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经常认为，如果一个产业形成垄断，那么政府就要政策干预，要么着手打破垄断，要么鉴于其日益增长的收益而把握时机加以调节或国有化。这种见解广为人知，并常常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1]但是，深入的观察发现，这种见解远不是那么没有疑问，一些假设的有效性值得怀疑。支持这种见解的人可能认为，由于垄断者的定价高于边际成本，因而垄断引起资源配置的失调；由于在竞争性产业中，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所以只有竞争性产业才会形成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产业的垄断是“自然”垄断，那么政府的间接调节或直接管制就能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因此，为了阻止或打破既成的垄断，反托拉斯立法以及对自然垄断的政府调节或管制是可取的。
这种分析的谬误在于“因此”引起的推论。政府干预的可取之处并不说明政府干预会使情形改善。一套政府决策会使情形改善的阐述同实际的政府决策是两码事，从逻辑上说，这种推理相当于将市场部分的理想运行等同于它的实际运行。
本章第一部分试图说明理想条件下民主政治的运行。它揭示，理想状态中的民主同理想的与市场相联系的自由企业制度十分类似，这意味着政治决策取决于选民的价值取向，政府部门可以非常有效地运行；第二部分试图说明为什么实际的民主政治与理想的民主政府有显著的不同，实际的民主政治中的对私人垄断的政府调节是否会使情形改善？
理想的民主政治中的竞争
理想的民主政治可以定义为：为达成政治决策而形成的一种制度结构，在完全自由竞争基础上，个人通过广泛的选举而获得某种政治职务。[2]这个定义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只有人口中的大部分能够参加投票，一个国家才能被公认为政治上的民主。“大部分”是个程度问题，显然，各国之间可能有很大差异。譬如，17世纪的英格兰由于对选举权的限制，因而不能视为民主政治。
人们常常谈到，从市场领域到政治领域的活动的转移会减弱竞争在组织活动中的作用。在民主政治中，个人（或政党）——比如说，在定期选举中——确实向选民提出竞选纲领以竞选公职。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中，自由竞争的含义是指不存在昂贵的费用或人为的壁垒能够妨碍个人竞选公职，或妨碍个人向选民申明主张。活动从市场转入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不必然减弱竞争的程度，而是竞争的形式从企业竞争变为党派之争，实际上，理想的民主政治和理想的自由企业制度一样需要完全竞争，这表明，对自由企业经济运行的分析可以用于理解民主政治的运行。
任何政党的直接目标是为选民所接受，正如任何厂商的直接目标是为消费者所接受，企业的直接目标同远大的终极目标——如帮助消费者的（利他主义）愿望或获取经济权力的愿望——相一致。最典型的目标是收入或“利润”最大。同样道理，政党的直接目标也同许多远大的终极目标——如帮助自己的国家的（利他主义）愿望或获取声望与收入的欲望——相一致。最典型[3]的欲望是攫取权力即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本文只涉及政党的直接目标，只在几处提及相关的某些终极目标。
上述定义有几项重要含义。首先，不难看出，理想的民主政治中必须有言论和表达意愿的自由。一个人如果可以自由地向选民申明主张，他还可以自由地批评他人的主张，除非拥有至少同候选人一样多的自由，否则，人们可以通过竞选公职增加他们的自由。由于这种情况的不稳定性，他们最终能够拥有同候选人一样多的自由。
理想民主政治的另一项重要含义可以用最简单的假设来说明，即假设所有选举人都有同样的偏好，如果执政党不采用选民偏好的政策，另一个政党可以提出迎合选民偏好的主张而获得更多的支持，例如，完全满足选民偏好的纲领是唯一的均衡纲领，理想的民主政治将完全反映人民的“意愿”。
在某些假定前提下，即使选举人有不同偏好，理想的民主政治仍能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假定政治决策是连续数值变量（最低工资率、允许的效用收益率、歧视系数等等）的取值，每个选举人的偏好用这种变量的一个数值表示，政治选择愈接近这一数值，选举人的境况就愈好。数值的频次分布将完全体现选民的不同偏好。把中位数理解为选民“意愿”看来合乎情理，因为这种意愿是选举人各种偏好的“民主”妥协。[4]
显而易见，至少在两大政党和多数原则下，均衡的政治选择等于所定义的选民的“意愿”。[5]假使甲党的希望值在第25个百分点，乙党的希望值在第45个百分点，因为乙党至少将获得55%的选票（所有那些希望值超过第45个百分点的选票），所以乙党将会获胜。同样道理，中位数可以淘汰任何其他可能，中位数至少可以吸引50%的选票，因此，中位数成为均衡的政治选择。[6]
每个政党的终极目标可能是攫取政治权力，但在均衡位置，即使“执政党”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力。[7]因为政治决策完全取决于选民意愿，所以，政府官员没有任何选择余地。这个原理明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争论的问题：一个代表是自主行事还是应该遵从他的选民的意愿？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中，除非他遵从他的选举人的“意志”，否则他不会在公职上久留。
