没有落在小布什后面呢。戈尔于是又给小布什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改主意了。（这是利用电话窃听器得来的消息。）大选如此激烈，其实根本没有打电话的必要。
最后，据官方统计，布什在佛州获得的选票仅比戈尔多537张。布什赢了佛州，赢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总统选举。可以肯定，短期内不会有总统选举能打破这个纪录。那些本来想去给戈尔投票，却一时决定待在家里看电视，或开着车去了商场的佛罗里达人此时一定恨死自己了。
或许其实不必沮丧。假设你住在佛罗里达，你希望戈尔赢，你投的那一票能扭转乾坤吗？非常不可能。虽然很难说清楚具体“不可能”的概率，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件事，你基本上都没有可能改变选举结果。事后，许多评论家总结称，相差无几的投票结果说明，民众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简直是一派胡言！就算你去了投票站，投了戈尔一票，他只会以536票输掉选举，在537票的基础上减掉一票而已。因此，你没投的那票决定戈尔命运的概率为零。
更理智的问法是：在这样一场双方票数差距微小的选举中，你投的一票成为最关键的那一张选票，能有多大概率？佛罗里达州有600万选民，戈尔、小布什始终50%对50%，此时，你的投票成为最终决定谁当选总统的那一票的概率大概为三十万分之一。
三十万分之一，这个比率显然不大。那么，当初待在家里看电视心里却想着给戈尔投票的你到底应不应该埋怨自己呢？这要看你希望戈尔赢的心理有多强烈。我们可以通过一场思维实验衡量出强烈程度，方法是，给你的选票定个价。（你也许觉得这种方法令人难以接受，不过，它的确十分奏效。）我的意思不是说迪克·切尼一早出现在你家门口，要你把选票卖给他，他再大把大把地给你开支票。我要做的是，比较一下你对选举结果的感受和你对生活中其他事物的关心程度，到底哪个更强烈。现在，想象你已投进了具有决定性的一票，戈尔将因你的这一票入主白宫。你开心吗？有多开心？就像在巴贝多过一个奢侈的假期？或者，比拥有一辆崭新的凌志车还开心？（要诚实哦，这回可是一辆刚出厂的凌志车！）我们不妨假设，帮助戈尔进白宫让你感觉比一次度假开心，但比不上一台新车带来的快乐。那么，这张选票值多少钱？大概3 000美元吧。或者，也可以尝试另外一个思维实验：假设你目前被困在城外（城外没有投票站），可你通过种种方法了解到，自己的一票将决定整个选举结果。为了去投票站，你必须雇一架私人飞机，那么，你打算为此花多少钱？
现在，你或许正一边暗暗生气，一边做着估算：30万美元够不够？也许吧。不过对我来说，不管怎样设计这个思维实验，总之，3 000美元已经是笔不小的数目了。看到不该赢的人赢得选举，“我”确实会很沮丧——可是，损失3 000美元会使“我”更沮丧。你爱3 000美元胜过爱戈尔，这样看，你理性的做法应当是：不投票。何况，你投的票很难起到多大作用。前面已给定，你的选票能改变选举结果的概率为三十万分之一，以3 000美元除以30万，得出的结果是0.01美元，也就是说，你的选票仅值一美分。不难想象，对于许多人来说，要他们放弃看电视的乐趣，却只能获得一美分的补偿金，这笔交易不值。而假如你宁愿户头损失30万美元，也要让戈尔进白宫（你确定吗？），你那张选票的价值也仅为1美元。即使你是那种喜欢买彩票的人，这样的概率都太不划算。
其实，上文中的假设已将你投出决定性一票的概率最大化。未来许多年内都不会再有一次像佛罗里达州这样双方票数如此接近的大选，而且，大多数选民并不住在佛州。换一场正常的选举，或者换一个正常的地方，比如，在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纽约州，你的选票改写历史的概率则接近于零。而且此时一张选票的价值也远远不足一美分。经济学家史蒂文·兰兹伯格甚至建议选民：您若想改变政治，最好先去买彩票，若中了奖，再把奖金拿来游说议员。
总结：在历史上最激烈的总统竞选中，在竞选双方票数相差最小的州，哪怕是政治立场最明确的投票人也不应抱着“我的票将决定谁当总统”的期待去投票，除非他想当个大傻瓜。但是许多人还是会去投票。这是否说明投票人都是傻瓜？不是的。这只说明，投票人并不指望自己的票能够影响选举结果。
人们投票，是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充满乐趣。也许我们仅仅希望能够在汽车保险杠上贴一句标语“别怪我，我给戈尔投票了”。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很满足。或者，我们只是不希望在看到别人车后面的标语时拥有任何负罪感。我们投票，也许是因为投票让我们感觉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本段所讲才是大家投票时真正的心理状态。然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大家在投票时做出各种选择，中间包含着怎样的深层意义。
现在来解释这层不寻常的含义：由于每个人的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都微乎其微，所以，投票人了解政治或不了解政治，在投票时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差别极小。理性地看，何苦再费心费力地去学习政治？
不妨拿投票与买车做一个比对，假如你误以为某种特定型号的车质量可靠，同时能跑的总里程特别长，买回来却发现自己做了个错误决定，你为这个错误付出的代价很可能非常高昂。然而，假如你错误地认为小布什将准许你与你的同性恋“对象”结婚，于是将票投给了小布什，那么，这个错误令你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就等于零。你的选票根本不能决定选举结果。因此，对于一个理性的人，当他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去研究汽车，二是去研究政治纲领，他不会去查找某个政党宣言，而会去翻阅《消费者报告》杂志（Consumer Reports）。从理性选择观点看政治，我们就能知道，典型的投票人是无知的——理性无知。
