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新奥尔良市，及至中午，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绝望。大坝决堤，洪水淹没了半个城。灾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然而，许多一直关注着新奥尔良命运的人们知道，在它美丽的旅游景观背后，在各地记者赶赴洪水现场之前，这座城市多年前就早已坠入绝望的境地。卡特里娜袭来的时候，新奥尔良市1/4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州立中小学将近3/4被评为“不合格”或受到过路易斯安那州发出的“学术警告”。2004年，新奥尔良警方配合一群大学研究员做了一场实验，它们选定一个下午进入市区，在极短的时间内连放700声空枪，结果竟没有任何一名市民打电话报警。
曾经繁华而今却发展缓慢，这样的城市不仅新奥尔良一个。巴尔的摩、布法罗、克利夫兰、圣路易斯、匹兹堡、费城均是如此，自1950年起，每隔10年，这些地方的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减少。在英国的利物浦，1937—2001年，人口数量损失近半。在这些不幸的城市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数底特律，自1950年，该市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大半，可以说，人口数量减少的速度是全美最快的。不但底特律的共济会神庙失去了它往日的光辉，而且就在它旁边，是一排排破仓库以及大片大片荒芜的土地。虽然在市郊还能找到一些富有的地方，但底特律市中心的土地似乎已毫无价值：不如就让它那么荒着吧。
房地产经济学家约瑟夫·吉尔科连同埃德·格莱泽一道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副标题是“为什么还有人住在底特律？”，那时，他们已清楚地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衰落。（后来，或许出于各种考虑，它们最终拿掉了这个副标题。）注意：被困在底特律跟被困在朝鲜或津巴布韦是不一样的，在底特律，人们有选择搬走的自由，只要想，就可以轻松寻得一个气候更宜人、发展空间更广阔，而且有大量工作机会的地方安家。可是，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留在底特律呢？
答案是：在底特律、圣路易斯以及其他正在衰落的城市，房子很便宜。据格莱泽估测，一座房子，如果造价是8万美元，人们在底特律的大部分地方不需花那么多钱也能买到手。这里的房子一般在6万美元左右，有许多甚至更便宜。格莱泽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道：“现在，开发商没一个愿意在底特律盖房子。”共济会神庙旁边大片被遗弃的土地证明了他的话。
不过，房子的使用期限有好几十年，因此，房价则可以一跌再跌，直至这种超低的房价能够吸引人们来到衰落的城市定居。举个例子，在飓风卡特里娜袭来之前，新奥尔良民居的建造年代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久远得多：在新奥尔良，仅有1/10的住宅是近25年内建造的；而全国平均来看，对应比重是1/3。
不难看出都有哪几类人会理性地选择房子便宜却找不到好工作的城市：已经退休的人、没本事的人，以及那些由于技术进步、国际竞争等因素自身拥有的技能已无法适应市场需要的人。这三类人如果放弃房子便宜但没工作做的城市，最可能的情况便是搬到一个房子贵、有活力的城市，却同样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在曼哈顿，6万美元连个放扫帚的小屋都买不下来。但是有能力的人认为，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及其提供的各种机会比什么都重要，就算这里开销大也无所谓。专门做投机性投资的合伙商不会为了省一点房租而搬到底特律去住。
由此种种，结果就又产生了一个能够自我加强的趋势，而这次是一个恶性循环。正在衰落的城市吸引来缺乏专业知识的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大可能创造出繁荣的城市中那种活跃的创新气氛；也就是说，现代经济越是依赖于人们的知识，这些缺陷就会越发严重，无法弥补，无从克服。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城市经济学家对新奥尔良的灾难看似不够热心。他们认为，衰落的城市是一个陷阱：找不到工作机会的穷人受到便宜住房的吸引，搬了进来，结果却发现，自己周围全是穷人，全找不到工作。毫无疑问，新奥尔良被毁是一场灾难；但是，政府既然拨款2 000亿用于对居民的补偿和城市重建，这就为灾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出比以前更好的城市。
然而，按新奥尔良原来的样子重建这座城市，简直就等于重挖一个陷阱，给受害者钱，让他们再回到陷阱里去。格莱泽对政府的重建计划十分震惊：他认为，这笔钱不应当拨给城市，而应当发到市民手中。向飓风灾民慷慨地分发救助金，能够给灾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们也许还会选择新奥尔良，选择在这里重建家园，但同时，也可以选择别处。其他经济学家都赞同格莱泽的观点。经济学家们对这些新奥尔良灾民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城市本身。城市只是个抽象的概念而已。史蒂文·兰兹伯格在《石板》杂志（Slate）中写道，据计算，政府拨做重建用的款项，若无条件发给个人，足以令每一个四口之家分得80万美元。普渡大学经济学家乔治·霍里奇曾研究过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及震后重建过程。当时，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6 000人，是此次在卡特里娜飓风中丧生的总人数的三倍以上。在新奥尔良重建的问题上，霍里奇的观点与兰兹伯格相似。霍里奇认为，可以确信，新奥尔良基本上已经算完蛋了，政府既然要向飓风灾民发放救助金，就应当允许他们拥有选择怎么花这笔钱的自由。“别让他们再回到那个陷阱里去了。”他这样对我说道。
