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有可能存在“颠倒的感质”的观念是哲学上最有害的弥母之一。洛克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中对此做过讨论，我的许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小时候也曾有过同样的观念，受到它的强烈吸引。这种观念似乎是清楚的、可靠的：
在我看来，事物看起来、听起来、闻起来怎么样，这样的方式是存在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想知道，事物显现给我的方式，与事物显现给别人的方式，是否一样。
哲学家就此主题写出了许多不同的版本，但经典的是一种个体间性版本：我如何知道，当我们看到某物时，你与我看到的是同样的主观的颜色？因为我们都是通过看那些公共的有色对象来学习颜色词汇的，所以我们的言语行为将会一致，即使我们经验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主观颜色——例如，即使红色事物在我看来的样子与绿色事物在你看来的样子是相同的。我们会把相同的公共事物称为“红色的”和“绿色的”，即使这时我们的私人经验“完全相反”（或只是有所不同）。
有没有方法判断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考虑一条假说：红色的事物在你看来和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这个假说既不可反驳也不可证实吗？许多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有些人还得出结论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它始终是一种无意义的废话，尽管这个理由起初诉诸常识。另外一些人则想知道，技术是否可以帮助我们证实（或证伪）个体间的颠倒光谱假说。科幻片《头脑风暴》（赶紧澄清一下，这不是以我的《头脑风暴》一书为剧本的影片）正是以这种假想的设备为主题的：一台神经科学仪器装到你的头上，通过一条电缆把你的视觉经验传入我的大脑。即使闭上双眼，我也能精确地报告你看到的任何东西，除了我对天空怎样变成黄色、草变成红色等感到惊奇之外。如果我们有这样一台机器，用它做的这种实验难道就不能从经验上证实我们的感质是不同的这一假说吗？但是，假如技术人员拔出电缆插头，把它倒转180°再插入插座，我现在就报告天空是蓝色的、草是绿色的等，那么，哪个方向才是插头的“正确”方向？设计和建造这样一台设备（眼下我们假设它是可能的），要求它的“保真度”应该按照两个被试报告的规范程度得到调节或校准，这样我们就正好回到证明的起点。现在，有人也许想要以进一步的精细阐述来避免这一结论，但感质拥护者之间的共识是说，这是一件败局已定的事。似乎存在一种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这个思想实验的寓意在于，即使有完善的技术，被试之间的感质比较也是不可能的。这确实为令人震惊的“证实主义”或“实证主义”观点提供了支持，该观点说，颠倒的感质观念是无意义的，因此感质的观念是无意义的。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用他那著名的“盒子中的甲虫”类比这么说道：
盒子中的事物在语言游戏中根本没有地位，甚至不能作为某物，因为盒子甚至可能是空的。——不，盒子里的东西完全可以“分解”；无论它是什么，都消失了。（Wittgenstein, 1953, p. 100）
但这是什么意思？它是否意味着，感质是实在的却又不起作用？或者，它是否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任何感质？对大多数考虑过感质的哲学家来说，有一点似乎显而易见：感质是实在的，即使感质方面的差别以任何办法都不可能探测到。事情就是这样，令人不安，直到有人想出这个思想实验的一种也许有所改进的版本：个体之内的颠倒光谱。这种观念似乎有几个人都独立想到了（Gert, 1965; Putnam, 1965;Taylor, 1966; Shoemaker, 1969; Lycan, 1973）。在这个版本中，所要比较的经验全都在一个心智之中，因此我们不需要那台毫无希望的头脑风暴机器。
一天早上你醒来，发现草变成红色，天空变成黄色，等等。别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世界里发生任何颜色异常，因此问题必定出在你身上。似乎你有资格做出结论，你经历了视觉颜色感质的颠倒。它是怎么发生的？原来是在你睡觉的时候，一些邪恶的神经外科医生切换了从你视网膜上的颜色感光视锥细胞中导出的所有连线——神经元。
