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训练大脑就是要学着把大脑自然想要操控的肌肉关掉。
你可以了解当你的大脑在听到有500个球迷欢呼着你的名字时，
它想要让你的身体充满肾上腺素；
但是假如你想要赢的话，
泛滥的肾上腺素对你并没有帮助，
所以你得学着把它关掉。
运动员有时会谈到“把碍手碍脚的大脑移开”
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在脑海中骑脚踏车，或是更正确一点地说，我在脑海中骑脚踏车骑得很差。
八月的一个下午，我在纽约的五月花旅馆内一个俯视中央公园的会议室中，跟一群总裁们参加一个叫作“注意力建构者”（attention builders）的公司一整天的训练课程，学习使用他们的新产品“注意力训练员”（attention trainer）。这个产品外表看起来很像白天也会反光的脚踏车安全帽，但是它里面暗藏了神经生物反馈的仪器，可以测量大脑某个部位的电流活动情形，透过无线网络连接到你的个人计算机上。
这个注意力建构者公司，如它的名字所示，是要建构一个系统来帮助小孩子克服注意力缺失的问题，这个头盔可以追踪注意力缺失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ADD）以及与它有关的注意力缺失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oactive disorder，ADHD）孩童大脑活动的情形。这个头盔所收集到的数据会以图表的方式实时的（real time）呈现给戴头盔的人看。因为这项产品的对象是小孩，所以他们发展了一套电动玩具游戏，当孩子高度注意时，他会玩得很好；一旦注意力游离，屏幕就会消失等诸如此类的方式来吸引孩子。只要一连接上“注意力训练员”的软件，你就会看到你的注意程度马上反映到屏幕上；假如你很注意，你就会赢。
这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老是在输。
神经反馈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流行的，一开始时，它不是很正规，跟尖叫治疗法（scream therapy）、超觉静坐（trandcedental meditation，TM）、艾哈德研讨训练（erhard seminar training，EST），这类东西混在一起。早期的拥护者发现这个技术可以帮助打坐的人早一点达到冥想的境界，因为它可以让打坐的人调整他的呼吸以便与大脑中的α波配合，达到放松的地步。但是早期神经反馈机制的反馈信号很弱，当时没有现代的图形呈现软件及高速的计算机处理器来处理信号。早期的机器只能呈现乱七八糟的线条来代表大脑神经元的活动，加上有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中R2D2机器人那样的计算机哔声，强力推销人员宣传说可以利用这台机器使你的心智运作得更好，有一本书叫作《脑内交响曲》（A Symphony in the Brain）就是讲它的历史，当时技术的限制使得这个仪器听起来像高级手机的铃声。
但是光靠计算机的进步还不足以使神经反馈起死回生，是由于现在小学生过度成就的文化才使20世纪60年代心智扩张运动（mind-expansion movement）的神经反馈技术再度引起人们的注意。虽然神经反馈机器可以用在很多的场合，但是现在用得最多的是治疗多动儿和注意力缺失儿，把它作为利他能 [1] （ritalin）这种兴奋剂的替代品。
注意力建构者公司的董事长布鲁先生说他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开始对神经反馈感兴趣。“我发现外面已有这个技术，可以训练一个人用观察自己脑电波的方式达到某种心智状态，这个技术让我很感兴趣，我也看到很大的市场。我最惊讶的是先前我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
布鲁是一个很好的推销员，他既不学院派，也不太新潮，他穿着绿色短袖衬衫、米色裤子，看起来像是职业高尔夫球手。“你可以把神经反馈领域想成一个发酵很久的东西，累积了很多有用的数据，我们现在就是想如何把它挖掘出来。”他以温和促销的口气说道。
我来这里是想知道这个仪器除了治疗的用途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次文化的娱乐用途。到现在为止，神经反馈仪器都很笨重，像20世纪90年代早期电视剧《紧急时刻》（Emergency）里面的道具。但是“注意力训练员”这个系统却很小，好像可以跟你的PS电玩机器互动的东西，假如它可以连到你的Pentium IV计算机上，人们就可以用它来扩张他们的心智，而不仅限于治疗疾病。大部分的毒品一开始时也是当药研发出来的，为什么神经反馈不能也走同样的老路？
布鲁非常热衷于这些治疗可能性，我很担心我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激怒他。“在孩子们做完后，我会跟孩子们谈，”他眼睛热切地注视着我，“他们的说法都非常一致，就像其中有一个对我说：‘现在我知道我在阅读时应该是什么感觉了。’他们在学习注意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感觉。假如你是个小孩子，大人只告诉你说你不专心，但是却没有告诉你专心是什么感觉，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有点不好意思提出了这个没有医疗作用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追究下去，立刻，布鲁先生兴奋起来了，“我们一直在考虑你说的这个用途。这个技术不应该限于受苦的病人，它应该像去健身房一样，每个人都可以享受。”
过了不久，我就坐在一个屏幕前面，一位纽约的治疗师法拉卜在调整我的头盔，使它能符合我的头型，布鲁告诉我它主要是设计给小孩子戴的，我不必因为自己的头太大而不自在。几分钟以后，计算机就显示我大脑送出的信息了，法拉卜退后六英尺到机器的所在地，快速地按键启动软件。
我在听他说话，同时我大脑百万个神经元在活化，在释放神经传导物质，把电流传送到其他的神经元去。神经元在沟通时会放出电，当大批神经元在做一个集体的韵律活动时，这个同步发射的电流活动就会形成脑波，用头皮外面的电极可以测量到。大约在75年前，德国的科学家伯格（Hans Berger）发现人的大脑会产生六个左右不同的波型，每一种都与某个意识状态有关，例如δ波——1~4Hz，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non-REM sleep）出现；α波——8~12Hz，则是在放松的时候出现。
