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我们能处理好吗
完全竞争的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超级计算机网络。依靠惊人的运算能力和每个经济领域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甚至深入我们的头脑、读取我们的欲望，这个市场不断对生产进行重新优化，对生产成果进行完美的分配。要记住，当经济学家说经济处于无效状态时，他们的意思是：有办法可以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令某些人受益。虽然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有效，但效率并不足以确保社会能够公平，效率甚至不足以确保我们乐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例如，如果比尔·盖茨拥有全世界的钱，而别人都快饿死了，这就是个有效的社会，因为除非使比尔·盖茨受损，否则没有使其他人获益的方式。除效率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东西。
所以并不奇怪，我们有时宁可选择善意的谎言。例如，要为明尼苏达州一位老妇人的房屋供暖需付出高额成本，但我们宁可补贴这部分燃料，而不想让她面对这笔费用的真相。
相对于补贴，税收是造成无效的更普遍原因：政府从市场交易中征税，将税收所得用于我们期望的好的事业中，如警察队伍和学校。为什么税收造成无效？因为它们破坏了完全竞争、有效市场中价格所携带的信息，价格不再等于成本，所以成本不再等于价值。例如，10%的销售税就在以下环境中制造了一个“谎言”：
一杯卡布奇诺的成本：90美分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一杯卡布奇诺的价格：90美分
一杯卡布奇诺的税后价格：99美分
愿意为这杯卡布奇诺支付的价钱：95美分
售出的卡布奇诺数量：无
征得税款：零
本来有一笔交易可创造5美分的效率收益（顾客愿出价95美分，卡布奇诺的成本是90美分），但因为销售税的存在，这笔交易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这笔税款也没有发生。如果政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免去这笔税款，那么政府不会遭受损失，但咖啡买家将获益——明显的效率收益。
税务官员很难了解何时该征税（在税收不会改变买家行为的情况中），何时该免税（因为潜在买家通过不购买咖啡，就会避免缴这笔税款）。但他们尝试做到这一点，采用的方法就是本书第二章介绍的价格定位策略。当价格敏感度较低时，税率往往很高。例如，政府对汽油和香烟征收高价税，这不是出于环境和保健原因，而是因为购买这些产品的人需要开车、对吸烟上瘾，即使在面对高额税收时，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们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我们想避免无效，因为在无效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机会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使某些人受益，而我们不想拒绝这种机会。但税收造成无效，而且我们多数人认为，我们需要用税收来实现收入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程度或大或小）。我们好像面临两种相互矛盾的紧迫任务：避免无谓的浪费即“无效”，但同时确保财富至少达到某种程度的均匀分配。我们所需要的，是使我们的经济体既有效又公平的方法。
我们能够借助市场实现公平吗
完美市场的效率，政府善意干预制造的公平——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吗？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世界的各国政府好像觉得必须这样做选择。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大萧条，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扩大联邦政府的作用。在英国，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lee）的战后政府控制了医疗、钢铁、航空、石油、铁路、电话等大部分行业。国有企业之所以盛行，部分因为在战后那段贫乏困顿、筋疲力尽然而充满希望的年月里，经济学家对指挥那场战争的专家们抱有某种信心，认为他们同样能够有效地组织经济建设。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后来国有经济的垮台，无论是苏联这类庞大的经济体，还是坦桑尼亚、朝鲜之类的小经济体。但是，即使他们当时相信私营市场更有效率，这在20世纪40年代也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某种程度的无效意味着社会相对公平，那么战后英国的工党政府也会对这种无效感到满意。
但是，效率和公平这种古老的两难困境后来被一位纽约的年轻人解决了，他的名字是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十几岁时，阿罗亲眼目睹父亲如何在大萧条中失去了自己的成功企业和所有存款，这使阿罗见识了所有这些不公平。追求社会公正成为阿罗的愿望，但是在理智上他知道，他无法忽略效率的问题。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以其逻辑头脑苦苦思考一种紧张关系：一面是不会出错的自由市场的效率，另一面是实现某种公平的需要。他的解决方案非常精彩，突破了关于竞争性市场和效率的传统思维模式。他做出证明，不但所有完美市场是有效的，而且通过调整起点，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得到所有有效的结果。阿罗后来赢得了经济学家能够获得的各种荣誉，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是荣获该奖的最年轻经济学家，而且至今保持着这一纪录。但是，为什么他的洞见如此重要呢？
我称他的洞见为“领跑理论”（head start theorem）。不要只考虑一个极其复杂的真实经济体，想一种非常简单的体育比赛项目：100米短跑。速度最快的选手将赢得比赛。如果想让所有选手一起撞上终点线，你就得改变比赛规则，命令速度快的选手慢下来，然后大家手拉手冲刺。这是才能的浪费。或者，你可以将某些助跑器向前搬，再将某些助跑器向后搬，以使所有选手都尽快跑，在遵守其他通用规则和比赛目标的情况下，速度最快的选手必须跑足更多的路，最后才能与最慢的选手同时到达终点。
阿罗证明，在努力平衡竞争性市场造成的过度行为时，同样的方法也能够奏效。这种方法不是干预市场本身，而是通过一次性付款和一次性征税来调整起跑点。
举例来说，一次性税收可以是政府向每个人征收800美元，或者向每位年满65岁的公民征收800美元，或者向出生证上姓氏以H开头的每个人征收800美元。关键之处在于，一次性税收不影响任何人的行为，因为你无法避免它。所以与销售税不同，它不会造成效率的损失。与此类似，一次性再分配的例子可以是：向姓氏以H开头的每个人赠送800美元，这项政策我肯定投赞成票[1]。
以百米赛跑做比喻，一次性征税就像把助跑器向后搬几步，所得税和销售税就像要求最好的选手在后面起跑，两种方法都可以确保一个更公平的结局，但向后搬动助跑器的方法不会令任何人慢下来。
在百米比赛的背景下，相当清楚的是，得到近似结果的方式之一是让速度慢的选手领跑。在一个经济体的背景下，由于有几十亿不同的商品、愿望、原材料、人才，领跑理论就成了一种相当大胆的主张。但是有一点是真的：你可以让竞争性的经济体利用每种本领和每种原材料，利用每一次贸易、合作、教育、投入的机会。通过改变起跑点，并让完美市场做其余的工作，仍能够得到公平的结果。
这里的含义就是，在一个完美市场中，唯一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是“领跑”策略——恰当地进行一次性征税和补贴、使每个人位于公平位置的计划。然后从调整后的出发点开始，完美市场找到每个使大家受益的机会。关键问题是：这在现实中行得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