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本能既源于遗传，也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受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的启发，人们将会找到潜藏于所有文化下的普遍行为模式。按“相似度”进行归纳，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一种学习能力。尽管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拥有相同的心智结构，语言是洞悉人性的一扇窗。
在本书的开篇，我曾问你为什么应该相信语言本能的存在。到这里，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说服你。现在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你会关心这个问题。当然，拥有语言是人类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对语言的好奇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人类来说，拥有一双从行走中解放出来的手其实更加重要，可是你恐怕不会有耐心把一本介绍人类双手的书全部读完。人们对语言更加好奇，而且充满热情，原因很简单：语言是心智中最容易被触摸到的部分。人们想要了解语言，因为他们希望由此洞悉人类的本性。
语言本能离不开遗传和环境
这种“连锁”关系激发了语言的研究，使得语言学界的各种晦涩难懂的理论分歧更加令人玩味，也引得其他领域的学者投来关注的目光。哲学家、实验心理语言学家杰瑞·福多尔致力于探讨“句法剖析究竟是一个封闭的心智模块，还是与一般智力混为一体”的问题。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对这场争论如此关心时，他的回答比其他人要诚实得多：
你可能会问：“你看，你为什么对模块如此关心？你已经取得了终身教席，你为什么不搭上飞机，环游世界？”这是一个十分合理的问题，我也经常问我自己。……大致来说，“认知决定感知”的说法属于科学哲学的观点（而且二者在历史上也确切存在联系）。这个观点认为，一个人的观察结果完全取决于他所采用的理论。在人类学上，这种说法表现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完全取决于他的文化环境；在社会学上，这种说法表现为一个人的知识水平，特别是科学知识，完全取决于他的阶级地位；在语言学上，这种说法表现为一个人的思想完全取决于他所使用的句法（例如沃尔夫假说）。所有这些观点都隐含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整体论：由于认知决定感知、理论决定观察、文化决定价值、阶级决定科学、语言决定思想，因此针对科学理论、伦理价值和形而上的世界观等任何问题的理性批评，都只能在对话者所共享的某个假定框架内进行（这个框架的形成往往与地理、历史或社会等偶然因素有关），你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批评这个框架。
问题是，我讨厌相对主义。我讨厌相对主义超过其他任何东西。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相对主义很可能是错的。简言之，它忽视了人性的固定结构（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新奇的观点，相反，人性的可塑性一直是相对主义所秉持的信条，比如说约翰·杜威……）。在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中，主张人性拥有固定结构的观点表现为坚持认知机制的异质性和认知架构的严格性，正是这种异质性和严格性使它们具有了封闭性的特点。如果真的存在官能和模块，那么就并非一切都相互影响、一切都可以塑造。无论这个“全体”是什么，它都至少不止一个。
在福多尔看来，句子感知模块是人类心智的一个代表性的固定结构，它负责逐字逐句地传递说话者心中的想法，而不被听者的偏见或期待干扰。无论何时何地，这个模块都可以让人们在“何为正义”“何为真实”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就仿佛它们是客观的实体，而不像口味、习俗和自我利益那样因人而异。这样说或许有些夸张，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其中的关联。现代知识领域弥漫着相对主义的思想，一味否定普遍人性的存在，然而语言本能的存在，无论它表现为哪一种形式，都对这种否定提出了挑战。
相对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式，它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一直统治着知识界。这种模式是两个观点混合杂糅的结果，一个来自人类学，一个来自心理学：
1．与动物完全受制于生物特性不同，人类的行为是由文化决定的。文化是一套自主控制的符号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可以摆脱生理的制约，表现出任意、无限的差异。
2．人类婴儿出生时只拥有一些反射反应和学习能力。学习是一种通用机制，它适用于所有知识领域。儿童是通过听从教导、接受奖惩以及效仿榜样的方式来学习文化的。
标准社会科学模式不仅是学术界从事人类研究的理论基础，它还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普世价值，是任何一个文明人都应该持有的立场。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有时被称作“生物决定论”的思想，被认为是依据社会、政治、经济的严格等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它成为近几个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例如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种姓制度、强制绝育、性别歧视和种族大屠杀。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心理学家约翰·华生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两位著名奠基人，他们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科学模式的社会意义：
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天性是那样柔韧，那样具有可塑性，可以精确、有差别地应答周围多变的文化环境刺激……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富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我们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全部潜能的多样性，因此我们需要缔造一个具有较少专断性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人类的每一种天赋都会得到一个恰当的位置。（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
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一个由我支配的特殊环境，让我在这个环境里养育他们。我可担保，任意选择一个，不论他的才能、嗜好、倾向、能力、天资以及祖先种族，我都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把他训练成为任何一种人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乞丐或强盗。（华生：《行为主义》）
标准社会科学模式至少在知识阶层的话语体系中取得了全面胜利，无论是温文尔雅的学术交流，还是受人尊敬的新闻报道，任何有关人类行为的概括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了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专门用语，以便将说话者和历史上令人反感的遗传论者（从中世纪的国王到电视角色阿奇尔·邦克[1]）区别开来。这些讨论都是以“我们的社会”开头，即便讨论者根本没有考察过其他的社会，接着又说“使我们社会化”，虽然他们并没有关注儿童经历，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作为……角色”，而根本不管“角色”的比喻是否恰当——即随意分派给演员的扮演对象。
最近，新闻杂志告诉我们，“钟摆如今又摆了回来”。在他们的描述中，一些身为和平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父母却养育出一个3岁就会玩枪的男孩，或者一个4岁就迷恋上芭比娃娃的女儿，他们由此提醒读者不能忽视遗传因素，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的结果，二者不可分离，就像长方形的长和宽，它们共同决定了长方形的面积一样。
如果用“遗传-环境”（或者“先天-后天”“先验-经验”“天赋-习得” “生物-文化”）这种空洞无谓的二分法来解释我们对语言本能的认识，我会倍感失望。这种二分法其实是一堆毫无益处的废话，总是强调纠缠不清的互动关系。它就像是一个科学钟摆，在两个观点之间摆来摆去。我认为，对语言本能的了解，为我们探索人类心智和人性打开了方便之门。
首先，我们要去掉套在心智问题上的思维框架，这个框架不属于科学范畴，而更像是神奇的魔法：
在这个框架中，有关遗传、环境抑或二者的互动关系导致人类行为的“争论”完全是无的放矢。我们看不到生物体的存在，只看到没有感知者的环境，没有行为者的行为。这就像童话中的爱丽丝看见柴郡猫渐渐消失了，但它的咧嘴微笑却留了下来，这让她十分惊讶：“哎哟，我常常看见没有笑容的猫，可是还从没见过没有猫的笑容呢。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稀奇的事儿了！”
下面这个框架也过于简单，但它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
现在我们对人类大脑的复杂性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它是引发我们所有感知、学习和行为的直接原因。学习并不是天赋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如果没有先天机制的引导，学习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我们对语言本能的了解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让我们消除某些人的疑虑。没错，遗传和环境都很重要，一个孩子如果在日本长大，他肯定会说日语，但如果在美国长大，他说的就是英语，因此我们都知道环境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孩子和他的宠物仓鼠一同成长，最终这个小孩能够学会说话，而身处相同环境的仓鼠却不会说话，所以我们也明白遗传的重要性。但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
● 因为人们可以理解并说出无限多的句子，所以试图直接描绘他们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没有两个人的语言行为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一个人的潜在行为也根本无法罗列出来。但这些数量无限的句子都是由一个有限的规则系统产生出来的，这个系统就是语法。因此，只有研究潜藏在语言行为之下的心理语法和其他心理机制，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 对我们来说，语言实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让我们不免对它习以为常，就像城里的孩子认为牛奶是来自送奶车一样。但如果对单词组合成句的规则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语言的心理机制一定拥有复杂的结构，它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部件构成的。
● 在“显微镜”的观察下，语言不再千差万别、迥然相异。透过世界上的所有语言，我们可以看到语言机制的通用设计：普遍语法。
● 除非这个基本设计被预先装入特定语法的学习机制中，否则学习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从父母的话语中归纳出语言整体特征的方式有很多，但孩子们总是能迅速地锁定正确的路径。
● 最后，有些学习机制似乎是专为语言而设计的，而不是为了一般的文化和象征行为。我们看到石器时代的先民已经拥有精密的语法，蹒跚学步的幼儿表现得像语法学家，甚至还有那些让人惊讶的低能的语言天才。我们也看到语法的逻辑可以超越常识的逻辑，“It is raining”中的“it”和“John is running”中“John”身份一致，但“mice-eaters”和“rat-eaters”却并不相同。
