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最广、影响最大的关于意识的思想实验，是托马斯·内格尔的“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子？”（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1974）。他回答此问题时宣称，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这个声明显然迎合了许多人的胃口，有时人们看到，科学家引用他的论文，就好像它是极品中的极品，是一项哲学“成果”——对一个事实的证明，这个证明被广为接受，以后的任何理论都必须符合它。
内格尔的生物目标挑得很好。蝙蝠，作为与我们同类的哺乳动物，足以支持这一信念：它们当然具有意识。（如果他写的是“成为一只蜘蛛会是什么样子？”，许多人也许就会怀疑，是什么使他如此确定成为它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由于它们有回声定位系统——蝙蝠能“用耳朵看”——因此它们与我们的差异度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巨大的差别。如果他写的论文是“成为一只黑猩猩会是什么样子”，或更切题一点，“成为一只猫会是什么样子”，人们也许就不会几乎一致地认为他的悲观结论是显然的。许多人过于自信地认为他们完全知道成为一只猫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当然是错的，除非他们用大量生理学研究来补充他们喜爱的和移情的观察，但从内格尔的观点来看，他们是错在站在错误的一边。）
无论好坏，多数人似乎都乐意接受内格尔的“成果”，认为我们无法得知蝙蝠的意识。但是，有些哲学家对此提出挑战，理由相当充分（Hofstadter, 1981; Hardin, 1988; Leiber, 1988; Akins, 1990）。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成果。它不是一个认识论的或证据性的主张：即使有人（“偶然”）成功地想象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永远不能确定他成功地做出了这种想象。事实是，我们人类不具有而且永远不可能获得必要的手段——表征机器，向自己表征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子。
这里的区别很重要。在第12章中我们看到与此相似的情况，想象一个莱比锡人第一次听到一段巴赫大合唱时会是什么样子。这个认识论的问题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常规研究来直接处理。弄清楚它们会有什么经验，以及说明这些经验与我们关于巴赫的经验有何差别，这是历史、文化、心理学也许还有生理学研究的课题。我们的确容易弄清楚其中的一些情况，比如，它们与我们自身的经验的最显著差异，但是，如果我们要尽力把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人将会体验的一系列经验状态中，我们就会面临报酬递减的局面。这类任务要求我们进行大量转换——忘掉许多我们知道的东西，忘掉联想与习惯，习得新的习惯与联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第三人称”去研究，并说明这些转换会是什么样子，但要从实际上经历这些转换，需要付出惊人的代价，我们得从自己同时代的文化中脱离出来：不听收音机，不去了解后巴赫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没有必要做出如此大的努力去了解莱比锡人当时的意识。
想象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同样如此。我们感兴趣的是，对蝙蝠的意识（如果它有意识）我们能够知道些什么，而不是我们能否把我们的心智暂时或永久地转变成蝙蝠的心智。在第12章中，我们摧毁了这种假设：存在一些“内在的”性质——感质，它们构成了拥有这种或那种有意识的经验的样子。按埃金斯（Akins, 1990）的看法，即使在蝙蝠的经验中存在残余的非倾向的、非联想的性质，并且我们非常熟悉这些性质，却完全不知道与蝙蝠知觉和行为的系统结构有关的可研究的事实，我们也就还是无从知道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子。对于“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子”这一问题，至少有许多地方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无论是内格尔，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向我们提供好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在我们不可接近的领域，存在任何有趣的或在理论上重要的东西。
