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甸回到咖啡屋
这是个很好的故事，但作为喜欢西部片的人，我们可能更欣赏《不可饶恕》（Unforgiven）中的顽强硬汉，或《正午》（High Noon）中那种心灵的孤独感。所以，我和大卫·李嘉图都不能凭自己的剧本获奖，但我们或许会得到原谅，只要我们小小的寓言所讲的东西有助于大家理解现代世界。
我们可以从咖啡屋开始。为什么伦敦、纽约、华盛顿、东京的咖啡昂贵？通常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咖啡屋必须支付高额地租。大卫·李嘉图告诉我们，这一思路是错误的，因为“高额租金”在生活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背后另有原因。
李嘉图的故事说明，有两个因素决定了重要位置（如草甸）的地租：草甸与边际土地的农产品产出的差额，还有农产品本身的重要性。如果1蒲式耳粮食值1美元，那么5蒲式耳粮食就是5美元的地租。如果1蒲式耳粮食值20万美元，那么5蒲式耳粮食就是100万美元的地租。只有草甸上产出的产品价值很高，草甸才能换回高额地租。
现在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解释咖啡屋。就像草甸如果产出高价粮食就能换回高额租金一样，只有顾客愿意为咖啡支付高价，重要的咖啡屋位置才能得到高额租金。人流高峰期的顾客急于喝上一杯咖啡，匆匆忙忙以致对咖啡价格麻木不仁。这种为方便支付高价的意愿决定了这块地方的高额地租，而非相反情形。
适合咖啡屋的空间就像草甸一样——它们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最佳位置，所以往往很快被占据。曼哈顿中心区大楼底层的各个角落是星巴克、Cosi及其竞争对手的宝地。在华盛顿特区的杜邦环岛，Cosi占据南出口的重要位置，星巴克占据了北出口，更别说在地铁沿线临近各站划分地盘。在伦敦，AMT占据了滑铁卢站、国王十字站、马里波恩站、查令十字站，实际上伦敦每个地铁站都有一个大品牌的咖啡连锁店。这些位置也可用来销售二手车或中餐，但从未有这种情况出现。这不是因为地铁站不适合销售中餐或二手车，而是因为其他地方也可以销售中餐或二手车，而且租金更低——那些地方顾客不那么匆匆忙忙，更愿意走过去，或者叫一份外卖。对于咖啡屋或销售糕点、报纸的类似场所，其他地方的租金可能更便宜，但节省的钱不足以弥补客流量的损失，更何况还有些对价格麻木不仁的顾客。
变化的经济模型
在卡布奇诺咖啡屋或地铁站还未出现之时，大卫·李嘉图就已做出了对地铁站卡布奇诺咖啡屋的分析。这种魔法是人们要么讨厌经济学，要么热爱它。讨厌经济学的人认为，如果想理解现代的咖啡屋生意，我们不应该去读1817年的关于农业生产的分析。
但是我们很多人喜欢这样。在将近200年前，李嘉图就已研究出了我们理解当今问题的理论。19世纪的农业生产和21世纪的经济泡沫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未言明之前，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却难以察觉。经济学的部分任务是研究模型，阐明一些貌似复杂的问题背后的基本原理和模式，诸如农用土地或咖啡屋的租金问题。
有关咖啡屋的模型还有很多，它们有助于解释咖啡屋的各个方面。咖啡屋的设计与建筑模型可作为房屋设计师的研究案例。咖啡机能够产生用于冲泡浓咖啡的10个大气压力，物理学模型可勾勒出这种咖啡机的突出特征。同一个模型还可用来讨论真空泵和内燃机。目前，在用不同方法处理咖啡渣时，我们还用各种模型分析它们对生态造成的影响。每种模型都有助于分析不同方面，但如果一种“模型”试图同时描述设计装潢、工程学、生态学、经济学，那么它将与现实同样复杂，所以无助于我们的理解。
李嘉图的模型有助于探讨稀缺与还价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这个模型的适用范围远超出咖啡屋或农用土地，它能够彻底解释我们周围的很多问题。当经济学家观察世界时，他们看到的是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模式，而只有一个人关注本质的潜在过程时，这些模式才会显露出来。这种重点关注的方法却为批评家所诟病，他们说经济学未能考察全局，即整个“系统”。虽然19世纪关于农用地的分析可以解释21世纪咖啡屋的真相，但它怎么可能了解两者之间所有的重要差别？真相就是：在理解某种事物时，如果不关注某些特定方面以降低其复杂性，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事物。经济学家要关注的方面很多，稀缺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关注意味着，我们没有留意咖啡机的机械原理，没有留意咖啡屋的色彩设计，也没留意其他有趣的、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的这种关注也有收获，而收获之一就是我们对系统——经济系统——有了一种新的理解。这种系统超出很多人的认识，它更加包罗万象。
然而，谨慎是必要的。众所周知，经济模型的简单化曾令很多经济学家误入歧途，李嘉图就是早期的受害者之一。他关于农夫和地主的成功模型很精彩，但他却想将它进行扩展，用以解释整体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工人收入多少，地主收入多少，资本家收入多少。扩展后的模型不太适用，因为李嘉图将这个农业部门看作只有一个地主的大农场。如果农业部门是统一的，那么提高土地生产率（如改进道路或灌溉系统）就不能增加收益，因为这些改进措施还会减少本已稀缺的优质土地。但是，处于竞争之中的单个地主就有动力去做出改进。由于纠缠于技术细节，李嘉图未能认识到，成千上万名相互竞争的地主将做出不止一种决定。
因此李嘉图的模型不能解释一切，但我们将会发现，这个模型的生命力比李嘉图自己想象的还要长远。它不仅能够说明咖啡屋和农用土地背后的原理，如果正确应用，它还能够说明环境立法会大大影响收入分配。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行业自然而然地拥有高利润，而其他行业的高利润肯定是一种相互勾结的标志。它甚至能够解释，为什么高学历的人反对其他高学历的人移民进来，而工人阶级则抱怨其他非熟练工人的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