我头皮上的传感器在收集我的θ波，这是4~7Hz。通常出现θ波时心智很容易游离，所以布鲁的软件就是设计来减少θ波，将大脑推向比较注意的状态。
“一般来说，我们的做法是请你来玩一个记忆游戏，”法拉卜解释道，“我们先找出你的θ波形态，建立一个基线，但是因为我们只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游戏，所以我替你玩。”我点点头，并不了解他说的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在几次以后，布鲁解释为什么第一次一定要计算出基线。他还是以健身房的比喻，所以立刻就抓住了我的注意。
“假如你认为这就像运动，”布鲁说，法拉卜同时在屏幕上热心地替我玩记忆游戏，“这个跟你上健身房举重不同的地方在于，你今天应该跟昨天一样强壮，但是注意力训练完全看你今天整天在做什么，你的注意力可能很分散，也可能很集中，所以在每一次练习开始时，你必须先建立基线，你才有比较的对象。”
“注意力训练员”的软件中，最简单的就是屏幕上有一个人在骑脚踏车，你的θ波程度越低，他骑得越快。假设你的θ波在一个1~5的量表上，你一开始时是4，后来降到3，那么骑脚踏车的人就会骑得更快。假如你可以降到1的话，那你就能骑得像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 [2] 一样了。
我的自行车选手很像赫特族的贾巴（Jabba the Hut，《星球大战》中的人物），在几分钟之后，法拉卜宣称一切已准备就绪，可以开始玩游戏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羞辱于此开始。
一开始，我的脚踏车便不肯动，虽然我集中精力在我的呼吸上，还是没用。我非常专注地盯着屏幕，试着非常专注地盯着墙壁，并且试着在脑海中背诵出我刚刚写的文章的第一段，这个脚踏车依然不动如山。30秒之后，计算机开始发出鼓励的语句：“我知道你可以做得到。”这个声音像《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电影中智能型计算机（HAL）不肯开门时所说的话：“把注意力放在游戏上”。
我是把注意放在游戏上，但是很快，我发现我把注意力放在我是否有ADD而我自己不知道，然后我发现我的注意力在布鲁和法拉卜身上了，因为他们两人出奇的安静，望着我在创下新的世界θ波纪录。
大约一分钟之后，布鲁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每次加7，7、14……”我就这样一路加到140，这个脚踏车仍然不动。法拉卜说：“看着脚踏车轮子的轴，注意看它们在干什么。”我瞪着脚踏车轮子看，轮子一直在转，但是脚踏车就是没有动。
五分钟以后，游戏结束。虽然我这么努力地盯着屏幕，只有几次脚踏车向前移动了一点点。在那时候，如果给我一瓶利他能的话，我一定会整瓶吞下去。
当我取下头盔时，布鲁试着用很有信心的语气说：“你要知道，通常需要40~50次的练习才能达到目标，想要在第一次就达成目标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很纳闷为什么我做得这么差。我心虚地问：“有没有可能这个系统没有从我的头盔中接收到清晰的信号？”每个人都摇头。“假如有问题，机器会立刻送出警讯。”布鲁说。
然后法拉卜的声音从个人计算机后面传来：“你知道，校正基线可能有问题，一般来说，我们会在你玩记忆游戏时，抓到你的θ波；但是这次是我在玩记忆游戏，我是在你跟布鲁谈话时去抓你的θ波，问题可能出在这里，让我们再来一次，这次小心地做校正。”
我又把头盔戴上，乖乖地玩记忆游戏，然后又玩电玩游戏，这次是比较先进的三D图形。我用计算机的键盘控制一部推车穿越坟场，假如我的θ波越少出现，这个车子跑得就越快。这次我注意到差别了：当我注意屏幕上的东西时，这个车子开始往前冲；当我的眼睛浏览房间的设施时，这个车子就停顿下来。我用数七的方式，果然，这部车又开始动了。
几分钟以后，我请他们换回骑脚踏车的游戏，看看这次是否做得来。当法拉卜切换屏幕后，一个低分辨率的脚踏车出现了，这次我觉得我可以将它骑出屏幕之外。假如我注意屏幕，它往前冲；假如我注意力游离，它停下。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感觉，我去想一些别的事，屏幕上立刻反映出来。我想起科幻小说家克拉克（Arther C.Clarke）曾说：“最好的科技跟魔术没什么两样，但是它比魔术好，因为它使你觉得有特异功能，有某种能量。”
当我做完展示的软件游戏后，这个公司研发部门的主任菲尔德把我的资料印出来给我看。第二次一开始我的θ波是3.6，在游戏后，降到2.7，所以这使我的脚踏车可以动。他发现第一次我在听布鲁说话时，我的θ波是1.6，比他们要我注意游戏时还好了两倍。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脚踏车不会动，原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听布鲁说话时，就已经达到最专注的地步了，甚至比我特意要去注意时还专注。所以当我的θ波比听布鲁说话更高时，我的脚踏车当然就不动了！菲尔德说：“我们发现有的人在听别人说话时就可以很专心，有的人则不行，我们有一个治疗师在治疗一个成人，他在读书时可以很专心，但是听别人说话时却不行。这个数据显示你在听时可以很专注。”
我发现自己在以后的好几天里一直回味菲尔德的话。在一开始对科技的惊讶过去以后，我开始想我学到了什么新知识吗？或许我在听别人说话时比我专心去注意时更专心。“注意力训练员”的科技使我窥视到我的大脑在它做得很好时是什么样子。
几个星期之后，我遇见塞登和罗森布鲁这对年约五六十岁的夫妇，他们在几年前成立了一个叫“照顾大脑”（Braincare）的公司。这对夫妇是非常热忱的神经反馈推销者，先生是一位退休的药剂师和业余摄影师，太太则是一位开业的心理治疗师，将神经反馈用在她的治疗上。
当我去访问他们时，她穿了一件嫩粉色的套装，衣领上别着金色的别针，她很热心地告诉我她的故事：“我从15岁起就有偏头痛，每隔几个星期就发作一次，我以为我一生就是这样了，虽然有新药发明，但是并没有什么新的帮助。有一天，我跟一位同事吃饭，我告诉他我的偏头痛，他说：‘噢，我可以帮你。’接着他就告诉我神经反馈。
“于是我先生跟我就去上课，我从同事那儿买了一台旧的机器，我开始在晚上自己做。做了大约60次之后，我发现偏头痛的次数减少、症状不那么严重，并且发作的时间也短了些。我以前每天都必须睡午觉，但是在开始做神经反馈之后，我不再睡午觉了。
