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银行一座较为安静的办公大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蒂芬·麦克格罗蒂。当时，我们正在一间无窗的屋子里开会，到场的世行员工都一本正经地坐着，浑身学究气，毫无魅力。这些人里面只有斯蒂芬显得十分与众不同。他脸上挂满了微笑，脑中装满了各种点子，总是愿意先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再考虑合不合适。他是个开朗、热情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亲切的人。他的热情是那样清楚地表露出来，我感到他简直就要跟会议室里的某个人拥抱在一起了。我立刻被他征服了。
这些天来，斯蒂芬与我已经成了好朋友。我很感激能遇见他。当然，“朋友”不是唯一的原因。那时候，我写了一本书，叫《卧底经济学》（The Undercover Economist），正忙着找出版商，却屡屡碰壁。斯蒂芬自己就是位经验丰富的出版商，他听说我的想法后十分激动。（其实，好多事情都能让他激动起来，比如健力士黑啤酒、第十八街上的酒店、我那个刚出世的女儿，以及他上回参加的学术交流会等等。）他在空中挥舞着我写的自荐信，称赞说：“这个太火爆了！”其实，这封信根本不火爆。后来，他特别开心地指点我应当再做哪些修改。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几个星期之后，我的书排上了出版日程。
当下，与斯蒂芬的友谊让我感觉十分珍贵。当然，我有点夸张。只有当我们住在城市里的时候，才能碰到这类事情。我们会在某个派对上遇到有趣的人，或者，在大街上、在商务会议上，由人介绍，认识一个新朋友。我们各自从中发现某些联系，比如某项共同爱好，或某个共同的朋友。这种联系不断发展，继而或许变成一段牢固的友谊，或许变成客气、友善、互利互惠的普通朋友关系。有时候，偶然认识的朋友能促成一次新工作机遇或帮你达成某项交易。但可能性最大的情况是，你们每次见面都能从对方身上学到点东西，于是，你们都变得越来越聪明。这一点虽然常被人忽视，但确实很重要。我们总是能从其他人身上学到东西。那么，“其他人”住在哪里？就在大城市。我遇到斯蒂芬是我的幸运。可假如我生活、工作的地方是个小城镇，恐怕就不会碰到这样的好运气了。在大城市里，我们有机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小城镇自身的特性使之无法提供同样的机会。（网络媒体权威人士杰夫·贾维斯曾在曼哈顿的一条大街上撞见了鲁珀特·默多克，之后，他感慨道：“若你已拥有了纽约，你哪还需要网络？”）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能够理性地自我加强的趋势，类似的趋势我们在前两章中已见过不少。城市不仅允许人们互相学习，而且在这种学习过程中受益最多的人也最有可能受到城市的吸引，在大城市安家。这些人的生活依赖着人际关系，他们通过观察其他人，包括餐馆老板、投资银行家等各行各业的人，从而学来不少本领。
繁荣的城市是一所人生的大学，是人们互相取长补短的地方。这种城市观对未来的影响，远不只曼哈顿物价高、罗克艾兰物价低这么简单。如果这就是人们涌向城市的原因，或者，至少是一条重要原因，那么，它的深层含义就是，大城市应当是文化活动与创新最活跃的地方。剑桥大学经济系学术领袖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曾努力宣传这种观点。1890年，他编过一本教材《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该书将经济学带入了20世纪。他坚信高度密集的工业能够自然地成为新思想诞生与成熟的土壤。
“从事同样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的地方所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制造方法、企业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等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1]
马歇尔的想法得自直觉，他认识到，充满生机的城市是创新与进步最终的源泉，是文明的根基。
不过，马歇尔的分析同时也暗示着一个问题。假如思想是“公开的”，那么，当我们仅通过从近处观察其他人来学习知识，不管这种经验对我们来说多么有价值，“其他人”都不会因此获得任何报酬。我们也许会给自己学到的东西估个值，50英镑、100英镑，或者1 000英镑，但是，“老师”却拿不到这笔报酬。这么说，假如老师是理性的，就意味着他会尽量少上几堂课，至少，课时不会像我们认为应当达到的数量那样多。从这个角度看，思想与热狗（打个比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想买个热狗，而制作热狗的成本再加上运输费、烹调费总共是1英镑，那么，我敢打赌，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我肯定能按1英镑到2英镑之间的某个价位买来一个热狗。但是换成思想，可就没办法这么肯定了。
举个例子说，当我从斯蒂芬·麦克格罗蒂那里学会了如何写出漂亮的出版计划书，并知道了该向谁推荐我的书，斯蒂芬从我那里得到的报酬不过是两品脱健力士啤酒，或许再加上一点模糊的印象——我欠他个人情。再举个例子，当我得知自己的书即将出版，我开始养成了参加读书沙龙的习惯，希望从中学习一些窍门或贴士，好应付自己马上要举办的巡回宣传。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书店里，我从《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的作者詹姆斯·索罗维基那里学到了如何办好读书沙龙。他教的这堂课，我分文未付。很难想象，他也许多么希望能够向参加读书沙龙的未来作家们收取费用，而对自己的潜在读者们则一分不收地请进门。
上文中两人给我的帮助都无法像热狗那样轻松打包、买卖。这表示，世界上存在有出书潜力却写不出上乘出版计划的作家，也存在口才颇佳却不知如何举办读书沙龙的作家，但肯定不存在兜里揣着两英镑却买不到热狗的顾客。
这些现象就是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外部性”或“外溢性”。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外部性是“负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交通：当人们无须付费即可在街上开车，交通堵塞就不可避免；假如规定不允许给他人造成耽搁或不便，否则根据造成的损失处以相应金额的罚款，那么，街上一定畅通多了。与“负外部性”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正外部性”。例如，詹姆斯·索罗维基办读书沙龙，大家去听、去学习都不用付费，这样，他“上课”的次数就不如能拿到应得的报酬时那样多。这种特殊的正外部性叫作“知识外溢”，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原因十分明显，无须多做解释。“知识外溢”听起来棒极了，不过我们从第2章“选择什么样的社区更安全？”一节中已经了解到，“正外部性”是不会发生的故事。对于许多潜在的老师与榜样，他们以各种形式给人们“上课”，却无从拿到应得的报酬，于是就会理性地选择去乡间休息，或整晚整晚地打电游。就好比我们应当向造成交通堵塞的人收税，同样道理，假如大城市是不足价的教育课程的温床，我们是否应当逐渐减少此类课程？
不过，让我们稍等一分钟。写到这里，我给出的“正外部性”或“知识外溢”的证据只不过是我第一本书《卧底经济学1》中提到的几件小事。大家也许会怀疑这些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可以理解；毕竟，正外部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而也是难以衡量的。但是，我们若想给住在动态城市的诸多无形的好处画上货币符号，这里有一个办法。我的这个办法是许多宴会上人们热衷的聊天话题，而且，我在本书序言中也已对它做过介绍，它就是：房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