第三，在理想的自由竞争企业制度中，只有最有效率的厂商才能生存。如果一个企业的成本水平与产出无关，而企业之间的成本又各有差异，那么，只有成本最低的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同样道理，在一个理想的民主政治中，只有最有效率的政党才能生存。如果国家管理产业的费用与产出无关，而由执政党决定，那么，只有管理费用最低的政党才能继续留任。如果最有效率的政党的费用等于最有效率的厂商的成本，那么产业由市场来管理和由国家来管理可以具有同样的效率，这并不仅仅是表明——像兰格对社会主义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从理论上说政治能够再现自由企业均衡，而且它确实会那样。如果有差异的个人投身政治和市场活动，那么最有效率的政党的费用同最有效率的企业的成本将会出现差异。只有在最有效率的厂商的成本低于最有效率的政党的费用时，私营企业才能比国家更有效地使产业运转，反过来也是一样。
实际民主政治中的竞争
在理想的自由企业制度与理想的民主政治之间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两者都有效率，都反映“选民”的意愿。赞成把市场领域的活动交给国家管理的人一定认为，实际的企业制度远离理想模式，因为它包含了大量垄断及其他不完备性；赞成尽量减少国家活动的人一定认为，实际的政治制度更为偏离理想模式。关于市场领域的不完备性其他地方已有广泛的分析，这里则集中探讨某些重要的政治的不完备性。
由于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投票权数——要么1，要么0——而不管他拥有多少信息和为处理这些信息花费了多少心智，更由于少数派通常没有代表权，所以，即使去投票，这种政治方面的“支付”也不是信息全面或考虑周全的，有效率的政党或许不足以促使选民确信，它比其他政党更有效率。在市场领域，少数民众有“代表性”，一个人的“选票”的数值同他的“成比例的生产力”有关，因此，明智行事的动机在市场领域比在政治领域更强烈，这样，对有效率的企业来说，只要能得到决策明智的贷款人和消费者的支持，生存就不成问题。
政治组织的庞大规模使政治方面的竞争有所削弱，总统和州长等许多公职的候选人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去接触上百万的选民。许多想争取这些公职的组织没有足够的资源争取大量的选民。对一个厂商来说，在全国或地方范围进行组织，有时是必要的，但政治领域的组织显然比市场领域的组织重要得多，而且，许多公职关系到许多方面的活动，因而，政治活动的规模相当庞大。懂得如何有效管理邮政部门的候选人还必须使选民相信，他还了解移民政策，公益事业的调节，以及一连串邮政管理以外的其他问题。政治活动的关联性可能妨碍只擅长个别活动的人出面竞选。市场领域也有关联，但涉及的活动相对较少，一个厂商可以专门从事其效率最高的产品生产或生产环节。由于理想的企业制度的活动和理想的民主政治的活动都存在最优划分，而政治领域的关联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一点有些令人费解。笔者认为，对一个政治信息有限的选民来说，选择某人管理许多活动比为每一项活动选择一个专人管理更为容易。
对政治的不知情和政治组织的庞大规模或许是民主政治中产生垄断和其他不完备性的两大力量，但间断性的选举而非连续性的选举和选民的不同偏好也是有关的因素。[8]我倒是认为，政治领域的垄断及其他不完备性至少同市场领域一样突出，甚至更为严重。如果上述看法基本成立，那么，便可用来解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即市场的不完备性能说明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吗？如果政府行为的不完备性超过市场的不完备性，那么回答就是否定的。不去调节经济垄断而甘愿承受它的不利影响比进行调节从而蒙受更大的政治不完备性的影响或许对人们更为有利。
注释
[1]Simons（1948）提出所有的“自然”垄断（如由于递增收益引起的垄断）都应国有化。
[2]类似的定义参见Schumpeter（1942）。
[3]例如，参见Kaplan和Lasswell（1950，p.75）。
[4] 选举人显然希望｜W-X｜最小，这里W表示政治选择，X表示选民偏好，民主社会得使
取值最小。这里，f（X）表示选民的频次分布，仅当W等于f（X）的中位数值时，上式取值最小。——原书即如此，其数学表述有误，校注
[5]在《歧视经济学》（1971）中，这种方法被我用于分析对少数派的政治歧视。
[6]前两段文字是从1952年的草稿的第3部分简介中复制过来的，作了微调。
[7]同理，在完全市场均衡情况下，尽管厂商为利润动机所驱使，但是，厂商不能获得任何“利润”。
[8]关于选举中政治关联性与不同偏好的关系，见Becker（1957，pp.64—66）。
(1)重印自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1958): 105—9, 195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with an addend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