“所以我真的认为这个很好，我甚至叫我的小孩去做。”不久，他们就把一楼办公室前面的房间改成“照顾大脑”公司的总部，设立了网站，开始做广告。
当罗森布鲁将我联机到神经反馈的机器上时，整个感觉比“注意力训练员”更像医院的味道——罗森布鲁把电极用导电胶贴到我的头皮上，然而一旦软件开始启动，整个过程是熟悉的。他先给我看我大脑在线的脑波活动：四条线横越屏幕。罗森布鲁指着其中一条说：“这就是θ波，也就是我们在训练中想要减少的。”我盯着这些线条看了几分钟，他们一直快速地横越屏幕，我开始感觉到不同的心智状态。屏幕上有非常多的活动，我发现每一次线条改变，我的眼睛就在屏幕上浏览，但是即使我想故意成为ADD也无法持久，我跟这个机器有一种很奇怪的互动，好像进入四面都是镜子的房间一样，我想故意分心，但是几秒之内屏幕上的脑波就显现出我的分心，我的注意力又回到上面，想分心也分不成了。
几分钟以后，我问道：“你们有什么好玩的电玩游戏吗？”30秒之内，我就驾着宇宙飞船飞向遥远的星球，我发现我可以轻松地控制屏幕上的东西。
这公司成立四年以来，罗森布鲁已经治疗了200位左右病人，大部分是ADD儿童。但是最近的客人比较参差不齐，有些是股票经纪人——想要集中注意去看屏幕上一直变动的数字；有些是律师——想要达到“心智最佳状态”。“我们曾有一位和尚来求诊，这位60多岁的僧人失去了打坐的禅定力，我们给他10次的α-θ训练，他又找回了禅定力。”但是就最成功的例子来看，它仍仅是个个案，仍然不是科学化的证据，这个神经反馈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无法成为主流，它处在大家可以接受的边缘，信者恒信。2002年年初，我去迈阿密参加神经反馈年会，假如你不算来开会的人，这旅馆的房客清一色是80多岁退休的老先生、老太太们，每天早上组团去游玩，真是蔚为壮观。
来开会的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来自全美各地，看起来都是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高潮的人。有几个是博士，有几个来自陌生学院，另外至少有两位是开业的治疗师。21世纪的口号和神经反馈的术语掺杂在一起使用，对我的耳朵来说，至少是个新鲜的经验。有一位演讲者说：“同时听到正、反两方面证词的问题是你根本听不到完整的一边。”21世纪的部分使我几乎坐不住，一直在看出口在哪里，但是他们对技术本身的信心，以及对这个技术可以强化脑力的信心颇有感染力，这真是美国自我帮助、自我成长（self-improvement）思想信仰中很奇怪的一群。不由得我想到1975年时个人计算机的狂热游说现象：那时也有很多计算机的信徒，认为计算机科技可以改变世界。但是在迈阿密这个会议中，你会感受到空气中有某种世界已经知道这个技术，但是不屑一顾的感觉。有些人已经浸淫在其中20年了，有一个人说：“在主流社会接受我们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前景并不看好。”
西姆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健康和人类表现学系的教授，他是把神经反馈用在娱乐方面最热衷的支持者。他曾用此法来训练运动员，当时用的是一个叫“脑波图光谱”（EEG Spectrum）公司所出产的“高峰表现训练仪”（peak achievement trainer device），他对这个技术还有私人的喜好原因。当我在电话里问他：“把这个仪器用在打高尔夫球的人身上好用吗？”他大声回答说：“我现在就戴着它，整个开会期间我都戴着它。”几天之后，他寄给我一封电子邮件，回答了一些我问他的问题。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用手机跟艾奥瓦州首府迪莫伊市来的银发族旅游团团员推销神经反馈技术，来帮助他们打高尔夫球。在这封电子邮件的最后一段，他写道：“我现在就在用神经反馈的软件来帮助我专心，使我能回复你的信。这个人与软件的互动模式将来一定会普及，就像现在汽车有自动驾驶的软件一样。”
西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是他帮助一位大学跳水选手治疗他的背伤，在一系列的神经反馈训练后，这位年轻的选手可以集中注意去想象成功的跳水情况，很快他就复原了，而且后来的表现比起受伤前更好。在他赢得第一次比赛后，他的教练跑来找西姆：“我不知道你对艾瑞克做了什么，不过在以前，他10次跳水中会有一次不理想、会受伤；但是现在，他是一个真正的跳水选手了，每一次都很成功，不再有受伤的情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弄的，这真是从来没听说过，因为跳水是一个精准的运动，通常在受伤后，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之前的水平，但是这个孩子在受伤后，只经过一两个星期的训练就赢了这场比赛。”
西姆也参与了好几个想把这种效应量化的研究。有一个研究是让几十个高尔夫球选手戴上神经反馈的帽子，在他们挥杆时分析他们的脑波，西姆和他的同事发现有某一种形态的脑波与成功的挥杆具有正相关。有了这种资料以后，高峰表现的训练就很有前途了：一旦你知道什么样的脑波会产生成功的挥杆，你只要利用这种神经反馈的软件来帮助你到达那个大脑境界就行了。很有趣的是，西姆说：“最有效的高尔夫球情境是完全没有任何大脑主要波形的境界，也就是运动员所说的‘忘我境界’（zone）——完全不去想它，让你的肌肉记忆来发挥。几十年来，这个忘我境界一直是运动员谜一般不可言喻的感觉；现在，它就像和尚打坐一样，这个谜样的语言被解释成科学的数据了。”
西姆说：“我可以在高尔夫球员挥杆完毕后确实回顾他当时的境界，然后问他：‘你在挥杆的前半段有你自己想要的那么专心吗？’他会回答有或没有，我就可以把他的脑波图找出来，然后说：‘你看，你根本没有。’或是我会换一种方式说：‘你看，在最后一杆时你好像有点不专心，你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这个人就会说：‘你说的真对，我开始焦虑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确定大脑练习活动的影像技术。”
