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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中的两种歧视(2)

2020年7月15日  来源:卧底经济学 作者:[英]蒂姆·哈福德 提供人:frame99......

种族主义者的固执使哪些人受到的伤害最大?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将再次请出加里·贝克尔。他利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大致算出了各种影响力的均衡。据他估测,歧视既损害种族主义者的收入,也损害黑人求职者的收入,而国家经济整体上受损的程度取决于少数族裔对主要族裔的规模(即人口数量)之比。在美国,只有12%的人口称自己是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这表示,白人对黑人的轻微歧视甚至就可能严重影响黑人的经济生活(指黑人的收入)。同理,白人中极为顽固的种族主义分子并不会对白人整体收入造成很大损害;并且,各种竞争压力虽然能够给开明的公司带来好处,但这些好处仍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贝克尔将美国的情形与南非的情形做了对比,从中发现,南非的黑人占总人口的80%,在当初实行种族隔离的政府当权期间,黑人曾遭到无情的歧视,这不但是对道德的蹂躏,更严重损害了南非的国家经济。相比之下,美国的黑人比重较小,受到歧视的程度也相对轻微,美国经济因种族歧视受到的损失自然就比南非小得多。贝克尔认为,种族隔离最终得以废除,原因之一就在于隔离损害了经济。

贝克尔的分析未能明确说出种族主义中有多大成分是“基于品味的歧视”,能够由市场力量逐渐摧毁;该分析也未说明整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但这两个问题也许都能找到答案。我们不妨仔细地看一下穆莱纳桑与伯特兰从实验中取得的数据,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提示。包含黑人名字的简历,不管投向政府机构,还是投向私人企业,成功率都一样低。市场上的各种竞争压力会使私人企业中顽固的种族主义者受到惩罚,而市场对政府机构中的此类歧视却没有约束力。我们据此暂且可以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其一,或许“基于品味的歧视”十分普遍,而竞争的力量微弱,无法对这种歧视造成显著的冲击;其二,或许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种族主义歧视基本都是营利性的,因而歧视永远不会自动消失。这两种可能性全都令人沮丧。

歧视通过两种途径伤害黑人:一种是直接伤害,使黑人得不到平等的机会;另一种是间接伤害,歧视会一点一点地削弱黑人努力学习与向着远大理想奋斗的动力。长远来看,这种潜藏的间接伤害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更严重。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罗兰·弗赖尔对自己做的教室实验给出的评论:“紫色工人说:‘因为你们不肯聘用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往教育上投资。’而雇主则回答道:‘因为你们不曾投资,所以我们才不聘用你们。’”实验里的这种统计歧视能够令任何理性的学生都失去学习的动力。

再回想一下穆莱纳桑与伯特兰的实验,各公司的人事负责人俨然将那些简历分成了三大类:“优秀白人”、“普通白人”与“黑人”。面对公司的偏见,人们的理性反应是怎样的?白人应该努力学习,确保自己的简历有过人之处;而黑人则实在不必再去为学习的事操心。

不是所有歧视都具有此类影响,比如,受过教育的女性比没受过教育的女性遭受歧视的程度要轻一些。也正因如此,学校里女生总是超出男生一大截,对这种现象,我们不必感到惊讶。然而,种族歧视,不管是“理性种族歧视”,还是“基于品味的歧视”,都会削减黑人学生努力学习的动力。理性种族主义自身具有持续性,而基于品味的种族主义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双重的:一是降低了黑人找到好工作的概率,二是促使黑人不重视教育。这样,黑人哪怕有幸遇到一位非种族主义的雇主,也无法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今天的非洲裔美国人面对的阻碍不只种族歧视一个,还包括贫穷的出身带来的种种困难。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教室实验中,绿色工人与紫色工人的起始点是平等的,但非洲裔美国人从来都没有跟白人站到过同一条起跑线上。罗兰·弗赖尔曾对我说过:“假设自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后便再不存在歧视,但人们财富上的区别、收入上的区别,以及居住环境上的区别却始终存在。从那时到现在,不过才经历了两代人,事情不可能转变得那么快。”

罗兰·弗赖尔与史蒂芬·列维特一道,广泛地研究了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中小孩子的受教育情况,目的是想知道贫穷的家庭出身对日后发展的障碍到底有多严重?两位专家发现,黑人孩子在起始点上处于劣势,并非由于他们是黑人,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往往充满各种问题。比如,家里面可能因为太过贫穷,买不起多少儿童读物。若不考虑贫困等因素,幼儿园中黑人小朋友与白人小朋友间的差异则消失了。弗赖尔与列维特在2004年秋天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教育未来”(Education Next)的文章,里面写道:“家庭背景相似的黑人小孩与白人小孩在入学之初,成绩基本一致。”某些评论家不经研究,便将黑人孩子与白人孩子之间的许多区别归为种族歧视的结果,这是不正确的。真正造成上述区别的原因,其实是黑人与白人在阶级上、健康水平上、父母受教育程度上以及财富上的差异。进入幼儿园的黑人孩子与白人孩子之间差距巨大,但这种差距不是种族性的,而是社会性的。

可惜,幼儿园中最初那种平等的状态并不长久。孩子们进入幼儿园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黑人小孩就明显落在了后面。时间越久,两者间的差距越大。直到最后,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的平均差异简直赶得上4年级学生与8年级学生之间的平均差异。这会不会仅仅是由于黑人学生就学的学校质量太差造成的?起初,这也是弗赖尔与列维特的观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逐渐放弃了这一解释。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小孩子是理性的。劳动力市场敌视黑人,小孩子们知道这一点,于是,就不再去考虑学习的事情。就好比在教室实验中,“雇主”敌视“紫色”,“紫色工人”知道这一点,便不再向教育投资。

假如这只是唯一阻碍非洲裔学生在学习上取得进步的因素,事情就已经很不好解决了:黑人学生不肯用功念书,背后有着铁的逻辑,这种做法有其理性的意义,因此,情况很难改变,要想打破那层逻辑关系也显得愈发困难。然而在此之外,还存在另一种理性行为,对于非洲裔学生来说,这又是一个长久的能靠自身能量维持的恶性循环。这种现象与理性种族歧视一样,令人沮丧且备受争议。这就是“白人化行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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