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章第2节中我提出了解释意识的任务，我曾回忆我自己有意识的经验中的一些片段，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我坐着椅子摇动，望着窗外。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两段文字，看看我提出的理论会如何处理它。那两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在那个早春的日子里，透着绿意的金色阳光，透过窗子洒了进来；院子里枫树的成千上万根枝条，穿过绿芽织就的薄雾，仍然清晰可见，形成一幅奇妙而复杂的优雅图案。窗户玻璃已经有些年头，上面有着几乎察觉不到的细纹，当我使椅子来回摇动时，从视觉上来看，玻璃上的这些不完美的细纹，引起同步摇晃的波浪，在枝丫构成的三角形间来回运动，这种规则的运动，给清风中的枝条闪动的微光平添了非凡的生动感。
随后我注意到，树枝所体现出的这种视觉节律，锁定在维瓦尔第协奏曲的旋律中，这是我看书时听的背景音乐……我有意识的思考，特别是我在由和煦的阳光、温暖的维瓦尔第小提琴旋律、波纹般浮动的树枝组合而成的场景中所感受的那种愉悦，再加上我思考所有这些时享受的快乐，这一切怎会只是在我大脑中所发生的某些物理事件呢？我大脑中的电化学事件的组合，怎会使千百根枝条随着音乐的节奏晃动，从而形成这一令人愉快的情景呢？当阳光洒在我身上时，我大脑中的某个信息处理事件，怎会使我感觉到阳光的那种美妙的温暖呢？就此而言，我脑中的一个事件，又怎会把我脑中某些其他信息处理事件粗略地视觉化为我的心智图像呢？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鼓励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异现象论者，所以我也不能例外，而且我应该像愿意当一个实验者一样乐意做一个被试，这样我自然就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应用到我自己身上。作为异现象论者，我们的任务是拿起这个文本，对它做出解释，然后把由此产生的丹尼特异现象学世界中的对象，与当时在丹尼特大脑中发生的事件关联起来。
因为这个文本是在其讲述的事件发生之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才产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它遭到了删减，这不仅是由于作者有意编排压缩，而且还由于记忆在时间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删减过程。如果我们早点儿追查——如果作者在他坐着摇动时就拿起一个录音机，当场创造这个文本，情况肯定会大不相同。不仅细节会更加丰富、更加紊乱，而且它会得到重新塑造和重新定向，因为作者自己会对创造文本的过程做出反应——倾听自己言语中的真实声音，而不是默默沉思。正如每个演讲者都知道的，大声说话往往会揭示发言者自己所说的信息中的含义（尤其是问题），而当他沉浸在默默地自言自语中时，这些含义就不为他所知了。
这个文本只描述了作者意识中的一部分内容（而且无疑它是一个被观念化的部分）。但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假设文本中的“剩余部分”当时全都在我们所谓的作者意识流中“现实地呈现”。我们不能错误地以为有一些无法还原却现实存在的事实，关系着当时哪些内容有意识，哪些内容无意识。我们尤其不应该假设，当他望着窗外时，他就对这一切“一览无余”，过程一气呵成，即便他的文本是这么描述的。依照文本，在他看来情况仿佛是：他的心智——他的视野——充满一些复杂的细节，黄里透绿的嫩芽啊，摆动的枝条啊。但是，尽管这是看起来的样子，它也只是一种错觉。这种“充盈状态”从没进入他的心智，这种充盈状态仍在外部世界，在这里它不必得到表征，却可以存在。在那些自我意识增强的时刻，我们惊叹于我们有意识的经验惊人的丰富性，此时我们所惊叹的丰富性，从它所有引人入胜的细节来看，实际上都只是外部世界的丰富性。它没有“进入”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只是可以访问而已。
所有这些枝条的和谐波动又是怎么回事呢？的确，外部的树枝没有波动，因为波动来自窗户玻璃上的细纹，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波动都必须发生在作者的心智或大脑中，而只是表示它发生在窗户玻璃的范围之内，是这个窗户玻璃引发了它。如果有人拍下作者视网膜上的变化图像，他们就会在那里找到这种波动，就如电影中的一样，但无疑这也正是所有波动停止的地方；在他的视网膜内所发生的事情，一如他在文本中所说，只是他认识到存在一股奇妙的同步波动，他对之有所经验。他看到波动，看到它们的范围，就如你会看到壁纸中所有的玛丽莲·梦露肖像一样。如果他想体验更多，给视网膜提供一次稳定的波动，多重草稿中应该会有更多细节，但最后剩下的只有我们的文本。