我们在语言上的收获同样可以推广到心智科学的其他领域。一种替代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新框架已经出现，它植根于达尔文和威廉·詹姆斯的思想，萌蘖于乔姆斯基以及受他影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计算机神经科学家戴维·玛尔（David Marr）和心理学家罗杰·谢帕德将它运用于视觉感知的研究，人类学家丹·斯珀伯、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约翰·托比、语言学家雷·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神经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心理学家林达·柯斯玛依达、兰迪·格里斯泰尔（Randy Gallistel）、弗兰克·凯尔（Frank Keil）、保罗·罗津（Paul Rozin）都对它做了详尽的阐释。托比和柯斯玛依达在最近发表的重要论文《文化的心理基础》（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中把它称为“整合因果模式”（Integrated Causal Model），因为这个模式力图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进化如何产生大脑，大脑如何产生理解、学习等心理过程，这些心理过程如何导致价值观的形成和知识的获取，并由此产生文化。因此，这个模式将心理学、人类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全部整合起来，特别是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由于这一层关系，它也被称为“进化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吸收了语言研究的许多成果，并将它们运用于心智研究的其他领域：
● 就像我们需要一套复杂的心理软件才能完成语言这个“心智奇迹”一样，我们精神生活的其他成就，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例如感知、推理和行动，也需要精心设计的心理软件来执行任务。语法机制拥有的是一套通用设计，心智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这个假设不仅仅是出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望，而是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在对人种进行研究后得出的实际结论。
● 进化心理学并不是鄙视学习，而是试图解释学习背后的原因。莱布尼兹（Leibniz）嘲笑那些思想家：
（他们）明目张胆地捏造出一些隐秘性质或功能，把它们想象成好像是一些小精怪或幽灵，能够不拘方式地做出一切你所要求的事，好像怀表凭某种怪诞的功能就能指示时间而不需要齿轮一样，或者磨子凭一种能磨碎的功能就能粉碎谷物而用不着磨石之类的东西似的。
在标准社会科学模式中，“学习”就表现为这种方式，而在进化心理学中，如果没有特定的先天机制，学习就无法发生。
● 针对人类经验的不同领域（如语言、道德、食物、社会关系、物理世界）而设计的学习机制常常各自为政，相互抵牾。适用于某个特定领域的机制无法用于其他领域，否则就会出错。这表明，学习依靠的不是某个单一的通用设备，而是许多不同的模块，每个模块都对应着某个特定领域的逻辑和规则。人类之所以具有可塑性，不是因为环境将他们的心智锻造得五花八门，而是因为他们的心智拥有许多不同的模块，每个模块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
● 表现出复杂设计特征的生物系统不大可能是意外产生或碰巧出现的，它们的构造必然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此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这些构造也应该具备有利于生存和繁殖的功能。不过，这并不是说心智的所有方面都具有适应性，也不代表心智的适应性在面对进化的全新环境时也一定会带来益处。
● 最后，文化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脱离实体的幽灵法术，或者纯粹的自然之力。“文化”是某种特定的知识在同一社群的人们之间蔓延、传递的过程，人们的心智也由此相互协调，形成一种共享模式，这就像所谓的“语言”或“方言”，其实就是同一社群的不同说话者所习得的高度一致的心理语法。
从普遍语法到普遍人性
探索心智设计的最好起点，也正是我们探索语言本能的起点——普遍性。前面说过，语言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据我们所知，它贯穿于人类的整个历史。虽然各种语言无法互通，但在表面的差异之下，所有语言拥有的都是一套相同的计算设计，即普遍语法，包括名词、动词、短语结构、单词结构、格和助词，等等。
乍看之下，人种学的各项记录似乎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0世纪的人类学研究让我们眼界大开，人类的多样性就像是一个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露天游乐场。但是，在日常禁忌、亲属系统、萨满巫师和其他类似于“dog”（狗，英语）和“hund”（狗，德语）的表层差异之下，是否隐藏着一个普遍的人性呢？
人类学家“见怪不怪”的学术传统使得他们的研究路数令人担忧。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要求自己的同仁做一个“兜售奇货的商人”，“沿街叫卖异乎寻常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想看家里的东西，”他补充道，“那我们就不如待在家里。”但是，这种态度却会让人类学家忽视人类行为背后的普遍模式。事实上，它也可能犯下大错，因为一些平常的现象往往被夸张放大，变成奇闻怪谈，就像爱斯基摩词语大骗局一样。一位年轻的人类学家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爱斯基摩词语大骗局的故事将在我的书中专门出现——这本书的名字暂定为《人类学百年乌龙史》（One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ical Malpractice）。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人类学的各种专业错误。人类学上的所有经典案例都有悖事实，但却被当作学术常识反复出现在教科书中。例如，萨摩亚人的性自由，并因此较少出现犯罪和压抑现象；阿拉佩什人的性别倒置，男性身上表现出“温顺”的气质（事实上，阿拉佩什男子都是凶残的猎头者）；处于“石器时代”，具有母系氏族特征的塔萨代人（这是菲律宾文化部长一手编织的骗局，他让周边的村民装扮成母系氏族的“原语人”）；霍皮人的时间观念与我们有着本质的差异；以及与我们这里完全不同的各种异域文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比起只懂得一般常识的普通人，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使人类学家更容易相信任何荒诞不经的事情（许多教科书把小说《唐璜》——我的最爱——当作客观事实）。换句话说，他们被自己的“专业知识”蒙蔽了双眼。就像原教旨主义迫使你接受神迹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人类学家的信念会迫使你相信地球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切奇闻异事。事实上，这些无根游谈是所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科学家的标准配置，这给它们造成了不可消弭的障碍，使他们无法均衡、理智地推断各种心理和社会现象。我估计这本书会让我永远找不到饭碗，所以我不急于把它完成。
“萨摩亚人的性自由”是指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在1983年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他揭露出米德的经典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所描述的内容并不属实（米德犯错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米德的调查对象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喜欢开她的玩笑）。而另一位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E. Brown）在他的新作《人类共性》（Human Universals）中也提出了详尽的指控。布朗接受过传统人类学的标准训练，但他发现，在人类学家所记录的异国他乡的奇风异俗背后，存在着一系列清晰但又抽象的共相，例如等级、礼貌和幽默。事实上，如果没有一套丰富的“共同假设”作为基础，人类学家根本无法理解或者融入其他的族群，这个共同假设也就是丹·斯珀伯所说的“元文化”（metaculture）。托比和柯斯玛依达写道：
就像鱼儿感知不到水的存在一样，人类学家也是在人类共有的元文化中游来游去，从一种文化游向另一种文化。元文化弥漫于他们的每个想法之中，但他们却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当人类学家接触其他文化时，人类经验上的差异让他们想起自己文化中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同样，生物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者也是“人类学家”，他们所穿越的地带拥有更为奇特的心智表现，远远超过任何一位人种学者曾经涉足的领域。
在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启发下，布朗试图描绘出普遍的人性。他详细地审核了人种学的各种文献档案，希望找到潜藏于所有文化之下的普遍的行为模式。他对那些被人种学家歪曲的奇风异俗持怀疑的态度，也不轻信那些证据薄弱的普遍性观点。布朗的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他根本没有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任意性差异，反而可以无比详尽地描述出普遍人性的各项内容。在他的发现中，有些内容几乎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因此我在这里把它们全部罗列出来。根据布朗的调查，普遍人性包括：
重视口才；说闲话；撒谎；误解；言语幽默；戏谑；诗性和修辞性的语言形式；叙事和故事；隐喻；重言迭句、三秒一顿的诗歌；有关天、月、季、年、过去、现在、未来、身体部位、心理状态（情绪、感觉、思想）、行为倾向、植物、动物、天气、工具、空间、运动、速度、位置、空间维度、物理性质、赠予、借出、有影响的事物和人、数目（至少有“一”“二”和“两个以上”）、专有名称、财产的单词；父母之别；亲属概念，例如母亲、父亲、儿子、女儿以及年龄顺序；二分法，包括男和女、黑和白、自然和文化、好和坏；计量；逻辑关系，包括“非”“与”“相同”“等效”“逆”“一般与特殊”“部分与整体”；揣度（根据可察觉的线索推断不在场或看不见的实体）。
非语言的声音交流，例如哭喊和尖叫；从行为推知意图；识别面部表情，例如快乐、悲伤、愤怒、恐惧、惊讶、厌恶和鄙视；用微笑来打招呼，表示友好；哭泣；眉目传情；面部表情的伪装、修饰和模仿；表达爱意。
对自我与他人、责任、自愿行为与非自愿行为、意图、私人内心世界、心理状态正常与否的认识；移情；性诱惑；强烈的性嫉妒；童年的恐惧，特别是对刺耳噪音的恐惧，以及一岁之后对陌生人的恐惧；怕蛇；俄狄浦斯情结（对母亲的占有欲）；面貌识别；装饰身体、打理头发；性吸引力，预示对方健康与否，例如年轻女性；讲卫生；舞蹈；音乐；戏剧；表演，包括打斗表演。
制造并依赖各种工具，其中许多工具都经久耐用，并饰以各自的文化图案，包括刀具、捣具、容器、绳子、杠杆、长矛；用火烹调食物和作其他用途；药物，用于治疗和养生；居所；装饰工艺。
标准的断奶模式和断奶时间；群居，有领地概念和民族身份意识；以母亲和孩子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庭，通常为亲生母亲和一个或多个男人；制度化的婚姻，即公开认可的与某位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进行交配的权力；由长辈亲属对儿童进行社会化教育（包括大小便训练）；儿童模仿长辈；区分近亲与远亲，对近亲更为重视；避免母子乱伦；对性话题极其关注。
依靠指定（依据血缘、年龄和性别）或追逐而获得的地位和威望；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劳动分工；主要由女性照顾小孩；男性更具攻击性和暴力倾向；承认男女之间的先天差异；男性支配公共政治；交换劳动、物品和服务；礼尚往来，包括复仇；馈赠；社会推理；结盟；政府，即对公共事务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策；领袖，几乎都是非独裁的，也许非常短暂；法律、权利和义务，包括禁止暴力、强奸和谋杀的法律；惩罚；冲突，通常遭受谴责。强奸；要求对过错进行补偿；调解；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财产；继承财产；是非观；嫉妒。