到目前为止，都没问题。发生在你身上的效果惊人，甚至堪称恐怖。你当然能够发现，现在事物在你看来的样子大不相同，我们甚至能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找到一种恰当的科学解释：视皮质中“关注”比如颜色的神经元簇所取得的刺激，来自视网膜上一套经过系统转换的感受器。因此战役似乎取得一半的胜利：感质方面的差别也将是可探测的——如果这种差异是突然在某一个人身上迅速发展起来的[4]。但这只是一半的战役，因为假想中的神经外科医生的恶作剧也切换了你所有的反应倾向；你不仅会说你的颜色经验全被打乱了，而且你与颜色有关的非言语行为也被颠倒。你过去在红色的光线下常常表现得烦躁，如今则在绿色光线下表现出来了；你已经失去熟练掌握颜色的能力，而你过去在生活中常常要依靠各种不同的标色体系。（如果你为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打球，你会不断地把球误传给穿红色队服的人。[5]）
感质拥护者所需要的是一项思想实验，它要证明，事物呈现出来的方式可以独立于所有这些反应倾向。因此我们必须做出进一步发展，让故事变得复杂；我们描述的这种事情，必须消除反应倾向方面的切换，却没有触动被切换的“感质”。正是在这里，研究文献开始陷入日益错综复杂的胡思乱想，因为目前还没有人想到，事物呈现出来的方式其实脱离了主体的反应倾向；只不过在感质拥护者看来，这是一种重要的原则上的可能性。为了指出这一点，他们需要描述一种可能的、不管多么稀奇古怪的情况，其中这种分离显而易见是现实存在的。在这里，考虑一个不会成立的故事：
一天晚上，在你睡觉的时候，邪恶的神经外科医生切换了从你的视锥细胞中引出的所有连线（就跟前面一样），然后，晚些时候，还是在这个忙碌的夜晚，来了另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团队，B队，他们在比较靠近神经元的地方，做了一次重新连线的补充手术（见图12.1）。
（我们可以假设）这重新恢复了所有过去的反应倾向，但它也恢复了过去的感质。由于B队迅速消除了A队的破坏行动，因此，皮质中那些“关注”比如颜色的细胞，现在又得到它们原来的信号。第二次突然切换似乎发生得太早，它发生在通向意识的途中。因此我们将不得不把这个故事讲得有所不同，让第二次突然切换晚点发生：在颠倒的感质已经进入意识之后，却在对它们的任何颠倒反应能够固定之前。但这可能吗？如果支持多重草稿模型的论证是正确的，这就是不可能的。从眼球到意识，再到随后的行为，在这条因果“链”上，不可能划出一条界线，使得所有针对X的反应都发生在它之后，同时对X的意识又发生在它之前。原因在于，它不是一条简单的因果链，而是一张因果网，具有多条路径，在这里许多多重草稿被同时而且半独立地编辑着。感质拥护者的故事只有在笛卡儿剧场存在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这个剧场是大脑中的一个特殊地方，有意识的经验据说就在此处发生。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就能把它与那两次突然切换相提并论，让颠倒的感质保留在剧场中，同时使所有的反应倾向都能常规化。但是，由于不存在笛卡儿剧场，因此这个思想实验是无意义的。并不存在什么连贯的方式来讲述这个必要的故事，也没有任何办法将在意识中呈现的性质与大脑对它的各种区分所做出的多重反应分离开来，因为没有任何额外的呈现过程。
图12.1
在讨论颠倒光谱的文献中，常常有人认为，第二次突然切换不是靠手术而是靠被试逐渐适应新的经验体系完成的。这很肤浅。人有令人惊异的适应能力，适应感官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错位。已经出现许多视域颠倒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被试戴着特制的眼镜，把一切事物都上下颠倒——使视网膜的图像刚好正立！（关于这一点的精彩概述，参见Stratton, 1896; Kohler, 1961; Welch, 1978。又见Cole, 1990。）在连续几天佩戴这种或那种产生颠倒效果的特制眼镜（它们是有区别的——一些眼镜有广阔视域，另外一些则会给佩戴眼镜的人带来狭隘的视野）之后，被试往往能够异常成功地适应。伊沃·科勒（Ivo Kohler）在因斯布鲁克做了一些实验，从实验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两个被试在第一次戴上特制眼镜、滑雪下山、骑车穿越城市要道时，显得很无助，场面很滑稽，后来他们仍然戴着颠倒眼镜，但显然已经完全适应了。
因此让我们假设，你逐渐适应了外科手术造成的色觉颠倒。（你为什么想去适应，或你为什么得去适应，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也可以在这一点上向感质拥护者让步，以加速他们的毁灭。）现在，某些适应一开始显然是后经验的。我们可以假设，清澈的天空在你看来也许仍然是黄色的，但你开始想把它称作蓝色的，以与你邻居的步调一致。看着一个新奇的对象，也许会造成暂时的混乱：“它是绿……我是指红色的！”在绿色的光线下你会烦躁吗？它会作为一种异常仍然出现在你的皮肤电反应中吗？出于论证的需要，感质拥护者必须设想——无论多么不可能——你的所有反应倾向都适应了，只留下依旧颠倒的感质残余。因此出于论证需要，我们暂时承认，你的性质空间中最根本的和天生的偏向也“适应了”——这很荒谬，但更糟的还在后面。
为了讲述这个必要的故事，感质拥护者必须假设，所有这些适应最终都变成了第二天性——动作敏捷，而且毫不勉强。（如果它们没有变成第二天性，就会有一些残留的仍然不同的反应倾向，而这个论证要求所有这些都必须消除。）那就这样吧。现在，假定你所有的反应倾向都恢复了，你对你的感质的直觉是什么？它们仍然是颠倒的吗？还是没有颠倒？