当西姆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发现我正想着我所看到世界高尔夫球冠军泰格·伍兹（Tiger Woods）挥杆的情形：那是1999年在麦地那的一次职业高尔夫球冠军赛，他与加西亚（Sergio Garcia）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拉锯战，最后他赢了。我当时站在第六洞和第七洞之间、沉迷在众人的欢呼“老虎！老虎！”之中，伍兹本人缓缓走下穿过人群的步道，有一两秒的时间我跟他很接近，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的眼睛与他周遭有这么大的距离，在他身旁不到二英尺之外有500名以上欢呼他名字的球迷，但是他看起来就像处在一个打坐的禅修境界。假如有两个球迷以这种热情的方式来替我加油的话，我的心早就跳得像看到林志玲一样了。当然泰格·伍兹很习惯群众的欢呼加油，但是那天我在他眼中看到的不止是一个人对他外围欢呼充耳不闻，他的大脑还把某一部分关闭：他的眼睛反映出这个大脑情形。
把一些关掉而不是建立某一些东西——伍兹的眼睛指出罗森布鲁“心智健身房”模拟当中所要分解的部分。大部分的机器都不是设计来使你的肌肉变弱，或是把它们全部关掉的；但是有的时候训练大脑，就是要学着把大脑自然想要操控的肌肉关掉。你可以了解当你的大脑在听到有500个球迷欢呼着你的名字时，它想要让你的身体充满肾上腺素；但是假如你想要赢的话，泛滥的肾上腺素对你并没有帮助，所以你得学着把它关掉。运动员有时会谈到“把碍手碍脚的大脑移开”就是这个意思了。当然，你不会要把整个大脑关掉，运动员所要的只是保留肌肉记忆，把这个记忆变成动作就好了——他只要高速度的直觉动作走廊畅通，其他内省的、自我怀疑的走廊统统关闭。从某一方面来说，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要能进入进化时有关恐惧的快速反应境界——假如你没有时间去想，你干脆就把思想丢掉，免得在那儿缚手缚脚。
你不可能花时间在热衷于神经反馈者的世界里，却不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这些人在你练习你的跳水、你的公开演讲时是如此热切地盯着屏幕看；当你成功地抑制你的θ波时，他们更是一个劲儿地称赞你。这其实就像我们所熟悉的现象，不论是少年棒球教练还是大学体育老师，他们都是要训练你的大脑去做不同的表现；当你学会如何抑制一个自然的反应挥棒或是想象你自己以光速在旅行，你是在改变你大脑的神经化学：强化某一些神经回路的突触，减弱另一些突触的连接——鼓励大脑的某一部分活化，抑制另一部分不要太活化。其中的差别在于少年棒球教练没有办法像神经训练员一样，可以直接看到大脑活动的改变。
但是神经训练还有它的局限性。在一开始的惊奇消失后，我发现我还是没有办法像用游戏杆或键盘般那么精确地控制我的宇宙飞船。假如我真的想用我的心智和计算机沟通，其实是会感到很挫折的，因为它不够精准。用大脑来操控计算机很像第一本英文字典编译者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所说的机器狗：“它走得不好，但是你很惊奇它居然会走。”这样的限制应该在于EEG的感应电极不是那么精准所致。
我问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脑科学系的主任多诺霍（John Donoghue）他所认为的限制是什么。“过去一直有人想用大脑的信号来控制仪器，但是都没有成功，”他解释道，“大部分的实验是用瘫痪的病人来做被试。你把EEG的仪器跟这个人连接起来，把他放到计算机前面，然后EEG的信号进入计算机使鼠标移动，点选某一个项目。
“这叫作单向度选择，但是速度很慢，一分钟大约可以选三个字。有些人可以做二向度选择，但是那需要非常的专注，这就是为什么从外面用一个非侵入性的方式 [3] 通常效果不会很好。”这对幻想要打“心灵控制版”电玩的人来说可能是个很令人失望的消息，但同时也是对我们想用这个技术来加强内省的人的一个警惕。大脑的神经活动异常复杂，当一个机器要从头皮上的接触来接收内在神经活动集合后的韵律时，这个韵律必须简化、压缩成非常粗浅的语言，机器才能接收。这是为什么屏幕上骑脚踏车的人的行为只能简化为“快”和“慢”。
“这个信号是在那里，但是现在想要收集这些信号必须把电极植入大脑中才行，”唐纳休说，“你用EEG所接收到的只是大的脑波改变——它对癫痫很有用，你可以看到大的波韵律。”换句话说，用EEG的神经反馈方式来探听你的大脑活动充其量等于是雇一个人去替你听交响乐，他所能告诉你的仅是调子变化而已。
从这些实验中，现在我了解到神经反馈技术可以正确地代表心智的不同状态，虽然它还很粗糙，但是你还是很惊讶它这么容易就让你的大脑进入比较不熟悉的境界。像“注意力训练员”这种软件或是“照顾大脑”这种系统，能够将我大脑的活动翻译成一种新的语言，这一部分我是确定的；但是这种仪器真的能将我的大脑推向一个新的方向吗？在过去的10年中，关于这个问题最有说服力的数据还是在ADD上，但是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当我开始将这个技术用到病人身上时，我的很多同事不以为然，”罗森布鲁说，“不过现在数据已越来越多了。”
当然，假如这个技术真的是如赞成者所言，另一个恐惧会马上出现：我们是否能制造出具有超级注意力的机器人出来？用神经反馈方式训练出来的下一代孩子可能会变成“刺激超注意上瘾者”，我们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走去。“注意力训练员”这种软件是无止境的，现在已经有人用它训练自己达到α波的境界，例如塞登说的那个和尚或是像西姆所说的高尔夫球员，谁又知道呢？或许以后会有高θ波的次文化出现，有些人抑制θ波，有些人可能鼓励它。神经反馈最多仅是面镜子而已，我们要如何选择，取决于我们所看到在镜子中反映出来自己的影像是什么。
假如不谈医疗的问题，剩下的就是比较有争议的前提了：这个技术是否能带来比较好的自我意识？神经反馈的娱乐性用途可以变成内省法的一个方式，一个将内在大脑生理与外界心智意识连接的桥梁。我们已经接受了塞登所说的两种方式——心理分析和心理药剂，假如“谈话治疗”和“百忧解”（Prozac，治疗忧郁症的新药物）现在已被接受为自我探索和自我成长的方法，为什么不能接受聆听你大脑声音的机器呢？
在往后的日子里，每一次我去做神经反馈，我都发现自己接触到一个新的心智状态：早晨的恍惚、中午曼哈顿街头的焦虑、喝过咖啡以后回电子邮件的生气。我每次在想我的θ波到哪里去了，或是我的β波是否在上升，我会想到西姆，戴着他的“高峰表现训练仪”的头盔在打他的电子邮件。这时，我就会联想到：这玩意儿会变成21世纪的随身听吗？一个使你更快一点、更敏锐一点、更能控制的随身听——当然这是假设更快、更有效率、更有主控是你所希望的自己。