礼节；好客；宴会；昼出夜伏；不同程度的性保守；通常在隐秘处交媾；喜欢甜食；食物禁忌；对排泄物进行隐秘处理；超自然的信仰；通过法术来维持和延长生命、吸引异性；福祸理论；对疾病和死亡进行解释；医疗；仪式，包括成人礼；哀悼死者；做梦，并解梦。
显然，这不是一张关于人类本能或先天心理倾向的清单，它罗列的是普遍人性和人类生存条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我还要补充一句，它也不是一张描述人类宿命的列表，一种对人类可能性的界定，或者一份人类欲求指南。如果要对100年前的普遍人性进行描述，我们也可以把“没有冰激凌、口服避孕药、电影、摇滚乐、女性投票权和有关语言本能的书”囊括进去，但这并不会阻碍这些新事物的出现。
就像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都喜欢用黄油面包蘸咖啡一样，布朗列举的普遍人性打破了我们对人性的先入为主的看法。正如前文所说，这对双胞胎的发现并不能证明他们都有一个“奶油面包蘸咖啡”的基因。同理，普遍人性的发现也并不表示人类普遍拥有“训练大小便”的本能。毫无疑问，普遍心智与普遍人性一定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关系，就像X-杠理论与普遍词序的关系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种普遍心智理论的研究重点都应该是人类大脑，而不是人们热衷于学习或模仿榜样的普遍倾向。
“相似度”归纳，人类天生的学习能力
我们已经排除了人类学对“人性无限差异”的假设，现在再来看看心理学中有关“无限习得能力”的认定。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一个普遍、通用的学习机制呢？
“显性教育”（explicit pedagogy）——即有意识地言传身教——是一种通用的学习方式，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种学习其实并不重要。很少有人会相信“从来没有人教过孩子什么是普遍语法，但他们却都能谨遵不误，因此它一定是先天的”这种说法。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的学习都发生在课堂之外，是从具体的事例中归纳出一般的结论。儿童从身边的榜样中归纳出各种生活道理，或者依据自身行为所换来的奖惩后果来进行归纳。归纳的力量来自于相似性。如果一个孩子只会一字不改地重复父母的句子，他将被看成孤独症患者，而不是强大的学习者。孩子归纳出的句子和父母的句子非常相似，但并非完全一致。同样，如果一个孩子看见一条狂吠的德国牧羊犬张口咬人，他会对此做出归纳：狂吠的杜宾犬或其他相貌类似的狗也会咬人。
因此，相似度是假设的通用学习机制的主要动力，但问题就在这里，用逻辑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话来说，相似性是“一个冒牌货、骗子、庸医”。相似度的麻烦在于，它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就像我们试图解释的，它不是客观的存在。古德曼写道：
让我们以摆放在机场登机口的行李箱为例：旁观者可能会注意它的形状、大小、颜色、材质甚至品牌，而飞行员关注的是它的重量，旅客留心的是它的目的地和拥有者。因此，哪些行李看上去更为相似，不仅取决于行李本身的特征，还取决于由谁来进行比较，以及什么时候进行比较。或者假设我们有三个杯子，前两杯装的都是无色液体，第三杯装的是鲜红的液体。我可能会认为比起第三杯来，前两杯更加相似。但万一第一杯装的是水，第三杯装的是添加了植物染料的水，第二杯装的是盐酸——而我此时正好口渴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相似感”一定是天生就有的。这是一个没有太多争议的观点，因为它的逻辑非常简单。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实验中，如果一只鸽子因为啄了红色的圆形按钮而获得奖赏，它就会更多地去啄红色的椭圆形按钮或粉红色的圆形按钮，而较少去啄蓝色的正方形按钮。这种“刺激泛化”是自发产生的，并非训练的结果。它需要一套天生的“相似度空间”（similarity space），否则动物要么将一切都归纳进去，要么将一切都排除在外。这些主观的刺激空间是学习的必要条件，所以它们本身无法完全通过学习来获得。因此就像逻辑学家奎因所说，即便是行为主义者也都在“开心地使用着”先天相似度的决定机制——他的同事斯金纳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
对语言习得来说，天生的相似度空间是什么呢？是怎样一种机制让孩子从父母的句子中归纳出符合英语规则的“相似”句子呢？显然，像“红色比蓝色更接近粉红色”或“圆形比三角形更接近椭圆形”这样的原则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一定是某种心理计算使得“John likes fish”与“Mary eats apples”更为接近，而与“John might fish”貌合神离，否则孩子就会说出“John might apples”这样的句子。也一定是它使得“The dog seems sleepy”与“The men seem happy”关系密切，而与“The dog seems sleeping”界限分明，这样孩子才能避开错误的陷阱。也就是说，对孩子的归纳进行指导的“相似度”一定是某种分析能力，可以把语言分解为名词、动词和短语，并由学习机制所自带的普遍语法负责计算处理。如果没有这种心理计算，以便对句子的相似度进行界定，孩子就根本无法进行正确地归纳。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句子是“相似”的，除了一模一样的句子；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世界上的任何两个句子都有“相似”的地方。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学习的可塑性必须以心智的先天限制为基础。这句话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在探讨语言习得问题的第8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例子：孩子之所以能够归纳出数量无限的潜在句子，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既定的心理范畴去分析父母说出的语句。
所以说，如果要从例子中学习语法，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受普遍语法规范的相似度空间。从例子中学习词义也是一样，就像奎因的“gavagai难题”，学习者根本无从知晓“gavagai”是指“兔子”“跳跃的兔子”还是“兔子的各个组成部分”。那么其他方面的学习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奎因是如何为“归纳法的耻辱”进行圆场的：
这让我们对其他的归纳更为担心，这些归纳所面对的不是他人的言语行为，而是无情的客观世界。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我们的（心理）性质划分与他人应该有吻合的一面，毕竟我们同属人类。因此，在……词义的学习中，归纳法的普遍可信度是一个预设的事实。然而，将归纳法作为探索自然真理的可靠手段，则几乎等同于假定我们的性质划分和宇宙的性质划分可以完全匹配……（但是）为什么我们天生的性质划分能跟自然界中功能相关的分类吻合得这么好，以至于我们的归纳能够成功呢？为什么我们主观的性质划分会在自然中有一种特殊的立足点，并且对于未来拥有一种发言权呢？
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了我们某种鼓舞，假如人们天生的性质划分是一种与基因相关联的特性，那么，这种划分已经完成了最成功的归纳，并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占据了支配地位。在归纳中犯有顽固性错误的生物，面临一种可怜、然而却是值得赞扬的命运：在复制其种类之前就已死去。
奎因说的完全正确。不过，由于宇宙是异质的，所以我们的相似度计算也必须是异质的，这样才能与宇宙协调一致。某些性质可以使两句话在语法学习上具有等效性（例如名词和动词以相同的顺序排列），但却不能使它们在吓跑动物方面具有等效性（比如声音响亮）。某些性质可以使一些草药在治疗疾病方面具有等效性（例如来自某类植物的不同部分），但却不能使它们在食用价值上具有等效性（比如甘甜可口）。有些性质适合生火，例如干燥。有些性质适合用来隔热，例如厚度。有些性质适合作为礼物，例如美丽。适合成为朋友的潜质，例如为人友善，不一定是选择配偶的标准。选择配偶的标准是拥有生育能力和不是近支亲属。因此，我们的心智一定存在着许多的相似度空间，它们分别受不同的本能或模块规范。依据这些空间，特定的模块才能在相应的知识领域中进行合理的归纳，例如物理世界、生物世界或社会世界。
由于先天的相似度空间是学习机制固有的，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人工智能领域，人造学习系统总是要事先设定相关知识领域的限制条件。如果要设计一个学习棒球规则的计算机程序，我们就必须预先对竞技体育的基本假设进行编程，这样它才不会将球手的动作理解为刻意的舞蹈或者宗教仪式。一个学习英语动词过去式的程序只能将动词的发音作为输入数据，而一个学习动词词条的程序只能将动词的意义作为输入数据。这些限制条件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设计者的设计之中，虽然他们嘴上并不一定承认。在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影响下，计算机科学家经常吹嘘自己的程序是功能强大的通用型学习系统，但事实上没有人会鲁莽到模拟人类的整个心智，研究者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假定的实际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设定他们的程序，使之足以解决各种问题，他们可以在正确的时间输入正确的数据，就像舞台上的“机械之神”（deus ex machina）[2]一样。我这样说并没有贬义，这正是学习系统的工作方式！
生物直觉，人的另外一种本能
那么人类有哪些心智模块呢？一些旨在调侃乔姆斯基的学术文章说他提出了先天的骑自行车的模块、搭配领带衬衫的模块、修理化油器的模块，等等。但是，从语言到修理化油器的这段斜坡并不好走，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明确的支点来避免打滑。我们可以借助工程分析法对系统进行检测，弄清它在理论上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对特定问题进行合理的归纳。比如，如果要研究人类如何感知形状，我们可以观察一个能够识别不同家具的系统是否也能识别不同的面孔，还是需要一个特殊的分析系统来识别脸部形状。借助生物人类学的证据，我们可以确定哪些问题是我们的祖先在进化环境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先天模块至少应该包括语言和面部识别，而阅读和开车则不是。借助心理学和人种学的数据，我们可以检验以下预设：当孩子处理拥有心智模块的问题时，他们应该会有天才的表现，往往不教而会；而当他们处理没有配备模块的问题时，则需要付出漫长而艰辛的努力。最后，如果用来解决某个问题的模块确实存在，神经科学家就应该在负责这一问题的大脑组织中发现某种生理依据，例如一个回路或者子系统。
我想不揣冒昧地猜测一下除了语言和感知之外，到底还有哪些模块或者本能可以通过上述测试。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胡乱猜测，我建议你参看最近出版的一部论文集——《适应的心智》（The Adapted Mind）。
1. 直觉力学：有关运动、力以及物体受压变形的知识。
2. 直觉生物学：了解动植物的生长和行为方式。
3. 数。
4. 大区域的心理地图。
5. 生境选择：寻求安全可靠、信息充分、资源丰富的生存环境，通常为类似草原的地方。
6. 危险，包括恐惧感和警惕性，对高度、封闭空间、危险的社会交往、有毒的或肉食性的动物存在恐惧，并渴望学习如何避免这些环境。
7. 食物：什么东西可以吃。
8. 污染，包括厌恶感，似乎对某些事物有着天生的憎恶，对传染病和疾病有直觉的判断。
9. 对当前生活状态的评估，包括快乐、悲伤、满足和不安等情绪。
10. 直觉心理学：依据他人的信仰和欲望预测出他人的行为。
11. 心理名片夹：标记每个人的亲属关系、地位等级、互利交往的历史、天赋和优点，以及每一种特征的评价标准。
12. 自我概念：收集和整理一个人对他人所具价值的信息，并将它进行整合，运用到他人身上。
13. 正义：权利、义务和惩恶扬善等想法，包括愤怒和复仇的情绪。
14.亲属关系，包括亲疏之别和育儿分工。
15.交配，包括性感、爱意，以及忠贞和抛弃的意图。
如果你想知道标准心理学与这种观点的差距有多大，只需随便翻开一本心理学教材的目录就能找到答案了。以下是你将看到的章节：生理性、学习、记忆、注意力、思维、决策、智力、动机、情感、社会性、心理发展、个性、变态。我相信，在心理学的教学大纲中，除了感知和语言外，没有任何一个课程单元与心智的模块形成对应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初学心理学的学生都会对他们手里的教学大纲感到吃惊。这就好像要解释汽车的工作原理，不是分别介绍它的电路系统、传动装置和燃油系统，而是依次介绍它的钢制部分、铝制部分和红色部分。有趣的是，有关大脑的教科书反而更有可能是按照我所认定的真实模块来编写的。在神经科学的教材中，心理地图、恐惧、愤怒、哺育、母性行为、语言和性都是常见的章节。