内格尔声称，第三人称的知识，无论数量多少，都不能告诉我们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子，我是坚决否定此主张的。我们如何能够解决这一争论？我们可以首先参与一个像儿童游戏一样的活动：在这个游戏中，一个人想象成为x会是什么样子，而另一个人则尽力证明，这个特殊的异现象学练习存在某种错误。
下面是一些简单的热身练习。
A：这是玩具熊维尼，它正想着如果早餐有蜂蜜该多好啊！
B：错。玩具熊没有区别蜂蜜与其他东西的器官。它没有进行操作的感觉器官，甚至连胃都没有。玩具熊有的只是无生命的填充物。作为一只玩具熊，它什么也不是。
A：这是小鹿班比，它正在欣赏美妙的日出，直到明亮的橘黄色天空突然令它想起可恶的猎人的外套！
B ：错。鹿是色盲（嗯，它们可能有某种双色视觉）。无论鹿意识到什么（如果它有意识），它们都无法分辨像橘黄这样的颜色。
A：蝙蝠比利用它独特的声呐感知到扑向它的飞行物不是它的表兄鲍勃，而是一只鹰，鹰展开了新生的羽毛，爪子也做好了扑杀的准备！
B：停——你说鹰在多远的地方？蝙蝠的回声定位范围只有几米而已。
A：嗯……鹰只在两米开外！
B：哦，这很难说。蝙蝠的回声定位的分辨限究竟是多少？它是用来识别物体，还是只用作警报或是追捕的追踪系统？蝙蝠只凭回声定位就能区别展开的羽毛与闭合的羽毛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不过我们需要设计一些实验来观察，当然也要设计一些实验来判断，蝙蝠是否能够追踪和重新辨别它们的同类。有些哺乳动物能够这样做，但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其他一些哺乳动物完全无从觉察到这样的事。
这种练习所提示的研究，会让我们走上一段长路——去了解蝙蝠的知觉世界和行为世界的结构，这样，我们就能根据异现象学叙述的实在程度为其排列等级，并在此过程中抛弃其中一些叙事，因为它们断定或假设的一些识别天资或反应倾向，是蝙蝠生态学和神经生理学中没有明确提供的。例如，我们也许知道，蝙蝠不会被自己为产生回声而发出的尖叫声干扰，因为它们已经聪明地设计出了随尖叫声适时关闭耳朵的肌肉，就和让感知雷达系统免受自己发出的信号冲击的那些定时设备一样。在这些论题上，人们已经做出了大量研究，因此我们早就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例如，我们知道为什么蝙蝠在尖叫时会使用不同的频率模式，这取决于它们是在搜寻猎物、接近目标，还是准备攻击（Akins, 1989, 1990）。
当我们得到一些异现象学的叙述，且批评者无法拿出确实的证据予以拒绝时，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们——暂时接受，留待进一步的发现——将之作为关于成为我们讨论的那些生物会是什么样子的确切论述。这毕竟也是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我建议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那些要求解释的蝙蝠和其他候选生物，我这样做不是转移证明的责任，而是把证明的责任从正常的情况——人类——延伸到其他实体上。
我们可以运用这些研究驱除各种关于蝙蝠意识的浪漫过头的幻觉。我们知道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那本有趣的儿童读物《蝙蝠诗人》（The Bat-Poet, 1963）是幻想文学作品，因为我们知道蝙蝠根本不会说话！一些关于蝙蝠现象学的幻想色彩较弱的主张，也必须服从于那些关于蝙蝠生理学和行为的不太明显但仍然公开的事实。这些研究给我们指明了大量信息，说明蝙蝠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能够意识到什么、不能意识到什么：它们向我们指出，蝙蝠的神经系统中具有什么配置来表征这个或那个，它们也从实验上确定，蝙蝠确实能够运用信息来调节它的行为。很难预先想象从这类研究中你能搜集到多少信息，除非你去做真正的调查。[例如，对成为一只黑长尾猴会是什么样子的一项极为细致的初步研究，可参见《猴子怎样看世界》（How Monkeys See the World, Cheney and Seyfarth, 1990）。]
这就招致了一种明显的反驳意见：这些研究会向我们揭示关于蝙蝠的大脑组织和信息处理的大量信息，但它们只会向我们表明蝙蝠不会意识到什么，而完全没有回答，如果蝙蝠真的有意识，它们意识到的是什么。就我们所知，神经系统中的许多信息处理活动都是完全无意识的，所以这些研究方法没有做出什么来否决这样一个假说：蝙蝠是……飞行的僵尸，完全不像个生物！[威尔克斯（Wilkes, 1988, p. 224）好奇地问，蝙蝠的回声定位是不是一种盲视，根本不像任何东西。]
啊，蝙蝠是说不清楚的。这就是这种讨论似乎将要滑入的不祥方向，我们必须阻止它。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1986）在关于菊头蝠的回声定位设计的富有启发的讨论中，为这一潜在图景提供了一个清晰版本：
多普勒效应可以用于汽车超速的巡警雷达监视……通过比较离去的频率与返回的回声频率，警察，或准确地说，他们的自动设备，可以计算每辆轿车的速度……通过比较它的叫声音高与返回的回声音高，蝙蝠（或准确地说，它大脑中载入的计算机）从理论上说也能计算出它朝树移动时速度的快慢。[pp. 30-31，强调为笔者所加]