我参与神经反馈的经验使我对什么是“注意力”更加有兴趣，我越去思考它就越觉得它像个错觉：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单一的类别，直到你花时间去分析你自己的注意力；这时它就分裂成几个部件：我在注意听罗森布鲁说话时的注意力以及我在玩“注意力训练员”软件游戏时的注意，虽然我都在注意，但是当我想到这两种注意的感觉时，它像来自两个不同源头的注意，是两种不同的活动。
玩电玩游戏对我心智的效应是个窄化的效应，在我玩的时候，大脑只盯住屏幕上每一秒的变化，其他什么都不存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出神状况，除了屏幕其余都看不见也不会去思考）。当我听别人说话时，我感到的意识圈是放得很大的，我可以思索那个人说话的意思。电玩游戏是反射反应和反应时间，听人说话是解读别人的意思，我越想就越觉得把这两种注意力放在同一把大伞底下，就好像说你可以从我煮菜的技术来预测我抛接球的技术一样不合理。
但是假如单一类别的“注意力”是个错觉的话，它该怎么被分类呢？去说一个类别太广并不是说这整个类别就该被废除。因为它在教育上的重要性以及在ADD上的关系，注意力其实是人类心智最常被分析的一项能力。即使一般人认为注意力其实是个单一的能力，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知道它是不同技巧的集合名词，有的时候有重叠、有的时候没有。注意力这个观念是我们语言的囚犯：我们把这些不同的技巧当作同质的技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字来代表它。最后我了解我是想用大脑的语言来了解注意力，去了解它的核心机制，然后我想去测试这些机制来了解我自己的注意力。
这是为什么我会去找罗登波（John Rodenbough）的原因，他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心理学家，发展了一套“完整注意力测验”（comprehensive attention battery，CAB）。这是一套包含了十几个分测验的计算机软件，用来评估一个人的注意力能力。我们第一次谈话时，我就知道罗登波也不认为注意力仅是一个单一的类别。
“很多人都认为他们的注意力只有好跟坏两种，”他解释道，“你会看到这些孩子被贴上标签，被认为注意力有问题。但是当你坐下来测试他们时，你会发现其实有几个领域他们是非常强的，我怀疑这个叫作注意力的东西是否存在。”
大脑注意力回路最基本的差别在不同的感官上，你的视觉注意可能很强，但是你听别人说话时，注意力常会游离。因为这两者都非常容易被测试，所以视觉和听觉注意是两个被研究得最多的领域，但是我们同时也有嗅觉和触觉注意力回路，以及追踪自我身体在空间位置上的“动感”（kinesthetic）神经回路。
除了感官方面的数据之外，注意力的研究集中在信息本身在大脑中的处理方式。保持你的注意力在同一个物体上面或同一个作业上一段时间而不分心就是注意。你可能可以维持你嗅觉的注意力，但是你的视觉系统很容易被新刺激所吸引，在任何一个时刻，外界有非常多的信息透过感觉系统进入你的大脑，在你的意识界处理。这其实不是你可以看到多少外界信息，而是你有多少能力把不要的关掉。假如你一直注意你感觉器官所接受到的刺激的话，你会超过你的负荷。我们心智的眼睛（mind’eye）只选择注意进来信息的一小部分而已，丹麦作家诺瑞钱德（Tor Norretranders）把它叫作“使用者的错觉”（user illusion）——你以为有意识是看到你外围所有的东西，其实它只看到真实界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且它可以轻松自如地调整切换。这个切换的开关对意识的错觉很重要，但是它也会引起保留上的问题。注意力无法持久其实就是因为有个到处游移、到处瞎逛的心智眼睛。
假如“保留”（sustain）就是注意进来的信息，“编码”（encoding）就是大脑把这些信息收进来放入工作记忆的方式，最好的例子便是编码电话号码。要记住一个电话号码，你必须先把这个号码保留在你的听觉注意中，直到听到大脑中这个数字的声音，然后把它储存在大脑的某处，不然它就会被你的耳朵再传进来的下一个声音所取代。对于如电话号码这种短的数字，大脑可以把电话号码存在注意力的一个“语音回路”（phonological loop）中，就像把一个声音用录音机录下来。即使信息是用视觉的方式传进来，你还是会把这些数字转换成声音在语音回路中处理。下次，你读一张便条纸上写的电话号码时，请留意一下，你可以走上楼去打这个电话而不出错，是因为你会在心中默默复诵这个号码。理论上，你可以记住这些数字的形状和它们在纸头上排列的顺序，然后在拨电话时，把这个号码复述出来；但是你不会这样做，你会把它转换成声音，因为那是比较节省力气的方式。我们都是熟练的读者，视觉信息进来已经不再用思考就很自然地将字转成音，以延长这个信息在大脑中处理的时间，得到最好的语意理解效果 [4] 。我们也有非常强的空间记忆系统，这是为什么我们会用按出键盘位置的信息来帮助回忆出这个号码，但是绝大多数你会用语音回路，这个历程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编码”。
编码是注意力的次系统，在过去的几年中，受到主流研究者的特别注意，因为人类的这个系统是有限制的，除了极少数例外者，大部分的人的工作记忆容量是七个数字（正确的说是七加减二）。你可以记得世界上千百万件事物，从电话号码，到面孔，到《伦敦的呼唤》（London Calling）这首歌的歌词，只要这些东西是储存在你的长期记忆之中，你都可以记得。但是当新信息进来、你要对它们进行编码时，假如它们超过七个项目，就会超越你工作记忆的负荷量。我们的电话号码是七位数并非偶然（美国电话号码为七位数）：当电话公司一开始设计现代拨号系统时，他们曾咨询过心理学家，知道一般人的可记忆数字有多广。
在保留和编码之后，注意力的工具箱就开始复杂起来了，因为注意力并不是只注意一个物体或一项作业，它是从许多不同的作业和不同的感觉输入中来回地切换。一个测量的方式是心理学家所谓的“注意／执行”（focus/execute）技能。假设你不是住在修道院或监狱中，你每天的生活会包括千百种基本动作，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注意力模式：你会检查小孩的安全带有没有扣紧，把车钥匙插入钥匙孔的发动位置，聆听汽车引擎的声音，回头去看车道上有无东西障碍，把车子倒出车库，两边看过之后驶上街。如果你习惯开车的话，这些行为全都不必用大脑想就会自动化执行（如果我不说它们全是潜意识在执行）。假如在任何一个阶段出了错——你看到有车子驶过来或儿子把安全带松开了——你这时就会注意到，因为在基本的层次上，你还是有注意的。