对部分读者来说，上面这份列表可能是我神经错乱的最终证明。存在一个用来学习生物学的先天模块？生物学是近代以来才创立的一门学科，学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才能勉强及格。大街上的男男女女，以及世界上的部落生番，对生物现象都充满了迷信的观念和错误的认识，因此这个观点似乎比修理化油器的先天本能正常不了多少。
但最近的证据却揭示出另外一面。很可能真的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民俗生物学”（folk biology），它使得人类对动植物的基本直觉不同于其他物体，例如人造物品。民俗生物学的研究比语言研究更为年轻，它的观点也可能存在谬误。或许我们是在用两个模块来推测生物的，一个针对植物，一个针对动物；或许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更大的模块，它囊括了岩石、山脉等其他自然物体；又或许我们使用的是一个不恰当的模块，就像民俗心理学。但是，基于目前已有的证据，我完全可以将民俗生物学视为语言之外的一个可能的认知模块，以便让你明白一个装满了本能的心智可以包含哪些内容。
首先，逛惯了超市的城市居民可能很难相信，“石器时代”以采集、狩猎为生的原始人都是学识渊博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他们为上百种野生动植物分类命名，对这些物种的生命周期、生态特征、行为表现了如指掌，这使他们可以进行精细、复杂的推理。通过观察动物足迹的形状、新鲜度和方向及其出现的季节、时间和当地的地形特征，他们可以推测出这是哪一种动物，它去了哪里，它可能有多大、多饿、多累、多怕。如果他们在春天看到一株开花的植物，他们会把它一直记在心中，等到夏去秋来之时，他们会返回原地挖掘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而且我们前面说过，使用草药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活形态。
在这些天赋下面隐藏着怎样的心理机制？我们的心理相似度空间为何会和宇宙的这一部分相互吻合？植物和动物是一种特殊的物体，如果要对它们进行正确的推理，心智就必须将它们与岩石、岛屿、云朵、工具、机器和金钱等物体区分开来。这里涉及四个根本区别：第一，每个生物体（至少是有性繁殖的生物体）都属于一个由相互杂交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这些个体都已经适应了某种特定的生态系统，因此，它们可以依据相对统一的结构或行为来划分成不同的物种，例如所有的知更鸟都大同小异，但它们都与麻雀不同；第二，具有亲缘关系的物种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而这个祖先又属于进化树上的某个分枝，因此它们又可以归属于一个个互不重叠、层次分明的门类，例如，麻雀和知更鸟同属于鸟类，鸟类和哺乳动物同属于脊椎动物，脊椎动物和昆虫同属于动物；第三，由于生物体是一个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复杂系统，完全由动态的生理过程所支配，这种生理过程即便不为我们所见，也仍然在发挥作用，例如，生物体的生化组织能够使它长大、移动，当它死亡后，这些组织也就不复存在；第四，由于生物体拥有两种不同形态：“基因型”（genotype）和“表现型”（phenotype），因此在它们生长、变形以及繁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隐含不变的“本质”，比如说，无论是毛虫、虫茧还是蝴蝶，它们从本质上说都是同一个动物。
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对生物的天生直觉似乎与生物学的这些核心要点高度吻合，即便是还不识字，也从未踏进过生物实验室的小孩也拥有这种自觉。
人类学家布伦特·柏林（Brent Berlin）和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研究过动植物群的民俗分类。他们发现，普遍来说，人们对当地动植物种类的分类与生物学的林奈分类法（种-属-科-目-纲-门-界）中的“属”形成对应关系。此外，由于大多数地区都拥有来自任何一个属的单一物种，所以这些民俗分类通常也和林奈分类法中的“种”形成对应。再则，人们也会将动植物的种类划分为更大层级的“生命形态”，例如树、草、苔藓、四足动物、鸟、鱼和昆虫，这些分类大都符合生物学中的“纲”。与生物学的专业分类一样，民俗分类也有着严格的等级性：每个植物或动物都只属于一个“属”；每个“属”都只属于一种“生命形态”；每种“生命形态”要么是植物，要么是动物；植物和动物都属于生物；每个物体要么是生物，要么是非生物。这种分类为人们直觉的生物概念提供了一套独特的逻辑结构，使之与人造器物等其他概念的区别开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不会把一个动物既划归到鱼类又划归到鸟类，但他们却很容易接受一个轮椅既属于家具又属于交通工具，或者一台钢琴既属于乐器又属于家具。这也使得人们对自然物种的推理方式与人造器物不同。人们会推论说，鳟鱼是一种鱼，鱼是一种动物，所以鳟鱼是一种动物。但他们却不会相应地认为，汽车座椅是一种椅子，椅子是一种家具，所以汽车座椅是一种家具。
人们对生物的特殊直觉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前面说过，人类婴儿绝对不是只拥有一些反射反应的小肉球，只能整天躺在护士的怀里哇哇大哭。虽然3~6个月大的婴儿还根本不会走路，甚至还不能完全看清东西，但他们已经能够了解物体的属性、可能的运动方式、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它们拥有的一些特征（例如可压缩性）、它们的数量以及加、减之后的变化。婴儿大概在周岁之前能察觉出生物体和非生物体的区别。在婴儿眼中，这种区别表现为无生命的物体必须在其他物体的物理作用下才能发生移动，而人和其他动物却能自行移动。例如在一个实验中，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史培基（Elizabeth Spelke）让一个婴儿反复观看以下场景：一个球滚进一块帘幕背后，然后另一个球从帘幕的另一边滚出来。经过多次重复之后，婴儿逐渐对此感到厌倦。此时把帘幕移开，如果婴儿看到的情况符合一般的预期，即一个球在另一个球的撞击下发生滚动，他只会稍微兴奋一下，不久又变得无聊起来。这很可能是因为这种情况正如他心中所料。但如果在帘幕移开之后，婴儿看到的是一个神奇的情景：第一个球在没有碰到第二个球时就停住了，而第二个球莫名其妙地自发滚动起来，他就会一直盯着这个球看。重要的是，婴儿预料到无生命的球和有生命的人有着不同的运动规律。在另一个场景中，实验人员将球换成了人，一个人走进帘幕背后，另一个人从帘幕后走出来。当帘幕移开后，如果婴儿看到的是一个人停下来，另一个人站起来开始走动，他们不会感到特别惊讶；但如果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撞出来，他们则会吃惊不小。
等孩子进入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对各种生物依其内在本质以类相属的现象已经有了微妙的理解。心理学家弗兰克·凯尔（Frank Keil）曾经用下面这些古怪的问题来挑战孩子们的思维能力：
医生拿来一只浣熊（给孩子看浣熊的照片），剃掉它身上的一些毛，并把剩下的毛都染成黑色，再在它的背心处染上一条白色条纹。此外，他们还通过手术将一个散发着恶臭的气囊植入浣熊的身体，就像臭鼬一样。经过这番折腾后，这个动物看起来像这样（给孩子看臭鼬的照片）。请问在手术之后，这个动物是一只浣熊还是一只臭鼬？
医生拿来一个咖啡壶（给孩子看咖啡壶的照片）。他们锯掉壶的把手，封住壶的顶盖，拿掉盖上的旋钮，堵住壶嘴，并把它锯下来。他们还锯掉壶的底部，在下面黏上一个金属的铁盘。他们在壶中插上一根管子，然后再开一扇小窗，在里面装满鸟食。经过改造后，它变成了这个样子（给孩子们看喂鸟器的照片）。请问在改装之后，这个东西是咖啡壶还是喂鸟器？
医生拿来玩具（给孩子看一只玩具鸟的照片）。如果你给它上紧发条，它的嘴巴就会打开，它里面的机器就会播放音乐。医生给它做了一番手术，给它插上真正的羽毛，让它看起来又漂亮又柔软，给它装上一个更好的嘴巴。然后医生把它的发条卸下来，再放入一个新的机器，使它可以拍着翅膀飞起来，还会叽叽喳喳地叫（给孩子看一张鸟的照片），请问经过手术之后，它是一只真鸟还是一只玩具鸟？
对于咖啡壶这样的人工制品变成喂鸟器，孩子们可以接受其形式上的改变：喂鸟器就是一种用来喂鸟的器具，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喂鸟器。但对于浣熊这样的自然物变成臭鼬（或者一个西柚变成橘子），他们就心存疑虑，仿佛有某种无形的“浣熊身份”固守于臭鼬的外形之下，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把这个新的动物当作臭鼬。而对于人工制品和自然生物之间的“越界”，比如说一个玩具鸟变成真鸟（或者一只豪猪变成刷子），孩子们的态度则非常坚决：鸟就是鸟，玩具就是玩具。凯尔的实验也显示，如果孩子听说一匹马拥有牛的内脏，它的母亲是牛，孩子也是牛，他们会感到很不舒服。但如果是将一枚硬币熔化之后做成钥匙，再将这把钥匙熔化之后做成硬币，孩子们却可以坦然接受。
当然，生活于其他文化之下的成人也有相同的直觉。有人向大字不识的尼日利亚村民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
一些学生拿来一个木瓜（给村民看木瓜的照片），把一些尖尖的绿叶插在它的顶部，然后给它贴满带刺的小贴片。现在它看来像这个样子（给村民看菠萝的照片）——请问它是一个木瓜还是一个菠萝？
村民的典型回答：“它是一个木瓜，因为木瓜有木瓜的结构，这是老天爷给的，菠萝有它自己的根源。它们不能变来变去。”
幼儿也能意识到动物种群拥有更大的分类，而且他们的分类遵循的是类别成员的共同属性，而不仅仅是外表的相似。苏珊·吉尔曼（Susan Gelman）和埃伦·马克曼向一群3岁的孩子分别展示火烈鸟、蝙蝠和画眉鸟的图片，其中的画眉鸟看起来更像蝙蝠，而不太像火烈鸟。他们告诉孩子们，火烈鸟给它的小孩喂捣碎的食物，而蝙蝠喂它的小孩吃奶，然后问孩子们画眉鸟喂它的小孩吃什么。在不告知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孩子们会依据外表的相似性回答“吃奶”。但只要说明火烈鸟和画眉鸟都是鸟类，孩子就会把它们归为一类，认为小画眉鸟也吃捣碎的食物。
如果你实在不相信我们拥有植物学的本能，那不妨想想人类的一个最为奇怪的举动：赏花。种植花卉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专门为了满足人们装点居室和公园的需要。一些研究显示，给住院的病人送花不仅是一种温暖的问候，它的确能改善患者的心情，缩短康复的时间。人类很少把花当作食物，因此投入这么多人力和物力用来养花似乎有点儿小题大做，不可理解。但如果我们是天生的植物学家，这个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花卉是植物信息的微缩格片。在没有开花的时候，植物总是淹没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之中。花卉常常是辨认植物品种的唯一标志，即便对专业的植物分类学家来说也是如此。花卉也预示着收获果实的季节和方位，以及果实和种子所在的确切地点。在没有“四季沙拉”可供享用的原始环境中，记住花卉的种类，寻找花卉的地点，显然是个有用的本领。
当然，直觉生物学和生物学教授在实验室里所从事的研究有着很多不同，但专业生物学很可能是以直觉生物学为基础的。民俗分类法显然是林奈分类法的前身，即便在今天，专业的分类学者也很少否定土著部落对当地物种的分类。人们本能地认为所有生物都拥有一个隐秘的本质，并受到一种隐秘过程的支配。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想法促使第一位专业生物学家将动物和植物带进实验室中，置于显微镜下，以此探究它们的本质。然而，如果有人把椅子带进实验室里，切下一小块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研究，并宣称自己企图通过这种方法找到椅子的本质，他一定会被认为是神经错乱，也没有人会资助他的研究。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科学和数学都可能受到直觉的驱动，这些直觉来自于各种先天模块，比如数量模块、力学模块、心理地图模块甚至法律模块。像物理类比（把热比作流体，把电子比作粒子）、视觉隐喻（线性函数、矩形矩阵）、社会和法律用词（吸引力、遵从法律）都在科学领域得到普遍运用。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再顺带补充一点，不过这一点本来是可以写成一部书的：我猜测人类其他的“文化”活动（竞技体育、叙事文学、园林设计、芭蕾舞）大多都是为了运行和促进我们的心智模块而发明出来的，而这些心智模块起初都是用来执行特定的适应功能——即便这些文化活动的产生看起来都像是“博尔赫斯式”（Borgesian）的随机事件。
不同的语言，相同的心智结构
因此，语言本能的存在意味着人类心智装载着适应性的计算模块，而不是一块白板，一团蜡块，或者标准社会科学模式所认为的一台通用计算机。但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理念，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如果抛弃标准社会科学模式，我们是否就一定要被迫接受与之相反的观点，例如“生物决定论”？