政府希望把飓风灾民归还给新奥尔良，而在这个政治过程背后，是一个坚挺的计划体系。政府想尽各种办法不让人们进入旧金山、纽约、波士顿等这些繁荣、发达的城市。欧洲的政府也一样，努力阻止人们住进伦敦。这些政府的做法并不明智，可在其背后，是否也存在着一个理性的解释？
1970年的时候，美国各地的房价，包括曼哈顿的公寓房价格，都只比造价略高一丁点儿。而今，各种城市分区规划限制阻止了人们盖新房。政府的理由是：曼哈顿等地已无法接纳更多的人居住。埃德·格莱泽认为，政府的理由根本不成立。他说，现在居民楼里每家每户的面积都比70年代时候小得多，层高也比以前矮多了，其实根本没必要如此压缩住房空间。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在波士顿或纽约等繁华的城市安家落户，然而，政府却限制建造更多的居民楼，于是，高房价挡住了一大批人。据格莱泽与吉尔科计算，城市规划部门通过颁布各种分区规章制度，限制住房的供给量，导致在曼哈顿，每套单元房售价的一半以上都直接流进了城市规划官员们的口袋中。吉尔科估计每名曼哈顿居民每年以支付超高额房租、还房贷等形式交给城市分区规划部门的“规划税”至少有7 500美元。而从吉尔科做调查的那一年到现在，曼哈顿的房价又涨了不少，真正的数字大概应该在10 000美元左右。在伦敦，政府长期实行“绿环政策”，严厉控制在城市周边地带建居民楼，算算这里的“规划税”，数值跟曼哈顿差不多。
此类分区限制是非常危险的。伦敦与曼哈顿等地不必要的高房租也许会破坏这些地方的多样性。移民若想进入这些城市非常困难。（洛杉矶是目前较好的移民目标城市。）年轻人也同样被挡在了两地之外。那么，政府为什么还要设立这许多限制呢？
曼哈顿的房东是目前各种分区限制的既有利益获得者，因此不难理解，他们组建的压力集团反对任何削弱各限制条目的做法，这在他们是理性的。可是，环境保护主义者也广泛地支持这些分区限制，不禁令我十分费解。如果说曼哈顿的房子价钱太贵，人们住不起；而拉斯韦加斯发展势头强劲，并且一套房子的价格依然保持在20万美元左右，于是，大家便都跑到拉斯韦加斯定居——这肯定不是任何一个环保主义者希望看到的局面。诸如纽约这类人口稠密的城市不但是人生的大学，而且还是保护环境的先锋。
很多人，包括我的岳母在内，都不相信这后面一条。我的岳母住在湖区，她深信，城市就是铺张浪费、环境污染与垃圾堆的中心。她的一个理由是：每平方英里，城市制造的污染一定比农村严重。但是，如果把单位换成每个人，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曼哈顿人上街买食品靠步行。他们住在小单元房里，屋内空间小，自然也就没法把东西堆得乱七八糟。他们比美国其他地方的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频率多得多，他们消耗的汽油相当于美国其他地方大萧条以前的耗油量。他们路过数不清的家庭、办公室，乘坐的是世界上最节能的公共交通工具：电梯。随便找出800万美国农民，把他们的所有财产都放到纽约，那么，游艺厅、花园里的棚屋、运动型多功能车、草坪家具等摞起来，不知要比帝国大厦高多少呢！记者戴维·欧文坦然承认，自他从纽约搬到一个小城之后，在不用空调的情况下，用电量仍增加了10倍；还有，他以前一部车也没有，现在，一下子买了三辆车。他的结论耐人寻味：曼哈顿是环境主义者的乌托邦。
城市对环境的破坏微乎其微，对创新与经济增长有着基础性的作用，而且在未来，城市也将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想，政治家们也会十分偏爱城市，对吗？在本章开始我已解释过，知识外溢与交通堵塞这类问题正好相反，如果应该对过度开车的人额外收税，那么，也应当对城市居民给以经济补偿。我不是在开玩笑。许多城市居民传授他人知识，自己却无法从中获得报酬，那么，他们满可以理性地选择搬到某个穷乡僻壤去居住，然后只把自己的知识教给几个有限的左邻右舍，外人则不会从他们那里学到任何东西。
显然，城市人从未曾得到过任何经济补偿。相反，富国的政府不但利用各种严格的规划限制阻止人们住进伦敦、纽约，而且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尽力把城市的钱匀给农村。有个臭名昭著的例子：2006年，纽约州平均每人收到的反恐拨款仅为2.78美元，而农业州怀俄明州平均每人收到的拨款却高达14.83美元。纽约州肯定比怀俄明州更受恐怖分子的青睐。但这个事实似乎根本不重要，在大多数民主制国家中，不管是修辞学体系还是选举体系，似乎都对农村情有独钟。
在欧洲也存在类似的政治情况。欧盟可恶的共同农业政策因为在拨款时偏向法国，结果在大不列颠常常遭到媒体猛烈的攻击。然而，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笔钱在再分配过程中由城市流向了农村。欧盟不但发放了490亿欧元农业补贴，而且对农产品收取进口关税，这样一来，消费者每年购买食品多花的钱加起来超过了500亿欧元。可是，欧盟人口中，农民只占1/20，而农业部门对经济的贡献恐怕还不及1/20。在英国，平均每个伦敦人缴的税比政府向他们提供公共服务花的钱多1 740英镑，而伦敦其实也有许多穷人；在英格兰东南，地方虽属于农村，可居民并不怎么贫困，他们缴纳的税却比伦敦人少多了。英国其他大部分地区都能获得一笔丰厚的政府补贴，比如，在威尔士，大部分属于农村，平均每名居民享受到的政府补贴比他缴纳的税金能多出2 870英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政治背后的逻辑关系。
[1]选自《经济学原理》第四篇第十章第三节，采用朱志泰的译法。——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