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绿色的
先说环境问题。我们在第四章已看到，经济学家的外部效应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可用于评估环境损害的风险，而且还提供了解决方案：外部效应费用。许多（或许是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理解损害环境的风险，并愿意采取行动保护环境。
若进行严格研究的话，会发现贸易与环境损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担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种担忧是“向下竞赛”（race to the bottom），各公司纷纷去海外制造产品，以享受更廉价、更宽松的环境保护法律，而倒霉的政府为吸引投资，只能制定这种宽松的法律。第二种担忧是，有形产品的运输不可避免地消耗资源，造成污染。第三种担忧是，如果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它肯定也伤害到地球。虽然每种担忧都好像不无道理，但贸易不利于环境的想法是基于臆断，没有什么证据。
第一种担忧认为，自由贸易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是因为在海外加工产品可以享受更宽松的环保标准，或者根本没有标准。针对这种担忧，我们应首先想到，绝大多数的贸易发生在富裕国家之间，而这些国家有着类似的环保标准。但是在贫穷国家的投资呢？环保主义者万达娜·诗娃（Vandana Shiva）为这些国家说话，她声称“污染从富国转移到穷国，结果造成全球环境的种族隔离”。这种话令人震惊，但确有其事吗？
从理论上讲，这可能成立。公司能以更低成本生产产品，就能拥有竞争优势，产品也可以在自由贸易的世界中卖得更好，所以“向下竞赛”的可能性的确存在。
不过，也有很多理由怀疑这是一种臆测。环保法规对成本影响并不大，劳动力才是关键。如果美国的环保标准如此严格，为什么多数污染严重的美国公司只拿出收入的2%用于治理污染？大多数公司花得更少。公司迁移到国外时，它们寻找的是低价劳动力，而非污染行为的庇护所。而且，各公司不会为了取乐而去污染环境；最新的生产技术通常更廉价，造成的污染也较少。例如，节能技术既节省资金，也减少污染，所以很多公司将环境绩效（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作为全面质量管理和优质高效生产的一部分。即使可能在环保方面节省一些成本，很多公司在世界各地建厂时，都统一采用来自发达国家的最新、最清洁的技术，这是因为标准化本身就能节省成本。做一个类比：如果10年前的电脑芯片仍能大量生产，那么它们将比现在的芯片制造更简单、价格更便宜，但没人愿意这样做。即使你愿意，也很难买到一台老式电脑。此外还有其他可能性：公司想通过高环保标准来取悦它们的员工和客户。
因此，“向下竞赛”只是在理论上可能，但还有很好的理由怀疑它的存在。所以把理论抛到一边，事实如何呢？首先，相对于进入贫穷国家的外国投资，进入富裕国家的外国投资更可能进入污染行业。其次，在进入美国的国外投资中，进入污染行业的投资是增长最快的部分。相比之下，美国对海外的投资中，在清洁行业的投资却是增长最快的。换言之，外国人正将污染企业搬到美国，而美国公司却将清洁行业推向了世界。
看到上面一段时，你可能有点惊愕的感觉。有些人在长大过程中被培养了一种对于环保问题的负疚感，这些数据显得非常荒唐。其实这种数据并不荒唐，你只需考虑到：贫困国家只能生产服装、儿童玩具、咖啡这类产品，然而，诸如化工产品等严重污染企业却要求有高技能、可靠的基础设施，以及大量投资需要的政治稳定。为了节省几美元环保费用，难道就要冒险将工厂搬到埃塞俄比亚？
要评估外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绩效，还有一个指标可参考，那就是中国、巴西、墨西哥的污染状况。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外国投资60%进入了这三个国家。图9–1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地区的空气污染减少了。与此同时，随着外国公司纷纷在中国建厂，外国投资呈爆炸式增长的态势，这既是为了迎合中国市场，也是为了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再将产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巴西和墨西哥也有非常类似的模式。
这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外国投资。中国已变得富裕了一些，当外国投资进入时，该国政府实施严格的环保措施。同样，很难将“向下竞赛”的说法与这幅图景结合起来。贸易保护主义者要支持特权企业，要牺牲客户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这类说法正是他们寻找的恐怖故事。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与外国投资
图9–1 全球化造成了污染吗
资料来源：Wheeler 2001
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具有巨大的环境成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盟精彩的“多功能”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这是一套贸易壁垒和农业补贴的政策，其用意就是保护欧洲的农民。对这项政策的维护者而言，多功能性体现在：自给自足、安全、环境绩效、与贫困农民的公平交易。然而实际上，这项政策给欧盟农民的补贴几乎达到欧盟预算的一半，而且1/4最大的农场得到的补贴占2/3强。在2003年与2004年，作为英国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得到44.8万英镑（近90万美元）的补贴。这项政策鼓励集约型农业，明显的结果就是粮食质量差、大量使用杀虫剂和化肥。与此同时，它还将粮食向发展中国家倾销，迫使贫困国家的农民压低农产品价格。在进行讨价还价时，它还造成了现在的世界贸易自由化谈判陷入停顿。正如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上所说：“这的确是一种多功能的政策：经济退步、浪费、损害粮食质量和环境、为各地的贸易自由化设置障碍。”
其他富裕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也像欧洲那样补贴农民：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的农场总收入中，有1/3来自政府的补贴，而且正如图9–2所示，农业得到的补贴越多，使用的化肥就越多。如果取消共同农业政策和其他农业保护主义的措施，那么毫无疑问，随着农业集约性的降低，世界环境将大大改善。与此同时，欧洲的消费者和第三世界的农民都将大大受益。
农业保护力度和化肥在农业中的使用情况
图9–2 受保护的农业是集约型的
资料来源：FAO 1998; OECD 2000