这一点也说得过去，毕竟出于论证需要而必须容忍如此之多的可疑假定之后，你要么精疲力竭，根本没有直觉冒出来，要么发现自己不相信任何打动你的直觉。但是，也许在你看来，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你的感质仍然是颠倒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故事中有什么促使你这样想？也许，即使你一直顺着指示，你还是不知不觉添加了故事所没要求的进一步假设，或者没能注意到故事并不排斥的某些可能性。我认为，有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可以说明你的直觉——在所想象的这个实例中你仍然有“颠倒的感质”，这个解释说，你是在做一个额外的、没有根据的假设，以为所有的适应都发生在“后经验这边”。
不过，也许适应能沿着上行路径得以完成，难道没有这种可能性吗？当你第一次戴上深色眼镜时，你根本看不到任何颜色，或者，至少你看到的是一些稀奇古怪、难以分辨的颜色，但戴了一会儿之后，令人惊讶的正常色觉又回来了。[科尔提请哲学家注意这些效应，你可以用军队多余的红外线狙击手眼镜自行检验（Cole, 1990）。]也许，由于不知道这一惊奇的事实，因此你从来没有想到你或许能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适应这个手术。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添加一些细节，凸显这个思想实验中的这种可能性：
……而随着适应过程的进行，你常常会惊讶地发现，事物的颜色看起来不是那么奇怪了，而且有时你会感到困惑，并做出两次矫正。当有人问你一个新对象的颜色时，你会说：“它是绿……不，红色……不，绿色！”
这样讲故事后，如下情况似乎就是“显而易见”的了：颜色感质自身已经适应新局面，或者已经再次颠倒。但是，现在你也许认为，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管你做出的是哪种类型的调整，都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存在不清楚的情况。为此信念提供基础的未经检验的假设就是：所有的适应都能划分成前经验的或后经验的（斯大林式或奥威尔式）。起初，这个假设也许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些极端的情况确实容易分类。当大脑弥补头部和眼睛的移动，“在经验中”产生一个稳定的视觉世界时，这当然就是在经验之前消除影响，也就是沿着意识的上行路线进行适应；而当你想象在颜色词汇的选择方面（“是绿——我指的是红色！”）做出外围的（“晚到的”）弥补时，这显然是后经验的，仅仅属于行为调整。于是，我们大可以推测，当所有适应都已经做到时，它们要么使主观的颜色（“意识中的”颜色）继续颠倒，要么不会这样，难道不是吗？我们也许会说：把突然切换加在上行路线中，如果突然切换的次数是偶数，如B队造成的结果，那么感质就会被常规化；如果突然切换的次数是奇数，感质就仍然是颠倒的。胡说八道！想想第5章的新拉弗曲线吧。判别变量存在单个值，该值可以被挑选出来作为“在意识中”这个变量的值——这种说法根本就既不具备逻辑上的必然性，也不具备几何学上的必然性。
只要用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畅想，同时遵循感质拥护者的规则，我们就能证明这一点。假设在手术之前，某种蓝色往往让你想起一辆你曾经坐过且出过车祸的轿车，因此它成为你想回避的颜色。假设在手术后，起初你对这种颜色的事物并没有负面反应，你觉得它们是一种无害的、不值得记住的黄色。但是，在你完全适应之后，你又会回避这种蓝色事物，因为它们让你想起了那次撞车事故。（如果它们没有引起这种反应，这就是一种未适应的反应倾向。）但是，如果我们问你，这是因为像你所记忆的，这辆轿车是黄色的（就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那个讨厌的东西一样），还是因为像你所记忆的，这辆轿车是蓝色的——就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那个讨厌的东西一样，那么你其实应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的言语行为将是完全“适应的”，对“你发生撞车事故的那辆车的颜色是什么”这个问题，你直接的、第二天性的回答是，它是“蓝色的”，你还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面前的那个讨厌的东西也看作蓝色的。这是否意味着你已经忘记了那段漫长的训练期？
没有。我们不需要像记忆缺失这样夸张的事情来解释你这种无法回答的情况，因为我们手边有大量的日常事例，其中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你喜欢啤酒吗？许多喜欢啤酒的人都承认，啤酒是一种习得的味道。人们是通过练习而逐渐地或慢慢地喜欢那种口味的。什么样的口味？喝第一口时的口味？
