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信息和健康保险
就算只有二手车、带家具的出租房和各地景点靠不住的餐馆出现阿克洛夫的“柠檬”问题，就已经够麻烦了。遗憾的是，这种问题还损害了一些更重要商品的市场——最明显的就是健康保险市场。
健康保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疾病难以预测，而且有时治疗费用非常高，且往往疾病的治疗不能够有任何拖延。除此之外，人们往往在退休之后更需要医疗服务，而且需要治疗的人往往病重无法工作，所以这个时期又与低收入期重合。
因此，健康保险是一种昂贵的产品。如果健康保险市场无法良好地运转，结果必然是保险费过高，同时存在大批未入保险的人。美国的读者可能对此很熟悉，那里的市场正是因为阿克洛夫的“柠檬”问题，未能很好地提供医疗保险。
比如说，容易得病的人是“柠檬”，身体健康的人是“桃子”。如果我像杰罗姆·K·杰罗姆那样怀疑自己是“柠檬”，那么我会得到去购买所有的医疗保险的建议。另一方面，如果你感觉自己很健康，而且你所有的祖先都活到了100岁，那么或许只有在医疗保险非常便宜的情况下，你才会去购买。毕竟，你预期自己不太需要它。
阿克洛夫已做出证明，如果市场中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那么市场就注定完蛋，所以我们知道，保险市场可能像高质量旧车市场那样消失。你的身体是生机盎然的“桃子”，所以你觉得一般的保险方案并不好，而我和杰罗姆先生的身体就像又苦又小的“柠檬”，所以我们伸出双臂拥抱一般的保险方案。结果就是：保险公司只能将保险卖给那些自信将能使用保险的人。因此，保险人流失了不可能索赔的客户，得到了很可能进行高额索赔的客户，然后保险人不得不削减赔付额、提高保险费。健康状况一般的人这时发现保险太昂贵，所以就撤保，这逼得保险公司又要提高保险费，以致高到无法继续经营下去。越来越多的人撤销保险单，到最后，只有最容易生病的“柠檬”会以几乎无力承受的价格买保险。
当然，保险公司会努力修复保险市场，方法就是了解更多的客户信息。他们吸烟吗？他们多大年龄？他们的父母是在35岁死于遗传性疾病，还是在100岁时死于车祸？有了更多的基因信息后，保险公司将得到越来越精确的图景，掌握向特定个人提供医疗保险所需的成本。以前保险市场之所以受到抑制，是因为内幕信息的存在：被保险人了解自己的情况，但保险公司不了解。但是，如果保险公司继续缩小这种信息差距，那么它们就会乐意向更多人提供保险。
这听起来好像是第二章中星巴克和全食采用的价格定位策略，但实际上这是不同的游戏。当星巴克运用价格定位的策略时，它了解自己的成本，只是在尝试能否对部分顾客那里收取更高价。而健康保险公司面对的是更基础性的任务，它们不知道涵盖每位客户的索赔需要多少成本，而如果它们对此不能比客户研究得更透彻，那么在巨额索赔的压力之下，它们将无法在行业内立足。这两者的效果也是不同的：价格定位的方法是从客户那里挤出更多钱，使蛋糕变得更大，而了解保险客户的情况却是在做一个新蛋糕，因为以前这个蛋糕是没有的。
遗憾的是，拯救保险市场需要付出一些成本，我们将发现，像我和杰罗姆先生这种“柠檬”只能以巨额费用购买保险，像你这样的“桃子”如果购买保险，只要交一小笔钱。两种保险费都反映了一种经过精算的公平费率，这意味着这种费率不多不少地正好涵盖了可能发生的医疗支出。如果公司拥有真正精确的信息，或许是在未来从基因测试中获得的，那么容易生病的人将需要支付几十万美元的保险费，但这根本就不是保险了。
通过评估我们的个人情况、预测向每个人提供赔偿的成本，保险公司可以维持运营；如果公司不针对我和杰罗姆先生提高价格，那么它们很快就会破产。问题在于，预期将有巨额医疗需求的人（例如老人和患有慢性病的人）将发现，保险公司根本不会给他们大笔赔偿。因为保险公司已将他们的医疗支出计算在保险费之内，所以他们购买保险的费用，将高于他们不买保险而直接支付的医疗费用。
反思一下就可以得到一个奇怪的结论，那就是一张保险单要依靠双方的无知。保险公司之所以为我承保抢劫、火灾、医疗的事故，只是因为我们双方都不知道这类事故是否会发生。如果我们能够预测未来，那么保险就没有意义。如果我的保险公司能比我更好地预测火灾，它就只会在我不需要这种保险时才将它卖给我。如果我知道我的房屋将遭人纵火，那么保险公司会打电话给警方，而不是向我卖火灾保险。既然保险有赖于双方的无知，那么如果医疗科学有任何进步，如果这种进步能够减少保险人、被保险人或双方的无知，则这种进步都将削弱保险的基础。我们懂得越多，我们参保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想让人们在遭遇高成本的厄运时得到保护，但这种前景却是令人心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