还有许多其他细节，作者本来可以关注，却没有这样做。也有大量无法还原却真真切切的事态，关系到哪些细节在哪里、在何时通过他大脑中的不同系统而得到判别，但这些事实统合起来也不能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哪个事实是他确定且实际意识到的（但他在创作文本时却忘记了），哪些事实确定而实际地存在于他的意识“背景”中（但他当时却没注意到）。我们倾向于假设，必定存在一个事态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这就好像天真的读者在假设，这样的问题必定有一个答案：华生医生遇到福尔摩斯那天，后者的早餐是不是鸡蛋？柯南·道尔本来可以把这个细节写进文本，但他没有；而因为他没有，所以就并无任何事态说明那些鸡蛋是否存在于福尔摩斯的小说世界。即使柯南·道尔想到福尔摩斯在那个早晨吃了鸡蛋，即使他在一个早期手稿中写到福尔摩斯在那个早晨吃了鸡蛋，也不存在一个事态判定在福尔摩斯的小说世界里、在从我们实际拥有的那个出版文本中建构起来的世界里，他的早餐是不是鸡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来自丹尼特的文本，不是在他坐在摇椅里的时间与这段文字在文字处理器上敲成文档的时间之间“写进他的大脑的”。他在摇动椅子时的注意活动，以及与此伴随的复述那些引起他注意的细节的活动，具有一种效果，能相对保险地把那些细节的内容固定“在记忆中”，但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效果等同于存储一张相片（或一个语句）或任何其他这样的显著表征。相反，我们应该认为，它只是使他更有可能部分相似地重现这个活动；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很有可能出现的事件就是在打字时发生的，它驱使他大脑里的词语小妖形成各种联盟，从而第一次产生一串语句。较早发生在摇椅里的一些事情现在无疑得到了一些现实的单词和短语的支持，而无单词的内容与单词之间的这种先行合作，无疑又有助于作者在打字时回想起一些相同的词语表达。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本的异现象学世界。它所谈到的快乐是怎么回事？“……在由和煦的阳光、温暖的维瓦尔第小提琴旋律、波纹般浮动的树枝组合而成的场景中所感受的那种愉悦，再加上我思考所有这些时享受的快乐……”要解释它，不能只是诉诸关于视觉、声音和单纯思想的那些内在地令人愉快的感质。认为这种感质存在的观念只会使我们远离所有可能的解释途径，只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就像在婴儿眼前摇动手指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一样，使我们不知不觉地盯着“内在对象”，而不是寻求如何描述底层机制以及解释这些机制为什么会产生作用（这最终会是一种进化论的解释）。
作者的这种愉悦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解释：所有视觉经验都是由神经环路的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天生就令我们愉悦，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本就喜欢获取一些信息，而且是因为我们喜欢自己获取信息的特殊方式。阳光点缀的春蕾，是一个人喜欢看的东西，这个事实不足为怪。也有人喜欢看细菌的显微镜幻灯片，还有人喜欢看飞机坠毁的照片，这个事实倒是比较奇怪，但是，欲望的升华和堕落，都是从同样的动物源头在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连线中生长出来的。
作者然后觉得惊奇，究竟“这一切”如何只是“我大脑中的电化学事件的组合”的。如他的惊奇所表明的，它似乎不是这样。或者，无论如何，当时存在一个时刻，他突然想到，在他看来，它似乎不只是他大脑中的电化学事件的组合。但是，我们随后的章节提出一种反驳：嗯，如果它就是你大脑中的电化学事件的组合，那么你认为它会像什么？[8]难道我们没有给自己提供依据来做出结论：有了一个像我们这样组织的大脑，这就是我们所预期的异现象学世界？为什么大脑中的电化学事件的这种组合，恰好就具有我们要予以解释的效果？
（作者说：）但是，仍然有一个难题。我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我如何能够告诉你我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个难题的答案是简单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因为以这样的措辞知悉和报告这些事情的人就是我。我的存在是由这一事实来解释的：在这个身体中存在这些能力。
我们终于做好准备，可以考察作为叙事重心的自我这个观念了。讨论这个观念的时机无疑已经到来。想想这时我会有怎样的复杂情绪吧：当我发现，在我可以使自己的这类想法整理成文发表之前[9]，已经有一篇小说对它进行了讽刺，这篇小说就是戴维·洛奇的《好工作》（Nice Work, 1988）。它显然是解构论者的一个热门主题：