假如上面每一个阶段的程序你都要去注意的话，你的大脑会负荷过量，你可以轻松自如进行每天的例行公事，是因为你的大脑知道要停止前一个动作，开始下一个动作。假如你的大脑不能够做这样的转换，进来的信息很快就会塞满，使信息量超越负荷，你可能就注意不到车道上的滑板，因为你还在想点火器上的钥匙。“注意／执行”描述的是正确执行的程序：你注意某一个作业、执行它、转到下面一个作业、重复这个程序。
“注意／执行”隐含着一个事先决定好的流程脚本，但是当然实际的生活是不可能按脚本演的。我们最常用到的注意形态，是当我们要把某一个信号从一堆相竞争的信号中提取出来的时候，这是属于注意力执行的部门，通常叫作“监控式注意力控制”（supervisory attention control）。监控式注意力就好像美式足球中的四分卫（quarterback），他会看到30码外的外接员（receiver）没有人在旁阻挡，他可以把球丢过去，让外接员抱球达阵，他不会管线卫（linebacker）正对着他冲过来；或是像音乐鉴赏家，可以听得出整首交响乐里有一把小提琴的音没有调好；或是像在把车子倒出车库时，父母可以在车后座有三个吵闹的小孩背景中，还看到车道上有部玩具车挡路。有良好监控式注意力的人，常可以把一些我们平常会注意的信息关掉，使其不造成干扰，就像泰格·伍兹可以把500人的欢呼声关掉、听不见一样。从这一观点来说，监控式注意力可以凌驾我们的本能冲动，否决本来想做的行为，而去选择比较理性的行为。
注意力系统很像一个生产线，高层次的功能是建立在低层次的功能上的，所以假如你的编码有问题的话，你的监控式注意力也会有问题。当人们注意到孩子注意力有缺失时，他们通常是注意到“注意／执行”的层次或是监控的层次出了问题，但是最原始的问题可能在更下面的源头，如某一个感觉管道的输入。对像罗登波这样的心理学家来说，治疗注意力缺失的第一步是找出这一个连锁反应中最弱的一环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发展出CAB软件，这个软件的目的是测量出注意力系统中各个部件的强弱。CAB测验并不能直接窥视你的大脑，但是它可以知道在你工具箱中每一个工具的优劣。
我可以说做CAB测验就像你所玩过最烂的电动玩具游戏，当我一开始坐下来做这个测验时，我给自己打气：“做完就知道分数，我一定要拿高分。我只要专心一个多小时就一切OK了，怎么会有问题呢？”
当我启动这个软件开始做不久，我的头就开始痛了！做这个测验就好像还债，过去别人在背电话号码时，我会故意在他的耳朵旁边乱喊数字干扰他，这下我得到现世报了。因为每一个测验都要测量大脑的注意力系统，它使你用到你注意力的上限，而且是越做越难，你感到你的大脑发生短路、挂掉了。但是你并非缺少专注的感觉，而是缺乏非常准确的感觉，两者的差别就像你开车时觉得转弯时有声音、有点不对劲，跟警示灯亮起来，告诉你左前轮的轮胎气压不足那样的天壤之别，假如你曾经怀疑过米勒（George Miller）的这个著名实验“七加减二魔术数字七”的定律，你可以来做一做这个听觉编码测验。它是所有测验的基本：计算机一开始时出现三个数字，过几秒后，你必须将这三个数字依序录入计算机。最初几次，你觉得太容易了，记住四个、五个、六个数字都不是问题，但是一旦你要记到八个或九个时，你的脑开始紧了起来，你开始觉得后面的数字把前面的推出去了。
当你的编码系统到达它的上限时，它会很自动地去找快捷方式，想办法减少数字的记忆负荷。当我做到10位数时，有一个序列的开头3个数字是3、0、1，我父母家的电话区域号码为301，我立刻把这3个数字转为一个单位，我就释放出多一点的工作记忆容量来装后面的数字。因此，我本来是要记10个数字的，现在我只要记7个外加我父母的区域号码，8个而不是10个数字，8个还在我可以处理的范围之内，所以我就做对了。这个减少负荷量的做法叫“组块”（chunking）——把一长串数字变成几个“段”之后，我就空出了一些工作记忆空间去做别的事。（1~9开头的4个数字特别容易做组块，因为你可以把它当年代来记，比如说原本1列10位数字，你可以只记6个，然后把1963想成肯尼迪总统被刺的年份）
CAB让我看到一些大脑注意力的结构。编码的测验包括顺向和逆向数字记忆，所谓逆向是要你把数字记住后，由后往前倒反过来打进计算机。这部分的测验使我必须要去找我的头痛药来吃。要做对这种逆向数字记忆，语言通路就不像顺向记忆时那么好用了，因为你无法只把心智录音带再播放一遍就得到答案。在做顺向测验时，20题里我只错了3题；但是在逆向的测验中，我的错误增加了两倍。我觉得我的大脑并不是设计来倒着放录音带的，但是当我去做视觉的编码时，我又很惊讶地发现其实我可以倒着做。在视觉测验中，计算机上呈现出井字形的九宫格：计算机每次呈现一个格子，在格子亮完后，你要用鼠标依序去将那些格子重新点亮一遍。一开始是重复它原来的顺序，接着是将顺序倒过来，我发现倒着做视觉顺序甚至比正向做还容易，好像倒着做更符合我的天性。
在做完测验以后，我问罗登波我的视觉编码是否跟别人不一样。“一点都没有，”他解释说，“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设计在视觉上倒着追踪的，当你看到一个动作时，你的大脑是设计来倒着追踪这个动作的。”当你看到一个东西飞过天空时，你的大脑本能的计算它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大脑可以倒着想象它的轨迹。这是你保命的能力之一，但通常你都不会注意到。CAB会凸显出这些特别的能力，让它们如三维空间和脸型的神经回路一样鲜明。”
逆向视觉编码是人类一般性的能力，有些人比别人好一点，感谢我们的基因或我们文化的训练，但是一般来说，视觉是倒着追踪比正向要容易，这是人类的特性。做这个CAB测验让我看到我有这个特质，但是我同时也在搜寻个别差异，我希望知道我自己的特点。
我问罗登波这个测验有没有让他去想他自己的注意力能力有何不同。一开始时，他抗议说：“我必须提醒自己，我的这些测验成绩是没有意义的。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去使这套计算机软件可行，这个测验我几乎做过几百次，它已经不准了。我发现我在听觉注意力保留上做得不是很好：别人在说话时，我脑海里常会浮现一堆想法，使我没有听见别人说话。”
我问他这个缺点有没有改变他注意力的策略。“我太太常说我没有在听她说话，”他停顿了一下回答我，“于是我就从注意力的部件来想。我是在听她说话还是我大脑里在想很多其他的事情，使她的声音只是流过我的记忆缓冲区？因为我的编码空间已满，以至于她的话没有办法被编码？这是我的合理化解释。当她说话时，我的大脑把她所说的话作各种排列组合，这就用掉我所有的编码空间。”
“所以你似乎不是没在听，而是听得太专注了？”我问道。
“正是。”
“她接受你这个说法吗？”
“没有，我还没告诉她这个理由，”他大笑说，“我只是自己在想想而已。”