让我从最浅显的道理说起。首先，人类的大脑有它自己的工作原理。希望它以某种方式运行，以便能为某些道德原则进行辩护的做法既违背科学，也有损道德，因为如果科学研究得出的是相反的事实，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这些道德原则？第二，在心理学上，还没有可预知的发现能够印证道德和政治上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譬如“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最后，彻底的经验主义未必是一种进步的人道主义学说。白板一样的心智正符合独裁者的愿望。有些心理学教材会提到这样一些“事实”：斯巴达人和日本武士的母亲在得知儿子阵亡的消息时会露出微笑。但书写历史的通常都是将军，而不是母亲，所有我们可以不必在乎这种难以置信的说法，但其背后的目的却是昭然若揭。
弄清这些问题之后，我想再阐明“认知本能”理论对遗传和人类所具有的意义，因为这种意义与许多人预料的正好相反。遗憾的是，人们常常纠缠于下面这两个观点：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先天的。
所有人之间的共性是先天的。
这两个观点有着巨大的区别。以腿的数目为例：有些人之所以比别人少一条腿或两条腿，100%是由环境造成的；而所有正常人之所以都拥有两条腿（不是八条、六条或没有腿），100%是因为遗传。但是，“普遍人性是先天的”这个观点，常常和“个体、性别和种族之间的差异是先天的”这个观点纠缠在一起。我们能够了解这两个观点为什么会被错误地相提并论：如果人类心智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先天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就不会是先天的，因此最好的情况是心智并没有先天结构，这样一来，体面的平等主义者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但是倒转过来说，这个逻辑却并不成立。每个人的心智完全可以具有同等丰富的先天结构，它们之间的所有差异都可能是源自后天的知识习得，以及漫长的生活经验所积累下来的细微变化。所以说，即便是那些喜欢将科学和道德混为一谈的人（这在我看来并非明智之举），也不必为探索先天的心智结构而倍感警惕，无论最后得出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人们之所以容易混淆天生共性和先天差异，原因之一是行为遗传学家（专门研究遗传缺乏、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收养子女和亲生子女的科学家）将“遗传率”（heritable）一词霸占为专业术语，特指某一物种中与遗传差异有关的特定性状的方差比。这个意思不同于我们日常所说的“遗传性”，即拥有某种先天结构或组织的性状，这种结构或组织受到基因信息的规定。因此，有些性状通常是源自遗传，但“遗传率”却为零，例如一个人出生时有几条腿，或者一个人有怎样的心智结构。反过来说，有些性状并非源自遗传，但“遗传率”却达到100%。假设在某个社会中只有红头发的人才能成为祭司，那么祭司的职位就具有很高的“遗传率”，但它与生物学上的遗传性却没有丝毫关系。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会被“智商的遗传率为70%”这样的说法弄得晕头转向，特别是在报道此类消息时，新闻杂志总是将它们与认知科学对心智运作机制的研究扯在一起——没办法，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有主张语言本能和其他心智模块的观点针对的都是全体正常人的共性，这些观点与人们之间可能的遗传差异没有半点儿关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一位对复杂生物系统的运作方式深感兴趣的科学家面前，个体之间的差异实在是过于无趣。想想看，如果研究者不去探索人们是如何遣词造句，表达思想，而是去开发出一套“语商”测试表，整天忙着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测试，检测他们的语言能力，语言学将会变得多么枯燥乏味。这就像询问肺的生理机能，得到的回答却是有些人的肺要胜过其他人的肺，或者询问光盘如何复制声音，得到的却是一本消费者杂志，里面刊载的不是有关数字采样和激光原理的解释说明，而是各种光盘的销售排行榜。
不过，强调共性并不只是一种科学兴趣。对任何一种适应性的生物系统来说，它的结构设计——即它的运作方式——一定带有某种普遍性，为同一个物种的全体成员所共有，因为在性重组的过程中，具有本质差异的设计蓝图会被彻底搅乱。诚然，个体之间存在着异常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每个人从生化角度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自然选择正是依靠这种差异才得以维系。而且，当自然选择创造适应性设计的时候（更不要说那些功能等价的各类模块），它会将差异的可能性完全用尽，那些导致不良设计的变异基因会随着拥有者的死亡（比如饿死、被吃掉或者无后而终）而逐渐消失。既然我们说心智模块是自然选择的复杂产品，那么遗传差异也就只能表现为量的不同，而不是基本设计上的区别。当我们探讨爱情、传记、人事、八卦或者政治问题时，人与人之间的遗传差异也许是津津乐道的内容；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人类心智为什么会拥有智慧，这些差异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同样，对心智设计的关注也为我们了解两性（sex，作为一位心理语言学家，我拒绝用“gender”一词来指称“两性”）、种族之间的先天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除了Y染色体上的一个“决定男性”（maleness-determining）的基因外，男性所有的功能性基因都可以在女性身上找到，反之亦然。这个“男性”基因是一个发育开关，它可以激活一组基因，关闭另一组基因。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基因蓝图都是相同的，而其默认的条件就是设计的一致性。有些证据显示，在生殖心理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适应性问题上，两性的设计偏离了这个默认条件，不过这并不奇怪，男性和女性的生殖系统在构成部件上完全不同，似乎不可能是出自同一套设计软件。但是，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大部分的认知需求都是高度相似的，包括语言在内，因此假如他们的设计真的存在差异，我反倒会感到奇怪。
在所有的差异中，种族或民族间的差异是最微不足道的。人类遗传学家沃尔特·博德默（Walter Bodmer）和卢卡·卡瓦利-斯福扎注意到一个矛盾现象：对普通人来说，种族间的差异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但对生物学家来说，它却几乎看不见。人类85%的基因差异表现为同一族群、部落或民族成员之间的差异，另外的8%表现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而“种族”之间的差异只占到7%。换句话说，假设随便找来两个瑞典人，他们的基因差异是瑞典人与阿帕切人或瓦皮利斯人的平均基因差异的12倍。博德默和卡瓦利-斯福扎指出，这种错觉的产生源于不幸的巧合。种族之间的许多系统差异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黑色素能够保护皮肤免受热带阳光的伤害，双眼皮可以帮助眼睛适应干冷或冰雪的天气。但是，气候所能影响的身体部位也正好是人们所能看到的身体部位，因此种族差异真的可以说是一种“肤浅”的差异，但观察者总是习惯于从外在的差异归纳出内在的区别，这种天性使人们把种族差异误认为一种重要差别。然而，分子遗传学家的“X光透视”却揭示出所有种族的一致性。
认知科学家的“X光”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语言不同”已经成为“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的代名词，但在心理语言学家看来，它只是一种表面差异。复杂语言普遍存在于每个人、每种文化之中，而且它们都拥有一套相同的心理设计。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所有语言对我来说不再陌生，即便我一字一句都听不懂。无论是纪录片中那些第一次与外界接触的新几内亚高地人的戏谑谈笑，还是某个手语翻译者的手势动作，又或者是东京游乐场里某个小女孩的童言趣语——我想我能够透过表面的音韵看到底层的结构，从而真切地体会到我们都拥有相同的心智。
[1]?阿尔奇·邦克（Archie Bunker），美国电视情景喜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的男主人公，是一位保守、偏执而又自以为是的下层中产阶级美国人。——译者注
[2]?在古希腊戏剧中，当剧情陷入胶着、困境难以解决时，会突然出现拥有强大力量的神，将面临的难题解决，令故事得以结尾。这些“神”往往由下等演员扮演，并借助起重机或起升机载送至舞台上，所以被称为“机械之神”。——译者注
THE
LANGUAGE
INSTINCT
附录
“语言本能”的研究进展
许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新发现、新成果，并对研究的实质意义达成了高度的共识。然而，语言研究却不在其中，这是语言学家的不幸，却可能是《语言本能》的大幸。一本探讨人类基因或纳米技术的书在出版十几年后绝对可以丢进故纸堆；但我相信，时至今日，《语言本能》对语言科学所做的讲解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当然，语言领域并非一成不变，我的观点也是如此，下面根据1994年以来语言科学的发展进展，对本书每一章的内容做一些补充。
引言语言是人的一种本能
这一章的两位主角如今都身处学术界的聚光灯下。达尔文的影响已经波及心理学、社会科学、哲学、医学和基因组学（尽管“智慧设计运动”[1]试图推翻其进化理论）。我在2002年出版了《白板》（The Blank Slate）一书，里面探讨了达尔文的影响所产生的某些附带成果。乔姆斯基仍然是在世的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他的政治论著鼓舞了新一代的左派力量。我最近还在一个路灯柱上看到一条标语，上面写着：“读读乔姆斯基”。
我在这一章中阐述了乔姆斯基对语言学发展的重大影响，许多读者由此认为我是一个“乔姆斯基主义者”。在某些观点上，我的确是，例如认为语言产生于一套专门负责符号表征计算的心理机制。但在这一章里，我也暗示了自己与乔姆斯基存在的一些分歧。在此后的几年中，我陆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在《白板》中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赞同乔姆斯基对人性的理想化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极端的左翼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点。在最近的一场论辩中，我和他在语法理论和语言进化的问题上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尤其是后一个问题）。语言学家雷·杰肯道夫是我论辩中的战友，他曾经是乔姆斯基的学生，我对语言和心智的看法和他十分接近。杰肯道夫在他的新书《语言的基础》（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中对语言科学做了条分缕析的梳理，我由衷地赞同他的观点。
01 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语言存在
我们在这一章探讨了语言自然史中的许多现象，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成了新闻热点。
● 2005年，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发表了对亚马孙土著部落毗拉哈人的研究结果。他指出，毗拉哈人的语言无法描述直接经验之外的抽象内容。然而，这一论断和他本人的许多观察结果自相矛盾，例如“灵魂以及灵魂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毗拉哈语在某些方面比大家熟知的欧洲语言更为简单（例如不超过3的计数系统，时态和代词也非常简单），但在其他方面却十分复杂，例如它拥有16种不同类别的动词后缀，以及超过50 000种已被确证的词形。埃弗雷特强调说，虽然乍看起来简单粗陋，但毗拉哈语绝不是一种“原始语言”。
● 美国黑人英语在1996年成为新闻事件，不过它换了一个古怪的名字：“Ebonics”（非洲裔美国人所讲的英语方言）。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教育局提出了一个议案，希望将它确定为双语教学计划的语种之一。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和杰弗里·普勒姆对由此产生的风波做了精妙的分析。
● 安妮·森加斯在首次以尼加拉瓜手语为对象的研究项目中担任研究助理，后来她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成为我的研究生，我建议她将这个有趣的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她已经发表了一批出色的论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证明了幼儿的确可以发展出以离散组合语法为特征的新语言。