美国给农民提供的补贴较少，但是在必要时，它仍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从而使环境遭受损害。1998年，国内的糖果生产商得到10亿美元补贴，其中一半进入了17个农场。因为保护主义造成的扭曲，这使消费者付出近20亿美元，其中一半纯属浪费。这种保护主义政策损害了哥伦比亚的糖果生产商，他们之后转去生产可卡因。当然，如果这种政策对环境有利，环保游说集团仍会通过它，但事实相反：从佛罗里达南部集约型农场出来的化学废物正在损害那里的大沼泽地。
集约型农业是一种少见的明确情况，并非所有的环境问题都能通过自由贸易自动解决。有一个例子就是经营单一农作物的倾向：只种稻米、咖啡或小麦。生物多样性的缺乏更容易使庄稼受到昆虫和天气变化的伤害。
这样说好像是在反对自由贸易，因为贸易增加应是鼓励各国种植单一农作物，那样它们才能具有竞争优势。但在解决集约型农业的问题时，贸易壁垒是一种糟糕的方法。首先，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全球的生物多样性都很重要，但本国的生物多样性就关系不大：环境问题并不注意政治疆界。假如缺乏生物多样性真的成为问题，那么解决方式就是直接的环境法规——第五章的锁眼经济学。希望用贸易壁垒解决这一问题，那真是可笑。
这一特别案例说明了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道理。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会有比任何贸易壁垒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从理论上讲，总会有这种政策；从实践中看，通常会有这种政策。杰出贸易理论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曾对这种情况发表高见：“你不可能一举两得。”在追求有价值的目标时，如有益健康的环境，贸易壁垒是一种笨拙而有害的方式。
运输成本是巴格沃蒂原理的另一例子。同样，表面看来，限制国际贸易可以减少集装箱船和货运飞机造成的污染，所以这是吸引人的想法。同样，以外部效应费用的形式进行直接调整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贸易壁垒针对的是跨国界的货物运输，但是跨越国界并不造成什么特别的环境损害。将一台激光唱机从大阪港运往洛杉矶港的运输成本，低于将它从洛杉矶港运往亚利桑那的成本，甚至低于将它运往洛杉矶市内一家百思买（Best Buy）分店的成本。而某人开车到百思买，然后买下这台激光唱机回家，中间的运输成本甚至更高——如果把交通拥堵和污染的环境成本都计算进来。不能因为货物是在国内甚至当地进行运输，就断定运输造成的环境成本更低。同样，卧底经济学家建议必须采取直接针对该问题的政策：外部效应费用能够鼓励人们采用更清洁的运输方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
最后的担忧是，贸易本身并没有不好，但它导致对环境有害的经济增长，就是说，贸易使人们变富，而这样将损害环境。这种说法值得注意。
当今最致命、最确定的环境问题，而且即使有气候变化的威胁或许将来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是那些正折磨着世界最贫困人口的环境问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烧木柴的火炉所造成的居室污染，它可能造成失明和致命的呼吸系统疾病。另一个例子是不安全的饮用水，它使得几百万人因此丧命。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的良方是经济发展，而贸易可以提供帮助。
当人们变富时，其他污染物，诸如汽车排放的空中颗粒物，的确变得严重起来，但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一般说来，当人均收入超过5 000美元时（如在墨西哥），这种污染的严重程度就会降低。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就有足够的钱去提高环保标准，而且他们也提出这种要求。通过推动经济增长，贸易能提供间接的帮助。同时，贸易也能提供直接的帮助，因为贫穷国家如果有了自由贸易，就不必再补贴那些严重污染的行业，如石化和钢铁产业，同时也可以进口新的、更清洁的技术。
在人均收入早已超过5 000美元之后，能源消费在增长，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气候变化的威胁的确也在增长。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但好像情况是这样：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已到达一个临界点，人均能源消费量即将停止上升。毕竟，每一年，新式汽车和家用电器正变得越来越高效，而当我们都有了两部车和带空调的大房子后，就很难看到还有什么另外的能源需求。
如果我们诚实，那么贸易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造成气候变化，则我们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我们应该减少贸易，以确保亚洲人、非洲人继续处于贫困状态。问题是：环境灾难甚至严重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是否相当于三四十亿人难以脱贫的苦难？要问问这个问题，并给出答案。
这说明我们必须在大批人饿死和环境彻底恶化之间做出选择吗？绝对不是。不必动用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贸易限制措施，我们改善环境的办法还有很多。外部效应税（externality taxes）已减少了美国境内的硫排放（中国也将做到这一点）。这种方法还可用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对抗气候的变化。如果我们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做出努力，事情就可以做到，这甚至无须付出很高代价。我们可以首先停止对矿物燃料的补贴。德国是以绿色环保著称的国家，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的坚定支持者，它为每位矿工提供8.6万美元的补贴，以防止采煤企业相互展开竞争。
我们如何解释环保主义者对自由贸易的攻击呢？我们已经看到，向下竞赛的现象是不存在的，污染性行业仍主要在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中外资的主要目的地，那些地方的环保标准都在提高；针对农业、钢铁、煤炭等的贸易保护措施有时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实际对环境造成巨大伤害；针对运输用燃料的税收与自由贸易的原则一致，比贸易限制措施更有利于环境。至少在目前，最严重的环境问题是由贫困造成的，而非由财富造成的。环保运动应致力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为之扫除障碍。或许有一天，他们会这么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