有人不禁要问：蝙蝠体内是否有什么东西，对应着“载入的计算机”（其运作不牵涉任何意识），就像警察对应着他们的“自动设备”？警察不必有意识地计算多普勒频移，但他们必须有意识地认识到其设备的数据读数，读数是用鲜红的发光二极管（LED）符号写出来的：121千米/小时。于是他们就要跳上摩托车，拉响警报器。我们或许也可以貌似合理地假设，蝙蝠也不是有意识地计算多普勒频移（它大脑中载入的计算机在关注这个东西），但是，蝙蝠体内还留下了一个角色——就像正在认识这一切的警察——一个见证者，它（有意识地）鉴别蝙蝠的多普勒效应分析计算机的“输出”，不是吗？请注意，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一种自动设备代替警务人员，该设备会以某种方式记录违章车辆的牌照号码，查询司机的姓名地址，并把罚单传送到当事人手中。警察的任务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地方要求有某种事情的经验才能执行。同样的情况看来对蝙蝠也成立。蝙蝠也许是一具僵尸。按照这条推理路线的意见可知，除非它里面存在一个内在的观察者对内在表征做出反应，就像警务人员对设备上闪动的红灯做出反应那样，否则它就会是一具僵尸。
不要掉入陷阱。这是我们总能见到的复仇女神：笛卡儿剧场的观众。你的意识并不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在你的大脑中住着一个内在行动者，大脑向他展示一幅幅图画。同样，我们不能在蝙蝠的大脑中发现这样一个核心行动者，这个情况不会妨碍它有意识，也不会妨碍我们声称自己有能力说它的意识像是什么。为了理解蝙蝠的意识，我们可以把用到自己身上的原理，也用到蝙蝠身上。
然而，蝙蝠要做出什么样的特殊事情，才足以让我们确信它有真正的意识呢？无论我们把什么假想的输出用户安排在蝙蝠的多普勒变换器后面，从外部来看，似乎也不可能存在令人信服的“第三人称”理由，保证蝙蝠具有有意识的经验。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如果蝙蝠能说话，它会生成一个文本，我们可以从中生成一个异现象学世界，这样，我们就有根据认定蝙蝠有意识，正如我们也可据此认定人有意识一样。然而，正如我们刚才所指出的，蝙蝠不会说话。但是，它们能以很多非言辞的方式行动，这些方式可以提供清楚的基础来描述它们的异现象学世界——或如研究先锋冯·于克斯屈尔（von Uexküll, 1909）所称，它们的周边世界和内在世界（Umwelt und Innenwelt）。
没有文本的异现象学不是不可能，只是很困难（Dennett, 1988a, 1988b, 1989a, 1989b）。动物异现象学的一个分支叫作认知动物行为学，该领域的研究者研究动物的野外行为，做出实验，试图建立动物的心智模型。这种研究的可能性与困难可见于如下著作：Cheney and Seyfarth, 1990; Whiten and Byrne, 1988; Ristau, 1991——最后一本是献给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 in）的纪念文集，他是蝙蝠回声定位的研究先驱，认知动物行为学的创始人。研究人员遇到的一个令人沮丧的困难是：他们所梦想的许多实验，在不用语言的情况下完全做不了。如果不与被试交流，研究人员根本不可能以这些实验要求的方式来设置被试，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Dennett, 1988a）。
对异现象学家来说，这并非只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在自然环境中创造出必需的实验环境是非常困难的，这说明了关于无语言的生物心智的一些更基本的东西。它表明，这些动物的生态环境从来没为它们提供机会，（通过演化，通过学习，或两者兼有）让它们得以发展塑造我们人类心智的许多高等心理活动，我们因此也能相当肯定，它们从没发展过这些活动。想想秘密这一概念吧。秘密不只是你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如果你有秘密，你就需要知道别人不知道这个秘密，你还必须有能力控制这个事实。（如果你最先看到有东西跑过来，这时你也许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但时间不会很长，你不可能把你优先知道的这种信息变成秘密。）物种的行为生态学结构必须相当特殊，秘密才会起到一定作用。成群的羚羊没有秘密，也不可能有秘密。因此一只羚羊不大可能酝酿一个秘密的计划，正如它不能数到100，或是欣赏日落的色彩。蝙蝠常常独自发动突然袭击，这时它也许能够认识到自己与竞争对手是孤立的，所以它满足拥有秘密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们利用秘密是否有什么好处？（蛤蜊能拿秘密怎么办？只是待在泥土里，自个儿暗笑？）蝙蝠在捕食过程中，是否也有秘密行动或欺骗的习惯，从而产生比较精致的保守秘密的行为？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它们一旦被提出，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验。蝙蝠的心智结构，和蝙蝠的消化系统一样，是可以研究的；研究二者的方法都是在分析内容和分析派生这些内容的世界之间，来来回回地进行系统考察，注意这种派生的方法和目标。