● 许多读者都对父母很少与小孩说话的文化感到吃惊，这些孩子都是从哥哥、姐姐等年长的同辈人那里学会说话的。但这种惊奇正是朱迪思·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所揭示的“教养假设”（nurture assumption）的症状之一，即武断地认为父母主导着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哈里斯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以此作为书名的重要著作，她在书中指出，父母对孩子最重要的影响在受孕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孩子是在和同龄人的交往互动中习得文化、发展个性的。语言习得的许多特点证实了这一说法，例如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父母的言语并非不可或缺，又如克里奥尔化现象和尼加拉瓜手语的出现，以及移民的孩子总是形成与同龄玩伴相似的口音，而不是父母的口音。这些现象，加上行为遗传学的一些发现，让我乐于接受哈里斯的观点，所以我为她的书写了一篇序，并在《白板》中对此做了详细阐述。
● 虽然乔姆斯基因为提出“语言先天假说”而著名于世，但他从来没有对这个观点展开过系统的科学论证，而他的主要论据——“输入贫乏理论”也远非无懈可击。借助大型在线语料库（这是语言学中最为重要的新方法），杰弗里·普勒姆和哲学家芭芭拉·肖尔茨（Barbara Scholz）揭示说，许多据称是儿童从未听过的句式，其实都可以在合理大小的英文样本中找到例子。他们并没有否认输入贫乏的可能性（我认为西蒙案例、尼加拉瓜手语以及第4章中彼得·戈登的“mice-eater”实验都是很好的例证），但他们指出，要确证这一说法，比乔姆斯基和他的追随者所设想的要难得多。
● 自本书出版以来，人类遗传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威廉综合征是由于7号染色体部分区段的缺失引起的，这一区段包含大约20个基因，这导致威廉综合征的症状具有很高的异质性。至少其中之一，即“LIM激酶1”基因涉及空间认知的问题。正如我所强调的，相较于其他认知功能，威廉综合征患者的语言较少受到损害，但不同的患者之间仍有很大差异。克里斯蒂尔过度发达的语言能力虽然表明语言可以独立于其他认知功能，但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在所有患者身上。
● K氏家族基因缺陷的发现过程一直备受关注。首先是某个基因标记被确定下来（SPCH1），然后是导致这一缺陷的基因（FOXP2）及其变异，接着就是它的进化历史。其他哺乳动物也拥有一个类似的基因，但这一基因的排序却为人类所独有，这是20万年来自然选择的最终结果。目前，这一基因在哺乳动物的大脑发育中所承担的功能已经成为研究的焦点。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个转录因子，负责启动其他基因。其他哺乳动物身上的FOXP2基因影响的是负责运动控制的神经回路，特别是与发声相关的回路。
● 尽管我在第9章里对K氏家族综合征的已知症状做了谨慎的描述，但我发现既有人说我声称这个基因专门涉及语法问题，也有人说我认为它只影响嘴部和面部的肌肉运动。这个家族的成员已经接受了大量检查，事实真相介于这两者之间：患病的家族成员在吐字发音和嘴部、面部的运动控制方面存在障碍，智力水平也普遍较低，但他们也存在一些特殊的语言障碍，这些障碍与其他方面的缺陷并无关系。
●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特定于语法的单一基因（也许永远都发现不了），但渐趋清楚的是，某些特定的基因集合与语言能力的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基因集合具有不同程度的特异性或者交叉功能。心理学家希瑟·凡·德尔·莱利记录了一群患有特殊语言障碍的孩子，她将这种障碍称为语法型特定语言障碍（Grammatical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与K氏家族不同，他们的缺陷似乎只表现在语言方面，具体地说，只表现在语法上：他们的整体智力居于正常水平，在识别复杂声音、理解单词以及在社会环境中自然使用语言等方面都与常人无异。他们的病症可能源自遗传，但他们身处的家族不够大，遗传模式不够清晰，所以无法锁定相关的基因。我以前的学生卡琳·斯特朗斯沃尔德（Karin Stromswold）从另一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她梳理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表明了语言能力的许多差异，包括语言障碍和语言发育迟缓，都具有很高的遗传率。
02 心语
在我撰写这一章的时候，沃尔夫假说已经被大部分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抛弃，但如今钟摆又摆了回来。目前，“新沃尔夫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在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中，我讨论了这一新的研究动向，并且指出，语言影响思维的观点并非完全错误，但语言影响思维的方式有很多，人们很容易将它们混为一谈。特别是，人们往往会将一般性的观察结果（例如一个人的话会影响另一个人的想法——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语言就没有任何用处）与一些极端的主张联系起来（例如我们是用母语进行思考，我们所说的语言决定了我们无法思考某些问题），在The Stuff of Thought这本新书中，我论证了“心语”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不是用母语思考，而是用更为抽象的思想媒介来进行思考。
03 语言机制
本章结尾部分描述的句法机制已经很难在乔姆斯基的最新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中找到踪迹。在语言学界，乔姆斯基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每隔10年就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一番颠覆性改造。目前的“版本”是5.2版（当然，这取决于你如何计算），而我在这一章里描述的是3.2版的简化版，即“修正的扩充标准理论”（Revised Extended Standard Theory）。不过，对于任何一位正在研读语言学著作的人来说，本章绘制的语法图都不会显得陌生，因为我所强调的方面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其他理论。在我本人的论著中，我一贯支持比乔姆斯基理论更为平实、自然的理论（更少的分枝、更少的语迹、更少的转换），它们的构架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例如短语、词语项和结构。琼·布列斯南的理论就是一个例子，而这种优点也可以在雷·杰肯道夫和彼得·库里卡弗（Peter Culicover）的新书《简单句法》（Simpler Syntax）中找到。
自我撰写本章内容以来，最大的研究进展发生在2004年，也就是波士顿红袜队赢得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的那一年。
04 每个人的头脑中都装着一套构词法
我在随后的两本书中对单词世界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单词与规则》（Words and Rules）考察了词形组合的丰富性及其对认知机制的影响。The Stuff of Thought考察了单词的含义以及它们的产生和传播方式。
在生动有趣的《孩子如何学习词义》（How Children Learn the Meanings of Words）一书中，保罗·布鲁姆指出，儿童没有专门用于词义学习的心理机制，他们学习单词的方式和学习其他事物一样。儿童是通过自己的“心智理论”或直觉心理学来锁定词义，并结合具体的语境来推断一个正常的说话者可能表达的意思的。雷·杰肯道夫和我认为这并非事实的全部，我们在与乔姆斯基辩论的文章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05 语音的奥秘
目前，语音识别技术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电话信息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每位曾受困于“语音信箱监狱”（voice-mail jail）的人都知道，这一系统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否则常常会得到这样的答复：“对不起，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描述了自己使用最先进的语音识别程序的体验：“这台机器是一个误打误撞的‘专家’。就像我们有时会把《旧约》诗篇‘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听成‘Shirley, good Mrs. Murph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一样，我的平板电脑也会将‘book tour’听成‘back to work’，‘I truly couldn’t see’听成‘a cruelly good emcee’。”识别不同的人说出的各种单词依然是一个艰巨的设计任务。
在《单词与规则》中，我更为详尽地讨论了英语的发音模式以及这种变幻不定的拼写方式背后的逻辑性，包括乔姆斯基和莫里斯·哈利的独到见解：英语的拼写“几近于最理想的拼写系统”。
社会上还爆发了一场与语言有关的激烈辩论，这在《语言本能》中没有提及，即“阅读大战”（reading wars）。这场辩论的焦点是：在读书识字的问题上，儿童是否应该接受明确的教导来掌握如何从单词的字母拼写中分析出单词的读音（也就是“字母读音法”），还是可以在丰富的阅读环境中本能地发展出读写能力（即所谓的“整体语言法”）。我在这一章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语言是一种本能，但阅读却不是。和多数心理语言学家一样（但和许多教育人士不同），我认为应该有意识地教导孩子认识语音，并了解它们在字母串中的编码方式，这对孩子来说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黛安·麦吉尼斯（Diane McGuinness）的《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会阅读》（Why Our Children Can’t Read）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这一书名出自出版商的营销噱头，麦吉尼斯最初将这本书命名为《阅读革命》，因为它不但探讨了阅读研究的科学革命，也追溯了人类历史中给我们带来字母拼写体系的革命性事件。
事实证明，山梨正明对克林顿的评论简直是未卜先知。
06 会说话的大脑
无论是谁，只要他曾经用过某种号称“懂得英语”的搜索引擎进行网络检索，就一定可以站出来证明：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工程问题。同样，语言翻译软件也是如此。洛伯纳大奖赛（被错误地形容为“图灵测试”）的参赛软件依然是靠着预设的回复来赢得大奖，它们根本无法理解语言。
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语言运用，以及敬语、暗指和言外之意等语言现象。在这一章中，我只用了两三页的篇幅简单地梳理了一下。我在The Stuff of Thought中对语用学作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并从社会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些语言现象。
07 为什么地球上会存在那么多不同的语言
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雷特对亚马孙土著语言毗拉哈语进行了研究，他声称这种语言与霍盖特所总结的语言共性形成冲突，因为它无法讨论直接经验之外的事物，而且不存在递归性的嵌入机制，即一个单词或短语可以嵌入一个相同类型的单词或短语之中。但正如我前面所说，埃弗雷特的第一个说法与大量有关毗拉哈人生活方式的观察结果不符，而他的第二个说法也同样站不住脚。借助动词后缀和将名词转化为动词，毗拉哈语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语义嵌入，因此可以表达“我说某某打算离开”这种嵌套两层语义的想法。此外，毗拉哈语也可以用一个句子来陈述一个命题，比如“我们吃许多鱼，但有些鱼我们是不吃的”。语言学家安德鲁·内文斯（Andrew Nevins）、大卫·佩塞斯基（David Pesetsky）和赛琳·罗德里格斯（Cilene Rodrigues）对毗拉哈语进行了细致研究，他们驳斥了毗拉哈语不存在句法嵌入的观点。
普遍语法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但这些争议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那位来自火星的科学家依然会认为，与人们所能想到的无数种声音交流方式相比，人类的语言其实都大同小异。在《语言的原子》（The Atoms of Language）一书中，语言学家马克·贝克（Mark Baker）采用实证的方法，清晰地描绘出普遍语法的基本结构以及将各种语言区分开来的一小批参数。
