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很多针对经济学家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言论背后都有这个“合乎理性的人”，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我所探讨的“理性的人”与那个残忍形象的不同之处。
首先，我不认为人是完全自私的，或一心只想着钱。人有着各种各样朴素的情感动机，如对艾滋病的恐惧、担心父母的反对意见等，就像我们前面已看到的；或如我们待会儿即将看到的浪漫的爱情以及种族间的仇恨。这些动机与金钱无关，也不全是自私的——但人们对之做出的反应是理性的。随便哪个青少年都可以让你看清：人们在处理关于钱的问题时，要计划、算计、想策略；在处理“心”的问题时，更要如此。是的，你疯狂地爱着那个男孩——但若你并不那么爱他，你也就不可能想出那么多聪明的策略使他上钩。
其次，我不认为我们的头脑像斯波克先生的大脑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有意识地计算着。我们在理性地行动时，也会对成本与收益进行复杂的计算，只是我们的计算通常是下意识的——就像别人扔过来一个球，我们去接，我们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大脑正在列方程、解方程，以确定球可能落下的位置。如果你给我们纸、笔，让我们算出接球的位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做不出答案，但我们的大脑却在潜意识里把问题解决了。成本与利益的理性分析背后的种种计算，往往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合乎理性的人”也许能迅速算出买一个冰箱的成本，即他在储蓄账户上必须放弃的月利息收入；或算出一次没有避孕措施的性行为的风险。这本书里的人都是真实的，他们没有那种计算能力，但他们并未忽视这些成本。当成本发生变化时，他们也不会无动于衷。
再次，我不认为我们能够无所不知，或拥有完美的自我控制力。“合乎理性的人”吃饭时点甜品，从不后悔：他已经准确无误地衡量了那味觉上瞬间的满足感与可能增加的腰围的利害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计算、预测以及发现认知陷阱的能力却明显是有限的。我们的意志力也并非坚不可摧——我们往往先下决心，而后又后悔。我将在下一章探讨人意志的脆弱。然而现在我要说，人们常常过早地给一些行为戴上“不够理性”的帽子。还拿吃甜品的例子来说吧：吃，对你没好处；不吃，你又抵不住美味的诱惑。如果你已经买了高级健康保险，你就再也不用那么担心甜品对身体的害处。更有一些内容严谨的经济研究报告表明，人们现在比以前胖，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已理性地认识到肥胖越来越安全，而运动越来越困难。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吸烟对健康的危害，连医学进步也不能有效减少那些危害。那么，大众的反应呢？吸烟率奇迹般地下降了。或许我们对香烟与甜品的态度远比想象中理性得多。可是归根到底，我们到底有多理性？这是个要靠科研才能解答的问题，坐在椅子上只想理论可不行。在本书中，我将找一些具体证据来说明我们事前预测以及事后分析的能力。我不但要找到错误的根源，而且还要在看似头脑简单、胸无城府的人身上找到老练的痕迹。
最后，我不否认，人会有一些不理性的奇行怪癖。这一点也不像我们那位永不犯错的朋友——“合乎理性的人”。拿安德鲁·弗朗西斯发现的行为现象来说吧，人的性取向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真是令人不敢相信，然而这却有真凭实据做支撑。但是，像这种理性行为是非常奇怪，且是极个别的。一个人和艾滋病患者做了亲戚，并未真正增加那个人感染此病的概率：对于危险的性行为，其真正的成本与收益均未改变，改变的只是当事人的看法。若一位同性恋男子看到有亲戚感染了艾滋病后做出反应，转而决定只与女性同床，那么，他或者对其中的危险反应过度，或者在他亲眼目睹这种疾病的威力之前，对危险一直不够敏感。这两种反应都是错误的。这简直根本不能算作“完全理性”的一次案例分析。
理性选择理论的意义，是不是就如同“天圆地方说”一样呢？不是的。这个理论更像是那个完美的“地圆说”。爬上过珠穆朗玛峰的人会告诉你，大地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但大地近似于一个球，而且在很多时候，将大地简化、抽象成一个球，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是聪明的，但我也承认了我们会犯错。心理学家们与行为经济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的努力为此提供了大量证据。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韦尔斯基二人依据他们的实验提出了学界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对于同一件事，表述方法不同，人们做出的选择则不同。（卡尼曼虽是一位心理学家，却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特韦尔斯基已在几年前辞世，不然，这个奖应该也有他的一份。）
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给其中一组实验对象提供了这样的选择：
想象美国正要遭受一场从亚洲传来的病毒的侵袭，预计将有600人丧生。医院提出了两套抵抗该传染病的方案。假设这两套方案精确的技术评估结果分别如下：
若实施方案甲，200人将获救；
若实施方案乙，600人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而无人获救的可能性为2/3。
你希望实行哪套方案？
对另一组实验对象，他们给出了同样的情形，以及如下的选择：
若实施方案丙，400人将丧失；
若实施方案丁，无人丧生的可能性为1/3，而600人全部丧生的可能性为2/3。
你希望实行哪套方案？
方案甲、乙完全相同；方案丙、丁完全相同。若把这些选择放在一起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一点。然而试验对象选择哪套方案则取决于该方案的表述方法。在第一组试验中，大多数试验对象宁愿实实在在地挽救1/3的人（方案甲），也不希望赌一把，哪怕那样做所有人都有可能获救（方案乙）。但表述方法不同，人们的选择也不同。在第二组试验中，大多数试验对象宁愿接受使600人全部丧生的那2/3的风险（方案丁），也不愿看着2/3的受害人无可避免地死去（方案丙）。实验对象们这种完全相反的选择，显然是不理性的。因为这两套治疗方案的成本与收益均未改变，然而他们的选择却改变了。卡尼曼、特韦尔斯基以及另外一些人在实验室里还制造了很多其他例子，以证明人能表现得不理性：一旦试验结果显示受试对象做出了不一致的选择，证据就出来了。
从这些发现中，我们能知道些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些发现既相信，又有所批判。本书将常常提及各类实验室里的实验，但除非我们确定实验室的情形与我们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才能从那个实验室里的实验出发进行推断。这一点很难做到，不自然是难免的。一位名叫约翰·利斯特的美国经济学教授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利斯特选定了几种特定情形，针对前人在实验室里发现的种种不理性行为做了深入的研究，最终了解到，理性行为说到底，仅仅潜藏于“不理性”的表面之下。
他的方法是，利用自己早年积累的经验，使他的实验尽可能地贴近真实生活。他出生的家庭并不富裕，因此他靠给别人割草和铲雪赚取几美元的零花钱，这些钱他全都用来买了有收藏价值的体育明信片。靠倒卖自己收集的明信片，他念完了大学。这期间，他清楚地看到了当你卖东西给别人时对方的表现。他回忆说：“一直到进研究院，我做了十来年倒卖体育明信片的生意。现在看来，我其实一直在做现场实验，只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点罢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我可以拿体育明信片当作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