维特根斯坦曾说：“即使狮子能讲话，我们也无法理解它。”（Wittgenstein, 1958, p. 233）与此相反，我认为，如果一头狮子能讲话，这头狮子就会具有与普通狮子很不一样的心智，因此，即便我们能很好地理解它，我们也无法从它那里了解普通狮子的情况。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见，语言在人类心智的结构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种缺少语言而且确实也不需要语言的生物，我们不应该认为它的心智是以这些方式形成结构的。这是否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动物“根本没有意识”（如笛卡儿所坚持的那样）？这个问题总是在此时此刻作为表示怀疑的挑战出现，但我们不应该觉得有必要回应这样的问题。请注意，它预设了我们需要尽力避免的东西：意识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特别性质，它把整个宇宙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有意识的东西（内格尔会说，成为这个东西会像的样子）和没有意识的东西。即便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无法在自己有意识的心理状态与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之间画出一条线来。我们勾勒的意识理论容许功能架构方面的许多变化，虽然语言的存在标志着想象力的范围、多样性和自控能力（这里只列举一些乔伊斯式虚拟机器比较明显的能力）的急剧增加，但这些能力并不具有进一步的能力，以打开某种原本关闭的特殊的内在之光。
当我们想象成为一个无语言的生物会是什么样子时，我们自然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开始，而在我们心智中涌现出的多数东西都必须调整（主要向下调整）。相比我们的意识，这些动物具有的意识是大大缩减的。例如，蝙蝠不仅不能怀疑今天是不是星期五，甚至不能怀疑它自己是不是蝙蝠；在它的认知结构中不存在怀疑行为。虽然蝙蝠就像低等的龙虾一样，具有生物学的自我，但它没有自我性自我——没有叙事重心；或者，最多只有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自我性自我。它不仅没有口头话语，而且没有遗憾，没有复杂的渴望，没有过去的回忆，没有宏伟的计划，无法设想成为一只猫会是什么样子，甚至也无法设想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可靠的经验性理论作为基础，它们办不到的事情的清单就只是一种廉价的怀疑论。我是否在声称，我们已经证明蝙蝠不可能具有这些心智状态？不是，但我同样无法证明，蘑菇不可能是监视我们的星际飞船。
这难道不是一种糟糕的人类中心说的偏见吗？此外，聋哑人的情况又如何？他们难道没有意识吗？他们当然有意识——但我们不要出于被误导的同情，马上就对他们的意识做出出格的结论。当一个聋哑人掌握了一门语言（具体来说是手语，这是聋哑人能够学到的最自然的语言）时，一个完全成熟的人类心智就诞生了。从一些可以发现的方面来看，它与一个有正常听觉的人的心智显然不同，但是，它有能力进行一切复杂的思考，也有生成的力量，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能力。但是，如果没有自然语言，聋哑人的心智发育会受到严重影响[见萨克斯的著作（Sacks, 1989），尤其是其中附有注解的参考文献]。正如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 1990）在一篇评论萨克斯的著作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即使要弄清楚一个聋哑小孩所缺少的东西，也需要生动的想象。”人们想象在缺少语言的情况下，聋哑人与我们这些有正常听力的人一样享受着所有的心理愉悦，这不是在帮助他们；尽力遮掩非人生物在心智限制方面的既定事实，这也不是在帮助它们。
正如你们中的许多人急着指出的，这是一个潜台词，总是努力出来露个脸：许多人害怕看到意识被解释了，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我们成功地解释了意识，我们就会丧失道德责任。也许我们能够想象一台有意识的计算机（或一只蝙蝠的意识），但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尝试这样做。如果养成了这种坏习惯，我们就会开始把动物看作装有发条的玩具，把小孩和聋哑人看作玩具熊，更糟糕的是，还会把机器人看作真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