我建议有关语系的争论可以请“一位出色的统计学家花一个下午的空闲”来解决，如今已经有一批生物统计学家在这样做了，当然这花了他们不止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某些项目中，为生物学而设计的计算机程序被运用于语系的研究中，这些程序原本是用来分析各类物种的基因，从而构建出物种进化的谱系图的，如今它们被用于分析不同语言的单词，以便描绘出语言的家谱。研究者首先用毫无争议的语系（例如印欧语系）对这些程序进行检测，以验证它们是否能够还原出已知的谱系，然后再将它们用于隐晦不明的语系，以计算出其中的谱系和各种原始语言从它们的祖语中分离出来的相关时间。近来有关印欧语系的分析表明，说原始印欧语的人生活于8 000~10 000年前，这正符合最近兴起的“走出安纳托利亚”（Out of Anatolia）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他们是欧洲的第一批农夫。更多的语言学家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这个时间和“语言古生物学”的研究结果相抵触，例如原始印欧语中有“车轮”一词，但车轮是在5 500年前才发明出来的。原始印欧人到底是早期的农夫还是晚期的牧人，这个争论还在继续。也许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他们可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至于更为古老的超级语系，例如诺斯特拉语系、印第安语系、欧亚语系（更不用说原世界语），它们仍然不被多数语言学家所认可。同样，人类遗传学家路卡·卡瓦利-斯福扎所提出的观点，即基因族谱和语言谱系的重叠性，也遭受了学界的冷落。对于庞大的种群和族群来说，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使用闪语、班图语和欧洲语言的非洲人。但通常情况下，它与事实并不相符。其中的原因是，语言和基因不同，它并不总是由父到子、至上而下地纵向传承，而是常常会发生横向传递：从征服者传向被征服者，从本地人传向外来者，从上等人传向下等人。
2004年，遗传学家亚历克·奈特（Alec Knight）和乔安娜·马恩特恩（Joanna Mountain）发表了一个有关原世界语的惊人论断：第一批现代人所说的母语是一种吸气语（click language）。虽然大多数语言学家对此不以为然，但他们的观点也并非胡乱猜测，而是基于以下四个观察结果：第一，非洲两大主要吸气语（坦桑尼亚的哈德扎人和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所使用的语言）在语言上没有亲缘关系，也就是说，这两种语言早在10 000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第二，哈德扎人和桑人在基因上也相隔遥远。第三，哈德扎人和桑人都拥有一定水平的遗传多样性，这表明他们是人类始祖的两支直系后裔。第四，语言学家发现，拥有吸气音的语言常常会丢失吸气音，而没有吸气音的语言却绝不会产生出吸气音。因此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大约生活于10万年前的第一批现代人说的是带有吸气音的语言，这些吸气音在哈德扎人和桑人的语言中保留了下来，而在其他后裔的语言中都逐渐遗失了。
当然，语言的消亡仍然是语言学界的一大忧虑。目前有两个组织专门负责支持和保存濒危语言，它们是濒危语言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网址www.ogmios.org/home.htm）和濒危语言基金（Endangered Language Fund，网址www.endangeredlanguagefund.org）。
08 孩子天生会说话
心理学家罗伯特·格林科夫（Roberta Golinkoff）和凯西·赫什-帕塞克（Kathy Hirsh-Pasek）的《婴儿如何说话》（How Babies Talk）一书对婴儿如何开口说话做了很好的介绍。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有关年轻人的大脑在语言学习和创造上比老年人的大脑更为优越的证据可谓层出不穷。而且有证据表明，掌握口音的能力在两岁之后就开始逐渐衰退。根据神经影像学的研究结果，在第二语言的习得上，儿童大脑的处理方式与成人大脑不同。前者处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区域完全重叠，而后者则是由两个相邻区域分别处理。
同时，目前还很难证明语言习得存在一个专门的“关键期”。语言学家大卫·伯德桑（David Birdsong）认为，人们只是因为年纪越大而变得越糟：30岁的成年人比不过20岁的小伙子，20岁的小伙子比不过十几岁的青少年，十几岁的青少年比不过五六岁的小孩子。伯德桑认同本章里提到的一个假设：年龄对语言的影响是衰老过程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因为人们学习第二语言的背景、动机有着很大差异，它们会对语言学习的年龄变化曲线造成各种干扰。
另一个问题是，年龄对第一语言的影响可能比第二语言更加明显。心理学家早就怀疑，借助第一语言这根拐杖，成人可以更好地掌握第二语言，因为他们可以将二者进行对照，了解其中的区别。瑞秋·梅伯里（Rachel Mayberry）对此做了精巧的研究，并证明了这个观点，只是她的研究公布得稍晚了一些，我没能把它写进这本书。她发现，在美国手语的学习上，将它作为第一语言的先天成年失聪者，比将它作为第二语言的成年失聪者（因为事故或疾病而丧失听力）要差得多。当然，从小就学习美国手语的先天成年失聪者的表现是最优异的。这表明，成人在语言习得上比儿童要差很多，但这种差异被一个事实所掩盖：大多数成人所学的都是第二语言，而非第一语言。
年龄对语言习得的影响牵扯到美国教育政策的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可能比“阅读大战”还要激烈。直到最近，美国的许多州都在实施一种古怪的双语教育：移民的孩子接受的都是母语（通常是西班牙语）教育，而英语只是逐步引入课堂，而且要等到孩子进入青春期时才全面介入。许多学者支持这种教育体系（部分是因为他们隐约觉得这样是在支持少数族裔和移民），尽管许多移民父母对此表示反对，而且缺少足够数据显示这一教育体系对孩子有所帮助。此外，这一体系的基本假设是年纪大的孩子在语言习得上要强于年纪小的孩子。罗恩·恩兹（Ron Unz）是主张废除这一教育体系的急先锋，他指出，这种教育理念就像是“让石头从下往上，掉落天空”。
09 语言器官和语法基因
除了基因革命外，和语言关系最大的科学发展表现在大脑的影像分析，特别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磁图上。尽管语言区域的总体景观变得更加复杂，但经典的语言区域通常都可以借助这些手段清晰地找到。一个比较接近全貌的例子就是下页这张大脑语言区影像图，它是我和我以前的学生奈德·沙辛（Ned Sahin）在实验中所获得的扫描影像。在实验中，我们让被试观看屏幕上的单词，并要求他们默念这些单词，或者在心中将这些单词转换成复数形式或者过去时态。
计算机对这张左脑图像进行了“膨胀”处理，因此脑沟（大脑沟裂）看上去就像一片片暗灰色的斑块。图像上的亮点表示血流量增加的部位。你可以看到，这些发亮的部位和我在本章中基于当时数据（依靠解剖和断层扫描）所绘制的语言区域图十分吻合。在大脑的底部后端（图片右下角），你可以看到初级视觉皮层。位于它左侧的是一个新发现的区域，名为“视觉词形区”，它负责检测单词的形状。它的附近就是韦尼克区，也就是负责识别单词的区域。额叶中部的那片光亮区（图片左侧）包括布洛卡区（负责语法计算）和某些控制嘴部运动的区域。在这片光亮区中，有一部分向下延伸到额叶之下的大型脑沟（即脑岛）中，它可能与发音设计有关（即便我们的研究对象并没有开口说话，因为头部运动有可能会对大脑的语言图像形成干扰）。在大脑后部的顶叶上方（图片右侧上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片发亮的活跃区域，它正好位于一条横向延伸的脑沟之上，这片区域反映的是人们对光学显示的注意。
不幸的是，在过去10年里，有关语言的神经影像数据只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粗糙、笼统的地图，而没有绘制出一幅清晰明确的区域分布图，指明每个部位所负责的具体工作。不过，还是有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试图厘清这混乱的局面。彼特·哈古特（Peter Hagoort）认为，左脑下额叶（图片左侧的大片光亮区，包含布洛卡区在内）负责将各种语言知识（单词、规则、声音、结构）联结起来，由此形成一个清晰连贯、语义明确的句子。哈古特指出，在这片区域中，前部下端主要负责意义的处理，后部上端主要负责语音和发音，中部则主要负责处理语法。大卫·坡佩尔（David Poeppel）和格雷格·希科克（Greg Hickok）提出了另一种见解，不过他们关注的是语义理解。他们认为，单词的理解开始于韦尼克区的周围区域，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前下方延伸，进入颞叶（图片底部的长形叶片），与意义连接；另一路向上延伸，然后向前进入额叶，与发音连接。
在这一章里，我完全是用假设的方式描述大脑神经回路在子宫内的发育情况，而在过去10年的生物学研究中，这一领域同样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以前的学生盖瑞·马库斯（Gary Marcus）写了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心智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ind）。他在书中解释了胚胎大脑发育的基本科学知识，并对基因和早期神经活动究竟如何铺设语言和认知回路进行了推测。
10 人类语言的起源
在我撰写《语言本能》的时候，语言进化还没有形成一个研究领域，而现在它已经成为许多著作、会议和研究项目的中心议题。最近有一部论文集出版，书名是《语言进化：最新研究进展》（Language Evolution: States of the Art）。该论文集收录的都是一些重要学者的评论文章，其中也包括我的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就像我在这一章中所表达的观点），语言是对“认识生境”（cognitive niche）的一种适应。在这个生境中，人们通过语言来协商合作，分享知识。这一蓬勃发展的领域甚至成为一部最新出版的科普书籍的主题，它的作者是新闻记者克莉丝汀·肯尼利（Christine Kenneally）。
在这个领域中，最激动人心的新进展来自基因革命。一批和语言相关的基因或基因座已经被识别出来，这证明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基因现象，而非源自某次幸运的基因突变。更值得关注的是，有些新技术可以对遗传变异进行分析，将那些基于自然选择的基因变化和随机发生的基因变化区分开来。其中一个方法是看影响蛋白生成（对自然选择来说是可见的）的核苷酸变化是否比没有用处的变化要多，否则就是随机的进化噪音；另一个方法是看一个基因在同一物种内的差异是否比它在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要小。结果证明，不但基因FOXP2带有自然选择的印记，其他一些基因也是如此，这些基因牵涉到人类（但在黑猩猩身上没有体现）的听觉处理，这很可能是为了满足理解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变化。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计算机进化语言学不再是单枪匹马的事业。我的同事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已经开发出一些数学模型，并由此证明了人们的一个直觉判断：语言的一些基本设计特征能够为拥有智慧的社会个体提供选择有利性。这些特征包括能够表达复杂意义的句法规则，以及所谓的模式二重性，即由音素构成单词，由单词构成句子。
1995年，我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在会议上，休·萨维奇·伦堡宣称自己相信“坎齐”（她所训练的倭黑猩猩）有朝一日会登台发表演讲。我们仍然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虽然我认为与撰写《语言本能》之时比起来，“坎齐”和其他倭黑猩猩在理解和使用单词方面有了不小的进步，但它们组织单词的能力仍然处于低级水平。事实上，反倒是一些在亲缘关系上距离我们更加遥远的动物在交流沟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所有动物中，鹦鹉最善于学习带有句法和语义的人工语言，八哥最善于发出具有递归结构的信号，鸟类和海豚是最好的语音模仿者，而在理解人类意图方面，黑猩猩又比不过人类最好的朋友：家犬。这种情形印证了我的观点：在“动物”中寻找语言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就仿佛进化是一个分成不同等级的梯形平台，人类位于平台的顶端，而黑猩猩位居其次。实际上，各种动物都散居于进化之树的不同位置，它们为了适应自身的生态环境而进化出各种有用的认知能力和交流能力。人类仍然是唯一进化出语言的物种，这种带有组合性句法和语义的交流系统完全符合我们独特的认知生境。