[喝过啤酒的人可能会反驳说]不可能有人会喜欢那种口味。对喝过啤酒的人来说，啤酒有不同的味道。如果我觉得啤酒的味道一直跟第一次喝啤酒的时候一样，我就绝对不会一直喝啤酒！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第一次喝时的味道和我最近一次喝时的味道一样，我压根就不需要习得那种味道！那样的话，我会像喜欢刚才品尝的那一口一样喜欢第一次喝啤酒时的味道。
如果这个喝啤酒的人是对的，那么啤酒就不是一种习得的味道。没有哪个人后来的感觉跟第一次喝的时候一样。实际上，啤酒在他们那里的味道是逐渐变化的。其他喝啤酒的人或许坚称情况并非如此，在他们那里，现在啤酒的味道和以前一样，只不过现在他们更喜欢那个味道本身。这有实质差别吗？当然，在异现象学上有差别，而这个差别需要解释。可能是不同的信念源自如下类型的分辨能力方面的真实差别：在第一类喝啤酒的人当中，“训练”改变了味觉性质空间的“形状”，而在第二类喝啤酒的人当中，性质空间大致保持不变，但对该空间的“评价函数”却被修正。或者某些甚至所有喝啤酒的人，可能都在欺骗自己（就像有些人坚持认为，高分辨率的玛丽莲·梦露肖像真实地存在于他们视野的背景中）。我们必须超出异现象学世界，看到头脑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以弄清是否存在一种保真的（哪怕是“不自然的”）解释可以说明喝啤酒的人的这些说法。而且，如果存在这样的解释，那只是因为我们决定把“它尝起来的感觉”还原为反应倾向的这种或那种综合体（Dennett, 1988a）。要“拯救”感质，我们就要“摧毁”感质。
因此，如果一个喝啤酒的人皱紧眉头，表情严肃，说他所指的是“啤酒现在在我尝起来的样子”，那他一定是在欺骗自己——只要他认为他因此就能指称他所熟悉的一种感质，一种完全独立于他不断变化的反应态度的主观状态。在他看来，他似乎能够这样做，但他其实不能。[6]
出于同样的理由，在我们设想的例子中，你因为蓝色的对象而想起了撞车的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对象呈现给你的样子分辨出它是否与你撞车时轿车呈现给你的样子在“本质上”相同，你就是在自欺。这足以推翻感质拥护者的思想实验，因为目标在于描述一种情况——在此情况下感质显然会被颠倒，同时反应倾向则会常规化。假设人们可以做出分辨这一点，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如果没有这个假设，也就没有论证，而只会有一个直觉泵——一个故事，它引诱你宣布你的内心直觉，而又不给你一个说明它的好理由。
无论是否回避问题实质，有一点也许都是明显的：“你所看到的事物的主观颜色”必定“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这只是表明了笛卡儿剧场对我们的想象所施加的强大吸引力。这也许有助于打破笛卡儿剧场观念的残余吸引力：我们要深入地考虑由此带来的它与颠倒图像的眼镜之间的类似之处。当佩戴这些眼镜的被试的适应已经成为第二天性，以至于他们能骑车和滑雪时，人们要问的一个自然（却有误导性）的问题就是：他们是怎样适应的，是通过把他们的经验世界重新正过来，还是通过慢慢习惯他们那个上下颠倒的经验世界？而他们又是怎样回答的？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这些回答与他们适应的彻底程度大致相关。适应越是彻底，被试就越会认为这个问题不恰当或不可回答。这就是多重草稿理论所要求的：存在大量的区分和反应，它们需要调整，而且散布在大脑中，其中一些处理低级“反射”（比如某物逼近时立即闪开），还有一些则应付处在注意中心的有意行为，因此，随着在这种七拼八凑的过程中形成的适应逐渐累积，被试就完全不再确信，是该说“事物跟过去看起来一样”，还是该说“事物看起来不同，但我习惯了”，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从某些方面来说，事物在他们看来是相同的（按照他们的反应来判断），从其他方面来说，事物在他们看来是不同的（按照他们的其他反应来判断）。如果存在视觉眼肌运动空间的唯一表征，所有针对视觉刺激的反应都必须经过这个空间得到疏导，那么，它就必定是“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也许吧，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唯一表征。事物呈现给他们的样子，是由许多部分独立的反应习惯组成的，而不是大脑中唯一的、内在地直立或倒立的图像。唯一重要的是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匹配，而由于这种匹配的完成是在许多不同的地方用许多不同并且大致独立的手段来做到的，因此也就很难说什么可以“算作”“我的视野仍然上下颠倒”。
这对“感质”颠倒同样成立。一种观点认为，感质是在一个人所有反应倾向的颠倒之外多出来的某种东西，所以，如果这些倾向重新常规化，颠倒的感质将保持不变，这种观点只是笛卡儿剧场的持久神话的一部分。这个神话在关于光谱颠倒的精致思想实验中得到宣扬，但宣扬它不等于支持它或证明它。如果在反应倾向的总和之上并不存在什么感质，那么，认为可以在保持感质不变的同时调整倾向的观念，就是自相矛盾的。