CAB测验最有趣的是在大脑执行部分。当你做编码和保留测验时，你感觉到自己把认知能力推到了极限，几乎不能更好：你做到八个数字，不管多么的专心，你还是无法保持这八个数字不流失，你已到达能力的极限，不管多专注也不能加分了。我发现这个执行部门让我知道它内在的工作情形，因为它跟我们真实世界“专注”的经验很相似，尤其是处在一个平面与立体媒体混合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监控注意其实就是“选择”两个字而已：你的执行部分同时间接受从各个感觉管道蜂拥而来的各种信息，你必须要决定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CAB测验所呈现的是非常基本的输入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穿越不同感觉管道交错在一起，类似这样的例子最有名的一个就是“斯特鲁普干扰实验”（Stroop Interference Test）。在这个测验中，红、绿、蓝等色彩名字随机出现在4×4共16个方格中间，这些色彩名字本身是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所写，例如“红”字用蓝色墨水所写，“绿”字是红色墨水所写，但有的时候颜色名字又与写它的墨水色彩一致，如“红”字用红色墨水写。一开始时，你要去选颜色名字跟墨水一致的字出来，即红色墨水所写的“红”字与蓝色墨水所写的“蓝”字。这项作业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你的大脑要去解决不同管道进来、彼此冲突的信息。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方格中间的字上，你脑海中会浮出一个很奇怪的自问自答：我知道这些字母拼出来的字是蓝，但是这个颜色是蓝色吗？当你对着这个字看时，这个字送出蓝色的“蓝”进入你大脑处理语言的地方，但是你的视觉系统做出的却是不同的报告：“你说蓝是什么意思？这些字母明明是红色的！”你一部分的大脑看到的是蓝，另一部分看到的是红，你的执行大脑最后必须做裁决。
当我在做这个测验时，我发现自己处理这个冲突的方法是尽量关掉我的语言处理机制，我只去看字的形状而不去看它是什么字母。幸好，这些颜色字的字母长短不一，所以它在视觉空间所占的位置大小也不等，我只要看最短的便知道是“红”字，其次是“蓝”，最长的便是“绿”了 [5] 。我很骄傲自己想出这么好的方法来处理干扰信息，直到我进入第二阶段——录音带播放出“红、红、蓝、绿”一直重复的诵经声，而我必须要去选择正确的方块，就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哭了起来。
我在CAB的经验可能不是最有趣的，但是它让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注意力时有什么不同的使用工具。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在记一个电话号码时，我会想：对，这是听觉编码。或者当我一边看我的电子邮件、一边看CNN新闻节目时，我会切入切出，然后告诉自己：这是监控的历程。现在这两件事好像伏地挺身和走跑步机一样的不同，但是以前我都认为它们是同一件事。这两件事动用到不同的认知机制，做了CAB测验使我第一次了解它们是不同的 [6] 。
我发现我的视觉编码如脸和环境中的细节，是我注意力环中最弱的一环。在做过这个测验、把它分离出来后，我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找寻确认这个能力很差的证据。就在这时候，我太太与我重新装修新买的房子，我们常驱车去看包工的进度，回程时，我太太满脑子都是房子装修的细节，而我只剩下大的概念，小的都不见了。我们会同时看着同一个东西，而我有看没有见，也就是说，没有编码。我开始用计算机软件语言去想它：我默认的视觉编码设定被关掉了。我太太正好相反，只要走过一次房间，她脑海里的细节可以供她回忆三天还不尽。这并不代表我不能回忆视觉信息，事实上，自从我知道我的短处后，我开始用意识去加强我的视觉记忆，还颇有进步的。以前我是被动地浏览房间，现在我把它分解成部件：“现在注意门也有个裂缝，现在注意电源总开关……”我还是无法跟我太太的技能相比，但是至少我有在做了。
在我做完CAB后，开始有个很奇怪的副作用冒出来。因为我学了一点大脑的结构，我开始觉得大脑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注意力功能：掌管监控作业的是在我的前额叶，而比较原始的，如保留，则在脑后面靠近视觉信息进来的地方。所有跟我谈过的脑科学家都说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感觉到你的大脑在哪里做计算。但是人类是个非常好的地图制造者，我们的空间组织能力很好，有一个理论认为大脑中掌管长期记忆的海马回，最初进化出来时就是作为认知地图的工具的，帮助我们的祖先在复杂的大自然环境中找到回家的路。我在心目中勾画出大脑的注意力系统，我对这个系统的部件有新近发现的敏感度，所以我的大脑一定会把它自己按这个地图那样安排，就像心智的眼睛对我们所玩的把戏一样。
放弃注意力是单一的类别后，你面临两个意义。第一个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假如注意力可以分成很多不同形态的话，找出你的长处和短处是很有帮助的。第二个顿悟比第一个又高了一层：假如你的注意力是个交互作用的系统，那么你的大脑最重要的高层次功能就是控制开关。你可以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听觉编码家，但是假如你不能在适当的时机切换到听觉管道，你的那些才能都会被浪费掉。一个有效率的大脑其实拥有好的工具，但是同样重要的是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工具。
在我做完CAB测验后不久，我去西岸做最后一个神经反馈的访谈，地点在好莱坞另一端的奥斯默学院（Othmer Institute）。这个学院的创设者是一对开业的心理治疗师夫妇，苏珊和齐格菲·奥斯默，他们也是神经反馈的长期拥护者。苏珊答应谈一谈他们的治疗并让我体验一下他们的方式，从机场开车去他们办公室时，我在想开关的重要性，所以当苏珊坐下来与我谈时，我立刻提起这个话题。