2002年，乔姆斯基和比较心理学家马克·豪泽（Marc Hauser）、特库姆塞·菲奇（Tecumseh Fitch）合著了一篇论文，这是一次不太常见的合作。这篇论文试图打破语言学和动物行为研究之间的藩篱。作者将语言官能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语言官能是指与说话和理解相关的所有能力（包括概念、记忆、听力、计划和发声），狭义的语言官能则为人类语言所独有。他们认为，广义语言官能中的许多能力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而狭义语言官能则专指句法的递归性。我已经说过，我和雷·杰肯道夫对此深表怀疑，并在《认知》杂志上和他们展开了一场辩论，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11 语言专家
迄今为止，这一章是本书中引起最大关注的部分。许多读者认为我全然反对提倡标准语法和良好文风，有些人则把我看成是20世纪60年代“我行我素”（doing your own thing）精神的拥护者、追求随心所欲，放纵不羁的生活方式。我甚至以一个极端的语言放任者的形象，出现在大卫·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小说《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中。事实上，我在这一章里只是将任何一位英语史研究者很容易发现的问题公之于众：许多规定性规则纯粹是无稽之谈，与逻辑、文风、清晰度或文学先例毫无关系，尽管它们常常被当作金科玉律供奉起来。
为了让行文诙谐起来，我在书中对理查德·莱德勒和威廉·萨菲尔这两位睿智的作家多有冒犯，对此我很是过意不去，尤其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摘录了这一章的内容，并附加了一个标题和采访，其中暗含了对萨菲尔的无端嘲讽。一年后，我遇见了萨菲尔，他对此表现得十分大度，此后他还偶尔就他的专栏文章向我征求意见。但约翰·西蒙（John Simon）却截然相反，他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上说我是在为自己缺少教养的父母所说的拙劣语法进行辩护。
我在这一章里呼吁语言专家应该像语言学家那样思考问题，这一呼吁得到了简·弗里曼（Jan Freeman）的响应。她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开辟了一个名为《说词解字》的专栏，里面的文章见解深刻，洞见迭出。另外我还呼吁语言学家走出象牙塔，向普通大众介绍文法和语用知识，这一呼吁也得到了杰弗里·普勒姆和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的响应，他们在网上开了一个颇受欢迎的博客，名为“语言日志”。杰弗里·纳恩伯格、约翰·麦克沃特和其他一些语言学家有时也会在上面撰写文章。
结语语言，洞悉人性的一扇窗
我将这一章的内容扩展成了两本书：一本是《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它探讨了构成人类本性的其他认知本能和情感本能；另一本是《白板》，它分析了人类本性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在政治、道德和情感上的各种表现。
[1]?“智慧设计运动”（Intelligent Design movement）是在基督教智囊团体“发现研究院”的指导下，有组织的新创造论运动，目的是推动宗教日程，呼吁在美国的公共领域进行广泛的社会、学术和政治变革。这个运动的总体目标是，“击败以进化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令科学与基督教和神学信仰和谐共处。——译者注
THE
LANGUAGE
INSTINCT
译者后记
美国语言学家德怀特·博林格在《语言要略》（Aspects of Language）一书中提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凡是研究有关人类本身的学科总是进展缓慢，而在所有学科中，没有一门学科比语言学同人类的本质更为接近。于是，语言这种我们普通人最熟悉不过的现象，却成为科学家眼中一个最为神奇、也最为难解的谜团。
一谈到语言学，总会有人发问：语言学到底研究什么？语言还需要研究吗？形象地说，语言是人类这个物种所拥有的一种可怕能力，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在东西方各自流传了几千年的两个神话故事：一个是《圣经》中的“巴别塔”；另一个就是我国古代的“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当然，严格说来，仓颉发明的是文字，而非语言）。可见，语言是人类拥有的一种可以降服万物，令鬼神胆寒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学就是探究这一能力的起源、本质、构成、表现、应用和效果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生物、历史和文化现象，并最终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这种“语言动物”的全部奥秘。
然而，在有关语言的所有讨论中，语言的起源问题又是最为捉摸不定的“谜中之谜”，几乎任何一位语言学家都会告诉你：我们对语言起源的了解比对宇宙起源的了解还要少。因此，它也被看作是“科学界最难的问题”。
面对这个最难的问题，史蒂芬·平克在《语言本能》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平克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人类之所以拥有语言，就像蜘蛛之所以会织网，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当然，要证明这一答案并非易事。史蒂芬·平克调动了来自多个学科的重要理论和研究成果（包括语言学、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遗传学、文化学以及人工智能等），将它们整合成一张知识的巨网，我们在这张巨网里可以看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福多尔的心智模块、奎因的“归纳法的耻辱”；可以看到思维语言、语法基因、人工智能、语言谱系；也可以看到儿童的语言发展过程、黑猩猩在语言学习上的种种表现以及人类大脑的语言功能结构图。在平克的精心编织下，所有这些知识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人类大脑中固有的心智模块。
可贵的是，平克不只是想让专业同行知道他的答案，还希望“所有使用语言的人”都能知道、了解这一答案，并清楚它的重要意义。于是，我们在他的书中看到了莎士比亚、马克·吐温、萧伯纳、莫里哀、奥威尔、伍迪·艾伦，看到了《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杰克与魔豆》、“爱斯基摩词语大骗局”、“水门事件”，还看到了《纽约时报书评》上的征婚广告、约翰·贝鲁西扮演的日本武士、满口俚语的帮派成员以及各种自以为是的“语言专家”。平克希望以此让我们明白：语言学并不只是一大堆晦涩难懂的术语和莫名其妙的符号，它其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他还努力让我们相信：语言面前人人平等。在语言的使用上，一位用语考究、发音纯正的牛津教授和一位来自穷乡僻壤，满嘴方言的老农并没有高下之别，他们的语言都是天赋能力的完美展现。
所以，这是一本“亦庄亦谐”的书，代表着一本科普著作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既能让普通的语言爱好者读起来兴趣盎然，又能因里程碑式的学术价值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它深刻得让人肃然起敬，但又轻松得另人拍案叫绝。它是达尔文和马克·吐温的完美结合。
不得不承认，《语言本能》的翻译对本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中的困难不胜枚举，譬如书中涉及来自多门学科、多个领域的科学术语和专门用语，而其中一些术语、用语在国内还没有统一或权威的译法。又譬如，作为一本探讨语言问题的论著，书中或明或暗地引用了大量学术文献和文学作品，以及各种无厘头的打油诗、童谣、俚语、笑话和文字游戏。这于作者是才思敏捷、旁征博引的表现，但对译者来说却是一个个难关，正如翻译家思果先生曾经的感叹：“译者是苦命人，作者写书的时候，哪里会替译者设想。他玩文字的华巧，暗中用典，一语双关，不是用双声就是叠韵，你去翻译吧。困难是你的事。”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尽可能保证译文的质量，本人在翻译过程中查证、参考了诸多资料，其中引文部分的主要参考对象有：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叶笃庄、杨习之译，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乔姆斯基的《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文选》（徐烈炯、尹大贻、程雨民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乔姆斯基的《乔姆斯基语言学文集》（宁春岩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华生的《行为主义》（李维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沃尔夫的《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和气质》（宋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刘易斯·卡洛尔的《爱丽丝奇遇记》（管绍淳、赵明菲译，金倜之校，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勒达·科斯米德斯、约翰·图比的《演化心理学导论》（沈中达译，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7ab9d50100icls.html）、杰弗里·普勒姆的《爱斯基摩词语大骗局》（Cosmodox译，http://www.guokr.com/blog/392315/）、苏斯的《史尼奇及其他故事》（孙若颖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版）、莫里哀的《莫里哀喜剧全集》（李健吾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高健选译的《英国散文精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等。
此外，本人还参阅了国内有关史蒂芬·平克和《语言本能》的多篇学术论文，如黄子东的《评介Pinker的〈语言本能〉》（《现代外语》1998年第1期）、奚家文的《从乔姆斯基到平克——语言心理研究的模块化之路》（《心理科学》2009年第1期）、罗忠民的《〈语言本能〉译介》（《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2期）、李芝的《S. Pinker 的生物语言学思想评析》（《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蒋柯的《〈语言本能〉到进化心理学的华丽转身——平克的语言模块性思想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7期）等。
对于以上译者和学者（还包括诸多限于篇幅而未能出现在本文中的前辈），本人在此谨致诚挚谢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部经典著作，《语言本能》已经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中国台湾的洪兰女士曾将其译为中文，由台湾商周出版公司于1998年出版，后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引进至大陆。虽然洪兰版本《语言本能》的翻译质量在网络和报纸上都引起诸多非议，但筚路蓝缕之功，终究不可抹杀，对于本人的翻译工作，也是十分可贵的参证和镜鉴。另外，豆瓣、卓越上的诸多网友（特别是“安徽医科大学尹力”）针对洪兰版本的《语言本能》所列举的各种问题和错误，也给予我许多启发，使我免于犯一些类似的错误，在此也一并致谢！
此外，还要感谢湛庐文化对我的一贯信任和宽容，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译稿一拖再拖，却总是能够得到他们的谅解和鼓励。他们在图书事业上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质，也常令我敬佩不已。另外，尹娟女士、桂珊女士、吴兰英女士、马强先生、吴安安先生分别承担了本书部分章节的翻译、校对工作，并针对译稿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亦惠我不浅。另外，欧阳自强、旷巧玉、卢梅娇、张凤梅、彭嵩松、黄传连和黄璇等同志对我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同时感谢我的父母兄长、亲朋好友一直以来给予的各种支持，让我在享受人生温暖的同时，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限于本人的学识水平，本译稿想必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各位读者不吝批评赐教。
欧阳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