给上面这种“无知”举个例子：41%的美国人认为对外援助是联邦预算最大的两项开支之一；而实际上，政府花在对外援助上的钱，才不过社会安全保障支出或国防预算的1/50。美国典型的投票人对此异常无知。那么，这种无知是不理性的表现吗？非也。人们就算把选票投给了错误的候选人，一张选票，确切说来，也不会带来任何损失。若有人努力去了解政治，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政治本身十分有趣，也许因为他不希望在饭桌上表现得很木讷，但绝不可能因为他了解政治以后投出的选票能够带来自己预期的各种政策。
《星际迷航》（Star Trek）里有一位斯波克先生，他是全世界最讲逻辑的人物，他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少数服从多数。然而，投票人的理性无知使事情整个颠倒过来了。我们在接下来这部分即将看到，残酷的政治现实往往令多数人屈就，令少数人获益。把斯波克先生的这句格言颠倒过来，看似不合逻辑，而实际上，选民气愤也好，甚至做出过激行为也好，理性投票的结果都一定是“多数服从少数”。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会在下文做详细的解释。并且，我们通过探讨这些理性的缘由，还将进而了解到哪种类型的“少数人”最易剥削我们其余的所有人。
美国政府对制糖业的保护使一部分人成为选举中必然的大赢家。在这个保护项目中，政府从一大群选民中拿走19亿美元，再赠予一小群选民其中的10亿美元，然后，把剩下的9亿美元全部扔掉。你支持这个项目吗？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支持此项目。
当然，人们在提到这个项目时一般不这么说，普遍的提法是：维护制糖业工人的正当利益，避免美国工人因不公平的国际竞争丢了工作。正在沾沾自喜的欧洲读者们请注意：欧洲的制糖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稍微懂一点经济运行规律的人就知道，对制糖业设置贸易壁垒是多么错误的做法！有了这些贸易壁垒，美国许多以糖为原料的产品，如甜点或生物燃料等的制造成本或提炼成本就会随之增加。同时，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也因此受损。再者，由于贸易壁垒限制了对糖的进口，外国的糖就无法进入美国，外国的制糖商人因此赚不到钱，他们在本国自然就没有钱去买美国生产的进口货，说回来，贸易壁垒减少了外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需求量。
贸易壁垒的确能使美国的制糖业受益：有了这种种贸易限制，所有甘蔗园加起来大概能多赚3亿美元，甜菜园大概多赚6.5亿元。制糖业的工人差不多只有5万左右，若将上述收益所有人平分，每人大概能分到2万美元。这些收益全是因贸易限制得来的。收益的分配其实并不均匀，甚至可以说相当集中。一份美国政府报告中曾写道，1991年政府对制糖业的支持项目带来的收益中，1/3以上的份额仅流向了33家甘蔗园。如果近些年的糖业支持项目也以这个模式分配收益，那么就表示，每家大农场大约将获得1 000万美元。他们所有这些收益平均令每名美国公民损失6美元，其中3美元是无谓的浪费，另外3美元流入产业化农业。
正如我前面讲过的，斯波克先生的格言被颠倒了过来：少数人在剥削多数人。国家对制糖业的保护使3亿人的利益受损，仅令5万人从中获利。且绝大部分收益都仅流向少数几个精英农场。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出现这样的事情，似乎是不寻常、不理性的，但是，在矛盾的表象之下，必有清晰的逻辑关系。大家通过对前几章的阅读已经了解到，个体的理性行为未必能给社会带来理性的结果。你作为一名选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上了制糖业的当，被骗了一些钱，没关系，这在你是理性行为。你可以先花工夫去了解整个情况，再查出下届选举中哪位候选人反对糖业补贴，可你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你的心中也许会充满了正义的怒火，然而，你的选票不可能给事情带来任何改变。即便你从理性无知的状态变成了“有知”，认识到制糖业的关税壁垒使你每年多花6美元在食品消费上，你对此又有多在意？你会因此改变自己的投票对象吗？还记得第4章中谈到的“分摊费用”问题吗？理性的小股东没有动力去规范贪婪的CEO，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国家的选民与一家公司的小股东很是相似。
上亿选民因国家对制糖业的关税保护而利益受损，但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努力想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换到另一角度，假如你是这5万制糖工人之一，你的生计严重依赖着国家收取的关税，那么，你百分百关注这个问题。卡罗尔·坎贝尔家住佛罗里达州南部的拜耳格莱市，她的丈夫已经去世，每当国会讨论允许外国的糖进入国内市场，她都闹失眠。也难怪，她在这一行工作了35年多。别忘了，小布什的选票可比戈尔的选票多537张，在佛罗里达，像卡罗尔·坎贝尔这样的选民差不多有1万人，他们肯定都会把票投给允诺保护他们工作的候选人。我们可以理性地认为一张选票不会影响选举结果，但1万张选票就不同了。何况，支持贸易保护的政治家们不但需要糖业工人的选票，而且还需要糖业游说集团赞助的经费。每次大选，糖业游说集团都会向相关政治家提供300万美元的捐助。
在美国，糖以及含糖产品的消费者大概有3亿人。假如这3亿人每人拿出一分钱，组建一个反糖业游说组织，这些钱就足以抵得上糖业游说集团的300万，再加上有3亿人做反对贸易壁垒的选民基数，一定远远超过糖业工人选民基数，这样，3亿消费者一定能够令政府取消糖业补贴，从而每个人每年都能给自己省下6美元。但是，这在消费者不是理性行为，人们永远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一项有趣的大学实验室游戏漂亮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