在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之前，苏珊就猛的点头。“我们尽可能地去改进大脑的自我调节，”她以平稳、有信心的声音说，一反强烈卫道者过度热忱的声调，跟过去我所接触到的赞成神经反馈者的态度不同，“我们大脑的状态在24小时中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不同，因为通常大脑的状态与当时的情境是相符合的。”不像“注意力训练员”那种工具是为了要迫使大脑达到单一目标所设计的，但是苏珊比较有兴趣的是探索不同的大脑状态：冷静但专注、高能量的、或是打坐禅修的。因为计算机的软件都是由人工驱使大脑进入某一状态，却没有改变你周遭的环境，所以你用一种新发现的清晰眼光来看状态本身。
“神经反馈可以使你很奇怪地突然感觉到，自己没有任何显著的理由在一个不同的状态。”苏珊笑着说。你平常不会发现白日梦状态的感受，因为你忙着做白日梦，但是假如你因为头皮上贴有电极而突然进入白日梦情境时，你就会注意到了。“假如我训练你在低能量的状态，你会觉得有点恍惚、昏昏欲睡，你可能不会想开车，”苏珊一边说，一边启动计算机来做展示，“假如我训练你在高能量状态，你可能在房间里跳来跳去。”
苏珊开始训练了，她先给我看别人的脑波记录，在屏幕上有三条线，代表大脑三个不同区域的频谱，它很规律地每隔一定的时距形成尖峰突起，“你通常在想睡时会有这样的脑波，但是这个人其实是很清醒的，所以你看到他有严重的注意力问题。”她一边说，一边在我头皮上贴电极，几分钟之后她敲一下键盘，屏幕上出现一条线。
“这条线是你的。”她说。于是我，至少一部分的我，就呈现在计算机的屏幕上了。
“我在收集脑波，把它分成不同的频率。”她说。再单击鼠标，一条线变三条线，“我要先决定这些频率的阈，然后每一次你增大波幅我就会反馈给你。”屏幕上的视觉反馈使我立刻了解苏珊的意思。当脑波一波一波越过屏幕，有高有低，苏珊在这个波形的上和下画出了两条界线：如果使这两条线很靠近，这就减低了波形的空间，把它推开，就扩大了空间。这个训练的目的是尽量使波峰填满这个空间而不要超越这两个界线。
她用改变界线的方式间接的来改变我内在的大脑状态。苏珊解释：“所以我们可以抓住大脑状态，把它移上或移下，将韵律变低，状态就会变深；使韵律变高，大脑就比较活跃。”
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我改变内在状态的能力，这就是反馈的地方了。我问她说她要如何增加我的动机——我在想糖果或是金星贴纸——她打开第二个屏幕，电玩的小精灵（Pac-Man）出现在屏幕。“这就是你的反馈，当你增强波幅时，小精灵就会开始移动，每吃掉一个白点，你就会听到哔一声。”我告诉她这对我而言，正是最好的反馈，她笑起来：“这对孩子来说非常容易，但对第一次接触的大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
苏珊建议我们从比较主动、比较警觉的状态开始。她按了几个按钮，训练开始了。我瞪着小精灵，等了几秒钟，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尝试改变我的心智状态，但是我所感受到的是我在改变我的脸部表情来转达我的主动警觉状态，好像我坐在前排听教授演讲时，常得做出愤怒、奋发状以使自己不打瞌睡。过了几秒钟，小精灵开始移动几吋，机器开始出现哔声，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但是我记得奥斯默说过：“只要有哔声就要高兴了。”所以我试着把大脑在专注它自己活动的部分关掉，果然，哔声就开始多起来了，小精灵开始走迷宫，我高兴极了。
当我的小精灵走完迷宫以后，苏珊问我的感觉如何，我很快地自我检查一番，报告说我的确有感到比较警觉，并没有完全亢奋，比较像我在等咖啡煮好，还没有喝到口，但是期待不久就会有咖啡因进来的感受一样。苏珊建议把界线拉近一点，我又开始跟小精灵做心智共舞了，这一次我发现要使小精灵移动最好的方式是去模仿早上刚起床在吃谷物早餐时的心神恍惚状态，换句话说，就是过去我们说的“出神状态”。我只花了几分钟就让小精灵跑完迷宫，当我做完时，低的大脑状态还残留未褪，这也没有不愉快。
我这么容易就进入神情恍惚的状态连我自己都很惊讶，有一部分的理由是它使我松了一口气。从进门起我就感到一丝紧张，因为跟一个陌生人说话，尤其你正要访问这个人，自然而然你就轻松不起来，我发现自己话说得比较快，不只是在外表上跟她聊得快，连内心的自我对话也加快了。在外表上，我说了好几个笑话，不停地搞笑，在内心，我的心智阅读已经跳到“超速挡”了（她会认为我在耍白痴吗？我干嘛一直在搞笑？）。所以当苏珊把我连到神经反馈的机器上时，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改变的，但是在内心知道自己在一个比较慢、比较深的心理状态就够令我感到惊讶了。我20分钟前才见到这个人，然而刚开始见面的紧张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对自己说：假如这玩意儿是真的，我很想学学如何操控使自己下降到这个心智状态。对我来说，对害怕神经反馈会更加强他们注意的“超级注意时代”的人来说，这像剂解药，你可以用这个技术来使你自己不紧张，你可以加强专心，你也可以放松、使焦点模糊，或许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用这个技术去选择自己所想要的心智状态。
在我遇到苏珊以前，我以为神经反馈是个磨锐、刨光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可以改变自己进入不同心智状态中的工具，但是苏珊及她哔哔叫好的小精灵使我看到改变方式或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技术，而你可以训练到使自己表现得更好。心智有很多状态、方式、模式，同样的，这些方式、模式也有切换的机制，这两个领域对学习使用你的大脑都很有用。“学校不会教你切换的方式，这是我们在这里想要教你的东西。”苏珊在结束后这样告诉我。
[1] 利他能是目前治疗多动儿非常有效的新药，它阻挡5-羟色胺的回收，使大脑中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量较多。——译者注
[2] 世界自行车比赛冠军。——译者注
[3] EEG的电极只贴在头皮上，是属于非侵入性，真正要精确控制需把电极植入脑内，类似实验上单细胞纪录的方式来记录神经元的活动。——译者注
[4] 这就是中文同音字会干扰记忆的最主要原因。——译者注
[5] 这是用中文来做实验的好处，所有的中国字在视觉空间所占的大小都一样，不会发生字母长短的混淆变项问题。——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