按照罗宾（或更精确地说，按照在这些问题上影响其思想的作家）的观点，并不存在充当资本主义和经典小说基础的像“自我”这样的东西——一个有限的、独特的灵魂或本质，它构成一个人的身份；在无穷的言论之网中——在关于权力、性、家庭、科学、宗教、诗歌等的言论中，仅仅存在一个主体位置。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并不存在像作者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从无之中创造一个虚构的作品……用德里达著名的话来说……“文本之外无物存在”。没有起源，只有生产，我们用语言生产我们的“自我”。不是“你是你所吃的那个东西”，而是“你是你所说的那个东西”，或者，“你是说你的那个东西”，这才是罗宾的哲学的公理基础，如果非要给它一个名称，可以称其为“符号物质论”。
符号物质论？我必须这样称呼它吗？对资本主义和经典小说，我保留意见，而除此之外，这个有趣的段落是对我所要提出的观点的一种巧妙模仿。（如所有的模仿一样，它比较夸张。我不会说，文本之外无物存在。例如，的确存在书架、建筑、身体、细菌……）
罗宾与我的想法相同——当然，我们两个人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叙述形成的某种虚构人物，虽然类型稍有不同。
[1]关于这些主题的一些变形可见于汉弗莱（Humphrey, 1976, 1983a）以及汤普森、帕拉西奥斯和瓦雷拉（Thompson, Palacios and Varela）的研究。
[2]现在的哲学家喜欢自然类（natural kinds）这个概念，它是由奎因（Quine, 1969）重新引入哲学中的，他现在可能会感到遗憾，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本质这个含糊却悄悄变得普遍的概念的替代物。奎因评论说（p. 116），“绿色的东西，或至少绿色的宝石，是一个类”，这表明了他自己是如何理解这个事实的：虽然绿宝石也许是一个自然类，但绿色的东西却很可能不是。现在的讨论意在预先排除不切实际的自然主义所犯的一种诱人错误：这个错误假设自然所创造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自然类。颜色之所以不是“自然类”，恰好是因为它们是生物演化的产物，而生物演化在创造范畴时容忍稀松的边界，但这会吓坏任何一个强烈喜好清晰定义的哲学家。如果某个生物的生命有赖于它把月亮、蓝色奶酪和自行车归到一类，你就可以相当确定，大自然会找到一种方法，让它把这些东西“看”成“直觉上属于相同种类的事物”。
[3]灵长类动物学家休·萨维奇——朗博（Sue Savage-Rumbaugh）告诉我，与黑猩猩不同，实验室里长大的倭黑猩猩和矮黑猩猩没有表现出对蛇的天生厌恶迹象。
[4]这种突然性很重要，因为，如果它是逐渐缓慢发生的，你也许就无法注意到。正如哈丁（Hardin, 1990）所指出的，你的晶状体长年累月地逐渐变黄，这会慢慢改变你对基本色的感觉；如果给你展示一个色轮，让你指出纯红色（没有橙黄色和紫色成分的红色），则你在色谱上指向的那个地方，部分是岁月的结果。
[5]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球衣以绿色为主。——编者注
[6]“当我们从私人角度论述感觉时，我们居然如此爱说：‘这是重要的东西。’——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我们多么喜欢说一些不提供任何信息的东西。”（Wittgenstein, 1953, i298）
[7]脱离语境引用这一主张，会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
[8]比较这一观点：“如果意识感受起来像数十亿个微小的原子在适当的位置摆动，那会如何？”（Lockwood, 1989, pp. 15-16）
[9]在《心我论》（Hofstadter and Dennett, The Mind’s I, 1981, pp. 348-352）中，我提出了我思考博尔赫斯观点时的主要看法。在一次学术讲话中，我把它们放到一起，这篇讲话题为《作为叙事重心的自我》（“The Self as the Center of Narrative Gravi-ty”），在1983年休斯敦专题讨论会上发表。在等待讨论会文集出版时，我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988.9, pp. 16-22）发表了这次讲话的修订版本，题目很无聊（不是我自己写的）——《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小说家》（“Why everyone is a novelist?”）。以《作为叙事重心的自我》为题的原始版本也将收入《自我与意识：多重视角》（Self and Consciousness: Multiple Perspectives, F. Kessel, P. Cole and D. Johnson eds., Hillsdale, NJ: Erlba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